凡是偉大的，必定簡單張立憲
一本書，導致了一次採訪。
A
1986年，安德魯·懷爾斯做出了那個改變其生命歷程的決定：證明谷山-志村猜想，進而證明費馬大定理。這一年，我也需要做出影響生命歷程的選擇：上文科，還是理科？
所有的路標都指向理科。不管是考試成績，還是個人興趣。張潔有篇小說叫《祖母綠》，曾令兒喜歡上一個繡花枕頭的草包男人，她也不會向他撒嬌賣嗲，只會不停地做數學題，比任何別人都快都好。這一幕烙在我心中，覺得那個黝黑的漁家女兒有著說不出的性感。當年，我最大的樂趣就是做數學輔導書上的題，專揀難度最高的C型題，每做出一個，都有莫大的快樂。
非常幸運的是，我所在的中學，是在高二年級中期分科，而不像大多學校那樣一升入高二就把這事兒給辦了。所謂幸運就是，我攤上了一個優秀的數學老師，他叫邰寶先，如果上文科，就不可能由他來教了——好數學老師當然要用在理科班上。邰老師的課，永遠是全校笑聲最多最大的課堂，他的動作和表情都極為豐富，講至興處，能將板擦順利完成左右手交接工作，兼以復雜的空中旋轉，而他的粉筆頭，也能呼嘯著準確呼嘯擊中那些打瞌睡的同學。經常在晚自習的時候，他悄無聲息地溜進教室，在黑板上寫下幾道題，然後揚長而去。第二天上課，再一臉坏笑地問我們做出來沒有：“一想到你們被難住，我就樂得不行”，然後將更漂亮的解法告訴我們。那一個學期，是我最輕鬆愉快的時光，解析幾何不知不覺就學完了，從此再沒有題能難得住我。
而另一方面，我們的語文課也由一位全國特級老師來教授，光一篇，他就上了有半個月。這樣的語文，實在是味如嚼蠟。
但是，在天平的另一端，儘管只有一個砝碼，卻沉重無比：我是色盲，上理科，會有許多專業不能報考。
現在很難理解那種戰戰兢兢的心情，而在當年，高考之難，難於上蜀道，能考上個學就不錯了，誰還考慮你的個人誌趣和未來設計？
在一片懵懂中，我摸索著做過三次這樣影響生命歷程的選擇：填報誌願時，有人攛掇在提前錄取裡填上北京廣播學院，我老以為那所學校培養的是電器維修人員，就硬下心空著那一欄；報了人大後，負責招生的副校長盛情難卻地鼓勵我考人口學系，說是競爭又小，分配又好，我唯唯諾諾地應承下來，但還是咬著牙沒報那個專業，那個後來被我們譏為“人口販子”、人口稀薄整天被別系欺負的專業；而在最重要的文理分科時，我經過痛苦的猶豫掙扎，置物理課班主任的挽留於不顧，最終去了文科班……
二十年後，我看到了《費馬大定理》這本書。唯一確定無疑的感覺就是，如果在1986年的那一天，我能看到這本書，肯定會學理科，考數學系。
人生若只如初見。我永遠不能假設，行走在另一條軌跡上的我，會是什麼樣子。至少，我可以做一個像邰寶先老師那樣的人，體驗著數學的成就與快樂。
這本書的閱讀，是一個驚心動魄欲罷不能的過程，中間攙雜著不得不睡的覺和不得不上的班。那天晚上參加一個活動，我卻惦記著家裡沒看完的《費馬大定理》，硬是沒喝酒，早早就離開現場。關乎閱讀，這樣的事情已經很久沒有發生了。
這是一本寫得非常精彩的書，費馬大定理的破解過程，與一部簡明的數學史，被作者西蒙·辛格有機地糅合在一起。但我的瘋勁兒發作，以極大的興趣和耐心將其拆散，以《讀者文摘》的筆法重新歸置梳理了一遍。一字一字敲在電腦中時，我的心中湧動著巨大的惆悵。但願有一個少年，能夠在如我那個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讀到這個故事。
“牛頓研究所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將世界上一些最優秀的學者聚集在一起，呆上幾個星期，舉辦由他們所選擇的前沿性研究課題的研討會。大樓位於（劍橋）大學的邊緣，遠離學生和其他分心的事，為了促進科學家們集中精力進行合作和獻策攻關，大樓的建築設計也是特殊的。大樓裡沒有可以藏身的有盡頭的走廊，每個辦公室都朝向一個位於中央的供討論用的廳堂，數學家們可以在這個空間切磋研究，辦公室的門是不允許一直關上的。在研究所內走動時的合作也受到鼓勵——甚至電梯（它只上下三個樓層）中也有一塊黑板。事實上，大樓的每個房間（包括浴室）都至少有一塊黑板。”
請允許我抄下書中的這一段文字。我清楚的知道，那是我再也不可企及的精神故園。
B
