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再講“奧”與“灶”。為什麼他們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學的思想來講。 “民以食為天”，這是管子講的名言。因為飲食最值得重視，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尤其在過去，教育不普及，講禮治的時代，家裡有灶神、財神和祖宗等神隻的牌位。中國古代的建築，大都有這一套設計，進門一定是大廳，大廳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寫著：“天地君親師之位”。民國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國字，看這五個字，中國人究竟信哪一個教呢？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還有財神供在臥房裡，灶神供在廚房裡。 “奧”是古代的家神，我們中國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國政治組織的理想。家裡有家長，就有家神。還有灶神，連吃飯都要管。據說灶神一年到頭，不但對家里人的行為要管，連在心裡起了好念頭，或動過歪腦筋，他都會記錄下來，到一年終了：上天報告好壞。所以鄉下人送灶，弄塊糖給他吃，送一個紅包給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報吉祥。”請他上天報告時，多替家裡講講好話，回來時候多賜些福祉。所以在臘月二十三以後，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間，他在天上還未回來以前，不在家裡的時候，偶爾背後轟他一下，暗地裡幽默他幾句。
中國民間這些神話故事，現代也可以歸到“民俗學”。要了解這些，起碼要看《荊楚歲時記》這本書，尤其是南方——長江南北過年過節的風俗，這本書大概都有了。在人世間的社會上有里長、鄉長、區長。在看不見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城隍歸誰管？歸閻王管。閻王去歸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歸誰管？玉皇大帝的媽媽——瑤池聖母。由此看來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天主教來個聖母，佛教的觀音菩薩，中國的瑤池聖母。所以女性還是最偉大。同時也可知人們講了半天的宗教，儘管教理和教條如何如何的，但他們最後還是崇拜女性的，因為母性的慈愛畢竟是最偉大的。像這樣一個宗教組織，無所不包，代表了中國人的政治哲學思想。所以天與人是一貫的。
王孫賈問孔子這個奧與灶的問題，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訴孔子說，你老是跟諸侯往來，我們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講幾句好話，是沒有用的呀！你拜訪了諸侯，還是該來向我們燒燒香。孔子卻作正面的答法：“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是中國人宗教思想的精神。他說一個人真的作壞人、做壞事，怎樣禱告都沒有用，任何菩薩都不能保佑你。所謂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換句話說，人有人格，尤其須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來的庇護。如果進教堂，上帝就保佑，那麼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賄賂的罪。同時也等於孔子答复王孫賈說，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於如此而已。
從上面的話也可知道，由周代開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終走人文文化的路線，所以孔子又說：
子曰：週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這就是前面提到過，中國夏、商、週三個朝代文化的演變：夏尚忠，殷尚質（鬼），週尚文。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於忠誠、樸實。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質樸，但是宗教觀念很強。周代文化呢？我們今天講孔孟思想中的中國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 “週監於二代”，是說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我們今天的中國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 “鬱鬱乎文哉”，鬱鬱是形容詞，意思是非常茂盛、偉大與光輝的人文文化。孔子在此自稱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啟後，發揚周代的文化精神。這是連接到上面所講的宗教文化之後。孔子認為只有人文文化這個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量力而為謙虛好學
