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終南山的路上 天色漸亮，暮色漸沉 他不知終南山的鳥兒們 四季裡只睡了這一夜 ——張小尹《終南山》 第一章悲觀者無處可去 張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邊。她說：“路小路啊，你說說你從前的故事吧。” 這一年我三十歲，我很久沒有坐在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這叫街沿石。這姿態讓我覺得自己還很年輕。我對張小尹說：“你去給我買一杯奶茶，我就開始講故事。”我愛喝路邊的奶茶，我也很愛上海的高尚區域，馬路牙子相對比較乾淨，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輕時住過的那座城市，馬路邊全都是從陰溝裡泛出來的水，街上沒有奶茶只有帶著豆渣味的豆漿，這都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樣在那裡生活了很久。 張小尹是地下詩人，她把詩貼在網絡論壇上，後面跟著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誇她寫得好。我們兩個剛認識的時候，她很能走路，沿著中山西路風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後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覺得自己像個殘廢。等我們同居之後，她忽然又變成了一個不愛走路的人，走著走著就把手揚了起來，嗖地跳上一輛出租車。

我像她這麼大的時候，馬路上的出租車很少，口袋裡的錢也不多，坐出租車就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時候和女孩子逛馬路，會用一種很溫柔的口氣說：“我們還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時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覺，沒有動不動就坐出租車的，她們通常都推著一輛女式自行車，戀愛談完了，就跳上自行車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們。 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時候我二十歲，生活在一個叫戴城的地方，那裡離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過去了，我的二十歲倒像是一個沒有盡頭的迷宮。有時候就是這樣的，那些實際的時間與你所經歷的時間，像是在兩個維度裡發生的事情。 我對於愛走路的女孩有一種情結，我在中山西路上對張小尹說：“我們談戀愛吧。”後來就談戀愛了。戀愛之後，她再也不願跟著我一起走路，而是愛坐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我這個情結算是徹底破滅，不過，事情不算很糟糕，張小尹不愛走路但她愛寫詩，寫詩的女孩是我的另一個情結。

我當然不可能要求一個女孩又能寫詩又能做菜，又聰明又漂亮，還得是個走路一族。這個要求太高了，我對女孩沒什麼要求的，人品好一點就成了。張小尹說：“我不要聽你說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聽你講以前的故事。”張小尹是所謂的八。後，她愛聽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學時代是在圖書館和網吧裡度過的一樣，那是二十一世紀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爛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爛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帶著果子的香味而腐爛是一件多麼開心的事情，多麼明媚，多麼鮮豔。 在這個故事的開始，我模仿杜拉斯的說：該怎麼說呢，那年我才十九歲。或者模仿馬爾克斯的說：很多年以後，路小路坐在馬路上，想起自己剛進工廠的時候……

