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股“唱自己的歌”的熱潮，迄今已受到廣泛的注意與重視。雖然許多人仍在懷疑，甚至基金會本身亦時常檢討，對於鼓勵這件年輕人創作歌曲的熱狂是否得當？而以這般非正式音樂科班出身的人來寫音樂，是否會使音樂的水準降低？我一直耿耿於懷不能釋然！然而，“我們需要有自己的歌，以及年輕人創作的慾望”這個事實卻是不容忽視的。
――洪建全基金會的董事長洪簡靜惠
《我們的歌》第一集封面（上）及封底（下）
余光中曾這樣評價：“有人稱楊弦為民歌之父，我卻認為一向鼓勵民歌運動的陶曉清，可以稱為民歌之母。”陶曉清18歲就步入廣播界擔任主持人，見證了台灣的民歌運動甚至國語流行音樂的整個歷史。
陶曉清亦是“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的受邀觀眾之一。據她回憶，“就這樣，我認識了楊弦、余光中與《滾石》雜誌當時的幾位重要人物。楊弦的專輯出版後，我也在同一個單位─―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之下，策劃出版了三張專輯――《我們的歌》第一、二、三集，找來當時創作力旺盛的一些朋友，共同'玩'出了這些作品。但是我的唱片生涯就只有短短的這些日子，因為我發現在我的主業電台節目主持之外，製作音樂會的樂趣比製作唱片更多。”
然而，以學院派為首的傳統民歌論者卻對此“民歌”表示質疑。 1975年12月，第一個表示異議的聲音在《中央日報》副刊出現，隨即引發一場正名論戰。攻方多半引經據典以學院音樂學者的定義來指責“中國現代民歌”一詞的不准確，他們認為楊弦的中國現代民歌“既不中國，也不現代，更不是民歌，只是些西洋的東西”，此外，也有學者提出“音樂的創作絕對不是找首詩詞來隨便哼哼”，面對這些批評，余光中回應了一篇《民歌的常與變》。
創辦雲門舞集的林懷民曾經面對關於中國現代舞的採訪者說，“我實在不明白什麼叫中國，什麼叫現代……我不在乎我採用的材料來自何處，我只希望編出來的是我自己的……如果能使觀眾覺得親切也許便是中國的，也許是現代的……”
楊弦本人似乎並沒有對這場論戰表示太多的關注。楊弦並未因為初步的成功轉而全心投入創作、演唱及推廣的工作，他依然從事他原有的專業，並未到處趕場表演。事實上，他從未想過要通過這場演唱會達到個人在名或利方面的要求，他甚至反對把音樂當成一種謀生的手段，這也是日後他很快就退隱的原因之一。
陶曉清編撰的《你的歌：中國現代民歌》第一輯
1975至1976年之交的正名論戰之後，有關“中國現代民歌”的活動就沉寂下來。以楊弦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民歌”在1977年被再次提起，並舉辦了一系列發掘歌手、舉辦演唱會、座談會、平面專欄、電台節目、製作唱片等相關活動，幾乎都是陶曉清一人在主導與推動。 1976年底，陶曉清為她自己主持的中廣“熱門音樂”春節特別節目的錄製，這個演唱會以不公開的方式進行，邀請了包括楊弦在內的六位歌手。這個節目在1977年2月6日播出，“結果，很多聽眾反應他們很喜歡這些清新的作品”。陶曉清於是在3月10日在中山堂舉辦了一場類似的公開演唱會，“很多聽眾來信要求在中廣節目中播出中國現代民歌，要求經常舉辦類似的活動”。自5月起，陶曉清在《熱門音樂》節目中就設立專門介紹“中國現代民歌”的時間段，第二年，另外為現代民歌設了專門的排行榜。同時，以“中國現代民歌”為名的大型演唱會以及相應的座談會也在1977年稍後出現，這些活動基本上均是陶曉清策劃，而她策劃的《我們的歌》唱片第一、二輯也在洪建全基金會的支持下於10月一起出版，首版3000張在12月初即售罄，並隨即再版。
在陶的號召之下，聽眾們開始將自己的作品錄成卡帶寄到電台發表，有時在卡帶效果不佳的情況下，也會受邀親自上電台演唱錄音。這一做法的一個直接作用便是在新聞局的歌曲審檢制度尚未施行到電台節目之時，使每個潛在匿名的聽眾都有機會變成檯面上有名有姓的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