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不貴多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雲：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皋賦百二十篇。而於《枚皋傳》雲：“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委<骨皮>，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餘、崔烈、曹眾，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於《鄭玄傳》雲：“玄依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秦延群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 《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著書之難子書自盂、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匯而為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庶乎其傳也與？宋人書如司馬溫公、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免焉日孳孳，斃而後己。”
○直言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於，玄宗為之感動；白居易為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詩之為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禹維師民，艷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雲”，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嫌也。 《楚辭?離騷》：“餘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舀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孔稚《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魂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立言不為一時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 《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製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 《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日“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仿之。 《唐書》：“李叔明為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己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並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 《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為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遊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 ”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週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膝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 ”是為王者師也。鳴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烏》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 ”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云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為不平矣。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詩》雲：“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下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弒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謅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曰助}之九錫。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闢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之。 《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為冀章草。 《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為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云以文辭緣澤其奸。 《宋史》言章用事，嘗曰：“元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文辭欺人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侶。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為苛矣。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於普施寺，迫以偽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拯為翰林學士。拯既污偽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為詩曰：“紫宸朝罷綴鵬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為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遊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為忠憤之論，與夫名污偽籍而自托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 《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复，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 《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啖。”夫鏡情偽，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 、《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遊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札記》、範介儒之《膚語》，上規子云，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雲：“今人有效謝樂康、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雲：“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賦。”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幾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范圍之外也。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曲禮》之訓“毋剿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市見而意已明。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間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間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雲：“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上，《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裡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裡子滑稽多智。 '《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 '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樗裡子'三字其可省乎？ 《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 '《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 '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
○文人求古之病《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為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為《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為《尚書》、《左氏》。乃虯取《史》、《漢》中文法以為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為不稱。以今日之地為不古，而惜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為不古，而藉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藉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糖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為工，亦自不知孰為古、孰為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為之太息，書以為後生戒。”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奠可考矣。何孟春《詩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眾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未五季間孫光憲輩始。 《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毅為'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於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為古人笑也。 《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
○古人集中無冗復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復也，一集之中亦無冗复。且如稱人之善，見於祭文，則不復見於志；見於志，則不復見於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於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為範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範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
○書不當兩序《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柱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於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為之。官於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於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於獨斷，則有自為之而不讓於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為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為人序。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為人序者可以止矣。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為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為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遊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為人立傳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考。故有碑、有志、有狀而無傳。梁任《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 《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大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 《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負版，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負版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志狀不可妄作志狀在文章家為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為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為人作志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令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為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王《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风西漢已然，”杜甫作《八哀詩》，李豈一篇曰：“幹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毯，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昔揚子云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 《戒庵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愧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复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徐廣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台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為韓詫冑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己，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 《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好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於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為《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腹，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力務聚斂徵求，以給迸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小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裡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大淵矣。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為戒。
○假設之辭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椅掖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庚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為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徘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陳後復幸之雲，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強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台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雲“顏魯公”，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為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金史?紇石列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