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了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併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只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干己，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
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家爭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系統地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刪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裡，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於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
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確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確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只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只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藉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只有兩次是為複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
所以他說：
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
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併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歷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將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麼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在前面，非常簡單地提到戰國時期的時代環境。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遷寫《史記》的編導手法，在他的筆下如何描寫孟老夫子，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來寫傳記，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平事蹟，應該分開來，單獨地寫。但是司馬遷往往會把一兩個人的列傳合起來寫，或者連帶幾個人寫成一堆。難道他是為了節省稿紙，節省筆墨嗎？不是的，他是把歷史上同一類型的人和事，或者類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來寫成一篇。我們讀了，可以作一強烈的對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啟發，從歷史經驗的鏡子中，反映出立身處世的準則。
因此，司馬遷寫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類型的荀子寫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傳》。在這一篇裡，他又舉了很多與孟子、荀卿類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輝映。
看來他好像偷懶省事2或者是認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傳記似的。其實不然，一個文人筆下的傳記文章，如果有意亂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話，小題大作，大可洋洋灑灑，各自構成專篇。可是司馬遷的風格，是有他的哲學的、學術的中心思想，他絕不願意亂來。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帶出了戰國當時一大堆的有名諸子，並非是漫不經心地隨意而為，實在是有他聰明絕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詮的妙用。我們讀《史記》，幾乎和《春秋》三傳一樣，任何一字一句，絕不可以輕易放過。甚至《史記》中任何一個表，都不是隨便繪製的。
他寫孟子、荀子，同時又連帶寫出與孟子相同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如商君（鞅）、吳起、孫子、田忌。又說“齊有三騶子”，當然極力描寫三騶子中的另一位談天文、說地理、講五行之學，大受當時人們所重視、尊敬，不像對孟子那樣的冷落、淒涼的——騶衍。
從騶衍以次，又說：“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驕、騶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當然，也包含了同一時代性的人物關係。
再以後便寫荀子（卿），由荀卿而連帶說到莊子、墨子、公孫龍、劇子、李俚、尸子、長廬、籲子等等。不過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於籲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我們要注意他這句“不論其傳”一詞的涵義，很有深度，也頗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節關於墨子的事，這是對墨子時代還待考證的附帶說明。如說：“蓋墨子，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我們讀《史記》，隨處可以看到司馬先生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啟發性，與睿智存疑等等的編導手法。所以說好好地仔細讀它，可以啟發慧思。