我想，我要用這種口氣來對你講故事，像面對一個睽違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這些故事在我三十歲的時候還無處傾訴，它就會像一扇黑暗中的門，無聲地關上。那些被經歷過的時間，因此就會平靜而深情地腐爛掉。 我對張小尹說，我二十歲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廠的宣傳科里做個科員。張小尹一听就樂了：宣傳科啊?那不就是畫黑板報嗎? 黑板報不用天天畫，大部分時間，宣傳科都很清閒，什麼都不用乾。出了生產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機器切下來一條胳膊，宣傳科就出點安全知識黑板報。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傳科就寫點計劃生育小知識。就這麼點事情，一共有十來個科員輪流乾。 當時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幫科長泡好茶，然後，攤開一張《戴城日報》，坐在辦公桌前，等著吃午飯。宣傳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氣好的時候，陽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個日晷，上午指著我下午指著我對面的科長，午飯時間它應該正好指著科室的大門。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著這個日晷，時間就會非常輕易地流逝。

其實，在宣傳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時候有女孩子問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麼啊?”我就說，我要當個詩人。我心裡想去宣傳科，嘴上說的卻是想做詩人。為此我也寫一點詩，拿給女孩子看。她們看了之後說，很有李清照的韻味，我聽了這種表揚居然還覺得高興。她們又說，路小路，你這麼有文采應該進宣傳科啊。這句話點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說，學歷不夠，看樣子做詩人比進宣傳科容易。 我說，理想這個東西，多數時候不是用來追求的，而是用來販賣的。否則，我二十歲的時候，怎麼會對那麼多的姑娘說起我的理想呢?當時我是學徒工，幹體力活的，按理說，這種人天生沒理想，腦子像是被割掉過一塊。我當時為什麼會有理想，自己也說不清，大概割得還不夠多吧。

張小尹快活地說：“小路啊，你現在很失敗，你既沒當成詩人也沒當成科員!”說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頭頂上。 我讀中學的時候，數學成績很差，解析幾何題目做不出來，看見象限上的曲線只覺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同學，同學就去告訴了數學老師。數學老師說：“路小路的人生觀有問題，只有悲觀的人才會把曲線看成人體素描。”以後他每次在黑板上畫曲線，都會意味深長地看我一眼。 對我來說，數學老師的話像個謎語。中學的政治課上講的都是主觀客觀、唯心唯物、剩餘價值之類的問題，一般不講悲觀和樂觀，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為他在扯淡，我們那個中學是普通高中，用的課本都是乙級本，有人說讀這種課本想考上大學就像用柴油發動機想飛上月球，完全是一紙荒唐夢。我們學校的畢業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廠做工人，比較高檔的是去做營業員，當然也有在馬路牙子上販香煙的。這種學校的數學老師，你能指望他說出什麼金玉良言呢?

當時我的選擇是：第一，去參加高考，然後等著落榜；第二，不參加高考，直接到廠裡去做學徒；第三，不去做學徒，直接到馬路上去販香煙。我爸爸當時經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學習，以後只能到馬路上去販香煙了。”每逢這種時候，我就會反問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學習呢?” 我爸爸說：“那你可以去廠裡做學徒工。” 我說：“爸爸，做學徒工還得好好學習啊?” 我爸爸說：“你以為學徒工那麼好做?” 