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躍文
人們有個印象，說我是專寫官場的作家。這其實只能說明如今人們太關注官場了。我也寫過別樣生活的小說，那些小說也還能夠讓人看得下去。我託了官場的福而讓讀者關注我的小說，可我倒寧可自己的小說無人喝彩，也不希望人們如此在乎官場。因為日出月落，星轉鬥移，順乎天道，人類並不會大驚小怪。只是在出現厄爾尼諾現象時，人類才會把關注的目光投向茫茫天宇。
也許正因為我寫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議：你是否也寫寫別的題材？這讓我難以作答。事實上，我是不承認自己寫的是什麼官場題材小說的。我幾乎不贊同所謂題材一說。平時聽朋友們說起什麼工業題材、農業題材、改革題材之類，我心裡總是不以為然。我沒有笑出聲來只是因為自己還想守住些君子風度。我想作家如果總想著自己在寫什麼重大題材，並總想著某某題材的重大意義，只怕寫不出什麼好作品來的。事實上，這世上自有作家以來他們都在寫人，而且是寫現實（或說現在）的人。不管作家們自己覺悟與否，承認與否，他們寫歷史也罷寫神怪也罷，抑或浪漫主義也好，超現實主義也好，他們都在寫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說題材不可，那麼依我愚見，人便永遠是唯一的題材。我有一個不太高明的比喻：如果把作小說比作化學實驗，那麼人就是試驗品，把他們放進官場、商場、學界、戰場或者情場等等不同的試劑裡，就會有不同的反應。作家們將這種反應藝術地記錄下來，就是小說。記得雨果說過這樣的話：釋放無限光明的是人心，製造無邊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織著、廝殺著，這就是我們為之眷戀而又萬般無奈的人世間。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去寫人，而偏要懷著堂吉訶德式的激情，總想著去寫某某題材呢、有人說我的小說深入到了社會體制上的批判，這似乎是一種抬舉，但我不以為然。我想人不該是製度的奴隸，任何制度都只是暫時的遊戲，不管這種遊戲玩得怎麼像模像樣，或者假模假樣。唯有人心、江河萬古。我之所以常把我要寫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環境裡行走也許只是為了駕輕就熟。我是一個想像力極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筆陌生的環境，可能很費神。
儘管我不願太費神，但我作小說從來都是認真的。我不准備遊戲人間，無論為文，或者為人。說什麼文章千古事之類的話，有人聽了也許會感到肉麻。因為現在人們慣於把莊嚴和崇高當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莊嚴和崇高被漠視和嘲弄，而種種偽莊嚴、偽崇高卻被一部分人很職業地裝扮著。這部分人因為粉墨登場，手中便總是持有績優股票，可以經常收益紅利。我不情願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虛假的面具。作小說是一件暴露自己靈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寫作如何晦澀曲折，他的靈魂也會在作品中隱現。我自信我的靈魂見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說。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裡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靈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會再寫小說了。
我原本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可現實逐漸讓我明白，理想主義是最容易滑向頹廢主義的。理想似乎永遠是在彼岸，而此岸充斥著虛偽、不公、欺騙、暴虐、痛苦等等。頹廢自然不是好事，但頹廢到底還是理想乾癟之後遺下的皮囊。可現在很多人雖不至於頹廢，卻選擇了麻木，而且是連理想的泡沫都從未擁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頹廢，也不願麻木，就只有批判。這些年中國文壇製造“主義”的成就似乎超過了文學本身的成就。林林總總的“主義”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你還沒來得及弄清某某“主義”是怎麼回事，它已經明日黃花了。風過雙肩，了無痕跡。我倒覺得，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是批判現實主義。
我的小說一直寫得輕鬆，信筆所至，隨心所欲。也許這就是我的小說寫得不如人意的緣故吧。王蒙先生說我的中篇小說《秋風庭院》很有黃昏氣氛，但止於黃昏之嘆，又令人不太滿足。張初先生在為我的小說集《官場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說我的小說有憤激有慨嘆有調侃，又止於憤激、慨嘆和調侃；官場氣氛很濃，又止於官場氣氛；叫人幾分嘆惋，又幾分無奈。這兩位老師都是我很敬重的，他們的批評我很折服，但我就是不知道怎麼去彌補這種遺憾。我想曹雪芹作時一定沒有想到要藉此拯救大清天朝的，給社會開藥方只是近時一些作家使命意識覺醒才有的說法。作家大可不必去搶政治家或思想家的飯碗。事實早就證明，自從作家想當醫生以來，一直力不從心，也就無從稱職了。如果就著這個比方，那麼作家充其量只能提供一把把化驗單，一張張透視底片，診斷的責任還是留給人民和歷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