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人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周遊列國到了衛國，衛靈公就向孔子請教軍事作戰的事。孔子並不是不懂，但提問題的是衛靈公這個人，孔子就不答复他。孔子希望他不要發動戰爭。對侵略的戰爭，孔子是反對的。所以孔子說對於俎豆之事——俎豆就是行大禮的祭器，以現在的觀念講，代表禮樂文化的真精神——我還懂；軍事學我還沒學過，對不起，我不懂。第二天就離開衛國，到了陳國，結果餓飯，糧食斷了，還帶了一大批學生。絕糧的種因就在這裡。
跟著他的學生，因此病得躺下，起不來的很多。這時子路很不高興，頗有怨言，臉色很難看，跑去對孔子說，老師你天天講道德、學問，講了半天，結果怎樣？現在同學們都快餓死了。君子！君子竟然窮得這麼倒楣？孔子說，君子才能夠守窮，換句話說，要看什麼人才有資格窮，只有君子才有受窮的資格，雖然處在貧困中，還是能夠信仰堅定，不動搖。如果是小人，則相反，一窮了什麼事情都可以乾了。受不了窮就不算君子。
講到窮與不窮，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須要修養才能達到的，這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點之一。古代歷史上這類的人很多。像明朝一位名士（一時記不起名字來了，很抱歉。）是大畫家，詩文也非常好，窮得不得了，第二天沒有米下鍋了，頭天晚上還坐在樹下賞月吟詩。太太嘮叨他：“明天沒有米，還作詩！”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說：“時間距明天早晨還有好幾個時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現在還是看月亮吧，風景太好了。”這是文人的修養，但是這種文人修養的胸襟、器度，又談何容易，總而言之，一個人要在心理上構成一個中心思想，自己要有個境界。假使內在沒有一個東西，人生是相當空虛的。有事情做，忙的時候不覺得，如果一個人把事放下來，處在清靈當中，就要受不了啦！這個窮還不只是指經濟環境窮，人到了窮途末路，上了年紀，萬事俱空，兒女離開了身邊，老伴也去了，冷清清一個人，的確不好受。這個時候，必須自己有自己天地中“性天風月”，自己有自己的修養才行。有了這個境界，才能做到“君子固窮”。
又說一貫
下面等於註解了上面一段。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在講上論時，孔子對曾參所說的那一段“一以貫之”，我們曾經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三、四個小時。現在這四個字，不加以申論了。這一段是孔子對子貢講的。在文字上先解決“識”這個字的意義，是“志”，也是“記”的意思；“記下來”，“記得”的意思。我們提出來研究的，一再說孔門所講的學問不是知識，再三強調學問是作人做事；文學、科學、哲學等等才是知識。從孔子這裡的話，也可證明我們這個觀念是對的。
他告訴子貢說，你以為我的學問，是從多方面的學習而記聞來的嗎？ （後世所謂“博聞強記”這只是知識。）子貢說，對呀！我們認為你是這樣來的，難道我們的觀念錯了？孔子則說，我的學問是得到一個東西，懂了以後，一通百通。孔子這個話是事實，這個東西，這個“一”是很難解釋的，不容易講出來的。過去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宋儒解釋為“靜”，要在靜中養其端倪。所以後來打坐，儒家、道家、佛家都是這樣，靜坐中間慢慢涵養，而以明心見性為宗旨標的。什麼是明心見性？像上午剛有人問起，什麼是佛？我告訴他，佛只是一個代號，實際上就是人性的本源。儒家講善與惡，是人性作用的兩個現象。作用不是善就是惡，不是好的就是壞的。那個能使你善，能使你惡的，不屬於善、惡範圍中的東西，如果我們找到了，就是它，佛家叫作佛，道家叫作道，儒家叫作仁。用什麼方法去找？儒、釋、道三家都是從所謂打坐著手，在靜中慢慢體認，迴轉來找自己本性的那個東西，就叫作“一”。老子也叫它作“一”。再討論下去就很多了，就屬於純粹的哲學範圍了。
這裡孔子就說自己的學問不是靠知識來的。這是一個大問題。要研究什麼是孔子的學問，這個地方就是中心了。我們講來講去，講死了也沒有辦法說出來的。舉一個例子來說，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什麼是學？普通的知識，一天天累積起來，每天知識累積增加起來就是學。為道呢？是損，要丟掉，到最後連“丟掉”都要丟掉；到了空靈自在的境界，這還不夠。連空靈自在都要丟掉。最後到了無，真正人性的本源就自然發現了。
孔子這裡就是說，不要以為我的學問是“益”，一點點累積起來的知識，而是找到了這個“一”，豁然貫通，什麼都懂了。的的確確有“一”這麼個東西。從我們的經驗，知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要增加人生的經驗，其實這還是不夠的，必須加一句“交萬個友”，還要交一萬個朋友，各色人等都接觸了，這樣學問就差不多了。由學問中再超脫、昇華，可以達到“本源自性”的地步了。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孔子告訴子路，他說子由啊！時代變了。德是用，道是體。現在的人，知道由道的基本，起德業作用的很少了。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一般人說儒家的人反對道家，說道家所提倡的“無為而治”，就是讓當領袖的，萬事都不要管，交給幾個部下去管就是。這樣解釋道家的“無為”，是錯誤的。實際上道家的“無為”，也就是“無不為”，以道家的精神做事作人，做到外表看來不著痕跡，不費周章。譬如蓋一棟屋子，就在最初，把這棟房子將來可能發生的毛病，都逐次彌補好了。所以在蓋完了以後，看起來輕而易舉，不費甚麼，而事實上把可能發生的漏洞，事先都彌補了，沒有了，這就叫“無為”。換句話說，說是現