我必須重點說明，我爸爸是戴城農藥廠的工程師，他一輩子跟反應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後生產出一種叫甲胺磷的農藥，據說農村的婦女喝這種農藥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過去是個知識分子，年輕時挺清秀的，在車間里幹了二十多年，變成了一條鬍子拉碴、膀大腰圓的壯漢，乍一看跟工人師傅沒什麼區別。那幾年他雖然處於生理上的衰退期，但畢竟還沒跨過更年期的門檻，肌肉依然發達，脾氣卻越來越壞，打我的時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礙著我媽的情面，不敢和他對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講道理，說：“爸爸，關鍵是我並不想當工人。哪怕做個營業員，總比當工人強吧?” 我爸爸說：“你要是做營業員，我就幫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將來還有讀大學的機會。” 我爸爸後來說到職大。你知道什麼叫職大嗎?就是職業大學。說實話，因為讀了個普高，我對一切大學的知識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專的區別。有一次我去問班主任，這個王八蛋居然說，這種問題我沒必要搞清楚。後來我爸爸向我解釋說，戴城的化工系統有一所獨立的職業大學，稱為戴城化工職大，戴城化工系統的職工到那裡去讀書，就能拿到一張文憑。讀這所大學不用參加高考，而是各廠推薦優秀職工進去讀書，學雜費一律由廠里報銷，讀書期間還有基本工資可拿。這就是所謂的“脫產”，脫產是所有工人的夢想。

我爸爸說，只要我到化工廠裡去做一年學徒，轉正以後就能託人把我送到化工職大去，兩年之後混一張文憑出來，回原單位，從工人轉為乾部編制，從此就能分配到科室裡去喝茶看報紙。 我聽了這話非常高興，二十年來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問他：“爸爸，你搞得定嗎?送我去讀大學，一定要走後門吧?”我爸爸說：“我在化工局裡有人的。”我吃了這顆定心丸，從此不再复習功課，一頭扎進遊戲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級倒數第二的成績。按理說，應該去馬路上販香煙，但是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張化工廠的報名表。我對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我進了工廠之後才知道，我爸爸是徹底把我忽悠了。這家化工廠有三千個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這些人上三班、修機器、扛麻袋，每個人都想去化工職大碰碰運氣。後來他們指給我看，這是廠長的女兒，這是黨委書記的兒子，這是工會主席的弟弟，這是宣傳科長的兒媳婦。他們全是丁人，全都想調到科室裡，全等著去化工職大混文憑呢。這時候我再回去問我爸爸，你不是說化工局有人的嗎?他捂著腮幫子說，那個人退休了。

所謂的職業大學，因此成了一張彩票，何時能中獎，準都說不清楚。我為了買這張彩票，所付出的代價就足把自己送到了工廠裡，去做學徒工。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買彩票，那就永遠不會有中彩的機會。我爸爸說，只要我辛勤勞動、遵守紀律、按時送禮，就能得到廠長的青睞。 我發現自己上當了，想脫身已難。家里為了能讓我進工廠，並且謀一個好工種，送掉了不少香煙和禮券。對我爸爸來說，禮券和香煙才是買彩票的代價，至於他兒子則算不上是代價，最多只是一個沒搶到水晶鞋的灰姑娘，雖然沒賺，但也不會賠得太厲害。我回想起數學老師的話，路小路把曲線看成屁股，岡此他是一個悲觀的人。這時我開始認真反思這句話，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會把曲線看成屁股，還會把屁股看成曲線。這樣的人必定悲觀得無町救藥，因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團漿糊，所有的選擇都沒有區別。