現在講到另一段：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鄒。鄹人之子即指孔子。這一段所講的應該是正當孔子做魯國司寇的時候——司法行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古代官制，無法與現代比類，為了便於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擬），參與了代表國家、代表王室的宗廟大典。他進去以後，對於每件事都要問問清楚，向人請教。走哪裡？坐哪裡？每事都問人。於是有人笑他說，一般人亂捧，都說孔子這個人了不起，處處懂禮，可是這個“鄹地佬”進了大廟，什麼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請教。這話被孔子知道了，他說：“這就是禮啊！”以前我們提到過，假如出國到了別人的國度，風俗習慣不同，對人家的事，不懂的應該多問。到人家家裡也是一樣，求學問也是一樣，做事也是一樣，誠懇向人請教，就是禮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傳統的武功——射箭，那時的武功還沒有發展到少林寺、武當派（這些是唐、宋以後的事）。周代的軍事武功是車戰的時代，最重要的武器還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標準，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麼程度，相當於現代打靶、射箭的標準，在於射中了紅心沒有，而不問箭能否透過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標的，就絕對夠標準，箭能不能透過牛皮，則不作考慮。因為每個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強壯，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過牆，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紅心，也就夠標準了。
這一段是說明作人做事，夠不夠道德的標準，只問合不合正道，並不苛求他對事功成就的程度。因為沒有機會給他表現，環境不對，時代不對，他也就無從表現，這有什麼辦法？由此觸類旁通，對人對事就可減掉些苛求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每個月的初一為朔，十五為望，月暗為晦。過去沒有訂出現在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時候，不過不像現在這樣重視。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國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為，這就是所謂的“告朔”。用現在觀念來說，就是說在那時發表政見。對誰發表呢？對天地鬼神。現在對大眾發表政見，講了不兌現的也有。當時對天地鬼神講的話，如不兌現自己就害怕了，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在監視管制。所以告朔這件事也很鄭重。從前告朔時一定要殺羊。到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風氣已開始衰敗，這些禮儀的精神，也慢慢跟著衰落變化了，所以子貢當時準備去掉告朔時候用的餼羊。餼羊是蒸過了的，等於現在拜拜，殺了豬羊，還沒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這就是餼羊。子貢當時想，拜拜就拜拜，這隻羊可以省下來。所以孔子告訴子貢說，你的主張也對，為了經濟上的節省而不用羊也好，為了表示誠懇而不必用羊也好，不過我不主張去掉，不是為了這隻羊要不要省，而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精神。固然不用象徵性的東西，只要內心誠懇就可以，但現在的人，真正誠懇的心意發不起來了，就必須要一件象徵性的東西才能維繫得住，所以你子貢愛這隻羊，而我更重視這禮儀和它的精神內涵。
由這件事我們就懂得，在社會上，或在政治上，有時絕對空洞的精神，並不足以維繫一件事物，而必須配合某些實質的東西才能生效。如口惠而實不至，有時候就要失敗了。這裡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話，頗為感慨。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謅也。
這段話，連起上一段來說，是說作人處世的艱難。我想大家有時也會有同感。一個人想做個忠臣，有時候也很難。對主管、對領導人盡禮，處處盡忠合禮，而旁邊的人會認為是拍馬屁。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凡是當過長官也當過人部下的，都有這種經驗。如果自己毅力不堅定，見解不周到，受環境影響，只好變了。那麼該怎麼辦呢？還是以禮為準，也是上面的話“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人格還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別人儘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內心真正的誠與不誠。誠正的建立，久後自知。自己的見解與人格的精神，等待時間來考驗，等待時間來證明並不是他人說的那麼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錯換八卦袍的諸葛亮平常一般人談到修養的問題，很喜歡引用一句話——“寧靜致遠，澹泊明志。”