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其渴望一種溫暖，渴望一種柔情。整個身體僵硬得如同一塊冰。寫不下去，痛不欲生；寫得順利，欣喜若狂。這兩種時候，都需要一種安慰和體貼。
尤其是每個星期六的傍晚，醫院裡走得空無一人。我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遙望河對岸林立的家屬樓。看見層層亮著燈火的窗戶，想像每一扇窗戶裡面，人們全家圍坐一起聚餐，充滿了安逸與歡樂。然後，窗簾一道道拉住，燈火一盞盞熄滅，一片黑暗。黑暗中，我兩眼發熱。這就是生活。你既然選擇了一條艱難的道路，就得捨棄人世間的許多美好。
長長地吐出一聲嘆息，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虛構的男女之間。在這樣的時候，你描描繪他們的悲歡離合，就如同一切都是你自己切身的體驗和感受。你會流著幸酸的或者是幸福的淚水講述他們的故事——不，在你看來，這已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長長地吐出一聲嘆息，突然從遠處傳來一聲火車的鳴叫，便忍不住停下筆，陷入到某種遐想之中。這充滿激情的聲音似乎是一種如喚。你會想到朋友和親人從遠方趕來和你相會，以及月台上的那揪心的期盼與久別重逢的驚喜。
有一天半夜，當又一聲火車的鳴叫傳來的時候，我已經從椅子上起來，什麼也沒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門。我在料峭的寒風中走向火車站。
火車站徒有其名。這裡沒有客車，只有運煤車。除過山一樣的煤堆和一輛沒有氣息的火車，四周圍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我悲傷而惆悵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來這裡是接某個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這雖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經錯亂。我對自己說：“我原諒你。”
悄悄地，用指頭抹去眼角的冰涼，然後掉過頭走回自己的工作間——那裡等待我的，仍然是一隻老鼠。終於要出山了。因為元旦即在眼前。在那個新舊交替的日子裡，為了親愛的女兒，我也得趕回去——其實這也是唯一的原因。和這個煤礦、這個工作間告別，既高興又難受。高興的是，我終於要離開這個折磨人的地方。難受的是，這地方曾進行過我最困難最心愛的工作，使我對它無限依戀。這是告別地獄，也是告別天堂。總之，這將是一個永遠難以忘懷的地方。寒冬中，我坐在越野車的前座上離開此地，懷裡抱著第一部已寫成的二十多萬字初稿。透地寰窗，看見外面冰天雪地，一片荒涼。記得進山時，還是滿目青綠，遍地鮮花。一切都毫無覺察中悄然消逝了，多少日子都沒顧得上留意大自然的變異。沒有遣憾，只有感嘆。過去那段時光也許是一生中度過的最為充實的日子。現在應該算作是一個小小的凱旋。
又回到了熟悉的城市。一切能都讓人感動眼花繚亂，到處是匆忙或悠閒的人群。矯健瀟灑的青年人，滿面紅光的中年人，自得其樂的老年人。洪水般的車流，蜂窩似的噪音。最讓人眼讒的是街道兩邊店舖裡堆積的那些吃喝。平是身處城市，對於那些陳年積月的副食品並不會產生興趣，但對一個啃了許多日子冷饅頭的人來說，一切都是美味珍饈。
無論如何，城市是人類進步的偉大標誌。久住於其間，也許讓人心煩，可一旦離開它太久，又很渴望回到它的懷抱。當你從荒原上長時間流浪後重返大城市，在很遠的地方望見它的輪郭，內心就會有許多溫暖升起。最重要的是主，無論是好是壞，這裡有你的家。想著馬上就要看見親愛的女兒，兩腿都有點發軟。
短短幾天假期（自己頒布的），興奮得不知該干什麼。首先到大街上的人群裡瞎擠了幾趟。
在街上的人群中無目的地行走，也算一個不常有的愛好。繁華熱鬧的街道，無論物還是人，都會給你提供大量的信息，給你許多啟示和靈感。有時候，一篇文章寫完了，題目不滿意，就到大街上去“尋找”，往往會有意外的收穫。思考問題有時也要改換一下環境。大部分時間需要安靜，有時候在嘈雜聲中更能集中精神，只是應該身處一個陌生的環境，絕不能在一群熟人之中，因為一旦掉入思考的深淵，就往往難以顧及世俗的禮貌。我曾經為此得罪過不少愛面子的紳士。既是在機關，陷入寫作的苦惱時，也常常會路遇同輩、長輩忘了問候一聲，被人評為“驕傲”——上帝作證，這確實是無意間犯下的銷誤。接下來，該彌補一下所欠孩子的感情，於是，在床鋪上地板上變作一匹四肢著地的“馬”呈“狗”，讓子騎關轉圈圈爬；要么，讓孩子騎在脖項裡，扛著她到外面遊逛。孩子要啥就給買啥——這顯然不捨教育之道，但又無法克制。
春節過後不久，就又進入周而復始的沉重。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再也沒有能純粹地休息這麼長的時間。第一部初稿終於完成了。就自己來說，這可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望著桌上的一大摞稿紙，內心很是激動。雖然就全書的工作量來說，它只是六分之一（每部兩稿），但這迄今為止所進行的最長一次遠征，現在，終於在這個地方結束了一個段落。抄寫和二稿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享受”，儘管就每天的勞動量和工作時間來說，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多。這主要是一種體力的付出，腦力相對來說壓力要小一些。寫第一稿，前面永遠是一片不可知的空白，寫完今天，還不知道明天要寫什麼。現在，一切都是有依據的，只是要集中精力使之更趨完善。第一稿不講究字寫得好壞，只要自己能辨認就行了，當時只是急迫而匆忙在記錄思想。第二稿在書寫形式上給予嚴格的注意。這是最後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詞酌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話，每一個詞，每一個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當最出色最具創造性的表現。每一個字落在新的稿紙上，就應該像釘子打在鐵板上。一筆一畫地寫好每一個字，慢慢寫，不慌不忙地寫，一邊寫一邊閃電似地再一次論證這個詞句是否就是唯一應該用的詞句。個別字句如果要勾掉，那麼塗抹的地方就塗抹成統一的幾何圖形，讓自己看起來順眼。一切方面對自己斤斤計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義。但這裡麵包含著一種精神要求。一座建築物的成功，不僅在總體上在大的方面應有創造性和想像力，其間的一磚一瓦都應一絲不苟，在任何一個微小的地方都力盡所能，而絕不能自欺欺人。偷過懶的地主，任你怎麼掩飾，相信讀者最終都會識別出來。整個抄寫工作更接近機械性勞動。每天的任務總是那麼多。中午一吃完飯就伏案抄寫。晚飯後繼續進行一直到凌晨。