在已經看到，某一件事在將來某一個時候可能發生問題，而現在先把問題解決了，不再出毛病，這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這是很難做到的。並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叫做“無為”。
孔子在這裡也提到，無為而治，使天下大治是不容易的，只有上古時代的堯舜才做到。怎樣無為？對自己恭敬嚴肅，正南面而已矣。中國古禮，當皇帝，坐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一定是坐北向南。這裡的意思是自己道德修正好，以這個風氣，影響部下一層一層的負責。
使節的信條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這個“行”，包括兩種意義，一個是指行為；一個是指古代“行人之言”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大家都知道蘇武的故事，他當時的出使，便是行。後來，他回到漢朝，封的官是典屬國，等於是現在的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或外交部司長，管理附屬的國家。所以很多人替蘇武不平，認為漢朝待人並不厚，蘇武那麼辛苦，那麼忠毅，回來只封這個官，太小了。古代的“行人”就是派出去辦外交的專使、大使。
這位在上論中學乾祿的子張老兄，這時正在作行人，辦外交的事，請教孔子要怎樣辦外交。孔子告訴了他千古名言。中國文化中的這位聖人實在是了不起，他對官式外交和國民外交的原則早已說了。我們現在的國民外交更普遍，但待人接物的原則，古今如一。第一，對人絕對誠懇，不要玩手段，正直坦率，這是最高的禮貌。第二，和不同文化、不同風俗習慣的人相處，不要表現得太關心，過分的關心，也許被認為乾涉他們的自由，他們沒有互相關心的習慣，反而感到麻煩。這不是說外
國人不對，我們才對，這是文化基礎不同。了解這一點，和任何一國人的交往都差不多。這裡孔子告訴子張，言語要“忠信”。忠，就是直心；信，講出的話一定兌現。行為態度上要“篤敬”，忠厚而誠敬。做到了這樣，就是野蠻的人也可和他往來。 “蠻貊”在中國古代，是指邊疆的落後地區。
講到邊疆，問題又來了，中國的安定，先看邊疆。試看幾百年來所發生的問題，都是邊疆問題，邊疆影響了國防問題。我曾在邊疆做過事，發現還是我們漢人壞，有知識，聰明而欺負人。所以邊疆人恨漢人，並不完全因為邊疆人野蠻，而漢人沒有做到“言忠信，行篤敬”。例如在西南各特別地區，漢人用幾根縫衣服的針，換人家十幾張牛皮；有的還其他們財物、女人。這種人實在不是人，太狠心了。所以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子孫，對邊疆問題多多留意，“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 ”這句話的“雖”字很重要，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就是自己的鄰居，本州本里都走不通。在態度上，站就規規矩矩站在那裡，隨時好像面對長輩那樣恭敬；坐在車上，就規規矩矩坐，身心修養，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擔當行人的任務了。子張聽了孔子這些話，就寫在衣服的衣帶上，準備隨時警惕自己，加以注意。
從這裡開始，編排方式略有變化，看起來一條一條，都是為人處世的道理，但同上論的第五篇互相呼應，便很切實。
下面就提到兩個人：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捲而懷之。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史魚是衛國的大夫。孔子說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種環境之下，不論國家社會混亂或者安定，他的行為、言談，像射出去的箭一樣，都是直的，不轉彎的。在現在的社會上，仍然有很多這一類的人，但他們處世是落落寡合的，常會受到打擊，遭遇種種痛苦。可是這種人天生個性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麼環境，平時也好，亂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無道也好，他的言行永遠像一支箭一樣。同時“矢”字也代表了尖銳的意思。有些人心腸非常好，做朋友好極了，因為他能說直話，可是有時候嘴巴太厲害，說的話如割人的肉一樣，使人受不了。但我們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發點是善意的。當然這就牽涉到修養問題，尤其領導人有這樣的部下，往往很難受的，因此做領導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有時碰到這種講直話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夠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實在受不了。但是這一類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乾部，就必須放過他的尖銳直言，先要有準備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則就不行。
