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靜書好不容易得了一個到大連出差的機會，大連離上海很遠，在余靜書的印像中，大連是一個與上海相差無幾的大城市，在北方，這個城市的地位十分顯赫，它代表著一個地區的發達程度，大連的特殊就在於，它在中國北方引領著城市現代化潮流。事實的確如此，余靜書到大連去，就是為參加國家教育委員會為期一周的培訓。 出差總是有許多好處和壞處，好處是可以順帶著觀光休養，壞處是出差，要把家裡的一切都安排妥帖，兒子的衣食住行，老公的菸酒穿戴。余靜書的老公陳彬是一家外企的白領，算是事業有成，家務事少管，每次賺了額外收入，便往余靜書面前一扔：“老婆，今天又有紅包了，收起來，去買漂亮衣服穿。” 陳彬把一沓人民幣扔給余靜書的時候，與大多數在外面賺了錢回家交給老婆的男人一樣，帶著一臉獻媚的表情，好似給老婆一沓錢，便希望能換來余靜書十二萬分的記恩，於是便會對他更加支持更加擁戴。事實上，余靜書通常並不領情，她多半會說：“你拿著自己用吧，我有錢。”

這句話說出來，表示著這一對夫妻的日子過得是十分相敬如賓的，但內裡的意思卻有些生分。尤其是最後三個字：我有錢。 這就表明，這對夫妻之間的財務沒有合併，你用你的，我用我的，互不干涉，即便是一個給另一個錢，也是要客氣一番的。金錢的給予並不顯得理所當然，那是當作禮物一樣用來交涉、用來搞好和平團結的媒介。陳彬對余靜書的客套已成習慣，他的老婆向來如此，不依賴男人，他也做不了她的港灣或者靠一靠的肩膀之類的東西。僅僅是這樣一種狀況：陳彬是余靜書的家人，余靜書是陳彬的家人，僅此而已。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十歲的兒子，另一個，是女兒，四歲。 大凡人們認為這種情形只有兩種可能，要么這夫婦倆是海歸，在外國生了兩個孩子又回國了。另一種可能，就是這兩人以前分別結過婚，有了孩子，現在，他們倆是重組家庭，在上海長年生活的男女，只有再婚，才會擁有這樣一大一小兩個孩子。

事實的確如此，三年前，余靜書與她的前任丈夫楊益離婚，原因很簡單，楊益有外遇了。婚離得十分迅速快捷，也沒有張揚宣布，更沒有哭鬧吵架，猶如余靜書向來的個性，幹練，直接。直到離婚半年後，有幾位親戚朋友見到余靜書還會問：“楊益最近好嗎？好久沒見他了，代我向他問好哦。” 余靜書多半會笑笑答應，懶得解釋，等到親戚朋友從別處了解到他們已經離婚後，親戚們才尷尬得不知怎麼好了。再遇到余靜書，便會躲著她，就怕照面時想起上次冒昧的問候，怕余靜書責怪他們的無禮，也怕自己十分多餘地進入一起無事生非的糾纏。遇到這樣的情況，余靜書便會主動上前招呼，笑臉對著人家，熱情地與人家聊幾句十分乏味的家長里短，以表示自己的不介意，同時，她也想以自己爽朗活潑的舉動告訴人家：我過得很好，不必同情我，儘管是楊益出了問題，但離婚是我提出的。

余靜書有些掩耳盜鈴，人們並不關心究竟是誰提出了離婚，人們只關心離婚本身以及離婚的原因，他們根本沒有能力甚至沒有興趣去真的關心余靜書的生活。那一年，余靜書就用一輛自行車載著小學一年級的兒子去上學，然後自己去上班。下班時間一到，便奔跑到自行車庫，飛馳到小學門口接兒子，然後，買菜做飯吃飯督促兒子的功課，夜深人靜時，兒子睡下了，三室一廳的家里便寂靜到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勞累一天，疲乏侵襲而來，但卻沒有睡意，隻腳癱手軟地窩在沙發里，看著這個與過去沒有任何變化的家，只是家裡少了一個男主人。余靜書沒有像別的女人那樣為了抹掉前夫的影子、忘記痛苦的回憶而丟棄男人用過的所有家甚，包括男人的照片。余靜書很理智、很冷靜，一切對她有用的東西，她一概不丟，哪怕是楊益穿過的一件汗衫，他離開的時候沒有帶走，余靜書想，這汗衫還很新，可以當睡衣穿。穿著楊益的汗衫在家里活動，衣衫上似乎還留有他的體味，人卻走了，不再回來。這感覺多少是有點辛酸的，但余靜書偏偏要逼著自己接受這種感覺，好似越能承受男人在家裡無處不在的影子，越能表示她對男人的忽視與不在意。好在這個男人還算沒有完全丟掉良心，他把房子留給了余靜書，畢竟她要帶著兒子生活。至於他，隻身離家，尋求他的愛情去了。