這是諸葛亮告誡他兒子如何作學問的一封信裡說的，現在先介紹原文：“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諸葛亮《誡子書》有人說文人都喜歡留名，其實，豈只文人喜歡把自己的著作留給後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賢者難免。先不談古人，就拿現在來說，幾十年來，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們放在書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幾本書？尤其現在流行的白話文章，看完了就丟，只有三分鐘的壽命，因為它缺乏流傳的價值。一本著作，能夠使人捨不得丟掉，放在書架上，才有流傳的可能。所以留名是很難的。清代詩人吳梅村說的：“飽食終何用，難全不朽名。”一點不錯。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說：“但在流傳不在多”。比如諸葛亮的一生，並不以文章名世，當然是他的功業蓋過了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只有兩篇《出師表》，不為文學而文學的寫作，卻成為千古名著，不但前無古人，也可說是後無來者，可以永遠流傳下去。他的文學修養這樣高，並沒有想成為一個文學家。從這一點我們也看到，一個事業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於文學，一定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文學家。文章、道德、事功，本難兼備，責人不必太苛。
諸葛亮《出師表》外，留下來的都是短簡，文體內容簡練得很，一如他處事的簡單謹慎，幾句話，問題就解決了。看他傳記裡，孫權送他東西，他回信不過五六句話，把意思表達得非常清楚，就這麼解決了。
這一篇《誡子書》，也充分錶達了他儒家思想的修養。所以後人講養性修身的道理，老實說都沒有跳出諸葛亮的手掌心。後人把諸葛亮這封信上的思想，換上一件衣服，變成儒家的。所以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他以這種文字說理，文學的境界非常高，組織非常美妙，都是對仗工整的句子。作詩的時候，春花對秋月，大陸對長空，很容易對，最怕是學術性、思想性的東西，對起來是很難的。結果，諸葛亮把這種思想文學化。後來八股文也是這樣，先把題目標好，所謂破題，就是把主題的思想內涵的重心先表達出來。他教兒子以“靜”來做學問，以“儉”修身，儉不只是節省用錢；自己的身體、精神也要保養，簡單明了，一切乾淨利落，就是這個“儉”字。 “非澹泊無以明志”，就是養德方面；“非寧靜無以致遠”，就是修身治學方面；“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是求學的道理；心境要寧靜才能求學，才能要靠學問培養出來，有天才而沒有學問修養，我們在孔子思想裡也說過的，“學而不思，思而不學”的論點，和“才須學也”的道理是一樣的。 “非學無以廣才”，縱然是天才，如沒有學問，也不是偉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還要有廣博的學問。學問哪裡來的？求學來的，“非靜無以成學”。連貫的層次，連續性的對仗句子。 “慆慢則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驕傲”的這個“驕”字。講到這個“驕”字很有意思，我們中國人的修養，力戒驕傲，一點不敢驕傲。而且驕傲兩個字是分開用的：沒有內容而自以為了不起是驕，有內容而看不起人為傲，後來連起來用以驕傲。而中國文化的修養，不管有多大學問、多大權威，一驕傲就失敗。所以孔子在中也提到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一個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學，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驕傲，和很吝嗇不愛人的毛病，這個人就免談了。
我們中國人，力戒驕傲，現在外國文化一來，“我有了他真值得驕傲”這類的話，就非常流行，視驕傲為好事情，這是根據外國文字翻譯錯了，把驕傲當成好事。照中國文化規規矩矩翻譯，應該是“欣慰”就對了。這是幾十年來翻譯過來的東西，將錯就錯，積非成是，一下子沒辦法改的地方。但是，為了將來維護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是要想辦法的。有許多錯誤的東西，都要慢慢改，轉移這個社會風氣才是對的。這是說到慆慢所引出來的。
再回到本文“慆慢則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滿，慢就是自以為對。主觀太強，那麼求學問就不能研精。 “險躁則不能理性”，為什麼用“險躁”？人做事情，都喜歡佔便宜走捷徑，走捷徑的事就會行險僥倖，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年輕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 “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這個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對，還是把它改過來。 ——年齡跟著時間過去了，三十一歲就不是三十歲的講法，三十二歲也不同於三十一歲了。人的思想又跟著年齡在變。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後悔，已經沒有法子了。
看諸葛亮這篇《誡子書》，同他作人的風格一樣，什麼東西都簡單明了。這道理用之於為政，就是孔子所說的“簡”；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說的“儉”。但是文學的修養，只是學問的一種附庸，這是作學問要特別注意的。由歷史文化談到諸葛亮的學養，到此告一段落，現在再繼續原文。