孔子接著就說蘧伯玉（前面再三提到蘧伯玉，稱讚他的行誼。）這個人了不起，國家社會有道時，出來做事，擔當大任務，但在邦無道，國家社會紊亂的時候，他就捲而懷之，不發牢騷，也沒有什麼怨言。他認為時代轉變如無法挽回時，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畫一樣，捲起來懷之，收藏起來，就不說話了，沒有表現了。
這兩個人，也是典型的對照。一種人是無論什麼時間，什麼地區，都寧可直道而行，不轉彎，這是乾部中很好的。一種是像蘧伯玉這樣的人，比較才具大，而且有一個基本修養，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個話我們都曉得講，但等到真窮，真困難的時候，退下來“捲而懷之”，“獨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這是很難的基本修養。
下面引伸這個道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這是講為人處世的道理很難。孔子說：一個人可以和他講直話，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魚一樣肯對他講直話，這就對不起人，是不對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發生錯誤，寧可下一個警告，乃至他現在因此對自己不諒解都可以，自己還認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敗了，會想到自己的話是對的，那就對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講話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講話，是對不起人，不應該的。有時候有些人，無法和他講直話，如果對他講直話，不但浪費，而且得罪人。所以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應說的時候直說。既不失人，也不失言。這個道理使我們想到歷史上范睢見
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向他請教一次，兩次，他都不說話，使推薦他的人很難堪。范睢說我提出來的計劃，貢獻出來，可以使秦國馬上富強，國際間稱霸，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沒有專心一意來聽我的計劃，所以不能講。推薦的人後來再向秦王報告。因此第三次見面，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摒退了左右的人，單獨和范睢見面，很客氣的求教。范睢一篇話就把秦昭王說動了，立即發表他當首相。在戰國的時候，這一類的事情很多，這就說明了“說難”。
從人生經驗中知道，朋友之間這樣，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間也是這樣，正在對方不如意的時候，去提出問題來談，當然倒楣，這是時機不對。我們看到許多年輕朋友，做人家的干部，在長官那裡碰了大釘。回來，一肚子牢騷。其實那個長官今天也許有件別的事情，心裡正在煩，做乾部的跑進去，報告不相干的事，乃至與他心裡的事有關連，就正好觸上了霉頭。所謂：“薄言往訴，逢彼之怒。”所以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說話真難。這是要有許多人生經驗累積起來，才會了解的。學校裡同學之間相處，社會上同事之間相處，經常會碰到這種事情，說的不是時候，結果意見相左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我們慣用“殺身成仁”這句話，就是出在這一篇，是孔子說的。這個仁在這裡我們不作解釋了，從上論一直講下來，都是說“仁”是孔門學問的中心。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中心思想，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許多宗教家，有時碰到與他的信仰抵觸的事，他寧可捨掉性命，所謂以身殉道。為衛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別多，歷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這個觀念，寧可犧牲，絕不為了生命而妨礙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寧可殺身以成仁。反面的意思，當然不會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違背仁義的事了。這就關係到個人的修養以及生命價值的看法了。
長安居大不易