為了不受干擾，在機關院子借了一間別人擱置不用的房間。房間是老式的，據說有七八十年的歷史，冬天暖氣夏不透風，裡面呈長方形，採光很不好，白天也得開兩個燈。資料、書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變，感覺完全是一個手工作業的工場。這裡在別人看來是亂七八糟，在我眼裡則是“井井有序。”抄寫到手僵硬的時候，停下來燒一杯咖啡。腦子一片空白，兩眼直直地對著牆壁，慢慢喝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個瞬間。鄰居一個小男孩不時進來搗亂一番，顧不上和他糾纏，每次拿兩塊方糖來換取幾小時的安寧。
凌晨，從工作間出來，累得彎腰勾背，穿過一片黑暗向家屬樓走去。嘴裡不由自地發出一聲聲疲勞的嘆息。有時候，立在寂靜無聲的院子裡，感動十分淒涼。想想過兩個小時天就大亮，到處一片沸騰，人們將開始新的一天，而我卻會拉起窗簾，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我已經完全脫離了正常人的生活規律，感覺一直處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陽光照耀著我。
體力已經明顯地不支，深夜上樓的時候，手扶著攔桿，要在每一個拐角處歇一歇，才能繼續往上走。當你竭力想逃避各種干擾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時候，無數干擾卻會自動找上門來，讓你不得安寧。
最可怕的是那些沾親帶故的人。他們並不忙，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找你的麻煩。你在這裡虛構別人的故事，他們在遠方的山鄉圪裡虛構你的故事。據說我的“官”熬大了，為我設立了好幾道崗，栽絨地毯一直鋪到機關大門口，吃飯對用的是金碗銀勺象牙筷子，專車上刻著“路遙專用”幾個字。這已經是伊麗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們誰能相信我披一件棉依渾身酸疼龜縮在一個破房子裡，一天有時只湊合著吃一頓飯，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呢？
於是，他們紛紛找上門來，叫你安排工作，問你要錢，讓你給某某人寫信解決某某問題。我越來越失耐心，有時真想對他們歇斯底里發作一通。
親戚，這個詞至今一提起來都讓人不寒而粟。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藉孫少平的口評論道：“人和人之間的友受，並不在於是否是親戚。是的，小時候，我們常常把親戚這兩個字看得多很美好和重要。一旦長大成人，開始獨立生活，我們便很快知道，親戚關係常常是庸俗；互相設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難也常常是親戚們造成的；生活同樣會告訴你，親戚往往不如朋友對你真誠。”也許這些情緒極端了一些。記得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在《歐根·奧涅金》中對此也過類似的情緒。我想有人會反對這種看法，但肯定會有人支持這種看法。姑且作為一個有爭議的題目留給讀者去評說。另一種干擾出自周圍的環境。說實話，文學圈子向來不是個好去處。這裡無風也起浪。你沒成就沒本事，別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績，有人又瞧著不順跟。你懶惰，別人鄙視；你勤奮，又遭非議；走路快，說你趾高氣揚；走路慢，說你老氣橫秋。你會不時聽有人鼓勵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別再想安寧。這裡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一事無成可能一生相安無事並可能種豆得瓜。在這樣一種機關，最有趣的現象之一是：孩子們最忙，晚睡早起，勤於功課；其次是太太們忙，早出晚歸，忙於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從早喝到晚。
如果有企圖“成名成家”，不免會有暗潮湧動，讓你大亂方寸。由於各人對生活的理解大有差異，這些衝突就是自然現象。雖然文學圈子並非全都如此，但了不是言過其實。這些地方雖然聽不見槍砲之聲，且有許多“看不見的戰線”。毫無疑問，我國的文學體制也需要深刻的改革。這當然是後話了。
在當時的狀況中，我無力對所有的一切做出反應。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頭上，也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我堅信生活將最終會對是非做出判斷。
31
但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文學形勢。我知道，我國文學正到了一個花樣翻新的高潮時刻。其變化之日新月異前所未有。文學理論仍然“大於”文學創作。許多評論文章不斷重複談論某一個短篇或中篇，觀點大同小異。
很多人在憤憤不平地抨擊瑞典皇家科學院那幾位年邁的老人，為什麼不理會中國當代文學這些成就？
於是，找來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確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現。但無疑和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海明威、西蒙、塞拉、伯爾、倫茨、幸格、伯樂赫斯、馬爾克斯、略薩等西方和拉美現代派大師比較，還有相當大距離，要談不到超越。可是，必須正視我國文學發展的這個現實。作為作家，絕不能狹隘地對待各種不同的文學觀點和創作，而要認真分析，認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處的環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別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
問題又回到了寫作前那個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從事自己的工作。當然，這種巨大的壓力是相當嚴酷的。你感動你完全被拋在了一個無人知曉的黑暗的落裡，似乎不僅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經變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這間黑暗的作坊就是像徵。只差幾張蜘蛛網了。