孔子的換心術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這個問題，以現代的觀念來說，就牽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說是政治的作法，簡明一點就叫政治領導術。魯定公所問的，是領導術或領導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領導的道德，撇開了魯定公所問的方法。換言之，乃是在駁魯定公。認為用方法——手段——是錯誤的，所謂領導應該是以“德”領導人。從什麼地方可看出孔子這種意思來呢？就在這“君使臣，臣事君”兩句話中的“使”字。我們知道魯定公是個諸侯，以一個“王者”——這是隨便藉用一個頭銜來形容的——之尊問孔子，孔子當然也尊重他。魯定公問，假使一個帝王領導人，該怎樣去指揮下面的干部？相對的，一個忠貞的干部，對於領導人，又應該用什麼方法理事及自處？魯定公當然問得很客氣，很婉轉。而孔子則用兩句話，解答了魯定公這兩個對立的問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我們中國文化講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對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愛心的教養，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兩者是對立的。忠也是一樣，就如孔子的話，上面對下面以禮，禮敬——也是愛的一種形態，等於父母愛子女的愛心。這種禮義德業的流行，道德的風行，則下面對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這種君臣的上下關係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兩句話就答復了魯定公的問題。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兩句話，認為對於忠孝的觀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見的。其實不然，只是表達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表面上誤解了這兩句話，好像老子是反對孝、反對忠的。其實不是這個意思。他是說一個不和的問題家庭中，有幾個孩子，其中一個最乖的，於是人們便說這個兒子才是孝子，拚命地標榜他，而忘記了基本上“家庭不和”這個問題。一個家庭如果不出問題，個個都是孝子，何必特別標榜一個孝子？所以要六親不和的時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至於“國家昏亂有忠臣”也是同樣的道理。文天祥在宋朝亡國了，才表現出他的忠貞，假使宋代不到亡國的時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對國家有如此盡忠，雖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沒有那種成仁的表現機會。因此我們對歷史、對國家，並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樣的情形出現，而希望國家能長治久安。所以用白話來說老子這兩句話，加上一個“才”字，成為“六親不和才有孝子，國家昏亂才有忠臣。”那麼就可以知道老子並不是反對忠、孝了。假如在一個團體中，我們說某某人是好人，那麼其他都是壞人了嗎？希望全體都是好人，無所謂誰好誰壞，這就最好。
孔子答复魯定公的話中，意思是說，你不要談領導術，一個領導人要求部下能盡忠，首先從自己衷心體諒部下的禮敬做起。禮是包括很多，如仁慈、愛護等等，這也就是說上面對下面的如果盡心，那麼下面對上面也自然忠心。俗語說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換，這忠心就換出來了。現在要研究，為什麼把這段話放在這裡？這就是我們上面說過的，此乃《春秋》筆法的“微言大義”，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整個社會上下一片混亂，亂到持德者寡，用術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為大家都用手段。譬如現代人們流行的一句話，常說“你少用手段”，尤其這六七十年來，每論團體或個人的經驗，玩手段的一個比一個高明，誰都玩不過誰，玩到最後還是個笨蛋。所以還不如規規矩矩、誠懇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誠懇當作手段，這個手段還值得玩，這也是最高明的。這六十年來的變亂，對於手段，誰都學會了，誰要玩幾套手段，別人沒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實人最可愛，講道德的人才是最可愛，最後的成功還是屬於真誠的人，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們從現實生活中，也可體會得出來。孔子答复魯定公這幾句話的時候，就是針對著當時的風氣。一個風氣之來，就像颱風一樣，不但下層、中層社會受影響，上層也是一樣。魯定公是領導階級的上層，結果還是犯了這個毛病，孔子就針對他的毛病，開了這個藥方。
追的哲學
講完這方面以後，又講到純文學的觀點。
