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想不到，米薇成了市政府接待辦的接待員。她找到工作了。
今天下午，我去寧陽飯店看望一位英國人，他是來寧陽投資教育的商人，由我出面會見和宴請。寧陽飯店是寧陽市政府定點接待的飯店，市政府接待辦公室也設在這裡。
我照例先到接待辦打聲招呼，問明客人的食宿安排情況。
辦公室裡只有一個人，在收著傳真，雖然背對著我，但她的身材讓我心動。多像米薇！我想。
“你好。”我心跳加快地打著招呼。
她回過頭，竟然就是米薇！她穿著與接待辦接待員別無二致的服裝，胸口上還別著有號碼的徽章。
我愕在那裡，說不出話。從廣州回到寧陽二十天了，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她，而且是不期而遇。
米薇嫣然一笑，“彰副市長，你好！”她鞠著躬說，完全是待人接物的那種禮節。
“對我還用這麼客氣。”我說。
米薇說：“我正在工作。對每個來人都要笑臉相迎、彬彬有禮，包括你。”
“這麼說，你本該對我冷若冰霜的，只是因為正在工作，才不得不強顏作笑。”我說。
“你看我這種人當接待員還合適嗎？”她看看我，又上下打量自己。
“合適，”我說，“意想不到的合適。”
“意想不到？”米薇說，“我可是經過嚴格的考核才進來的，不走任何後門！對，所以你才意想不到！”
“我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金虹姐推薦倒是真的。”
“我就想到是金虹。”我說。
“誰在背後議論我？”金虹的聲音從我的身後傳來。
我轉過身，看見金虹從門口走進，手裡玩弄著一把繫著絨毛猴的汽車鑰匙。
“原來是彰副市長駕到。”金虹說。
“我來看看英國來的客商安排得怎麼樣。”我說。
“這你要問米薇，”金虹說，“她接待的。”
我看米薇。
米薇說：“你沒有問我。”
“英國來的客商安排得怎麼樣？”我說。
“住六○八，”米薇說，“晚宴安排在餐廳的金龍廂。”
“參加宴會的人都有誰？”我說。
“這你要問我，”金虹說，她勾動著沒有鑰匙的手指，“你，招商局盧局長、教育局黃副局長，加上英國客人，一共四位。”
“沒有了嗎？”我說。
金虹搖頭，“正式宴席，隨同司機和秘書一般是不跟領導陪同客人吃飯的，這你知道。但是如果你……”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打斷說，“我的意思是，市領導沒有嗎？”
金虹詫異地看著我，“你不就是市領導嗎？”
我一愣，“哦，一高興，我就忘了我是誰了。”
金虹看看米薇，再看看我，“你是該高興。你的學生現在成為了你的下屬。”
我說：“那我是不是要感謝你？”
金虹挑撥著鑰匙上的絨毛猴，說：“你看著辦。”
米薇說：“他才不是為我高興呢！”
“噢？”金虹看著米薇，“那是為什麼？”
“客人來自英國，所以他高興。”米薇說。
我一怔，聽出米薇的言外之音或知道她下一句會說什麼。
“為什麼客人來自英國，彰副市長高興？”金虹說。
“因為他妻子在英國。”米薇說。
“是前妻！”我說，瞟了一眼米薇。
“前妻也是妻！”米薇說，她也瞟了我一眼。
“前妻就是前妻，”我說，“前妻就不是妻了。”
“我說是！”米薇說。
我說：“你說是就是？為什麼？”
“因為你還愛她！”米薇說，她眼睛一眨，開始發潤，像受盡了折磨和委屈。
“愛我就不離婚了，”我說，“有什麼夫妻有愛還會離婚呢？你說是不是金虹？”
金虹說：“我不懂這個。”她繼續挑撥著手上的絨毛猴。