好在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暫時把桌面完全清掃乾淨，只留下二十本稿紙放在那裡。
靜靜地抽了一個下午紙菸，不停地喝了許多杯咖啡，然後一個人在蒼茫的暮色中來到古城牆下的環城公園。望著滿城燈火，想了許多事。過去的、現去的、現在的、未來的；別人的；家庭的、個人的；社會的、國家、世界的。只有這個時候，才完全離開作品，可以想想別的事了。同時想應該用一整天時間去買幾身衣服，買一點像樣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來，一切生活都是湊合著過，邊件換洗的襯衣都沒時間去買。並不是完全輕鬆了下來。
沒有。遠遠沒有。更嚴峻的問題就橫在面前。
按當時的文化形勢，這部書的發表和出版是很成問題的。首選當然是因為這部書基本用所謂“傳統”的手法表現，和當時文學的文學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對新潮作品趨之若鶩，不會對這類作品感興趣。另外，全書共三部，這才是第一部，誰知後面兩部會是什麼樣子——關於這一點，說實話，連我自己也不踏實，怎麼能讓人空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書將有一百萬字，這麼龐大的數字對任何一家出版單位（尤其是雜誌）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有些雜誌和出版社已表現出迴避的態度，我完全能理解。
大概由於我曾是的作者，還有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問題還算順利的解決了。我至今仍然懷著深深的警意感謝當時《花城》雜誌的副主編射望新先生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們用熱情而慷慨的手接過了這本書稿，使它能及時和讀者見面。第一部發表和出版後的情況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學界和批評界不可能給予更多的關注。除過當時的文學形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為這是全書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開，更談不到巨大高潮出現。評論界保留態度是自然的。不過，當時還是有一些我國重要的批評家給予第一部很熱情中肯的評論。這裡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們是蔡葵、朱寨和曾鎮南。蔡葵是我國主要研究當代長篇小說的專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國長篇小說的大背景上來考慮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終關注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給了我許多鼓勵和關懷。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這些幫助對我來說是極其寶貴的。朱寨是一位很有造詣且經驗豐富的老一代文藝和批評家。從中篇小說開始，他就給予我的創作以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評價。他和蔡葵一起為《平凡的世界》開始，得到某種承認而竭盡了全力，這是我永遠難以忘懷的。另一位當時很矚目的批評家曾鎮南，對於這部書有十分透徹的理解，並對第一部寫了一篇重要的批評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評使人心服。由於幾位我國當代重要批評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沒有喪失信心。當然，從總的方面看，這部書仍然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疑慮，我也完全能感覺來這一點。
我是心平氣靜的。因為原來我就沒抱什麼大希望。而眼前這種狀況；也不能算失敗。最重要提，我自己心裡很清楚，對第一部的某些疑問，正是二三部我將要解決的。我不能要求別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準備解決許多問題。
這樣，便產生了一處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給挑剔的批評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東西。
客觀地說，儘管第一部我已費盡心機竭盡了全力，但終究是沒有經驗的產物，很多地方有遺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爾泰的原則，第一部我明節制的。現在看來，他雖然沒有滿足批評界的期望，但為我下面的描寫和展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在我的心中，三部已是一個統一體，我已經看見了書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對批評界的意見過分計較，他們只是就現的第一部發表看法。
總之，第一部的發表和出版，沒有給我帶頭什麼大歡樂，也沒有遭受巨大打擊的感覺。它只帶來更刺激，促使我以更飽滿的精神狀態投入下面的工作。
我急迫地、但也晚縝密地開始重新檢討第二第三部的構思內容。許多原來苦心經營並十分滿意的構建被毫不猶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個地改變了流向。有些素顯然成了一堆廢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馬上補充。
至於從開始一直到後來某些評論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責難，他們仍然沒有能說服我。由於我忙於自己的創作，沒有精力和他們“抬槓”，只能任他們去說。
同在，我也許就一兩個主要問題可以談談自己當時的認識了。
從以來，某些評論對我的最主要的責難是所謂“回歸土地”的問題。通常的論就是我讓（？）高加林最後又到了土地上，並且讓他手抓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喊叫著一聲“我的新人哪……”由此，便得到結論，說我讓一個叛逆者重新皈依了舊生活，說我有“戀土情結”，說我沒有割斷舊觀念的臍帶等等。首無應該弄清楚，是誰讓高加林們經歷那麼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個圓圈後不得不又回到了起點？