子曰：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又在討論《詩》的文學了。剛才談政治，現在又談《詩》；上面和魯定公談的是政治風氣，也包括了社會風氣，那麼政治的風氣、社會的風氣哪裡來的？如果站在文化的——禮的立場來講，它是由文化而來的；談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視的。我們知道是代表各地社會風氣的自然演變，的第一篇，就是男女相愛。講到的男女相愛，有一句話要注意的，孔子在《禮記》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上面也曾提到）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卻往往避而不談，偏偏談到最起碼的、最平實的這兩件人生大事。我們曾經說過，一般人引用的“食色性也”這句話不是孔子說的，是與孟子同時代的告子說的，兩人的話相近，但觀念完全不同。男女飲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後天的基本慾望。一個人需要吃飯，自嬰兒生下來開始要吃奶，長大了就需要兩性的關係，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動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類文化就從這裡出發。說到這裡，我們就聯想到，影響這個時代觀念的兩種思想，一個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影響了這個時代；另一個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觀，認為人類一切心理活動，都由男女性慾的衝動而來，這一思想對現代文化影響也很大。弗洛伊德原來是個醫生，後來成為一個大心理學家。比如西方的存在主義，也是幾個醫生鬧出來的，有人依據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觀點，來看歷史文化（這個性不是我們所說人類本性的性，是男女性行為的性。）認為歷史上的英雄創業，就是一種性衝動，乃至說希特勒是性變態心理。我們現代思想界受這說法影響的也很多，乃至把舊的歷史寫成的小說，多半都加上這種觀念。甚至許多戲劇、電影故事，總要插上一些性——醫學上的性；而文學上改用一個好聽的名詞——愛，等於一個人穿上外衣、結上領帶，好看一點，也禮貌一點而已。在中國古老的文化中，我們懂不懂這方面的道理呢？孔子也早已提出了，所以第一篇選了《關睢》，根據“飲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倫理是由男女相愛而成為夫婦開始的，所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有社會一切的發展，都由性的問題開始。
曾有一位學者對我說，他有一個新發現——“性非罪”論要提出討論，他所指的這個“性”是狹義的，指男女性行為的性而言。我沒有立即答复這個問題，他把文章留下來，後來函電催問，我始終覺得礙難直接答复，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大概談了一下，但還是避開了他那個觀點。我認為這是人生哲學上最高的問題。究竟這是本能的衝動嗎？這個本能又是什麼？不過我告訴他，世界上的宗教家，都認為性是罪惡的。中國文化中，過去的思想——萬惡淫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亞當和夏娃不吃那個萍果，一點事都沒有，上了魔鬼的當去吃萍果，他們也認為性是罪惡的。曾經聽過一個笑話，說西方文化是兩個半萍果而來的：第一個萍果是亞當夏娃吃了，闖了禍，所以我們人類到如今那麼痛苦。第二個萍果，啟發牛頓發現了地心吸力，中國人吃了很多萍果都不曉得。另外半個萍果，是木馬屠城記所表現的英雄思想。這是西方文化來自兩個半萍果的笑話，當然這不是偶然說說的。
西方與東方宗教家都認為性是罪惡，哲學家則逃避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看孔子，他可以說是哲學家、宗教家，又是教育家。我認為現代觀念的什麼“家”、什麼“家”都可以給他加上。反正孔子，集中國文化之大成。我們中國人自己對他的封號最好——大成至聖先師，我們不要跟外國人走，給他加上了一個“家”字，反而不是大成，而是小成了，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當。
孔子認為“關關睢鳩”男女之間的愛，老實講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性的本身不是罪惡，性本身的衝動是天然的，理智雖教性不要衝動，結果生命有這個動力衝動了。不過性的行為如果不作理智的處理，這個行為就構成了罪惡。大家試著研究一下，這個道理對不對？性的本質並不是罪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這個大欲。但處理它的行為如果不對，就是罪惡。孔子就是這個觀念，告訴我們說，關睢樂而不淫。大家要注意這個“淫”字，現代都看成狹義的，僅指性行為才叫淫，在古文中的“淫”字，有時候是廣義的解釋：淫者，過也，就是過度了。譬如說我們原定講兩小時的話，結果講了兩個半小時，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寫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所以關睢樂而不淫，就是不過分。中國人素來對於性、情及愛的處理，有一個原則的，就是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現在觀念來說，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衝動，要在行為上止於禮。只要合理，就不會成為罪惡，所以孔子說關睢樂而不淫。