講到這裡，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面的一個問題。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也是兩句名言，我們常常引用的，就是出自這個地方，孔子說的話。孔子告訴子貢，一個做手工或工藝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應該先把工具準備好。那麼為仁是用什麼工具呢？住在這個國家，想對這個國家有所貢獻，必須結交上流社會，乃至政壇上的大員，政府的中堅；和這個國家社會上各種賢達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換句話說，就是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的內情，有了良好的關係，然後才能得到有所貢獻的機會，完成仁的目的。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再從相反的角度看，歷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寫得像塑像那麼呆板可怕，並不是溫、良、恭、儉、讓。如果照那個樣子，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師，我一定對他遠離一點，怕跟他對面講話。那是我們的歷史在我們心理上，所塑造成一個下意識的形態。
現在由這句話看起來，好像孔子很厲害，他曉得利用關係。他說，要到某一國家去，達到某一個目的，先要和這個國家的上流社會，政府首長的關係，都搞得非常好，同時把社會關係搞好，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為，達到仁的境界。孔子這些地方，看起來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厲害！事實上任何人，任何時代，都是如此。但最重要的一點，這裡是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
最近大專學生中興起一股歪風，喜歡講謀略學，研究鬼穀子等學說。我常對他們說少缺德，那些年輕人給鬼穀子迷住了乾什麼？對於謀略，應該學，不應該用。因為用謀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傷害自己，只有高度道德的人，高度智慧的人，才會善於利用。我們前面也曾引用過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說的：“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但一般人往往把馬丁·路德的話，只用了上半截，講究“不擇手段”，忘記了下面的“完成最高道德”。馬丁·路德是為了完成最高道德，所
以起來宗教革命，推翻舊的宗教，興起新的宗教——現在的基督教。而現在的人，只講不擇手段，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
這裡孔子是因為子貢問為仁，他才這樣告訴子貢，如果是別人問為仁，孔子就不會這樣講了。我們從歷史上看到，子貢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夠得上是一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經濟家和工商業鉅子，所以他這樣告訴子貢。換句話說，孔子本身周遊列國，見七十二位國君，也是這樣做的，像衛國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運氣不好，始終上不了台，大家怕他。他如果不擇手段，則可以很輕易拿到政權，但是他講仁，始終守著最高的道德原則。他告訴子貢的，也是這樣。再看歷史上成名的，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風氣，那時儘管是考試取士，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規定，而是要先靠有名氣的前輩栽培，就如韓癒的上書之類。有些人經常寫了文章，等在門口遞上去，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面看中了之後，就起步了。像白居易在首都長安的時候，最初很落魄，詩文雖好，沒有出路——沒有人保薦——連考試都沒有辦法參加。後來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輩顧況，將自己的作品給他看，這位老前輩接見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問他：你住在長安啊？長安居大不易！這句有名的話，代表一個國家的首都，生活高，消費大，他對白居易講這話，包含有教訓意思。但看到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首詩，非常欣賞，認為這個年輕人，有資格住在長安。於是為白居易向中央保薦，參加了考試，然後一帆風順。再看李白上韓朝宗的信，都是年輕人靠前輩提拔的例子。所以在唐代以後，前輩專門提拔後輩，為國家取士。
現在講到這種文化的精神，我們老一輩的人應該留意後輩青年，培養他們，提拔出來，等他們有了功業、學問和表現，自己坐在一邊，好像在欣賞自己灌溉出來的花，心滿意足，該多高興。這種情形，歷史上非常多，也充分錶露自古以來我們老一輩文人的風範。這些史實都說明了孔子這裡告訴子質的話，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如此。