是生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而不是路遙。作者只是力圖真實地記錄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中發生了什麼，根本就沒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像去解決記加林們以後應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同樣應該由不斷發展的生活來回答。作者真誠地描繪了生活，並沒有'異虛作假”，同時不神經直地表達了自己的人生認識，這一切就足夠了。高加林當時的生活出路，不僅我無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見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來闊談高加林的這一問題當然容易，連街頭賣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擺出一副事後諸葛亮的架式來鄭重“指出”。要是這樣來論證作品，除過斜幻小說家，所有的作家都屬“舊觀念”。
另外，高加林雖然回了故鄉的土地（當時是被迫的），但我並沒有說他就應該永遠在這土地上一輩子當農民。小說到是結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並沒有在小說結束時結束；而且我為此專門在最後一章標了“並非結局”幾個字。
至於高加林最後那一聲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環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應該談論是否應該有這一聲呼喊，而應該討論這聲呼喊是真情的流露還是偽飾的矯情。實際上，這聲喊叫混含著人物許多複雜的思想情緒，並不像某些偏執的批評家從觀念上看到的那麼簡單；其中主人公的難言之隱一般讀者即可體味。
換一個角度說，高加林為什麼就應該有一點所謂的“戀土情結”？即便這土地給了他痛苦，但他終究是這土地養育大的，更何況這裡有愛他的人，也有他愛的人。他即使想遠走高飛而不成，為什麼就一定要詛咒土地？如果是這樣，這個人就是精神變態者，而不是一個正常人。任何一個出身於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斷然決襲。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聯合國，在精神上也不會和高家村一刀兩斷。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個話題，既如何對待土地——或者說如何對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勞動大眾的問題。
是的，我們最終要徹底改變我國的廣大農村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變落後的生活觀念和陳舊習俗，填平城鄉之間的溝塹。我們今天為之奮鬥的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這也是全人類的目標。
但是，不要忘記，在這一巨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其中就包含著我們將不得不拋棄許多我們曾珍視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永恆的痛苦所在。
人類常常是一邊戀棧著過去，一邊堅定地走向未來，永遠處在過去與未來交叉的界線上。失落和歡欣共存。尤其是人類和土地的關係，如同兒女和父母的關係。兒女終有一天可能要離開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間在感情聯繫上卻永遠不可能完全割會，由此而論，就別想用簡單的理論和觀念來武斷地判定這種感情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
那麼，當歷史要求我們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時，我們對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別還是無情地斬斷？
這是俄羅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題，也是我的命題。
哲學的斷定是一回事，藝術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藝術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學家的判定，但哲學家的判定未見得能包藝術家的感受。理性與感情的衝突，也正構成的藝術永恆的主題。拉斯普京曾寫了《告別馬礁》，揭示的正是這一痛苦而富於激情的命題。我迄今為止的全部小說，也許都可以包含在這一大主題之中。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從一個側面專門為此而寫的一個小小的“特定”。
我國不幸的農村問題是歷史形成的；是古老歷史和現當代歷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學家和經濟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對“問題”，而作家藝術家面對的卻是其間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毫無疑問，廣大的落後農村是中國邁向未來的沉重負擔。
但是，這個責任應由歷史承擔，而不能歸罪於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簡單地說，難道他們不願意像城里人一樣生活得更好一些嗎？命運如果把他們降生在城市面把現在的城里人安排到農村，事實又將會怎樣？城里人無權指責農村人拖了他們的後腿。就我國而言，某種意義上，如果沒有廣大的農村，也不會有眼下城市的這點有限的繁榮。
放大一點說，整個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在內）不就是全球的“農村”嗎？因此，必須達成全社會的共識：農村的問題也就是城市的問題，是我們共有的問題。
這樣，從感情上說，廣大的“農村人”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們的處境和痛苦，而不是優越而痛快地只顧指責甚至嘲弄醜化他們——就像某些發達國家對待不發達國家一樣。
作為血統的農民的兒子，正是基於以上的原因，我對中國農民的命運充滿了焦灼的關切之情。我更多地關注他們在走向新生活過程中的艱辛與痛革，而不僅僅是到達彼岸後的大歡樂。我同時認為，文學的“先進”不是因為描寫了“先進”的生活，而是對特定歷史進程中的人類活動作了準確而深刻的描繪。發達國家未必有發達的文學，而落後國家的文學未必就是落後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證。