余靜書心裡就是這麼默默地想的，只是在人前，她總是平靜地分析：楊益很幼稚，至少他誠實，當他有外遇的時候，他做不到像別的男人那樣“家里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他無法承受兩個女人佔有他的生活，這說明他還純潔，所以，我決定，成全他。 余靜書的分析顯得十分理性，也似乎是在表示，她是理解楊益的。當陳彬聽說余靜書已經離婚並詢問關心她的現狀時，余靜書就是這麼向陳彬陳述她的離婚過程的。說這些話的時候，陳彬正坐在她面前玩弄著一支咖啡匙。陳彬是她的高中同學，大學畢業後到荷蘭留學，學成回國後在一家外資企業當高層管理，屬於高級白領，為鬼子乾活，每月領著鬼子發給他的不菲的薪水，小日子過得既滋潤又緊張。他有一個女兒，剛出生不久，那時候，他正當著一名幸福的新爸爸。新爸爸陳彬到余靜書所在的小城，是因為一家企業邀請他開發一種節能產品。這次偶然的會面，讓陳彬這個新當上爸爸的男人走上了偏離原來生活的軌道。那時候，余靜書剛離婚半年。

他們坐在藍山咖啡館，幽暗的空間，清悅微弱的小提琴旋律隱約可聞，桌上的瓷花瓶裡插著一支新鮮的鬱金香。這環境，讓余靜書忽然產生一些浪漫的懷想，彷彿又回到了學生時代，用甚少的生活費去咖啡館奢侈地泡上一夜，心裡有些內疚，卻充滿了幸福感，然後吃一個月幸福的鹹菜。 她想起二十四歲的那個冬天，楊益第一次請她到紅房子西餐廳吃飯。那一年，他們剛開始工作，他們從來沒有到高檔飯店消費過，更不要說西餐。熱戀中的年輕男女決定要到紅房子去吃西餐，彷彿是一個成人儀式，自己有了到飯館吃飯的決定權，並且也有消費的能力，他們便是成年人了。結果，這一成人儀式花掉了他們半個月的工資，吃了一些很硬的麵包，酸酸甜甜的菜，口味奇怪的奶酪和一嚐就犯膩的奶油白脫。最後的結論是，西餐不好吃，還不如以前大學校門口的排檔，醬爆螺絲、排骨年糕，奢侈一些的，買一隻燒雞，那是過節的時候吃的，或者父母給生活費的第一天，往後的一個月日子將會過得越來越慘淡。然而，紅房子西餐廳的這一餐儘管價格昂貴，但高雅的環境和人們壓低了嗓子說話的情形，還有吃飯時用的刀叉餐具閃爍著冰冷而清麗的銀色光芒，這些都讓余靜書有恍若隔世的感覺。那時刻，她相信，她已經是一個成年女人了，她有權利談戀愛、結婚、乃至做一切成年女人可以做的事情。成人儀式終於起了作用，就在這個星期的禮拜天，余靜書讓楊益提著水果補品去家裡見了自己的父母，做了多時地下工作的新姑爺終於見了丈母娘。

上海女孩子的父母大多沒有重男輕女的封建觀念，余靜書的婚事辦得甚至比她弟弟還要講究。結婚前，女孩子的父母多半會挑剔一番，再感慨一番、幸福一番，然後開出種種條件，比如房子、車子，比如電器、存摺。然後，便委委屈屈地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書上經常說的“那個幸運的臭小子”。 不知道楊益是否感覺到了自己的幸運，總之，日子過得也算平靜，沒有什麼吵鬧，發生矛盾的機會不多。余靜書是一個知書達理的人，楊益常常想，別的男人要忍受女人的嘮叨，他不用。有一次坐出租車上班，楊益聽到車裡的電台正播放男性專題節目，主持人插播一個笑話，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訴苦：我太太要跟我離婚，她已經三個月沒有和我說話了。另一個男人驚嘆道：天啊，你太幸福了，到哪裡去找這麼安靜的太太啊！

楊益忍不住“扑哧”一聲笑了出來，這樣的幸福，他正好擁有。當然不致於像電台裡的男人那麼可憐，他和余靜書不是一句話也不說，但多半說的是這樣的話： “今天吃什麼？” “清炒苦瓜，冬筍蝦米湯。” “哦，今天單位裡有事兒嗎？” “老樣子，上課下課，開會。” “兒子呢？” “看電視呢，蠟筆小新。” “以後少讓他看蠟筆小新，這是一個日本壞孩子，會學壞的。” “每個孩子都在看，你不讓他看不行啊。” “吃飯了。” “好，吃飯。” 生活就是這麼過的，連飯菜都顯得寡淡，很少有紅燒肉辣子魚之類的濃味菜餚，因為余靜書做飯，多半以素菜為主。出租車司機笑著和楊益搭話：“做男人作孽，現在這個社會，還是做女人好。女人不願意干家務，做飯洗衣服會加速她們的衰老；女人不願意出去賺錢，賺錢是男人的事情；還有很多女人現在已經不願意生孩子了，這女人不生孩子還能幹什麼？難道還要讓男人生孩子？所以說，做男人苦啊！”

出租車司機嘆苦經，楊益便笑得更加厲害了。笑完停下，楊益開始回憶自己在家裡的地位，對照出租車司機的話，他發現，他還算是個男人，因為他不用乾家務，回家就有現成的飯吃。可是他又感覺不到男人被尊捧的優越地位，在家裡，他並不受寵。 平和而寧靜的生活，這樣挺好的，楊益總是這麼告訴自己。直到出現了林衛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