所以現在有許多留學生，自美國回來，大談其美國的政情，我常常叫他們少做土包子，我說你住在加州或別處，生活只限於大學文化圈中，別說只住了六年，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沒有用。你要了解美國，你和華盛頓那些政治首要，是不是朋友？你知道這個時代張儀式的基辛格腦子裡，是要生雞，還是要生蛋？基辛格的影子都沒見過，和我一樣只看到報紙上的照片，這樣就懂美國了嗎？等於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晃蕩三年然後回去，就說懂了中國，但他知道我們今天在這裡做了些什麼？連影子都不知。所以真要懂天下事，要“事其大夫之賢者”。前幾年，我就和一位美國教授說，你們美國到處出了錢，幫助人家，又在到處挨罵，就因美國的議員們，都不是秀才，又不出門去懂天下事，不到東方來看，當然不懂天下事。有的來台灣看過，回去就不同了。這些秀才要出門才懂天下事的，就是這個道理。這幾句書我們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大家一生受用無窮，就是任何一件事，不能孤陋寡聞，多交遊，多了解，處處都是學問。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週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我們讀這段書，不要被文字把自己騙得死死的。漢儒搞訓詁學——小學，尤其對四書五經的研究，對一個字的寫法、來源、涵義等等，寫上十多萬字，加之討論研究，認為這是學問。在國家太平的時候，拿學位、拿功名的就是這些人，這樣讀書也真不容易。吳稚暉先生罵宋儒理學家“酸得連狗都不喜歡吃的”。例如什麼叫“為邦”？就是如何好好地建國。古書並不難讀，千萬不要被騙住了。
夏曆與過年
孔子告訴顏回，國家政治要幹得好，就必須“行夏之時”。這個“時”，就是指的曆法。講到曆法，感慨很多了：現在我們所用的“夏曆”，就是在夏朝時候創立的曆法。在上古史上，中國的天文非常發達，這是中國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世界科學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談到科學，天文是第一位，世界科學的發展，最早是先發展天文，如要了解天文，必先研究數學。恰恰這兩門科學，中國的天文發展得最早；數學也是最早發展的，尤其發展到像的數理哲學，實在是精深幽遠。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最慘了。我們中國的童了軍，參加世界童軍露營，到了晚上還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外國人覺得很驚愕。我們過去每一代都很注重曆法，只要多看歷史上的史實便知道了。像清兵入關，明朝亡國了，很多人還是不投降，歷史上對這種行為，就叫作“不奉正朔”。什麼叫正朔？就是曆法為中心的朝代名號。歷代的皇帝，對曆法修整過很多次，到清朝康熙手裡，又經過大整理。這個康麻子皇帝實在了不起，他通西藏文，通梵文，而且還通西班牙文。總之，無學不窺，在那時他就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利瑪竇以後的意大利人南懷仁來中國，康熙跟他學天文、學數學，幾乎沒有一門學問不會的。他十幾歲上台當皇帝，六十年的天下，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礎，頭腦之聰明，學問之淵博，無以復加。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創造一個事業，是要真學問的。康熙的學問真是了不起，到他手裡，中國的曆法，已經加入了西洋的觀念和方法，與中國的綜合起來，是很好的。
我們中國的曆法，大家都喜歡用陰曆，過正月要拜年，就是夏曆的遺風。殷商的正月建醜——以十二月作正月。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們慣用的陰曆正月。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過的陰曆年，這就是“夏之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過的也是陰曆年，越南、朝鮮、緬甸、東南亞各國，統統是我們的文化，幾千年來他們都是過陰曆年。講到這裡非常感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將來歷史不知怎樣演變。我們推翻清朝，成立民國，實行過陽曆年以後，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傳說是湖南的名士葉德輝寫的，這副對聯說：“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講文化，牽涉到這些地方要注意，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都是不
相干的地方，但往往關係到國家的命運，也是國家大事最重要的地方。這副對聯代表了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就看過年這件事，我們這個時代，幾十年來沒協調、合作，老百姓內心對這政策始終不能適應配合。不要說民心—— 老百姓心理，關起門來講，我們今天在座的這些老古董，憑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歡過陽曆年還是陰曆年？老實說，都喜歡過陰曆年。可是我們偏偏過兩個年，加上現代過聖誕節的風氣，等於過三個年，內心自己在過陰曆年，外在偏偏過一個陽曆年，