我們看到，出現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論化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論“權威”的高度讚揚。某些批評已經不顧及生活實際上是怎個樣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揚的理論觀念。那麼，我們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遠劃不好圓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歷史和社會環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樣，這正是文學應該探求的。他們類似或不同的思想、慾望、行為、心理、感情、激情、歡樂、沉淪、痛苦、局限、缺陷；他們與社會或自然環境的矛盾；與周圍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們會發現十惡不赦的壞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幾乎沒有。這就是實際生活中的人。他們不可能超越歷史、社會現實和個人的種種局限。
正因為如此，我們前面談論的高加林們當時就只能是那樣，而不會按某些批評所要求的那樣。以後，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評家的原因，仍然是因為社會生活發展的原因，千千萬萬的高加林們還要離開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別而不會無情地斬斷。在第二部開始寫作之前，根據新的《不可避免的》結構調整，還需要補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學的環境，因為這一部要寫到大學生活。儘管我也有過大學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間的一般性情況，但要具體進入藝術描寫，就要有一個較為確定的環境，這樣會更方便一些。決定採訪西北工業大學。這所大學和孫蘭香將要上的大學性質基本一致——有關航空航天的專業性大學。如果不是時間限制，還打算隨實習的學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肅酒泉的國家衛星發射中心去採訪。在一群男女大學生朋友的幫助下，我盡量在短時間內熟悉了這個大學的基本情況。教學，生活起居，課程安排，各種場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間的距離，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活動全過程等等。然後和他們交流思想，涉及學習、生活、理想、戀愛以及有關他們的現實和未來的種種問題。將一切搜索到的材料統統夾在筆記本里，其中甚至有課程表和飯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資料，立刻建立起一個有關大學情況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覺能自由地描寫這裡的環境和生活時才結束了這次緊張的採訪。另一個關疼的問題是，第二部一開始就要直接撈省委書記的生活。這一級領導幹部我以前只是皮毛地接觸過，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說基本沒有。我較為熟悉的是地縣鄉鎮及農村的各級頭面人物。省委這一級領導人的一般性生活對公眾來說已有相當的“神秘”性。通常的工作和社會活動環境我可以為他們“設計”，但他們的家庭環境和生活起居我無法靠想像來解決。
必須想辦法最少到一個這樣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寫他們的時候有一種感性的依據。
省委大院警備森嚴，作為一個普通人怎麼可能去隨便“串門”？但我一定得串這次門。如果不能正面踏進家門，用“特工”方式也得進行這次“刺探”。當然，要盡量避免任何“不道德”行為。馬上開始在外圍尋找能通向這個大院的熟人關係。
終於在文學圈裡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於父母的關係和省委書記一家人很熟。省委書記我認識，但並不深交。
不能正面去約見，這樣，他會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廳裡，而你又無任何問題要他解決，根本達不到熟悉他家庭環境的目的。最後，這位女士出主意說，等省委書記一家人外出，只留保姆一人的時候，我們可以假裝找省委書記而乘機在他家裡“溜達”一圈。好主意。於是，等這個機會一到來，我便和她“潛入”本省的“第一家庭”，開始了這次“驚險”的“深入生活”活動。
一切都很順利。這位女士以省委書記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分使保姆信任地領著我們“參觀”了這個家庭的角角落落，並向她詢問了這個家庭日常生活的許許多多細節。
估計主人快要回家的時候，我們便悄悄溜了出來。心裡不由冒出了毛澤東的兩句詩：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第二部第一稿的寫作隨即開始。
這次換了地方，到黃土高原腹地中一個十分偏僻的小縣城去工作。正是三伏天，這裡的氣候卻特別涼爽。我在縣武裝部院子裡的角落裡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窯洞，陰涼得都有點沁人肌膚，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時火爐。三伏天生火爐可算奇蹟——
但這卻是真的。工作規律在寫第一部時已經基本建立起來，許多方面習慣成了自然，不必為一些形式上的小事而大費心機。
心理狀態異常緊張。因為我意識到，第二部對全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體力和精神都竭力讓其運轉到極限，似乎像一個貪婪而沒有人性的老闆在壓榨他的僱工，力圖擠出他身上的最後一滴血汗。從大戰略上說，任何作戰過程中的中間部分是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它是勝敗的關鍵。比如足球比賽，最艱難的爭奪也在中場。在現代足球運動中，幾乎所有的隊都把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中場。如果中場部分是弱的，那麼前鋒即使有天才表演也常常抓不住致勝的機會。