“你是屬猴的居然不懂？”我說。
金虹一愣，“你知道我屬猴？”看看手裡的絨毛猴，明白什麼，點點頭，“哦，聰明。”
“你果然聰明。”我說。
“不，我是說你聰明。”
“都聰明。”我說。
“就我笨。”米薇在一旁嘀咕。
“好啦好啦，”金虹輕輕推了推米薇，“現在帶彰副市長去會見客人！”
米薇身動腳不動。
“去呀？”金虹又推了推米薇。
米薇腳動了。
我原以為英國人金發碧眼，不想卻是個黃種人，準確地說，是個英籍華人，這又是我意想不到的。他是個禿頂，看上去有六十多歲的年紀，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還有一個厚道的中文名字：林愛祖。
我本來是跟他說英語的，說著說著，變成漢語了。
“林先生在英國居住很長時間了吧？”我說。
“二十多年。”林愛祖說，“中國一改革開放，我就出去了。”
“中國現在仍然改革開放，你卻回來了。”我說，覺得不妥，“歡迎你回來投資報國。”還是覺得不妥，“住在倫敦？”
“對。”他說。
“在倫敦的華人多嗎？”我說。
林愛祖說：“認識一些。”他看著我，“彰副市長去過英國嗎？”
我說：“沒有。”
林愛祖說：“可是我覺得你的英文說得不錯。”
“在中國學的。”我說，“林先生以前來過寧陽嗎？”
林愛祖說：“沒有。但我知道寧陽是個……讓人感動的地方，所以我就來了。”
我看看莫名其妙感動的林愛祖，也有些莫名其妙。
簡單的會見之後，我們來到了餐廳的金龍廂。
宴席很隆重，佳餚美酒，目的是想讓這名想來投資的英國商人感覺到寧陽市的軟硬環境是經商的好地方。
“我們寧陽現在送孩子出國的家庭或父母很多，”教育局黃永元介紹說，他現在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副局長，“您可以開辦一個專門培訓出國留學的學校，這樣的投資能很快得到收益和回報。”
“不，”林愛祖放下筷子，看著大家，“寧陽市有沒有貧困的地方？有沒有孩子上不了學的？”
我和陪同的幾個局長面面相覷，不明白這個華裔英國人葫蘆裡裝什麼藥。
“據我所知是有的。”林愛祖又說。
我說：“是的，有，但主要集中在縣以下的鄉村。”
“好，”林愛祖說，他眼睛放亮，像看到了什麼希望，“我找的就是貧困的地方！”
“但是……”
林愛祖打斷黃永元的話說：“我投資是不求回報的。”
我們瞳孔都大了。這華裔英國人怎麼啦？他不是商人嗎？商人不商，那是什麼人？要么是慈善家，要么就是騙子，我想。
“很好，”我說，舉起酒杯，“林先生，為了你的樂善好施，我敬你！”
明天華裔英國人要去鄉村考察，由市教育局的人陪同。我說我開會，不能去。其實我很怕開會，但是我又不喜歡英國——它讓我傷心。
李論難得在辦公室，今天我終於在辦公室逮住了他。他的辦公室跟我的辦公室規模一致，只是辦公桌擺設的方位不一樣，他的坐南朝北，而我的則坐東朝西。我說辦公桌的方位也有講究嗎？他說那當然，必須講究。我說坐南朝北是什麼意思？
“我日柱天干屬水的人，”李論說，“有利的方位是北方，不利西南，利黑色，不利紅色、黃色，所以辦公桌坐南朝北是對的，還有辦公桌我重新把它漆成了黑色，它原來是紅黃色。”
我摸了摸李論的辦公桌，“確實夠黑的。”我說。
“你的辦公桌好像不是坐南朝北？”李論說。
我說：“我跟你不一樣。”
李論說：“你日柱天干屬什麼？”
我說：“不知道。”其實我知道。
“我給你算算，”李論坐在大班椅上仰著頭，“你一九六四年……幾月了？”
我說：“八月。”
“八月幾號？”
“二十四。”我說。
“陽曆陰曆？”
“陽曆。”