這就代表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搞歷史文化，這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還有，到了夏天，為什麼要把時鐘撥快一個小時呢？只要規定一下，夏天到了，提前一個小時辦公，早一個小時下班，早一小時熄燈，很簡單的事嘛。可是卻像小孩子一樣，在鐘面上撥快一個小時，就算對了，這是很奇怪的事。此風乃是美國來的。再研究美國是怎麼來的呢？原來是一個工廠的小孩子開始撥著玩，後來工人看到跟著起哄。美國文化沒有深厚的基礎，是喜歡鬧著玩的；結果美國玩，我們跟著當正經辦了。說是為了日光節約，實行夏令時間辦公，原來八點上班，十二點下班，改為七點上班，十一點下班，不就成了嗎？其實這些是小事情，但問題卻很大，往往很多大事，即是因為小的地方沒注意到，而使事情變得不成話。等於一棟房子，看見一個小洞，最初以為不重要，慢慢的，整棟房子，垮就垮在這個小洞上。
這裡講“行夏之時”，現在我們究竟採用哪個曆法還是一個問題。如孔子的誕辰，訂為陽曆年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究竟對不對？通不通？都是問題。如果講中國文化，除非中國不強盛，永遠如此，我們沒有話講。如果中國強盛起來，非把它變過來不可。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自尊觀念，這是一個文化問題。拿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歷史來比較，中國的文化的確具有世界性的標準。可是現在外國人把它拋棄了，不去說他，我們自己絕對不能拋棄，千萬要注意，不可自造悲劇。所以我們今天談到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識，怎樣去複興文化，非常感慨，問題很多，也很難。為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民族，為下一代，都要注意了解這些問題，還是要多讀書。這是我們老祖宗，幾千年累積起來的智慧結晶。
孔子主張要“行夏之時”，在孔子的研究，夏曆對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土地空間上，是最合理的曆法。合理在什麼地方？這個問題很深了，要研究天文學和的陰陽學。譬如裡的八卦，就是說明這個世界上時空的學問，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有一個學生，到澳洲去做事，帶了一個中國羅盤去。到了澳洲，他寫信來問，這個中國文化的東西，到了南半球該怎麼用？我考慮了以後，告訴他反過來用。結果來信說，反過來用非常對。而我本身沒去過南半球親身經歷，後來
再考慮，認為地球像西瓜一樣是圓的，雖然在南半球，南北的方向還是和中國的一樣，所以寫信要他在國內一樣用。他回信說，根據實地經驗還是反過來用對。現在這個問題，暫時擱在這裡，沒有作最後的決定，不過我的結論，應該兩個方向都可以運用，看怎樣用而已。這以後有機會研究的時候再講。以上主要在說明我們的曆法是自夏朝來的，自夏禹以後一直到現在。夏曆為什麼又叫陰曆呢？因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東方出來時是圓的那一天作標準，月亮名太陰，所以叫陰曆。那麼我們的曆法，照不照太陽曆？事實上我們一樣，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個候一節。一年十二個月，七十二個候，二十四個氣節。什麼氣節種什麼農作物，是呆定的，這是用太陽曆法的規律。民間最普通的算命、看風水、選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陽曆的法則。換句話說，我們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用陰陽合歷。所以說，幾千年前，我們的天文水準，就已經進步得很高了。但是這六七十年來，我們的大學裡有過天文系沒有，過去中大有過天文系。現在這麼多大學沒有一個天文系，在
教育文化上講起來是非常遺憾的。過去有個高平子先生，還可以將西方的天文學與中國的天文學配合起來講，所以當時我告訴學生們趕快跟他學，再不跟他學，要絕傳了。無奈這些學生不成器，學了幾次以後，沒有這個科學頭腦，沒有學下去，前幾年高先生也過世了。我實在擔心中國文化會斷絕。現在不要說沒有天文系，有了天文系，又有誰能夠真正懂得中國自己的天文？中國天文有自己的一套系統。這都是講起文化來，很悲哀、很可憐的事情。我常說，國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斷絕了，將會永無翻身的日子。
時空問題
上面是孔子“行夏之時”這句話引發起來，對自己文化的感慨。孔子告訴顏回，第一要行夏朝的曆法，第二要乘殷之輅。這是說，過去交通並不發達，到了殷商的時候，交通慢慢發達。乘殷商之輅，就是要發展交通的意思。
講到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交通發展史，又要講到了。不但中國，人類文化開始，一條江，一座山，就阻礙了交通。慢慢發明用木頭渡過江，江的阻礙沒有了；後來幾千年發展下來，海洋的阻礙沒有了；到了航空事業發達以後，空間阻礙沒有了。現在接下來，幾十年以後，太空問題來了，外太空的問題來了。我們自己這個國家民族，一方面講科學，一方面我們對外太空的東西，還沒有基礎。將來外太空的政治問題，又是大問題。這就看見人類的悲哀，問題由小而大：由山川的阻礙，變成海洋的阻礙；海洋的阻礙克服了，有空間的阻礙；由空間的阻礙，外太空星際問題來了。這一方面的知識，我們還沒有。最近一個學生送來幾本太空問題的書，認為的確有外太空的世界，有人類、有生命，說得很有道理。不過，在世界科學領域，又是一派，是主張地球中心還有人類。其實，這些上天入地的雜學，中國古人早就討論過了，只是大家少研究而已。現在孔子就講，時間問題，天文用夏的曆法；空間問題，交通發展，要用殷商的車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樂則水準更高了，用虞舜時代的樂風最好了，對於當時鄭國的音樂——靡靡之音要遏止，要遠小人。用計謀、用手段的人多了，國家社會就很危險。