長卷小說中的一種現像是，有特別輝煌的開捲和壯麗的結束，但中間部分卻沒有達到同樣的成績，這在很大程度上會給讀者帶來難言的遺憾。我個人覺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似乎就有這種不滿足。
不管能否達到目的，我認識到，對於《平凡的世界》來說，第二部是橋樑，但不能成為一種過渡。它更應該在正面展開盡可能寬闊的衝突，有些人物甚至在第二部就應基本完成他們的“造像”。人物關係之間和人物自身的心理衝突大規模地交織在一起，其紛繁錯綜有點“會戰”的性質。好像一個人擺開好多攤象棋，不斷調換角色和位置來下這些棋。在一片紛亂中得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堅強的意志來進行。精心地組織“混亂”。審慎地挽結並梳理網結。在大片的刈割中細緻地“撿漏”。悉心地攔蓄後又瓷意汪洋般放脫。在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以更大的勇氣投入。在一些上下都平坦的道路上故意為自己投置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經過巨大繁複勞動和精神折磨仍然能穿過去的地方，就可能取得較為滿意的成果。
體力在迅速下降，有時候累得連頭也抬不起來。抽煙太多，胸脯隱隱作疼。眼睛發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
想到了鍛煉。方式卻過分極端，每天下午晚飯後去爬城對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專門尋找了一條羊腸小道。山路崎嶇，攀登相當吃力。這山被茂密叢林覆蓋，也沒有農田，大熱天不會有任何人出現在這裡。於是一到半山腰的樹叢中，就脫得赤條條只穿一件褲衩，像非洲叢林裡的土著生蕃。爬上山頂最高處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煙，透過小樹林望一會兒縣城街道上蟻群般走動的人，然後做一套自編的“體操”。如果當時有人發現太陽西沉的時候，此地有個赤身裸體的傢伙做出一些張牙舞爪的動作，一定會大吃一驚。
下山回到宿舍，用先備好的一桶涼水沖洗完身子，再開始工作。這種鍛煉方式在當時體力不支的情況下，是十分有害的，它實際上加速了體力的崩潰。如此極端鍛煉身體的方法是過去從少年毛澤東那裡受到的啟發。記得十幾歲時，就曾在暴雨雷電中一個人爬上山讓瓢潑大雨淋過自己，雷聲和閃電幾乎就在咫尺之間；也曾冒險從山頂幾乎不擇道路地狼奔豕竄衝下來，以鍛煉在危難瞬間思維和行動的敏捷與諧調，或者說選擇生存的本領。沒想到十幾年後竟然又作了這樣一次類似的“少年狂”。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為飽滿的狀態下完成的。這是一次消耗戰。尤其對體力來說，幾乎動用了所有的“庫存”。自我感覺要比第一部好。這是一個很大的安慰。這時候，才感到踏入了創作生涯的一個新階段。對自己的籠罩真正散淡下來，似乎已是一個遙遠的事件。
身體的變化是十分明顯的。不用照鏡子也知道蒼老了許多。走路的速度力不從心；飯量也減少了不少。右邊的眼睛仍然在發炎，難受得令人發狂。醫生認為是思維長期集中焦慮而造成的，建議我停止工作和閱讀。無法接受這個忠告。
倏忽間明白，所謂的“青年時代”就在這瞬間不知不覺地永遠結束了。想起了葉賽寧傷感的詩句：“不惋惜，不呼喚，我也不啼哭；金黃色的落葉堆滿我心間，我已經再不是青春少年……”突然接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通知，讓我三四月間出訪西德。這期間正是我準備休整的空檔時間，因此很樂意進行這個別緻的活動。這是我第一次走出國內，因此有許多個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裝等等。
四德的訪問使我大開眼界，感覺似乎置身於另外一個星球的生活。思維的許多疆界被打破了，二十多天裡，幾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並且穿過冷戰時期東西的界標“柏林牆”到東柏林去玩了一天。
作為一個有獨立人生觀的人，我對所看到的一切都並不驚訝。我竭力在這個陌生的世界裡尋找與我熟悉的那個世界的不同點和相同點，尤其是人性方面。
一切都是這樣好，這樣舒適愜意。但我想念中國，想念黃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個貧困世界裡的人們。即使世界上有許多天堂，我也願在中國當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異邦公園般美麗的國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遙遠的平凡世界裡的那些衣衫襤褸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像，如果讓孫玉亭或王滿銀走在漢堡的大街上會是一種什麼狀態？
二十多天的訪問已足夠了。我急迫地想回去進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婦女聽見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聲。是的，沒有什麼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在慕尼黑奧林匹克體育中心觀看了一場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賽。我曾熱愛的球星魯梅尼格（他當時效力拜仁慕尼黑隊）也上了場，並且給對手紐倫堡隊的大門送進去第一個球。在法蘭克福一下飛機，我就向德方陪同人員提出看一場足球賽，他們熱情周到地滿足了我的這個願望。至今想起這場球賽都使我激動不已。在一切體育運動中，我只對高水平的足球比賽心醉神迷。它是人類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體現。它是詩，是哲學，是一種人生與命運的搏擊。訪問結束，從北京一下飛機，聽見滿街嘈嘮的中國話，我的眼淚就在眼眶裡旋轉。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卻更愛貧窮的中國。原來打算從北京直接坐飛機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個山村的土窯洞裡，以體驗一下從“天堂”突然降落到“地獄”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這點“羅曼諦克”的想法未能實現。又回到了機關院內那間黑暗的“牢房”，開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線，一整天都大開著門。