但《關睢》這篇詩中，也有哀怨，我們看這一篇詩，很好玩的。雖然只有幾個字，假使用現代文學來描寫，就夠露骨的了。它最後說：“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個求，就是現在白話文的追呀！追呀！追不到的時候睡不著呀！睡不著還在床上翻來复去打滾哩！但古文用“輾轉反側”四個字都形容盡了。可見這中間還有哀怨，儘管哀怨，並不到傷感、悲觀的程度。這個道理就是說一個人情感的處理適中，合乎中道。
譬如我對音樂是外行，但在許多地方，聽到播放日本音樂，只要他一開口，聽起來就使人有不勝哀戚之感。隱隱象徵了這個海島民族的命運，也可以說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現。不管它怎麼變，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樂，哀怨中有悲愴，悲愴中有哀怨。
現在我們的音樂等等一切文化，能不能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呢？恐怕還沒有做到。我們讀了孔子這一段話以後，對於目前社會上的文化思想，必須深切地反省。所以孔子在答复魯定公問政之後，隨即談到詩的問題，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備“詩”的感情，從政更要把握“詩”的情操。
傳統歷史上的精神堡壘
這個又轉到另一個文化問題：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鬆，殷人以柏，週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宰我是孔子的學生，他白天睡覺，挨了孔子的罵。這個問題，等下面講到的時候再討論。
魯哀公問社。什麼叫社呢？這裡的社就是社稷的簡稱，有形的社稷壇，過去國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壇，就是代表國家和天人之間的象徵。我們現在社稷的精神像徵，譬如過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謁陵獻花，幾十年來，我們還沒有完全正式確定這個精神的代表，最近又好像有外賓到國父紀念館致敬了。相對的，假定我們去國外做國民外交，或者負了國家外交任務出去，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到別的國家，就要隨他們的禮俗，到他們所尊奉的地方行禮。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禮貌，也是現代國際上外交的禮貌。像當年西方英雄拿破崙，當他到每一個地方，即如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他也要到伊斯蘭教教堂行禮。這點他實在很聰明。同時我們再看到一點，從十七世紀末葉開始，印度由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統治，英國並派了總督駐在印度統治。英國人也深懂這套手法。所以有人說英國人專門研究老子，因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英國總督出門，看到印度的婆羅門教（印度在宋以後沒有佛教了，那時起佛教已經完全移送到中國來，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羅門教），總督立即停車，下來站在路邊合十，讓婆羅門教士先過去。這就是說尊敬一個地方的民間信仰，對於他的工作很有幫助。這是由社講到社稷的精神而牽涉到的附帶問題。
現在回到本文，哀公問宰予，社稷壇與歷史文化演變有什麼關係呢？宰予告訴他夏朝社稷壇上栽的是松樹，殷朝栽的是柏樹，周朝栽的是栗樹（有如現在的國花，是國家的標誌。）不過他說栗樹栽得不好，栗樹使人看了會害怕，戰戰兢兢。宰予後來回到孔子這裡，報告見哀公的問答，孔子聽了以後就感嘆了。就周朝而言，孔子覺得文王、武王在各方面都沒有錯，只在這件事上還不大妥當，但對前輩的聖人，不好意思多加批評，所以他說已經既成事實，再說也沒有用。對人與人之間相處來說，既成事實，勸也勸不轉來了，過去了何必追究呢？
孔子這番話，雖然看起來是對歷史的一個寬恕，實際上透過這個寬恕，表明了孔子認為周朝的這件事是有問題的。這是怎麼說的呢？因為社稷壇種的樹，就像是一個民族文化、國家精神的標誌。如日本人以櫻花為國花，雖然很爛漫，但總是開得不長久；其他各民族、國家也都有標誌。宗教方面也不例外。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蓮花。再看歐洲人的標誌用猛獸，有虎、有獅；印度人用的是飛禽；美國人用老鷹，也不太好；中國文化則用龍，龍是水、陸、空三棲的東西。對於文化的標誌，我們要特別注意選擇決定，但有時有人漫不經心就定了。過去有一位朋友，想把台北市成為杜鵑城。後來在一次宴會中碰面，說起此事，好在他的杜鵑城沒做成，否則我第一個反對。因為杜鵑是亡國之花，又名杜宇；也是鳥名，又名子規，又叫望帝。唐人的詩所謂：“望帝春心托杜鵑”，有一個神話故事，上古時蜀國亡，蜀國的太子傷心而死，精魂不散，變成杜鵑鳥，晝夜啼哭，淚枯血出，滴在花上變成杜鵑花。這一些事，和的讖諱之學也有關係的。許多看起來不相干的事，有時候關係很大，尤其研究國家的歷史文化，不能不注意，孔子對於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不過他也只好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了。所以我們將來在處事的時候，必須注意這些事情，這也是學問。