那年我爸爸為了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記我已經是工廠的學徒了，而且是一個上不了職大的學徒。在我媽的尖叫聲中，我甩開膀子和他對打了一場，打完之後，我覺得很舒服，然後發了一根香煙給我爸爸。我爸爸抽著這根煙，對我媽說：“出去買只燒雞吧。” 我對化工廠沒好感。那時候我們家就生活在戴城，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廠。農藥廠，橡膠廠，化肥廠，溶劑廠，造漆廠，都算化工單位。這些廠無一例外地向外噴著毒氣，好像一個個巨大的肛門。你對著一個肛門怎麼可能不感到厭惡呢? 我們家住在新村里，都足八十年代初單位裡造的公房，分配到職工手裡，交一點房租就能住進去。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戶型，後來改制，成了私有財產，再後來就漲價了，成了退休工人的棺材本。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單位的名稱來定的，比如紡織廠的新村，就叫紡織新村，農藥廠的新村，就叫農藥新村。諸如肉聯新村、肥皂新村這種名字也有，反正沒什麼想像力，但很好記。 我家就住在農藥新村，離農藥廠很近。也不知道是廠裡哪個傻逼選的這個地塊，它離農藥廠只有五百米遠，半夜裡廠裡釋放出的二氧化硫氣體．像臭雞蛋的味道，熏得樹上的麻雀一個個地掉下來。這種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樣在那裡生活了很久。 農藥廠經常爆炸，有時候是嘭的一聲，好像遠處放了個炮仗，有時候是轟的一聲，窗玻璃抖三抖。通過爆炸的聲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強度，家裡聽到爆炸，就會打電話過去問。那時候只有公用電話，爆炸聲一起，雜貨店門口就排滿了職工家屬，打電話過去問，炸的是哪個車間，死了誰傷了誰。打電話的人會轉過頭來向大家宣布傷亡情況。一般來說，不太會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為什麼爆炸沒人死掉。我爸爸說，爆炸之前，儀表和閥門會顯示出異常反應，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無徵兆的爆炸，那就不是農藥廠了，那是兵工廠。 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燒雲照得整個院子紅彤彤的。那天我媽在廚房燒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裡下象棋，忽然聽見遠處“轟”的一聲，一縷黑煙緩緩升起，農藥廠又炸了。我爸爸把棋子放下，爬到院牆上，細細地打量遠處。我說：“爸爸，別看了，你又不在廠裡。” 我爸爸說：“看一看。” 我說：“年年都炸，我都看膩了。” 我爸爸說：“今天順風，小心點。”他以前說過，萬一廠裡炸了，有毒氣體洩漏，一定要頂風跑。毒氣是順風飄的。 後來我也爬到了院牆上，公房的陽台上早就趴滿了人。那是中班時問，大家都在踅摸誰在廠里當班。我看到一些暗紅色的光，在圍牆深處閃爍起伏。我爸爸指著那一片說，那裡是車間區，不是倉庫，是車間炸了。他皺著眉頭，對我說：“如果發生情況，一定要頂風跑。”我說我知道了，這話聽過很多遍了，也沒跑過一次。後來我們看到樓上的阿三從那邊狂奔過來，阿三看見我爸爸，大喊：“不好啦!大路(我爸爸綽號叫大路)!炸啦!”我爸爸問他：“炸哪裡啦?”阿三狂喊道：“馬上就要炸到氯氣罐啦!” 我爸爸聽了這話，一言不發，跳下牆頭，順手把我也拽了下來。他拖著我跑到廚房，伸手把煤氣爐關了，然後又拖著我媽，狂奔到車棚，打開那輛二十八時風凰內行車的鎖，他就馱著我媽往東南方向狂飆而去。後來他發現我掉隊了，我自行車鑰匙沒帶，穿著一雙塑料拖鞋跟著他們跑。我爸爸說：“來不及了，你就在後面跟著跑吧。” 阿三的一路狂喊使農藥新村炸了鍋，所有的人都從樓房裡跑了出來，這種壯觀的場面只有在地震的時候才看到過。所有人都在喊，氯氣洩漏了快他娘的跑吧。我爸爸一邊猛踩自行車，一邊大聲喊：“頂風跑啊!大家頂風跑啊!”那天我跟在他後面，我看見對面樓裡李曉燕的奶奶披著一身肥皂泡跑了出來。老太太大概在洗澡，只來得及穿上一條褲衩，她胸口空蕩蕩的，一對乳房像兩個風雨飄搖的麻袋片在眾人眼前晃悠，麻袋片配上主人那張驚慌失措的臉，很像是一場失敗的春夢。逃命的人群根本沒有時間欣賞她，我呢，說實話，這是我有記憶以來見過的最初的乳房，雖然它是如此地狼狽，如此地多餘，但我還是忍不住多看了幾眼。我媽坐在自行車書包架上對我說：“小路，不許盯著人家看，不許耍流氓。”我心想，您真有空，這會兒還有心思關心我的思想品德，氯氣要是噴過來我就死了，我到死還沒看過女人的乳房，真是活得太不值得了，況且那根本就是麻袋片嘛。 