激奮與淒苦交織在一起。
對待息的工作，不僅嚴肅，而且苛求。一種深遠的動力來自對往事的回憶與檢討。時不時想起青少年時期那些支離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熱情緒支配下的荒唐行為，那些迷離失落的傷感和對未來的涉茫無知。一切都似乎並不遙遠，就發生在昨天。而眼下卻能充滿責任感與使命感，從事一種與千百萬人有關係的工作，這是多麼值得慶幸。因此，必須緊張地抓住生命黃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現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這樣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錯一步或錯過一次機會，就可能一錢不值地被黃土埋蓋；要么，就可能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浪潮中成為無足輕重的犧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報，不辜負它的厚愛。要格外珍視自己的工作和勞動。你一無所有走到今天，為了生活慷概的饋贈，即使在努力中隨時倒下也義無反顧。你沒有繼承誰的壇壇罐罐，迄今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勞動所獲。應該為此而欣慰。
為了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個黑暗可怕的“作坊”，都應保持不可變更的狀態：莊嚴的時刻就在今天。
我的難言的淒苦在於基本放棄了常人的生活。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園，連聽一段音樂的時間都被剝奪了，更不要說上劇院或電影院。每逢星期天或節假日。機關院子裡空無一人，在這昏暗的房間裡像被拋棄了似的龜縮在桌前，毫無意識之中，眼睛就不由潮濕起來。
除過勞累，仍然存在一個飢餓問題。沒想到在煤礦沒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還是沒啥可吃。不是城裡沒有吃的——
吃的到處都是。主要是沒有時間正點吃飯。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點鐘左右（再遲一點夜市就關閉了）。
在西安當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許多賣吃喝的小攤販都認識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幾乎所有能吃的小攤子，只是人們不知道我是乾什麼的。我想，從外貌上和那種狼吞虎咽的吃相，他們大概會判斷我是蹬三輪車的師傅。吃這些飯花錢不少，但絕不是一種享受。尤其是衛生，那簡直不能提說，每次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趕緊吞嚥完。時至今日，我從很遠的地方看見夜市，就想嘔吐。
有時候，因為順利或者困難，不知不覺就到了夜間十二點鐘。夜市去不成了，又無處尋覓吃的東西，只好硬著頭皮到沒有入睡的同事家裡要兩個冷饃一根大蔥，湊合著算吃了一頓飯，其狼狽如同我書中流落失魄的王滿銀。
順便說一說，我吃飯從不講究，飲食習慣和一個農民差不多。我喜歡吃故鄉農村的家常便飯，一聽見吃宴會就感到是一種負擔，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蠟，還得陪眾人浪費很長時間。對我來說，最好能在半小時以內吃完一頓飯。有時不得不陪外賓和外地客人上宴會，回來後總得設搞點饃或麵條才能填飽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愛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費觀念是順其自然，完全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從不刻意計算攀比。可以用一百元錢買，一條高級香煙供“關鍵”的幾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錢買一件仿羊皮夾克穿幾個冬天——當然，從沒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夾克會是假的。
第二部完全結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體狀況不是一般地失去彈性，而是彈簧整個地被扯斷。
其實在最後的階段，我已經力不從心，抄改稿子時，像個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著身子勉強用筆在寫。幾乎不是用體力工作，而純粹靠一種精神力量在苟延殘喘。
稿子完成的當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沒有一點勁了，只有腿、膝蓋還稍微有點力量，於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亂的稿頁和材料收拾起來。終於完全倒下了。身體軟弱得像一攤泥。最痛苦的是每吸進一口氣都特別艱難，要動員身體全部殘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著了。有時去門房取報或在院子曬太陽就鼾聲如雷地睡了過去。坐在沙發上一邊喝水一邊打盹，臉被水杯碰開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麼病。其實，後來我才知道，如果一個人三天不吃飯一直在火車站扛麻貸，誰都可能得這種病。這是無節制的拼命工作所導致的自然結果。
開始求醫看病。中醫認為是“虛”，聽起來很有道理。虛症要補。於是，人參、蛤蚧、黃芪等等名貴補藥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氣溫常常在三十五度以上，天熱得像火爐一般，但我還要在工作間插起電爐子熬中藥。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樣。工作間立刻變成了病房。幾天前，這裡還是一片緊張的工作氣氛，現在，一個人汗流浹背默守在電爐旁為自己熬中藥。病，熱，時不時有失去知覺的徵候。
幾十副藥吃下去，非但不頂事，結果喉嚨腫得連水也咽不下去。胸腔裡憋了無數的痰卻連一絲也吐不出來。一天二十四小時痛苦得無法入睡，既吸不進去氣，又吐不出來痰，有時折磨得在地上滾來滾去而無一點辦法。