責備賢者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的時代比孔子早一點，在下面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對管仲佩服得很，他曾經讚歎過，如果沒有管仲助齊桓公稱霸的一段歷史，我們幾乎變野蠻人了。在這裡他說管仲的器局太小，這話也是對的。管仲不過幫助齊桓公完成霸業而已，但未能走入王道，這樣的器局就嫌小了。這是他評論歷史的感嘆。但是有人就問，管仲是講究節儉的吧？他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都夠得上儉的。這裡的“儉”字，正如諸葛亮《誡子書》中所說“儉以養德”的那個儉字一樣，包括了許多東西。我們提到儉字，再看看老子思想，老子說他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再三提到儉，孔子也再三提到儉，下面有關儉字的話也蠻多的，上面談到諸葛亮時，已經介紹過了。歷史上稱有成就的人“沉默寡言”，就是一個人“儉”德的描寫。成大事的人很少說話，講出來一兩句話，扼要簡單，解決了一切問題。既不沉著，話又多的人，那就免談成什麼大事了。
孔子說了管仲的器局小，別人並不和他爭論這個問題，而提出來問管仲是不是夠得上“儉”德的修養。可是孔子的答复，從個人來說，以管仲有三歸之堂，可以說他在經濟生活上非常浪費。三歸堂是建築物的名稱，就是說他的宰相府，還是相當講究漂亮的，可見他還不夠儉樸。我們可以在歷史上看到漢文帝的儉樸、節省，是皇帝中有名的，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還補起來穿。後來景帝、武帝時代的經濟繁榮，就是他打下的基礎，因為他本身就非常儉樸。所以管仲的生活，誠如孔子說的並不儉樸。另外在公事上，孔子又說他“官事不攝”。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統籌。只知因人設官，重重疊詹設置了太多的部門，其實可簡化而他沒有簡化，這是在行政上的不儉，那他怎麼算得“儉”呢？
我們從這一點可以看到，要真正處理好公事，制度與編制的緊縮很重要，法令也不可繁瑣，這是孔子對管仲兩方面的批評，也是我們後人應該警惕的地方。
在管仲的儉德上，孔子有所批駁之後，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禮的問題來。中國文化以禮義為中心，懂禮是很重要的，但孔子認為管仲在這方面的修養還不夠。雖然管仲是個大政治家，但他還不能擔負領導歷史文化的重任。這是什麼道理呢？邦君齊桓公在大門外建立屏風——塞門。 （講到這裡，我們順便講到現在很難看得到的，古代衙門前的大屏風，上面都寫有“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四句話，已經流傳下來一千多年了。後來到清末腐敗的時候，大概是我們革命前輩老黨員罵清朝的傑作，改為“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欺欺欺欺”的笑話。）在中國的古禮，只有領導人、諸侯才可以有塞門，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擺起這樣東西來，這就是不懂禮。其次國君為了外交的關係，有反坫之壇，這是兩國元首見面時用的。結果管仲的家裡也有反坫。就憑這兩點，如果說管仲也懂禮的話，還有哪一個不懂禮？如以管仲作懂禮的標準，人人都懂禮了，這是孔子對管仲批評的話。下面就談到中國文化與“禮”並稱的“樂”了。
敲響了的活禮樂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這是孔子講音樂的原理及作用。大師樂是古代專門掌理樂教的官名，他的職掌重在以樂配合政教，當然也包括了當時的一般音樂。講到這裡，也是中國文化很可惜的事，因為我國原有的古樂早已沒有了。現在我們能夠聽到的，只是明清以來的遺音。據朋友們說，目前在韓國，還可以隱約窺見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的大樂章——《秦王破陣舞》，以及《霓裳羽衣曲》的古琴曲調，還可欣賞到中國的古樂和古樂器的流風遺韻，同時把詩、詞譜在中國的古樂器上彈出來。除了韓國，在日本也還找得到一點影子。所以說中國文化的衰落，不完全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相反地，故作自我解嘲的說，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偉大處，人家外國人說我們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的好東西太多，滿不在乎的丟，外國人聽了也沒有話說。
孔子和魯國的大師樂討論音樂的原理。他非常謙虛地說，音樂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其實孔子對音樂是很內行的。接著他就談論一首代表國家民族精神的曲子。音響開始的時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輕輕地舒展，慢慢地發聲。跟著下來，由小而大，但是很純正。後來到了高潮，激昂慷慨，或非常莊嚴肅穆，最後這個樂曲奏完了，但還是餘音繚繞，後面好像還有幽幽未盡之意。這便是成功的音樂。這些是孔子的客氣話，請教的態度，也證明了他深通音樂的修養。今日我們看到自己國內的音樂，的確是問題很大，中不中、西不西；輕薄有餘，溫柔敦厚不足，實在可嘆。不過一切文化，今日都處在古、今、中、外的巨流湧變之間，始終未定。舊的已經打倒，新的如何建立，還要靠我們這一代的繼續努力了。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儀是一個地名。古時的這個“封”字，是指的封疆。所謂“封人”，是管諸侯國界的人。勉強拿現在的職務來講，是管土地、管地政的人。他來請見孔子之時，從字裡行間看來，他似乎有被擋駕的樣子。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他說，有道德、有學問的人，到了我們這個地方，每個人我都見過。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你們的老師孔子儘管偉大，像我這樣的人，你老師也應該接見一番。他說了這番話以後，跟隨孔子的那些人無話可說，就安排了一個機會，讓他去見孔子。但是孔子和他談了些什麼話就不知道了。他出來以後，就告訴孔子的弟子們說：你們諸位不必擔心文化的衰落，我們中國文化有救了。天下亂了這麼久，文化已將凋零，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學問道德將影響你們和世人。上天要以孔子作為警惕世界的木鐸的，你們不要擔憂了。古代木做的鐸，是用來敲響作警惕用的，好像廟堂裡的敲鐘打磐一樣。