那天傍晚，我們三個穿過了浩浩蕩蕩的人群，沿著公路往郊區逃去。我爸爸騎著自行車，馱著我媽，我在後面穿著一雙塑料拖鞋一溜小跑，腳上都磨出了泡，但他們還是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十幾輛消防車嗚哇亂叫著從我們身邊駛過，再後面是警車和救護車。這些車子都消失之後，馬路變得異常安靜，只有自行車鏈條發出的咯吱聲，以及拖鞋踩在柏油路上的踢踏聲。天色忽然暗下來，西方的天空中只有一絲血紅色的晚霞，路燈漸次亮起，再後來連拖鞋的踢踏聲都沒了，我把拖鞋捏在手裡，赤腳在柏油路上跑著。我爸爸就把自行車停了下來，說，不走了，氯氣要是飄到這裡，估計連市長都被熏死了。 我們在郊區一個“停車吃飯”的小飯館吃了蛋炒飯，我爸爸打電話到廠裡去，廠裡說，炸的不是氯氣，是別的，樓上的阿三在造謠言搞破壞，阿三就是這麼個喜歡搞破壞的人。我媽說，阿三的道德品質很壞，經常往我家的院子里扔香煙屁股，現在又造謠惑眾。我爸爸說，這也不能怪阿三，他是好心。 我爸爸是工廠裡的老法師，但他對阿三的寬容並沒有使之逃避懲罰，因為李曉燕的奶奶死啦。李曉燕的奶奶暴露出兩個麻袋片，全新村的人都看到了，李曉燕的媽媽說她是老不要臉的，於是老太太從六樓蹦了下來。這件事的罪魁禍首竟然成了阿三。李曉燕全家到派出所去報案，李曉燕的媽媽哭成了淚人，她說是阿三的謠言造成了老太太的死亡，她拽著警察說：“你們要讓阿三這個流氓償命呀!我婆婆不能白死呀!”她這麼亂喊，別人以為是阿三對她婆婆起了歹心，強姦未遂殺人滅口，這事態越發嚴重，圍了很多人來看熱鬧。警察被她搞得很煩，到農藥廠去了解情況，廠裡的頭頭說，阿三這個破壞分子，早就該抓進去了。既然廠裡都推薦他去坐牢，阿三的命運當然可想而知，後來他被送到勞教所去的時候．罪名就是“破壞社會安定”。 我媽說，李曉燕的奶奶很冤，阿三更冤。我心想，其實我也很冤，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乳房是個麻袋片，而且，因為我看到了它，它的主人竟然就從樓上跳下來死了。這事情很詭異，讓人覺得恐懼。我對化工廠也抱有同樣的恐懼，但我說不出原因。 九二年的夏天，高考之後，我拿到成績單就挨了我爸爸一記耳光，他說這種成績連做香煙販子都沒有可能。我聚精會神地品嚐了這記耳光，心想，爸爸，這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挨你的巴掌。他打得真不賴，半邊臉都腫了起來。 打完之後，我爸爸說：“你等著進工廠做學徒吧。” 那是我生平最後一個暑假，我無所事事，成天遊蕩。不知為什麼，天氣似乎也和我作對，總是下些不大不小的雨，沒法到河裡去游泳，我只能獨自在遊戲房玩“街霸”。有一天我把口袋裡的零錢全都兌成了硬幣，玩了個囊空如洗，漫長而無聊的下午仍然沒有結束，於是把一個過路的小學生攔住，從他身上抄走了一塊三毛錢。小學生撒腿就跑，跑出一百米之後回頭對我喊：“我叫我哥哥來收拾你!媽了個逼!” 你知道，所有那些在暑假裡無所事事的少年都是一顆定時炸彈，他們或單獨遊蕩，或成群出動，酷暑和無聊使他們的荷爾蒙分泌旺盛。我可不想惹上這種麻煩，就用抄來的錢買了一根雪糕回家了。 到家的時候，我爸爸已經在客廳裡坐著了。他問我：“去哪兒了?” 我順嘴答道：“複習功課去了。” 我爸爸用食指關節叩了叩桌子，“你想想清楚再回答。” 經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經結束了，所有的課本和復習資料都被我賣到廢品收購站去了，就改口說：“到同學家看電視去了。”我之所以撒謊，純粹習慣使然。我們家雖然是工人家庭，規矩比他媽的貴族還大，禁止抽煙，禁止去遊戲房，禁止早戀，禁止逃課，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課外書，禁止在馬路上游盪。受禁的只有我一個人。 我爸爸知道我最愛玩遊戲機，經常會到附近遊戲房去查崗，遊戲房的老闆是我哥們，見我爸爸遙遙地過來，就打一個唿哨，“小路，你爸來了。”我扔下游戲機就往後門逃。我的自行車總是停在後門，騎上車子回到家，迅速攤開書本假裝複習功課。這些內幕我爸都不知道。 那天我爸爸沒跟我廢話，他從人造革的皮包裡掏出一張紙，上面有幾排表格。我爸爸說：“把這個填好。” 這是一張工廠招工報名表，我按項目填好之後，他從抽屜裡找出我的畢業照，粘了一點米飯，貼在了右上角。我問他：“爸爸，這是哪裡的招工表啊?” 我爸爸說：“糖精廠。” “你不是農藥廠的嗎?怎麼把我送糖精廠去了?” 我爸爸搖了搖頭。