我們讀《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一開始，便可以看到孟子當時一種受盡冷漠歧視的味道。同樣地，司馬遷寫孟子，首先也引用了這一段，然後才說到孟子的籍貫、出身、學歷，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至於說孟子並非子思的學生，則是另一考據的問題。司馬遷很可能弄錯了）。 《史記》上的這篇也和《伯夷列傳》差不多，沒有太多的敘述就完了。只說孟子闡述孔子的學說思想，作了七篇書，就是我們手裡拿到的這本《孟子》。
古今中外，許多被後世認為是多麼偉大，能影響幹秋萬世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數都是那麼淒涼寂寞的。就因為他在生前不重視短見的唯利是圖，對自己個人，對國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風格來為人處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樣的人，如果當時稍微將就一點，自己降格以求，遷就一點現實，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馬先生舉出騶衍來，與孟子當時的處境作一強烈的對比。
在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陳述那些理論思想的時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們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與孟老夫子同時代的騶衍他們，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
其說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是以騶衍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喝石官，身親往師之。
我們讀了這段歷史資料，便可以看到與孟子同一時代的騶衍，也同孟子一樣去見過齊宣王、梁惠王。甚至還到過燕趙兩國，受到燕昭王無比的崇敬。他當時的聲望之高，所受各國諸侯們的歡迎款待，那種威風，那種排場，假如從重視現實虛榮的社會眼光來看，騶衍當時的威風架子實在擺足了。哪裡像梁惠王對待孟子那樣，毫不客氣地稱呼一聲“叟！不遠千里而來。”滿不在乎的味道。至於齊宣王，對孟子也並不表示太大的歡迎。
可是騶行呢？ “重於齊”，他在齊國極受尊重，連一般的知識分子稷下先生們，也連帶地受他影響，都受到齊王的敬重、優待。
騶衍到了魏國（梁），梁惠王親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於現代，一個國家的領袖，親自到飛機場去迎接他一樣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國賓的大禮接待騶衍，所謂“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就是當時現場實況的紀錄。
騶衍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行撇席”，趙國有名的權貴豪門平原君，不敢和騶先生並排走路，隻小心翼翼地側著半個身子在後侍從，比禮賓司的大禮官還在恭順。
到了行館以後，請騶先生坐下，平原君親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個座位打掃清潔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藝術上，司馬遷只用了四個字，便描述得淋漓盡致，他只用“側行撇席”就夠了。由此看來，今古文學寫作的技巧藝術有如此的差別，所以現在從白話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學們，便要特別細心地去讀，去研究，不可以馬馬虎虎。
騶衍到了燕國，那更神氣了。當時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擁彗先驅”，親自到國境邊界去接他，而且手裡還拿著清道用的掃把，表示作他學生一樣的為他開道。
接到了王宮以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請求作他的學生，願意和騶先生門下那些弟子同樣的受業。因此特別為了騶衍新建一座碣石宮來供養他，常常親自到騶先生所住的地方來聽課，和一般學生對待騶老師同樣的恭敬。
我們讀了司馬遷這幾句書，可以看到他用簡短的文字，就把戰國時期享有盛名的學者之光榮事蹟，紮紮實實地記述下來，而且特別只附帶寫在孟子和荀子的傳記裡，這豈不是一種極高明的編導手法？拿當時極受尊敬的騶衍，和備受冷落的孟子作強烈的對比，給大家看。這是歷史時代的悲劇？還是人生的悲劇？抑或鬧劇？或者是現實榮華和千古盛名的對照呢？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啟發了。
我們在座的，以及社會上各方面，許多人都在感嘆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太重現實。其實，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活在世間，就要生存；漸漸地，慢慢地，不知不覺就會重視現實。感嘆別人重視現實的我們，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條件上，老實說，有時又何嘗超越現實？何嘗不重視現實呢？只是角度不同，觀點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卻有極少數的人，他始終漠視現實，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自我而為天下人著想，不顧自己短暫一生的生活現實，而為千秋萬代著眼。因此，也就受到人們一種超越的崇敬，稱他為“聖人”了。
這個道理，其實不用我們來說，司馬遷在《孟子》這篇傳記裡，已經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裡評述騶衍說：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全文裡，他說騶衍先用陰陽玄妙的學術談天說地，講宇宙人生與物理世界因果交錯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聽的人各個為他傾倒。其實騶衍這套學術，就是中國上古理論物理科學的內涵，也是上古科學的哲學內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隨便輕視。