我寫出的閱讀手記被《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看中並連載。我本以為事情到這裡就該結束了，但沒有想到的是，某天接到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的指示：安德魯·懷爾斯要來北京，他問我是否願意代表中青報進行一次專訪。
我興奮得幾乎要昏倒。
由於父親去世，安德魯·懷爾斯的訪京計劃延遲了一個月。 8月28日，他終於踏上了北京的土地，這也是52歲的他第一次來到亞洲。
第二天，陪他走馬觀花地看過北京後，我們坐在后海公園的湖邊，採訪開始。當我如醉如痴地閱讀《費馬大定理》一書時，絕對沒有想到有朝一日會和書中的傳奇人物一起穿行北京，並面對面地坐在一起，聽他將我讀書時心中產生的一個個疑問予以解釋。
這基本上是一次答非所問的訪談，也成了我採訪安德魯·懷爾斯的最大驚喜。
此前，我設想這是一次中規中矩的採訪：其一，安德魯·懷爾斯因成功破解費馬大定理而名噪天下，至今已有十餘年，世界各大媒體的採訪他都經歷過了，應該是積累了不少熟極而流的套話；其二，我已經讀過好幾遍那本書，自以為對他的了解夠深，相信無論怎樣的回答，都不會超出那本書的內容。
但一個多小時的採訪還是頗出乎我的意料。
書中的一些疏漏得以糾正：書中說，“在懷爾斯開始著手這個證明後不久他們就結婚了”，而懷爾斯對我說，他開始研究費馬大定理是在1986年，而結婚是在1988年；按照書中的說法，他是在完全獨立和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研究的，而事實上懷爾斯一開始還告訴過一些同事，但由於不勝其擾而逐漸將自己的計劃隱藏起來；據說還有一家國際製衣大企業請他為新系列男裝做廣告，當我向他求證這個問題時，他說，由於那家服裝公司的名字叫“GAP”（gap意即“缺陷”），所以他拒絕了。
採訪公眾人物，往往很乏味。因為他們說的話並不是他們想說的，而是我們想听的。我們希望聽到的是一種浪漫決絕的回答，既孤標又悲壯，而對於回答者來說，即使真實情況並非如此，也要準備這樣一番自我描述，似乎才對得起觀者的期待。在我的新聞採訪生涯中，遇到的大都是這些意料之中的說辭。
安德魯·懷爾斯卻並沒有流露出這種舍我其誰的豪邁和得意之情。我問他著手研究費馬大定理的時候，是否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並指出許多數學家對這個難題望而生畏的事實。
“從歷史上來看，真正的嚴肅的數學家中，決定研究費馬大定理的人並不是很多，因為他們首先要考慮在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下，數學的發展是否給他們提供了工具，足夠達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水平。到1986年我決定研究大定理，那個時候絕大多數的人認為手中的工具也不夠，而我認為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並不是浪漫，而是很有現實的把握。”所謂的答非所問就是這樣。他沒有因為獨力挑戰費馬大定理而居功自傲。按照他的說法，似乎數學史寫到1986年，即使安德魯·懷爾斯不去證明，也會出現另外一個人。
論文在驗證階段被發現了一個缺陷，久久不能解決，懷爾斯甚至已經準備好公開承認這個缺陷。我問及他當年的困境和壓力，他的回答卻是：“我只知道這個問題能夠解決，並且也希望能夠解決。即便我承認我的證明有缺陷，也會有成百上千的人看到希望，看到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好的工具，他們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掉。也許他們會用一些時間，八年，十年，但工具已經有了，方向已經有了。”
兩種語境，兩種心態，兩種思路，這是最超出我想像的回答。此前採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事、北大數學院的田剛院士時，田曾評價懷爾斯是一個“勇敢的人”，因為他當時承受的是身敗名裂的壓力。而在懷爾斯的回答裡，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什麼“勇氣”，至於“身敗名裂”，我懷疑他的詞典裡壓根就沒有這個詞。佛經中說“無名”“無相”，懷爾斯達到了這種修為。