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於時代，而且包容萬象，並不限制於那一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治精神，後來並不一定要效法古人。古人某一地區，某一時代的精華拿來，用這些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大文化中新時代的文化的系統。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許說，採用歐洲人的民主精神，用中國人的人治制度，如何、如何，又是一套了。由此一點，可以說文化是集中人類文化思想的大成，要取其所長，捨其所短。為邦的道理，就是如此，不是呆板的。這一段有一個精神，就是孔子對於為政，並不是墨守成規，不是落伍保守，而是注意文化歷史的發展，採用每個時代的精華而來的。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們這就要迴轉來讀讀自己的歷史，（但不是大專高中的課本，那隻是認識了一點點歷史，至少要讀《綱鑑易知錄》。這本書現在大學裡拿來研究，我們感覺是一個笑話，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是十二三歲時就讀了。老實說這些都還只是中國史的大綱而已，所以大家可以買一本來當小說看，一天只要讀三頁，三四年下來，就有用處。）懂了歷史，在擔當重要大事的時候，就受用無窮。看了這些書，就知道每一個時代，都是根據前朝的演變發展而來的。其實國父的三民主義，也是根據歷
史演變而來的思想，這是大家很清楚的。因此，下面接著兩句就是：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的編排，把這兩句話擺在這裡，正好作本文的小結論。從事政治、個人作人，都要以這兩句話作根據，隨時隨地要有深慮遠見，不要眼光短視，否則很快就會有憂患到來。小而言之，個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國家的前途也是如此。
英雄無奈是多情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這句話在上論中已經提到過，這裡又再提到。這是說明什麼呢？過去都說，孔子講這句話，是為了衛君而感慨的，因為衛靈公這個了不起的人，迷於一個美麗的妃子南子，所以他雖然尊重孔子，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見。因此孔子對他感慨：“算了吧！我沒有看到世界上有人，好德如好色一樣！”這個話，如果我們到後面連起來討論，發揮起來，會有很多很多歷史上的典故，可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治！大體上都是從政的人，自己搞壞了事業，因此連帶拖累了女人，背上“禍水”的壞名。例如清代詩人吳梅村的名作《圓圓曲》，有關吳三桂與陳圓圓的名句，如“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真是話裡有話，說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禍水，恐怕男人自成險山。我們仔細看孔子這一節話，他並沒有說女色不好，只是人們沒有把好德的心思擺正，像好色那樣專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他也不過借題發揮聊當牢騷而已，他老人家何嘗不懂，人世間就是這麼回事，但是不要走偏路啊，了解之後既不必因此而憤慨，也不必要去學壞。
上面這個“色”字的意義，在上論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現在不再重複。簡單的說，人類追求真理學問的決心，永遠是比不上對物慾的傾好。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大家最熟悉的人——魯男子柳下惠——他姓展，名獲，字禽，食邑於柳下，諡號惠，是魯國的大夫。其實像柳下惠這樣坐懷不亂的人，世界上也多的是，不過古人取其賢者為標榜。有唱反調的，像年輕人說，什麼柳下惠？那隻是性無能！或者說，那是陰陽人，沒有開刀。這類怪論可多啦！柳下惠的見色不動心，還只是他私德的一面，他真的好處是俠義，是一個濟困扶危的人。孔子這裡是在罵臧文仲，就是上論中提到，那個養玳瑁的魯國大夫，說他是個不稱職的人，“竊位”就是俗語說“佔住毛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曉得提拔青年，也不曉得提拔賢人，明知道柳下惠是個賢人，而沒有起用他。
關於古人如何培養後進的事，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現在再說宋代二王——王旦、王曾的事蹟作為參考。宋真宗時代，寇準與王旦同過事，但寇準常在真宗面前攻擊王旦，結果，都受王旦的包涵。後來寇準罷相，轉託別人求王旦，想要“使相”的位置。王旦大為驚愕說：國家將相的位置，哪裡可以隨便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請託。因此寇準對王旦不滿意。不久之後，寇準又發表中樞要職，內閣大員，叩見真宗的時候說：“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告訴他，他的職位，都是出於王