這事情說來話長，當年我還在讀初中的時候，我堂哥也是通過我爸的關係，到農藥廠去做一個學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後成了個黑社會，把車間主任暴打一頓之後揚長而去，被打傷的車間主任跑到我家來評理，他頭纏紗布，左臂打著石膏，耳朵上還有被咬傷的痕跡。我爸爸對他的慘狀無動於衷，我爸爸當時說：“做車間主任就是這樣，怎麼可能不挨打呢?”車問主任哭著對我爸爸說：“路大全，將來你兒子要是進了農藥廠，我就派他去掏大糞。”我爸爸是工程師，和他平級，當然不怕他威脅。但是，這個車間主任後來晉升為副廠長，專管人事和紀律。我爸爸說，要是我去農藥廠上班，最終結果，很可能真的去掏大糞，就算我樂意，我爸爸也丟不起這個人。 總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謀斷絕了我的農藥廠之路。不過這也不算什麼壞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場災難。 我討厭農藥廠，因為它經常爆炸，還放出二氧化硫氣體。如果你不想聞那種臭雞蛋的味道，就只能期盼著它爆炸，然後停產。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須永遠忍受臭雞蛋的味道。這他媽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它代表著人生的終極悲哀。 後來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農藥廠，而是糖精廠，糖精是一種挺可愛的東西，小時候做爆米花都得加點糖精。農藥就不那麼可愛了，吃下去會死掉，偷回家也派不上什麼用場。我問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 我爸爸說，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專業名詞來說，叫做食品添加劑，除了爆米花之外，還能摻進蛋糕、糖果、冰激凌裡面去，用途非常廣泛。糖精廠的效益很好，如果只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餓死一半工人了。後來他又說：“你知道這些沒什麼用，你又不是搞產品開發的，老老實實做學徒吧。”我聽了覺得很沮喪，並不是因為做學徒，而是因為糖精，做一個生產糖精的工人真是太不浪漫了，一點沒有神秘感，對女孩子更是缺乏吸引力。我以前跟著堂哥出去，看那撥小青年泡妞，男的一捋袖子，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說自己是跑碼頭的，非常威風。我呢?難道我的未來就是對女孩子說“我是造糖精的”? 我對我爸爸說：“我不想去糖精廠。沒勁。” “那你想幹什麼?” “我還是想做營業員。” “營業員很有勁?” “也沒勁。” “瞧你那點出息。” 我爸爸讓我腦子放清楚點，工廠不是勞教所，招人也是要看成績的。照我的成績，無論做學徒還是做營業員都沒可能，就這張破破爛爛的招工表，還是他用一條中華煙換來的。我爸爸還說，營業員一輩子都得站著上班，工人幹活干累了可以找個地方坐著，或者蹲著，或者躺著，這就是工人的優越性。 其實我爸爸沒明白我的意思。營業員雖然沒勁，但還能站在櫃檯後面張望，那些形形色色的顧客，總比每天對著一堆機器強。我從小有個毛病，愛斜著眼睛看人，這很有快感，如果是斜著眼睛看機器就會像個十三點。 當時我姑媽在人民商場做會計，確實曾想把我安插進去，結果人民商場傳來消息：這兩年商品多得賣不出去，顧客除了消費以外，還想看看美女，所以那一年人民商場招的畢業生全是美女。我高中畢業之後的第一個理想破滅了，這個理想是去做營業員。顧客就是上帝，上帝要看美女，我也沒辦法。 九二年的時候，我因為想讀那個免費的化工職大，最終到糖精廠去做學徒。當時，我的高中同學們已經散落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有的是去肥皂廠．有的是去火柴廠，有的是去百貨店。五花八門，唯一的共同點是：這些工作全都屬於體力勞動，消耗的不是腦細胞，而是卡路里。 進廠之前，我爸爸向我詳細介紹了化工廠的丁種問題。 他說，別以為進廠做學徒的待遇是一樣的，化工廠最重要的是分配到一個好工種，這得託人，送香煙，送禮券。我問他什麼是好工種。他說，在化工廠裡，生產車間的C^AO作工就是壞工種。這些人必須倒二三班，早班中班夜班，像一個生物鐘完全顛倒的神經病一樣過日子。這是壞工種，當然還有更壞的，比如搬運工和清潔工，但我既然有一張高中文憑，國家就不至於這麼浪費人才，讓我去搬磚頭刷廁所。 