話說回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只有他這樣簡單直接的人才能擔當。
採訪中也有很規矩的回答。談到他三個喜歡數學的女兒，我問他是否希望她們成為像他一樣的數學家。他的回答是：“不，我希望她們選擇自己喜愛的東西，不見得一定是數學。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做他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特別是在年輕的時候。”說這番話的時候，他的一個女兒就坐在旁邊。
安德魯·懷爾斯這次的北京之行，還將取道香港，領取2005年度的邵逸夫數學科學獎，以及一百萬美元獎金。我本來還有一個很常態的問題：你準備用那一百萬美元的獎金做什麼？但我馬上決定放棄這個問題。
此前我已經了解到，一位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的薪水，足以保證他們過很體面的生活。多了這一百萬美元，我看對安德魯·懷爾斯過日子並沒有多大影響。他大概也犯不著為女兒掙下什麼資產，我剛剛聽一個朋友聊到他的孩子在美國學校的見聞：幾個同學假期裡去玩，花自己掙的錢的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而花父母錢的人，就像做了什麼丟人的事兒似的抬不起頭來。
我又想起等候安德魯·懷爾斯來京的那個下午，我和攝影記者賀延光在北大校園裡閒逛。老賀先是驚訝於北大一些新建築的惡俗——逸夫樓的外牆竟貼著那種小塊的白色瓷磚，等我倆進到一所食堂準備喝杯水，他又吃驚於食堂三層的富麗堂皇。我說，聽說現在的學生中，有的特困生一個月只花一兩百塊，有的富家子弟卻被稱為“八千大少”，不知道是一個月還是一個學期花掉八千。
看著眼前的父女倆，我想懷爾斯的女兒肯定不會上不起大學，也肯定不需要她的父親讓她成為“八千大少”。
在這次採訪之前，我已經和安德魯·懷爾斯有了一天多的接觸。在我看來，因為有強大的自信和偉大的成就作底，所以他寵辱不驚，謙和沖淡。而這次採訪之後，再回憶當時的一問一答，我想到的是，他能夠從容而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做，是基於一種生活和事業中的安全感、安定感。
這才是我們恰恰沒有的。
北大的院士們說，平時的評估就消耗了太多的精力，怎麼可能潛心做研究；又說，懷爾斯用七年時間做秘密研究，不跟組織上打聲招呼，這麼長時間也不出成果寫論文，在中國早就沒津貼了，更不用說評職稱，分房子。
我也回顧了一下採訪懷爾斯這三天期間我自己做過的事情：岳父需要動手術，找病床、排隊等手術，我往返於兩座城市，同時擔心住院是否要花很多的錢，家裡的積蓄也許不夠；路上適逢學生暑假開學，一票難求，要到下一站才能找到座位；採訪間隙得知，同事們正在為老闆拖欠工資而提出訴訟，我也已經有一個季度沒有拿到工資……只能自我解嘲，我的腦子裡思考不了懷爾斯在思考的問題，他的腦子裡也同樣裝不下我要面對的問題。
安德魯·懷爾斯在北大的學術報告過後，一位受到鼓舞的青年學者說，懷爾斯此行，是對認真搞基礎研究的學術風氣的呼喚。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只是強調客觀困境，沉迷在外界無止境的消耗和誘惑、內心無止境的慾望和算計之間，我們的頭腦就會永遠紛亂蕪雜下去，安德魯·懷爾斯的呼喚只能是徒喚奈何。
所以我喋喋不休地敘說著這次採訪對我的觸動，那應該是一種我們需要秉持的人生態度：又賤，又瘋，又簡單。
所謂賤、所謂瘋，就是盡量放下身段和顧慮，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熱愛的事情中，享受那種瘋魔。所謂簡單，正如本文標題：凡是偉大的，必定簡單。
列夫·托爾斯泰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