“陰曆呢？”
“七月十六。”
“七月十六，”李論掐起了手指，默念著什麼，過了一會，他看看我，“你屬木。日柱天干屬木的人，有利的方位是東方，也是不利西南，但利綠色，不利白色、黃色，你的方位應該是坐西朝東！”
我說：“我現在是坐東朝西。”
“反了，你趕緊得改過來！”李論說，“還有，辦公桌得漆成綠色，你的現在還是紅黃色對吧？”
我說：“有辦公桌漆成綠色的嗎？”
“不漆也得漆！”李論說，“這是你的命，回去先把你的辦公桌轉過來。”見我沒動，“我跟你去！”他站了起來。
我說以後再說。
李論看著我，“找我有什麼事？”
我說：“橋。”
李論一瞪眼睛，“什麼橋？”
我說：“你別忘了，你承諾當上副市長以後，要找錢給我們村造一座橋。”
“呵，原來是這件事呀，”李論說，“這事不急，過一陣子再說。”
我說：“李論，你承諾過的事情可不許反悔，我跟你說，”我指著那張高大的椅子，“你坐上今天的位子是講好條件的。”
“我知道我知道，”李論從座位站起來，到我身邊，“你阻止米薇控告我，作為交換，我負責找錢為我們村造一座橋，沒錯吧？這錢我是一定要找的。也要不了多少錢，我們村那條小河，造一座橋，五六十萬足夠了，小菜一碟。”
“既然是小菜一碟，你還等什麼？”我說，“早一天造好橋，鄉親們就早一天結束在兩岸爬上爬下坐船過河的日子。”
“文聯，我是這麼考慮的，”李論說，“我們兩個都是從一個村出來的，現在當上副市長，為家鄉造福義不容辭。可是，我們剛剛當上副市長，就馬上找錢為本村本土造橋，領導、周圍幹部、組織上會怎麼看待我們？說我們偏心，重一點就是以權徇私，知不知道？那麼多需要造橋修路的村，你們為什麼不幫找錢？”他一副別人的模樣指著我，“呵，自己的村三下兩下就來錢了，把橋給造了，把路給修了，這是什麼意思？原則何在呀？”他巴掌往桌子一拍，“公心何在呀？”
我嚇了一跳。
李論變回了自己，摸摸我的肩，“兄弟，我們兩個還在試用期，地位還不穩，現在就急著找錢為我們村造橋，對我們是不利的，影響不好。你說是不是？”
我不吭聲。
李論說：“這就對了。”他看看表，“哎喲，光顧和你說話，差點誤了大事！”他拎起包就往外走。
我大喝一聲：“李論！你不怕鄉親撬你的祖墳你可以不找錢造橋！”
李論像突然剎住的車停了下來。他回過身，像蠻橫的肇事司機瞪著無辜的受害者一樣瞪著我，“誰他媽敢？”
“鄉親們要是不敢，我敢！”我說。
“你怎麼啦？”李論說，“我什麼地方又得罪你了？”
“你不講信用，說當上副市長以後就找錢給我們村造橋，現在卻找藉口推託，你說你還是不是人？”我說。
“我不是人，你是！”李論說，他顯然被激怒了，“我現在不找錢，你找呀？你也是副市長，有本事你去找錢給我們村造橋，功德歸你！”
“我沒有你找錢的本事，但是我也沒有你這麼無恥！”
“我無恥？我他媽的願意無恥嗎？”李論說。他看見門口有人經過，立刻住嘴，等沒有了腳步聲，再看著我，“我剛才說什麼啦？”
“你說你無恥。”我說。
“我怎麼無恥呢？”李論說，“我怎麼可能說自己無恥呢？不可能！這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
“你說造橋的錢，你找，還是不找？”
“找怎麼啦？不找又怎麼啦？”
“找，你家的祖墳還是好好的，”我說，“不找，撬你家祖墳的鋼釬我預備著，找錢造橋的本事我沒有，但是動你祖宗骨頭的膽量我有，也做得出來！”
李論見我認真，有些害怕，口氣緩和下來，“橋遲早是要造的，錢是一定要找的，我承諾不變，”他說，“但要等我，等我們轉正以後。好不好？”他把垂下的包往腋窩上一夾，“我現在先去搭另一座橋，這座橋非常重要，把這座橋搭好了，我們村的橋也就不成問題了。”