不過，以司馬先生的觀點看來，騶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樣，深深感慨人類文化的危機，尤其當時國際間政治道德的衰落，社會風氣的奢侈糜爛，他為了要有所貢獻，希望改變時代，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歡迎、接受的學術出來，玩弄一下。
其實，他的本意，還是歸乎人倫道義，所謂“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他那些談陰陽、說玄妙的學術，只是建立聲望的方法而已。所謂“始其濫耳”。
當時那些王公大人們，一開始接觸到騶先生的學術思想，驚奇得不得了，都願意來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騶衍真正要他們以人倫道德來作基礎的時候，他們便又做不到了。
這種現象，你只要看看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求仙求道、求長生不老的歷史故事，以及當代一般學各種宗教神秘學人們的作為，便可了解“千古皆然，於今尤烈”。
再從輕鬆一點的角度來講，也正如清人趙翼的感慨，一個人若是要求文學藝術的成就，往往和現實生活發生衝突，產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論詩》中說：“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司馬遷的論述觀點還沒有完，他又說：
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代紂而王，伯夷餓不食週粟；衛靈公問陳，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柯稱大王去分阝。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纓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
騶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這裡劈頭第一句話，就說騶衍在那個時代，“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受到國際間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說的種種榮寵。跟著便說騶衍當時的情形，哪裡像孔子周遊列國時，還在陳蔡之間，受到餓肚子的遭遇；又哪裡像當時的孟子，始終在齊梁之間受到窮困的苦惱。
但是，話又說回來，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難說，有的人一味重視現實，有的人卻輕視現實。例如周武王以仁義作號召，結果討伐紂王以後，自己做起皇帝來了。
所以像伯夷、叔齊他們，覺得這種假仁假義是很可恥的事，寧可餓死在首陽山，也不下山來吃他周朝的飯。
接著，司馬遷又以孔子為例：衛靈公有一次問他軍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閉口不答。孔子並不是不懂軍事，只是不願意再加重他們軍國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樣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趙國之前，也向孟子請教過，結果，孟子避開正面的問題，只告訴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分阝），由於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樂。後來受到戎狄的侵犯，國人憤慨，要起而對抗。但是古公亶父卻不忍心戰場上的殺戮，於是忍痛離開自己的鄉土、國業，改遷到歧山山下。大多數的豳人，由於愛戴他的德政，也都隨他遷居。而後經由季歷、文王的發揚光大，各地人民自動前來歸附，竟擁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時，很輕易就取代了殘暴的紂王，而改國號為周。
司馬遷接著說，孔子、孟子他們，並不是不懂得怎樣去“阿世苟合”，向時代風氣妥協，為了自己本身的現實利益，隨便去迎合別人的意見。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為也。所以寧可為真理正義窮困受苦，也不願苟且現實，追求那些功名富貴。
因此，他們所講的那些天理人倫、政治道德的理想，對於現實社會，就好比拿一個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進一個圓形的孔中一樣，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裡能夠達到救世濟人的目的呢？ “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隨後司馬先生又舉例：商湯時代，伊尹不得志的時候，為了實現他的理想，想盡辦法，去作商湯的廚師。因此受到商湯的賞識，請他當輔相，發展了他的抱負，使商湯成為歷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樣，在他窮困的時候，只幫著那些趕牛車的人餵牛，混口飯吃。但結果他利用了餵牛的機會，而受到秦繆公的重視，請他當輔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強起來。
這些過去歷史上的人物也不錯啊！為什麼呢？有理想，有抱負，尚未得誌時，不妨將就別人一點，先取得別人的信任，肯與你合作以後，才慢慢地引導他們走上大道。 “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種處世的辦法啊！
比如像騶衍，他當時的學術、言論、思想，雖然看起來很怪，不合於學問的大道，好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所以，這也許是他一種入世處世的方法。他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當時那些執政者，慢慢地走上仁義道德的政治路線。那麼，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鏟和百里奚的餵牛一樣，都是別有苦心的了！