與此相對的是好工種，比如維修電工、維修鉗工、維修管工、廠警、值班電工、泵房管理員之類。這些人，通常都是上白班的，平時或搞維修，或搞巡邏，或坐在那裡發呆，沒有產量指標，沒有嚴格的交接班，這就是工人之中的貴族。 我爸爸說，一個好工種很重要。比如鉗工吧，平時除了修修廠裡的水泵，下班還能在街口擺個自行車攤，替人修車打氣，把一天的飯錢掙回來；再比如電T和管工，可以順便做做裝修，時不時賺點外快。這些都是技術工種，簡稱技工。 我爸爸分析說，萬一去不了化丁職大，做個技工也不錯啊，一個八級鉗工的待遇相當於高級工程師，或者是副教授。 我問他：“怎麼樣才能成為八級鉗工?” 他說：“至少得乾三十年吧，什麼機器都會修，還要懂英語。” 我說：“爸爸，還是換一個吧，做電_丁呢?八級電工?” 我爸爸想了想說：“我還從來沒見過八級電工。” 我聽了這話，就再也不想跟他討論什麼工種問題了。 夏天快要過去的時候，記不得是哪一天了，颱風裹挾著稀疏的雨點經過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樹葉軟塌塌的貼在路面上。我騎了半個小時的自行車，繞過城東的公路，拐進一條沿河的石子路，來到糖精廠。街上闃無人跡，全世界像是只有我一個人在趕路，風聲竄進我耳中，然後聽見轟轟的巨嘯，把風聲蓋過了，那是糖精廠的鍋爐房在放蒸汽。我看見兩扇鐵絲編成的大門，旁邊還有一扇小門供自行車出入。水泥柱子上掛著一塊慘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體字：戴城糖精廠。 人的一生中，總有一些時候是懵頭懵腦的。通常來說。越重要的時刻越容易犯傻，日後回想起來，就有一種做夢一樣的感覺。 九二年的時候，我懵頭懵腦站在廠門口，恍如夢中，那個如今已死掉的門房盯著我看。我辭職之前，他得了肺癌，在廠門口咳出了一攤血，被送到醫院之後就再也沒回來。九二年的時候他還健在，他叼著香煙問我：“學生意的?”我不知道什麼是“學生意”，他告訴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學徒就是“學生意的”。我問：“你怎麼知道我學生意?”門房說，他站了三十年的崗，要是這點眼力都沒有，這輩子算是白活了。我當時想，你一個看了三十年大門的糟老頭，可不就是白活了嗎? 我問門房老頭，哪裡是勞資科，我得去勞資科報到。老頭指著一幢辦公樓，那樓正對著廠門，前面有個花壇，種著一棵半死的雪松，枝椏畢露，好像吃了一半的紅燒魚。老頭說，三樓就是。 我把自行車停在車庫，走上三樓，樓道裡非常暗，貼著些標語。勞資科靜悄悄的，只有一個女科員坐在那裡。她見我在門口探頭探腦，就說：“你是學徒T吧?進來填資料。”我走進去，發現她是一個噘著嘴的小姑娘。長得還算端正，尖尖的鼻子，淡淡的眼眉．但不知為何一直要噘嘴，後來發現她天生長成這樣，這就比較可愛了。小噘嘴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我叫路小路，馬路的路，大小的小。”小噘嘴在一摞報名表裡把我找了出來，說：“耶?你這個名字好玩的，路小路。”我說：“你就叫我小路吧。” 等我填好了一份正式報名表，小噘嘴嚴肅地說：“路小路，去隔壁會議室做安全培訓。” 我說：“安全培訓是什麼東西?” 小噘嘴說：“就是給你上安全教育課。在化工廠上班，安全最重要。懂不懂?” 我說：“懂了。” 會議室裡已經坐著十來個人，後來又陸續進來了幾個人，都是學徒。我在這群人里居然發現了一個高中同學，是我們的化學課代表。化學課代表進化工廠，似乎天經地義。我還沒來得及嘲笑他，門口走進來一個中年男人，頭髮亂成雞窩狀，戴著一副瓶底眼鏡，自稱是安全科的干部。 關於安全教育沒什麼可多說的。我進廠之前，我爸爸給我做了些簡單的安全教育，比如生產區禁止吸煙，不要隨便在管道下面走，聽見爆炸聲就撒腿狂奔，遇到觸電的人不能用手去拉他(得用木棍打)。他最拿手的就是讓我頂風跑，嘮叨了上百遍，農藥廠爆炸那次還實戰演習了一回。 安全科幹部講的知識，和我爸爸差不多，盡是些條例，這個不許那個不許，我聽得昏昏欲睡。後來他說，要帶我們去參觀一下安全教育展覽室。我跟著十幾個學徒工稀里嘩啦站起來，一起走到四樓，進了一間黑漆漆的房間，他把電燈開關一拉，眼前的場面讓我睡意頓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聽他講話。 這個房間裡貼著各種各樣的事故照片，呈碎片狀或半熟狀的人體，有燒死的，有摔死的，有電死的，還有被割掉一半的手，剝了皮的腿，被硫酸澆得像紅燒肉丸子一樣的臉。這不像是安全教育，倒像是個酷刑博覽會。更有趣的是，其中一張照片上什麼都沒有。