旦的極力保薦。寇準才知道個中實情，非常慚愧。真宗也常說：“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王曾，比王旦是後進，但到宋仁宗時期，他也擔任首輔的職位了。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間，王曾因政見不合，被罷官了。王旦知道了便說：“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後來王曾在中央政府執政，平常很少說話，也不輕易說笑，任何人不敢向他私下求事。他提拔別人，也不使人知道。那時候，范仲淹還是後舉新進的人物。有一次范仲淹對他說：“明揚大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就是說公開提拔起的人才，這是首相的當然責任。你什麼都很好，只是不肯說明提拔了些什麼人，未免有點欠缺。王曾便對他說：“恩欲歸己，怨將誰歸耶？”這是說：若是使受提拔的人，私底下對我都是感恩圖報，那麼，那些沒有得到好處的人們的怨恨，又叫誰去承擔呢！所謂國家大臣，不能只接受別人的歌功頌德，同時也有藏垢納污的容量容德才行。只要多讀歷史，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我們有時處理一件事情，不需要考慮，歷史上前人的經驗，已經早有這些事例了， 讀書的好處就在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這點很重要，也很難。躬就是反躬自問，自厚並不是對自己厚道，而是對自己要求嚴格；對於別人錯了的，責備人家時，不要像對自己那麼嚴肅。這樣處世作人，對長官也好，對同事也好，對部下也好，怨恨就少了。相反的，一個社會風氣，到了亂的時候，往往是對別人要求重，對自己要求輕；要求別人特別嚴格，原諒自己輕而易舉。所以孔孟之道，都是教我們反身而誠，責備人家要以寬厚存心，要求自己要以嚴格檢點。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這一段文字乍讀之下，有點莫名其妙，把幾個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因此青年讀了這個古文，便要打倒它。其實一點都不必打倒，翻成白話，就很容易了解。孔子說，一個不說“怎麼樣？怎麼樣？”的人，我真不曉得他該怎麼辦了。意思是，對任何事情，都不用腦筋，不曉得提問題。當一件事情來了，應該想到怎麼辦？去加以研究。若只是糊里糊塗的過，就真不曉得這樣的人該怎麼辦了。當然，如果完全照字面翻白話，這個白話也不能讀的。意思懂了以後，就知道孔子這幾句話是說一個人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頭腦，要富有研究性。做科學家要提問題，哲學家要提問題，處理公文，拿到手上真正用心處理，也要“如之何？如之何？”究竟這個內容對不對？有沒有虛報？實在這樣嗎？尤其像執法的人，更要雞蛋裡挑骨頭，看有沒有冤枉的？有沒有放縱的？這幾句話就是這樣。文字很簡單，問題很深刻。
精神失落的病態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社會到了亂的時候，就容易犯這個毛病。大家在一起，講起話來，沒什麼內容，無正事可談，談閒話，講些不相干的話，沒有真正的人生觀，現今社會上這一類的人不少，娛樂場所更多了。大家如此，社會精神已經癱瘓，沒有文化精神了。可是更嚴重的是“好行小慧”，喜歡使用小聰明，厲害得很，目前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全世界到處都是“好行小慧”，盛行使用小聰明，孔子只有搖頭了：“難矣哉！”嘆口氣，到了這個樣子，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挽救？在明末清初，顧亭林就引用這兩
句話批評明末的社會風氣，他說南方的知識分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的知識分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現在的一般青年，進入社會之後，慢慢地就染上這個習性。不是無所用心，他們所用的心，就是孔子這句話“好行小慧”，使小聰明，沒有從大學問、大聰明上著眼。這是時代的悲哀，社會的病態。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這是對上面幾段話的引伸。孔子說，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要重視自己人生的責任，注意義、禮、孫、信四個字。本質上要有義。這裡的義，一是孟子的觀念——義者宜也，也就是適宜，合宜。二是傳統的仁義——人格標準。三是指“詞章之學”、“記聞之學”之外的“義理之學”。 ——現代所謂哲學的、科學的也是義理之學，都是探討人生最高道理——真理。 “君子義以為質”的“義”，同時也就是義理的義，用它作為本質。表達在外面的行為是禮，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行為。孫就是遜，態度上非常謙虛，不自滿，不驕傲。對人對事，處處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具備了這四個條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合於一個模範人格的標準，絕不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可比。如果做不到這樣，專在小聰明上玩弄，那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