“你搭的什麼橋？”我說。
“鵲橋。”李論說。
“鵲橋？”
“對。”
“你給誰搭的鵲橋？”我說。
李論眼睛像老鼠一樣小心和警惕，然後去把門關上。他回到我身邊，輕聲地說：“姜市長。”
我如雷貫耳，震驚地看著李論，“你有沒有搞錯？姜市長的夫人去世還沒滿月，你就忙著給他說親，當媒公，這也太不……像話了吧？”
李論嘿了一聲，“我還怕晚了呢。現在想給姜市長說親做媒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花團錦簇，爭先恐後，就看誰走運。”
“我看你未必走運，”我說，“拍馬屁也要看時候。姜市長如今悲痛尚在，或者說舊情未了，他是不可能在這種時候另覓新人的。更何況，以薑市長的地位和個人魅力，根本不用別人為他牽線搭橋吧？如果他有心再組家庭的話。”
“這你就不懂了，”李論說，“姜市長有沒有心，那是他的事。我有沒有心，這是我的事。”
“市長夫人的追悼會你沒去，給市長介紹新夫人你倒很積極，你這安的是什麼心？”
李論說：“我沒去參加追悼會，是因為我在日本考察，回不來，這我跟你說過。正因為我沒能去參加追悼會，所以我內疚呀，不安呀，所以我要將功補過！市長夫人的位置現在空著，就看誰把誰補上去。”
“那將要被你補上市長夫人位置的幸福女人是誰呢？”我說。
“事成之後你就知道了。”李論說。他像一個急著開會的人，打開門走了出去，又突然回頭，叫我離開的時候記得把門關上。
我在李論的辦公室呆呆地站了好久，像一個遭奚落的不速之客。我彷佛獨自留在主人的房裡，這比吃了閉門羹還難受。我本來是來討債的，因為李論欠了我的人情，結果我反而成了要飯的——上任前信誓旦旦為我們村找錢造橋的李論，現在耍賴了，而且賴得趾高氣揚。他推掉了我貧困的村莊連通金光大道的橋樑，卻正在為一座兩個人幸福的鵲橋忙得不亦樂乎——當我痛苦不堪地為市長夫人的病症和後事日夜操勞的時候，卻已經有一幫人在為新夫人的人選鞍前馬後地奔忙了。
已經瞑目的市長夫人，但願你在天之靈，不要在乎人間發生的一切，因為我以為，天堂也有市長。
我收到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稱，教育局副局長黃永元的文憑是假的，如果讓這樣的人當教育局局長，是寧陽教育的恥辱。
這封信像烙鐵一樣燙我的手。
我給秘書蒙非看了這封信。
蒙非說，匿名信可以不管它。
我說如果信裡說的是事實呢？
蒙非說那要看寫這封信的人是誰，寫這封信的目的。
我看著蒙非，不太明白他的話意。
蒙非說寫這封信的人一定是黃永元的對手，或者說自己就是想當局長的人。
我說誰呢？
蒙非笑笑，說還能是誰，唐進唄，至少跟他有關。
我決定到教育局走一走。
教育局像一座冷宮。辦公樓的牆壁上仍然張貼著“沉痛悼念楊婉秋局長”、“楊婉秋同志永垂不朽”字樣的標語。我看到每一個進出此地的人，都頭重腳輕，表情僵硬，這無疑是標語造成的後果。
我對司機韋海說把這些標語給撕了。
副局長唐進平靜地接待著我，好像知道我會來。
“黃局長陪外商到縣里考察去了，局領導就我一個人在家。”唐進說。
“黃永元還不能叫做黃局長。”我說，“他只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副局長。”
唐進看著我的眼睛泛著亮光，嘴裡卻說：“他當局長是遲早的事，叫早比叫晚要好。”
“不會是看誰笑到最後吧？”我說。