至於說，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種嚴正的作人處世的態度對呢？還是騶衍他們那種立身處世的方式對呢？碰到這種問題，司馬遷往往不下一個肯定的結論，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學的問題。有矛盾，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是與非，由讀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兩面的資料，都放進孟子的傳記裡，陳列擺設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說明。你買了票，參觀了這些資料以後，你要的是哪一樣，但各取所需，各憑所好了。不過，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隨便，不可馬虎。
附帶地再說明一下，他在這篇《孟子荀卿列傳》裡，最後說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樣的理想，但是作人處世的方向又同中有異。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國，當了楚國的屬地蘭陵（山東）地方的首長——蘭陵令。後世發展成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與不幸，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雖日天命，豈非人事哉？司馬遷又不作肯定的評語，這等於你坐上公共汽車，或在公共場所，往往看到“銀錢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語一樣有味道。對嗎？
為了研究《孟子》這本書，我們在前面先簡單扼要地提出了戰國時期，和孟子同時的學術思想界的一般人物，作為比較，作為陪襯，使我們在研究孔孟學術思想時，藉以啟發自己的慧思，同時也可以由此認識孟子之所以被尊為亞聖的道理。
但是，只從當時的那些知識分子去了解孟子還不夠。我們現在再來看看與孟子同一時代中，國際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也是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風雲人物——蘇秦。
他真是擺足了歷史上的威風，但他也在年輕時期，受盡折磨，足資青年效法、惕厲。
在中國的歷史上，後世一般研究史學的儒生們，儘管不重視蘇秦，看不起蘇秦，但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史上，這些大人先生們，暗地裡都還是摹擬蘇秦的那一套。甚至還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尤其是當時代在變亂之中，要想撥亂反正，蘇秦的那一套，是不容忽視的，並不簡單。
時下有些國人，往往很幽默地把現在美國的基辛格，比作蘇秦。講實在的，基辛格還不夠資格與蘇秦相提並論，比之蘇秦那兩個小兄弟蘇代、蘇厲，還差得多。
蘇秦生在孟子同一時代的東周，是洛陽人。東周的洛陽，是當時中央週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儘管那個時代天下諸侯互爭雄長，爭取霸業，眼裡已經沒有中央的周室，所謂“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但是東西兩週的首都所在，到底還是有它悠久的歷史文化。蘇秦便出生在那個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研究一個人的生平，這點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他在少年的時候，和張儀、孫臏、龐涓幾個人，都是從鬼穀子求學。鬼穀子的確是當時以及後世的一個神秘人物，也是屬於道家之流的隱士，我們暫時不去講他。
蘇秦離開了鬼穀子以後，便想有所作為。他研究一下當代的局勢，只有秦國足以舉足輕重，能夠影響當時的整個天下。所以他的目標，就指向了高據西陲的秦國。那個時候的秦國，是秦惠王的時代，也正是由商鞅變法以後，講究法治、講究富國強兵的一個時期。而後，再經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的勵精圖治，才奠定了始皇一統天下的基業。
蘇秦抱著滿懷希望到秦國去，大概先變賣產業，又藉了些債，置辦得很豪華，帶了很講究的行裝到秦國。見到秦惠王，提出了他對天下事的整套構想和計劃。
在當時的觀念裡，這種情形就叫做“遊說”。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考試取士的用人辦法，一般學者知識分子，都靠遊說諸侯權貴而取得功名富貴和權力。即如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等提供王道德政的意見，在那個時代的風氣，也都屬於遊說的作法。不過，後世有些人把遊說這個觀念，打入了縱橫之學、策士之流的範圍，很看不起，所以就特別把亞聖孟子的事蹟，列於遊說之外了。
我們如果仔細研究，好好讀一下《戰國策》和《史記》，其中有關蘇秦當時遊說的言論和思想，實在不能輕視，也不可忽視。他第一次見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說辭，也是標榜王道的作法。不過，他是針對當時的現狀，特別強調他自己的軍國思想與戰爭理論。他說：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餚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蘇秦初見秦惠王所提出吞併諸侯，“稱帝而治”的藍圖，也便是後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線。結果，非常有趣，他的計劃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決了。難道說，當時秦惠王的野心，還不及他的青孫秦始皇嗎？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孟子同樣存在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秦惠王當時對蘇秦的否決辭是怎麼說的。