這是對孔子從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讚嘆，所以也放在講文化精神的《八佾》篇中。畫龍點睛，別有用意。
跟著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這是孔子對禮樂文化的批評。韶是舜樂，代表那個時代，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精神，他說很好，很美，也很善。以現在西方觀念來說，真、善、美的價值都具備了。但武王時代的音樂，代表那時代的歷史精神，好是好，美是真美，可不能說它是至善。等於對社稷壇標誌的批評一樣，都有點遺憾的味道。
衰世的通病
下面是這一篇的結論，所以我說是整篇連貫接起來的，是完整的。 《八佾》講歷史時代文化的精神。那麼，這篇最後引用孔子對於當時那個時代的批評作結語，就特別有韻味了，例如：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他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原則，一個時代到了衰落的時候，最怕在上面的領導人以及各級單位主管，待部下和對人並不寬厚，這是很嚴重的偏差。講到這裡，我們看中國歷史上，記載了許多作人或作官的過分尖刻或涼薄。什麼是刻？所謂“察察之明”，為人太過精明，做部下的就不容易發揮他的才能。因此，中國古人在政治領導上，都採用道家老子的道理。也就是像郭子儀的故事：唐明皇因安祿山之亂由京城逃走，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終於靠郭子儀打敗了安祿山，收復兩京，迎唐明皇還都。郭子儀也因功封王。以後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儀的兒子。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厲害，郭子儀的兒子說，公主有什麼希罕，你父親的天下，若不是我父親替你們打回來，還有你公主當嗎？這句話的確講得太嚴重了。公主氣了，馬上回宮去報告唐代宗。郭子儀聽了兒子的報告，也嚇壞了，知道這件事可不得了，馬上把兒子綁起來送到宮中去。唐代宗自然先聽到了公主的報告，說郭子儀他們意圖造反，唐代宗安慰了女兒一番，要她先在宮裡休息。見親家把女婿綁進宮來，不但不生氣追究，反而問老親家好好把個兒子綁進宮來是為了什麼？郭子儀報告並論罪一番。唐代宗真是個好皇帝！他對郭子儀說，他們小倆口吵架是年輕人的常事，你去管他幹嘛呢？ “不癡不聾，不做阿姑阿翁。”這個故事後來也編成了平劇及其他地方戲。故事本身也說明瞭如果一個當主管的有“察察之明”，下面部下就難為了。
前幾天，有位同學當了法院的庭長，他來看我，我告訴他一句話：歷來做法曹的最怕“深文刻法”。這句話就是當公務員的也要注意。什麼叫“深文刻法”？就是根據條文，一個字一個字去推敲，在雞蛋裡去挑骨頭，真是要了命。雖然法律的條文，完全合於邏輯。但有時是不合道理、不合情理的，完全用邏輯是用不通的，舉個例子來說，法律規定，抓到小偷應該送到法院辦，如果打他兩拳打傷了，小偷可以告你傷害，在法理的邏輯上完全對，但講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對的。所以我和這位同學說，搞法律的人，就怕深文刻法，都講邏輯，則天下是非辨不清了。因此中國人有一句名言，告訴作公務人員的朋友說：“公門裡面好修行”。否則的話，人們便把公務員的過錯、怨氣統統都累積到政府頭上。自己如果多動動腦筋，別人就省了氣力，同時也消弭了怨氣，這就是道德。所以“居上要寬”，要求別人過嚴，別人沒這個本事；天下無全才，不必求之太嚴。如果要求過嚴，希望別人都是聖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防土匪，用他又隨便用得像機器。這是不可以的，切記居上要寬。
為禮要敬，並不是只限於下級對上級行禮要恭敬，上面對下面的愛護，也包括在禮的範圍之內。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誠懇、真摯，不真誠沒有用。天天行個禮很方便，搞慣了成機械式很容易，但中間沒有誠意就沒有用。同樣的，做長官的對部下的愛護關懷，也要有誠敬之心，假的關懷沒有用。
臨喪不哀，以前講過，我們到殯儀館弔喪，沒有一點哀戚之意，毫不相關，何必去呢。但這個喪也是狹義的，廣義的是對於某一件沉重的大事，假如沒有沉痛的心情，也是屬於“臨喪不哀”的一種情況。
孔子提出來這三點，有感於當時春秋時候的社會風氣那麼壞，孔子講這些話，都是開藥方。當時有這種壞風氣，他就開出醫治的方法。所以他說像這個樣子的社會，就沒有什麼可看了，這是感嘆當時文化思想的衰落。實際上我們看歷史，每到衰亂的時候，都有這種情形，豈止春秋戰國而已呢！ 《八佾》這一片，把前後對照起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他完全是在闡揚中國文化的思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