內心產生了某種驚慌。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對極度身體疲勞總是掉以輕心。以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每寫完一個較長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場大病；不過，徹底休息一段時間也就恢復了。原想這次也一樣，一兩個月以後，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現在看來，情況相當不妙。
把的希望都寄託在醫生的身上。過很少去醫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藥，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現在不敢再耍二桿子，全神貫注地熬藥、吃藥，就像全神貫寫作一樣。
過去重視醫藥，現在卻對醫藥產生了一種迷信，不管頂事不頂事，喝下去一碗湯藥，心裡就得到一種安慰；然後閉目楊象吃進去的藥在體內怎樣開始和疾病搏鬥。
但是，藥越吃病越重。
一個更大的疑惑佔據了心間：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我第一次嚴肅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見，死亡的陰影正從天邊鋪過。我懷著無限驚訝凝視著這一片陰雲。我從未意識到生命在這種時候就可能結束。
迄今為止，我已經有過幾次死亡的體驗，但那卻是在十分早遠的年間，基本像一個恍恍的夢境一般被蓬勃成長的生命抹去了，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
最早的兩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三歲左右，我發高燒現在看來肯定到了四十度。我年輕而無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醫生，而叫來鄰村一個“著名”的巫婆。在那個年齡，我不可能對整個事件留下完整的記憶。我只記得曾有一隻由光線構成的五顏六色的大公雞，在我們家土窯洞的牆壁上跑來跑去；後來便什麼也沒有看見，沒有聽見，只感到向一種無邊無際的黑暗中跌落。令人驚奇的是，當時就想到這裡去死——我肯定這樣想過，並且理解了什麼是死。但是，後來我又奇蹟般活了，不久就將一切忘得一干二淨。這件事唯一的後果就是那個巫婆更加“著名”了，並且成了我的“保鎖”人——類似西方的“教母”。
第二次是五歲或六歲的時候。那時我已經開始了農村孩子的第一堂課——勞動。我們那地方最缺柴饒，因此我的主要作業就是上山砍柴，並且小小年紀就出手不凡（後來我成為我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為母親在院子裡積壘下小小一垛柴禾。母親捨不得燒掉這些柴，將它像工藝品一樣細心地碼在院畔的顯眼處，逢人總要指著柴垛誇耀半天，當然也會得到觀賞者的稱讚。我在虛榮心的驅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離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結果，由於這種年齡還不能在復雜陡峭的地形中完滿地平衡身體的重心，就從山頂的一個懸崖上滑脫，向深溝裡跌了下去。我記得跌落的過程相當漫長，說明很有一些高度，並且感到身體翻滾時像飛動的車輪般急速。這期間，我唯一來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結果，又奇蹟般地活下來了。我恰好跌落在一個草窩裡，而兩面就是兩個深不可測的山水窖。
後來的一次“死亡”其實不過是青春期的一次遊戲罷了。那時，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時茫然加上失戀，就準備在家鄉的一個水潭中跳水自殺。結果在月光下走到水邊的時候，不僅沒有跳下去，反而在內心喚起了一種對生活更加深沉的愛戀。最後輕鬆地折轉身，索性摸到一個老光棍的瓜地裡，偷著吃了好幾個甜瓜。想不到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卻真正地面對這件事了。
死亡！當它真正君臨人頭頂的時候，人才會非常逼近地思考這個問題。這時候，所有的人都可能變成哲學家和詩人——詩人在傷感地吟唱生命的戀歌，哲學家卻理智地說，這是自然法則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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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對命運的無情只有悲傷和感嘆。
是的，這是命運。在那些荀延喘的日子裡，我坐在門房老頭的那把破椅子裡，為吸進去每一口氣而拼命掙扎，動不動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樣吊著骯髒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著我，並且正確地指出，寫作是絕不能拼命的。而生人聽說這就是路遙，不免為這副不惑不解：作家就是這個樣子？作家往往就是這個樣子。這是一種並不瀟灑的職業。它熬費人的心血，使人累得東倒西歪，甚至像個白痴。
痛苦。不僅是肉體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產生了一種宿命的感覺——我說過，我絕非聖人。
這種宿舍的感覺也不是憑空而生——這是有一定“依據”的。我曾悲哀地想過，在中國，企圖完全長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偉大的曹雪芹不用說，我的前輩和導師柳青也是如此。記得臨終之前，這位堅強的人曾央求醫生延緩他的生命，讓他完成《創業史》。
造成中國作家的這種不幸的命運，有屬於自身的。更多地是由種種環境和社會的原因所致。試想，如果沒有十年文化革命的耽擱，柳青肯定能完成《創業史》的全部創作。在一個沒有成熟和穩定的社會環境中，無論是文學藝術家還是科學家，在最富創造力的黃金年華必須爭分奪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為隨時都可能風雲驟起，把你衝擊得連自己也找不見自己。等這陣風雲平息，你已經喪失了人生良機，只能抱恨終生或飲恨九泉了。此話難道是危言聳聽？我們的歷史可以無數次作證，老實說，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緊迫地投身於這個工作，心裡正百擔心某種突如其來的變異，常常有一種不可預測的驚恐，生怕重蹈先輩們的覆轍。因此，在奔向目標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個心態似乎是要趕在某咱風暴到來之前將船駛向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