秦惠王說：“據我所知，一個羽毛還沒有長豐滿的鳥兒，是不可能高飛的。一個人文教化還沒有培養成功的國家，是不可以隨便征伐別人的。同樣的道理，德政方面，還沒有紮下深厚的根基，是不可以隨便動員國民的。領導人的政治教化與感召力量，還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順服，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責任，勞煩自己的高級幹部去擔負更艱鉅的任務的。你蘇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遠千里而來到我的國家，肯這樣當面教導我，非常感謝。不過，希望等到將來會有那麼一天，再向你專誠請教。”
完了，下一句，在前清來講，就是端茶送客了。在現代，就是秦惠王舉起手來看一下手錶，再伸出右手來準備握手送客了。
這一段在古文怎麼記載呢？文字寫得美極了，可是現代人讀起來，不大容易了解當時的現場實況。所以大家便馬馬虎虎地看過去，認為這些老古董沒啥意思。
《戰國策》上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須大臣。今先生伊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可是在當時，年輕的蘇秦還要裝呆，不肯馬上告退，仍然繼續講下去。想把他的學問知識連肚腸腦髓都翻出來似的。你看，這多麼不懂事，不識時務！他在這個時候，把中國上古以來的歷史哲學、戰爭論、戰略思想，一古腦兒都搬出來支持他當時所構想的統一天下的計劃藍圖。其中，他說道：
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屈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說，現在的世界，必須國富兵強，具有戰略上的必勝能力，然後才有道義可講。在國際外交上，你的兵力強盛，那麼你內在的道義觀點，才能發揮作用。他的這一段話，甚至於整篇的建議書，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認為，凡是現代的國民，應該把《戰國策》等書好好研究，拿它和孔孟之學互相研究。以孔孟之學的王道德政作為治事與立身、立國的中心。以《戰國策》、《孫子兵法》等為權變、應變、適變、撥亂反正的運用之學，實在很有必要。千萬不要認為這些書是老古董，根本不去摸它。要知道，你根本還沒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哪裡知道這些古董之為古？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人云亦云，胡亂拋棄固有文化中這些寶藏，實在是很盲目，而且非常可惜。
關於《戰國策》和《孫子兵法》的綜合研究，我已經在“歷史的經驗”的講課上，介紹過一部分，所以現在在這裡只好從略，簡單地提些要點而已。
蘇秦說的哪怕再有理，無奈卻不合時宜，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秦惠王當時面對這樣一個外國來的年輕人，該有多討厭！
這還沒有完，這一回對秦惠王的當面說不成功，他還住在秦國的旅館裡，一次又一次地寫計劃，寫報告，送給秦惠王，希望他採納。結果，上了十次的計劃報告，秦惠王沒有半點下文答复他。換句話說，秦惠王根本沒有理他。不過，還算好，並沒有認為他是國際政治上的瘋子，沒有把他驅逐出境。可是，也沒有給他一個小職務幹幹，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錢。
這一下，蘇秦真完了，“一錢逼死英雄漢”，所謂“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帶出來的黃金快用完了，身上穿的那件充闊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大概多少還有一點點零錢，可是絕對沒有交際費用，再也沒有長期住下去的能力了，因此只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家。
原文對蘇秦回家的一段情景，雖然只用了簡單扼要的三十六個字，卻描寫得活龍活現，痛苦不堪。我在這里特別提出這一段來講，就是希望我們這一代青年，多注意一個人的奮鬥成功與失敗經驗的教訓。不灰心、不氣餒、不怨天、不尤人，立志奮發圖強，才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像蘇秦當時那種遭遇，據我所知，我們在國外求學讀書，或者從事其他方面的青年，有些也同樣有這種痛苦的遭遇。結果，缺乏蘇秦那樣的勇氣，被現實打擊下去，大有可為的前途就白白犧牲了，真劃不來。
我們且看蘇秦這一段歷史經驗故事：
贏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纟任，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我們讀中國古文這三十六個字，當然先要認得字，知道了每個字的字義——說文、訓佑，再來會意，便可知道作者當時描寫得刻畫入微。看故事是有趣得很，但讀了以後，也為蘇秦的遭遇覺得很惋惜。
他在秦國沒有辦法了，只好打回家的主意，人既失意，錢又花光了，怎麼辦？
他不負氣自殺，只能忍辱，用千萬個忍字，來堅強起自己。於是他只有“贏騰履蹻”
了。什麼是“贏縢”呢？贏縢”也就是“行縢”的意思。贏是滿。縢是那個時候準備走遠路的裹腳，等於後世的綁腿。蹻是草鞋。他開始收拾行李，準備打道回家，只好用裹腿布把自己兩隻小腿滿滿地裹起來，以免長途走路，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傷，然後又說他的鞋子也破了，新的買不起，只好穿上一雙草鞋。短短四個字，便輕輕易易地形容了他當時的倒霉落魄相。
沒有錢了，沒有辦法像開始到秦國來時有黃金百斤，僱人搬行李，那種神氣的樣子了。只有隨隨便便把破衣服、破行李捆成一堆，隨身攜帶著好走路。好了，他這樣狼狽地收拾起行李。 “負書擔橐”，又把那些帶去的書都背在背上，書當然丟不得的，那個時候買書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印刷術也還沒有發明，書是用一片一片竹簡刻上去的，那是知識分子的資本，所以絕不能丟，只好背在背上。我的天哪！
你看那些破書，不知道有多重啊！背了書還沒完，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歸成一堆，做成擔子來挑，就像從前種田的朋友挑大糞那樣辛苦。他就這樣一副寒酸相，從秦國首都——陝西的鹹陽，回到他的故鄉——河南的洛陽來了。
這一路回來，真夠辛苦，你要知道，他當年還在青年階段，因為失意、窮困，已經弄得沒有一點英俊的樣子了。 “面目黧黑”，看起來又黑又瘦，乾癟的窮酸相。