唐進的眼球像卡在鳥屁股的蛋，出入兩難。 “彰副市長有什麼指示，請講。”他說。
我直言不諱，說：“黃永元副局長最後念的大學是什麼學校？”
唐進說：“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大學可以走馬燈似地讀，誰知道呀。”唐進說。
“那你自己呢，讀什麼大學，總該知道吧？”
唐進一聽，把腰桿挺直，“我當然知道了！”他說，“本人正宗的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貨真價實的本科文憑！不像有的人，到某某大學去進修一年，回來把文憑複印件往檔案裡一塞，結業證變成畢業證，專科變本科了。”
“你說的有的人，具體是誰？”
唐進說：“反正不是我。”
“我知道了，”我說，“我可以翻翻你們局的干部檔案嗎？”
唐進說：“我們局領導的檔案都放在組織部。”
“我並沒有說要看你們局領導的檔案。”我說。
唐進一愣，說：“哦，我聽錯了，沒聽清楚。我這就去把乾部檔案拿過來給你看。”
我擺擺手，說：“是我沒說清楚。”
離開教育局，我在車上給組織部副部長韋朝生打電話，問能否把黃永元的檔案給我看看。我原以為一個副市長要看一個屬於自己分管行業的副處級幹部的檔案，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殊不知韋朝生在電話裡明確回答不能。 “彰副市長，按規定只有分管組織部的市委常委才可以隨時調閱幹部的檔案，對不起。”他說。我說好，那你能不能告訴我黃永元是在哪一所大學獲得的本科文憑？韋朝生遲疑了幾秒鐘，說：“你問這個乾什麼？”
我說：“我一個分管科教的副市長，連一個教育局的干部讀的什麼大學都不能問嗎？”
“不是這個意思，老領導。”韋朝生說。
“老領導？”我詫異地說。
韋朝生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你是楊婉秋同志治療領導小組的組長，我是副組長，那你不就是我的老領導了嘛。”
我說：“哦，你還記得。”
“是這樣，彰副市長，”韋朝生說，“我這裡的檔案不方便讓你看，但是有一個地方你是可以去看的。”
“什麼地方？”
“職稱辦，”韋朝生說，“那裡有每一個技術專業人員申報職稱的材料存檔，你有權力去調閱。”
我說謝謝。
回到辦公室，我讓秘書蒙非給職稱辦打電話，說我要看教育局班子職稱申報的材料檔案，包括已經去世的楊婉秋局長的檔案，我也要看。
半個小時後，我需要的檔案擺在了我的案頭上。我的辦公桌依然固執地坐東朝西，像一艘永不改向的航船，我像是船長。
我把黃永元、唐進、楊婉秋的文憑複印件又各複印了一份，留下來，然後讓蒙非把檔案退回去。
整個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琢磨和研究複印下來的文憑複印件，像一個文物鑑定師，鑑別著文物的真偽。
因為不是原件，我沒發現黃永元、唐進、楊婉秋的文憑有任何的破綻。也就是說，他們的文憑是真的，至少看上去是如此。
可是，楊婉秋的文憑怎麼可能又是真的呢？她沒有在東西大學讀研究生的經歷，這點我可以肯定，那麼她的研究生文憑和學位證書又從何而來？黃永元的北京師範大學本科文憑上，學制寫的是兩年（專升本），他究竟是讀一年還是兩年？唐進的華東師範大學本科文憑，學制寫的是四年，但字跡模糊，是原件陳舊還是故意為之？他們三人之中，究竟孰真孰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