我問安全科幹部：“這是怎麼回事?” 他嚴肅地說：“這是被炸死的人。” “人呢?” “炸沒了。” 我看著這張照片，想不出它有什麼教育意義，由於畫面上只有一堆廢磚亂瓦，因此也不具備任何想像的可能。 安全科幹部看了看我，說：“你好像很喜歡看這個?” 我說：“還好。像那個什麼，抽像畫。” 安全科幹部也端著胳膊和我一起欣賞那張照片。後來他居然問我：“你覺得哪種死法比較好?”我一驚，變成了個結巴，話也說不上來。他說，被炸死是很幸福的，被炸死的人，轟的一聲就沒了，不會感到痛苦。碎片是沒有痛苦可言的。被電死的人就很倒霉，尤其是380伏工業用電，人觸電的時候大腦是很清醒的，只是甩不掉那電線，這時候就會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後真的就慢慢地死了。電流會使人體處於一種神經抽搐的狀態，屍體擺出各種造型，甚至像雜技演員一樣反弓起身體，腦袋可以從褲襠裡伸出來。對於一個即將要死的人，沒有比這個更痛苦的了。還有被軋掉手的人，那種疼痛會永遠留在大腦深處，每次看到自己的殘手，就會起雞皮疙瘩。還有被硫酸澆在臉上的人，那種痛苦，叫做生不如死。 我聽了這些，身上也起了一層寒栗，但他又安慰我說：“其實，只要按規章制度C^AO作，就不會出什麼事故。出事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違章C^AO作。”我們一直聽到這裡，才算聽到了一點教育意義。但他後來又說：“不過也難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有些人違章C^AO作，自己沒死，倒把別人給炸死了。” 這次安全教育對我意義重大，後來我去做學徒工，師傅說我縮手縮腳，一副怕累怕死的腔調。我把這個展廳的故事對師傅們說了，師傅們嘲笑我說，理他幹什麼，那安全科的傢伙是個變態，綽號叫“倒B”。我問他們什麼是“倒B”，他們說，倒B就是很混蛋很沒出息的意思，要是我也這麼混下去。就會贏得“小倒B”的綽號。我聽了，只能強迫自己把展廳的事情忘記掉，可是偏又忘不掉，此事成為我嚴重的心理陰影，直到我看見真的死人、真的斷手斷腳，才漸漸變得像師傅們一樣無畏。 我當時還問倒B，展覽室裡的照片是從哪裡搞來的。他說，不知道是哪個上級部門編的，派發到各個工礦企業，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倒B無疑很會用成語，而且都是八個字的成語)。我不想當“前事”，成為一張扁平的照片，被掛在一個昏暗的展覽室裡供學徒工參觀。我問倒B：“這玩意有肖像權嗎?” 倒B說：“我是管安全教育的，不是管法制教育的。” 倒B後來寬我的心，和我說起了概率。他說：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本廠開工以來，生產事故比美國企業還少，只有兩個電工出過人命，而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們這些沒有專業技能的普高畢業生，是沒資格去做電工的，只能做做C^AO作工，C^AO作工不會被電死，通常都是被炸死，目前廠裡還沒有一個人被炸死過，只有被炸掉一個耳朵的，這說明C^AO作工的死亡概率相當低。 倒B說，本廠的工人，在馬路上被汽車撞死的有三個，生癌死掉的有一百多個，照這個概率，化工廠的危險性還不如交通事故呢，更比不上癌症發病率，即使不到這裡來上班，也可能被撞死，或生癌。 他說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問我：“你知道什麼是概率嗎?” 我說：“知道。就是做除法。” 倒B說：“沒錯，你要學會做分母，別去做那個分子，就可以了。” 安全教育就這麼結束了，倒B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張證書模樣的東西，上面敲著一個藍色的圖章。我不知道此物有何用，是不是有了這個，就能杜絕事故發生，好像以前的紅寶書一樣。倒B說，不是的，這張證書代表我們都受過安全教育了，將來出了事故，死了或殘了，就算我們咎由自取，與倒B本人沒有任何關係了。他把證書發到我們手裡，詭笑一通，很開心地消失了。 倒B消失之後，小噘嘴告訴我們：明天早上八點鐘準時來勞資科報到，給我們分配T種。之後就放我們回家了。我離開化工廠的時候，還沒到下班時間，外面的颱風依舊猛烈，雨卻停了。我那個高中的化學課代表走出廠門，忽然對我說：“路小路，我想我還是去做營業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