但是這還是他的外形。最難堪的，還是他當時內心的痛苦，那實在是無臉見江東父老。可是這個時候，天涯茫茫，又到哪裡去呢？葉落歸根，不管好不好，有個家，有個窩，總是好的。因此只好硬著頭皮回家。當然，進了自己的家，一定很難過，慚愧得不得了。不要說是蘇秦，大家把自己換作他的處境，就可想而知那種“狀有愧色”四個字的千萬痛苦了。
這樣還不算什麼，等他到了家以後，更難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織布，看到他回來的那副落魄相，當著家人的面，也沒有勇氣來迎接他，再談不到慰問了，只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裡的工作，擺出一副冷漠的態度。他的嫂嫂們，當然不會問他吃過飯沒有，根本是見如不見，相應不理的樣子，哪裡還肯為他到廚房去做飯呢？那個時候，是宗法社會的大家庭制，他的老婆要看嫂嫂們的風向，嫂嫂們又要看著一家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麼辦。結果呢？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樣子，一句話也不和他講。
你想，他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面子怎麼辦呢？
蘇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年輕的同學們特別要注意，在原文上是怎樣記載呢？
他遭遇到這種情形，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自己重重地嘆一口氣說：“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你看，這是一種什麼胸襟！什麼器度！他對於目前周圍的情形，一點都不遷怒怨恨到別人身上去，只是深自反省自責，認為他的太太、嫂嫂、父母等人對待他這種情形，都是他自己的不是、無能，並沒有埋怨他們的冷淡，更不會藉酒澆愁，要打人、要接人！
還有一點要注意，蘇秦的老婆，儘管當時對他的態度上很冷淡，可是並沒有像周代的薑太公、漢代的朱買臣兩個人的太太那樣，因為嫌他窮，嫌他沒有出息，就要求離婚而去了。姜太公、朱買臣後來得誌了，同樣情形，他兩個人的太太都要求回來，結果都遭拒絕了。所謂“覆水難收”，就是在朱買臣這節故事裡引用的話。
至於蘇秦的太太，有沒有在背地裡鼓勵他，幫助他，像歷史上許多賢妻良母那樣作法，因為無明文記載，就無法查證了。這是順便對年輕女同學們提出注意的事，請勿見怪。
其實，蘇秦的這種遭遇，並不特別，古今中外的人情，大體上都同一例。我所謂大體，當然不是說社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假如我們把歷史上許多成功成名人物，在他艱難曲折的階段，都搜羅來做一番研究，你便可以看出社會的人際狀況，大概都是如此，反而覺得見怪不怪了。如果自己認識不夠，非常介意這種反面的情況，便會產生憤世嫉俗等等變態心理。甚至無論你日後有成就沒有成就，對人對社會，很可能形成一種仇恨的偏差心理。
我們隨便提一點大家所熟知的歷史經驗，在所謂讀書人的文化界中，讓我們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詩，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時代的痛苦。 “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就是元稹的名句，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嗚。
此外，如韓信沒有得志以前，不但要受市井無賴的胯下之辱，而且飢餓時，想吃一口飯都不容易，沒有人理他，結果只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可憐他的遭遇，把自己帶出來的飯包施捨給他，讓他吃了一餐飽飯。
後來，韓信功成名遂，當了三齊王回到故鄉時，不但沒有報復那個叫他爬在褲襠下的無賴少年，反而鼓勵他、感謝他。同時，他又尋訪那個施捨一個飯包的洗衣婦人，但始終沒有找到。於是他只好把千兩黃金，投在當年洗衣婦在那個河邊洗衣服的河裡去，表達他無限的謝意。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韓信以千金投河，感謝漂母一飯之恩的故事。
因為韓信具有含垢忍辱，受恩必報，受辱不怨的這種氣度，也就是他一生事業成功的主要條件。儘管後來他也被劉邦夫婦所謀殺了，但撇開權勢功業不談，如果專講作人的氣度，作人的味道，韓信比漢高祖劉邦可愛得多了。即使如項羽，在作人方面，有時候也比劉邦可愛。當然，這只是講作人，不談處事，要講處事，那又須另當別論了。
講到韓信的故事，相反地，正好拿漢高祖劉邦的遭遇作一對比。當劉邦在青年的時代，一天到晚到處遊蕩、鬧事，不務正業，一事無成的時候，他的父親也實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責備他幾句，說他這樣沒有出息，實在比他二哥劉喜差多了。
老二規規矩矩為家裡添置了產業，所以家里人都很喜歡他二哥。至於他大哥，很早就死了。有一次，劉邦帶了幾個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回家吃飯。他的大嫂騙他說沒有飯菜了，朋友只好離去。劉邦自己到廚房一看，原來飯菜還有的是，於是懷恨在心。
後來他當了漢高皇帝，封他二哥為代王，封他弟弟為齊王，就一直沒有封他大哥一家人任何職位。他父親向他講了，於是便封了一個“羹頷侯”給大哥的兒子、這是對他大嫂當年不請他朋友吃飯的回報。當未央宮落成時，他大宴諸侯群臣，席中向他父親敬酒時說：“始大人常以巨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劉仲就是劉邦的哥哥。劉邦問父親：你現在看我比起二哥來，哪個有出息？哪個弄的產業多呢？搞得他父親啼笑皆非，無法答話。你看他多小氣！哪裡真夠“豁達大度”四個字的份量呢？
不過，話說回來，劉邦比起歷史上其他許多的帝王，他又的確好得多，有些地方還不太失“豁達大度”的作風，所以歷史上對於漢高祖這四個字的評語，也可說是由於比較性格而來的評論而已。
我們講蘇秦失敗的情形，又順便扯出了這些故事，都是為了說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態。我們現在討論孟子，順便聯想到孟子的母親對於孟子教育上的偉大之處，孟子所以表現出和蘇秦迥然不同的聖賢人格，和這位孟太夫人的教誨，有著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