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的勞累、貧困和粗野的風一塊兒橫掃向我和我的藝術癟三同學與朋友。我在那裡感到的力量，那種類似英雄氣概的自我感覺和這個暖洋洋的客廳完全不搭調。在那裡吃的苦頭在這裡看是自找，是荒謬。我發現自己悠閒地疊著洗衣筐里洗淨烘乾的衣服，柔軟劑家常的香氣和著一股猛烈的慶幸湧進我身心——幸虧我沒把分手之類的話告訴安德烈，我需要這份悠閒舒適暖洋洋的日子。
我來到浴室，開了水龍頭。水流充足、溫煦。我想到每次在牧師夫婦家洗澡的顧慮：總是豎起耳朵聽許久，確定沒人使用淋浴，沒人洗手，沒人坐在馬桶上讀雜誌，我才影子一樣閃進去。我總以最快速度洗澡，儘管人體在淋浴中多麼想犯犯懶，我都在衝去肥皂泡沫後決然地關掉水龍頭。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責自己：真好意思啊，連房租水電費都還沒交呢……這時我讓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發呆。完美的溫度和源源不盡的水流讓我意識到能這樣洗浴是幸運的，浴洗該是種鋪張得起的鋪張。
浴盆旁邊有個電子體重磅秤，靠牆的木架上，是一摞蓬鬆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兩三塊是淺沙黃，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該這樣方便，並不需要人去惡狠狠地奮鬥，什麼都稱心如意，安德烈·戴維斯的愛妻將抹去巨大鏡子上的水蒸氣，順便看看自己的裸體：還不錯吧？還算年輕吧？ ……滿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頭髮來，兩個嘴角自得地往上翹起。未來的主婦看著看著，抹亂的熱霧變成一柱柱細小水流，從鏡面上淌下，她的身體於是變成被風吹皺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電子體重磅秤，看著紅色顯示燈在幾個數碼間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來的愛妻會像這樣，在每天浴後站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個女人會是我嗎？
我再次覺得驚險，一念之差險些就斷送了我正享受的這一切。
我拿起馬桶旁邊的電話，撥了個號碼，響了六遍鈴，阿書沙啞地說：“知道是你，我以為你昨天一到就得給我打電話呢。”
我說：“我坐'紅眼睛'航班來的，昨天補覺補了半天。”
她說：“我以為你特急著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問：“你都供什麼了？”
她說：“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傢伙長得不錯，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著瞎扯，馬上要她掛斷電話，我十分鐘之後再給她打。
她罵罵咧咧，說：“有監聽器怕什麼？無非把大實話再講一遍。打死我也就這些話，打死誰我都是這幾句話！他媽的讓你監聽……”
我趕緊叫她閉嘴，把電話掛了，匆匆換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門去。在街口快餐店裡，我找到一個投幣電話，一撥通就听阿書仍在罵罵咧咧，我這邊又穿衣又戴帽又鬼頭鬼腦找打電話的安全地點，她那邊一口氣罵到現在。她說她就得罵給他聽。我問“他”指的誰；她說誰在她電話線上裝“小耳朵”她就請誰聽她的髒字眼兒。她說FBI已在這個禮拜給她過了“大刑”。我問怎麼個過法。她說跟那麼乏味的人來來回回講那麼幾句乏味的話，還不叫過刑。她告說我，理查·福茨盡量變著花樣問那幾句話，於是那幾句話就是變著花樣的乏味。
“哪幾句話？”我問。
“還不就是我什麼時候認識你的，你在軍隊的活動我了解多少。我們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後又說：'他們倆人據說是在北京認識的。'我說：'不對，是在美國認識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認識的！'他說：'那可能是他倆裝的。'我說：'那他倆裝得可夠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來：“你怎麼幫腔啊？！我們怎麼裝了？！”
“我沒說你裝啊……”
“你不是說我裝得夠棒的？！”
“我說你要能裝成那樣那可是沒得說了：天生一個大瓣蒜！”
“誰裝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這可不夠意思，我這可是捨命陪君子，我圖什麼？！讓電話線上的'小耳朵'一聽，樂了，我們這邊內訌了！資本主義就這點兒好，個人主義，誰也不跟誰團結得像我們社會主義這樣……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團結。”
我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來是來麻煩阿書。
阿書接著告訴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開襠褲的情分上，她早讓便衣福茨去見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蕩嗓音說，理查·福茨要不那麼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會少很多耐性，她的態度良好跟他長得英俊有關係。
我說：“要不你幫我幹掉他算了。”
她說：“有那麼一閃念。後來想，我這忙也幫得太大了，怕你心裡過意不去。”
我笑起來。
阿書說：“他也覺著我看著他的眼神不對了，可能有點兒不正經。他馬上把話一轉，問我和外交官戴維斯什麼關係。我想這小子實在太帥了，講這麼低級趣味的話都讓我捨不得乾掉他。我說：'啊，我跟外交官戴維斯先生嗎？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關係，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這麼說的？”我知道她不會這樣跟FBI的便衣說話。
她拍著床舖大笑，我們倆在電話上比較大無畏。
她笑完又說：“便衣福茨真是挺帥的，你知道他們一個月掙多少錢？”
我說：“肯定比郵局的掙得多。”
“那天他來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艷福不淺，弄了這麼個帥哥便衣來審你的案子！”
我說：“別墮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個狗特務嗎？”
她說：“我還迷上過一個UPS的卡車司機呢。我跟便衣福茨說：'請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實我跑去換了條超短裙。他還裝作沒看見我搖身一變，不過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後他開始問你在軍隊的時候，寫的信都說些什麼。我說：'我這人吊兒郎當，她教育我不要吊兒郎當。'他說：'你不認為她這是在給你洗腦？'我說：'我哪有您這麼高的覺悟。'我又說：'我還收到她寄給我的軍裝，毛主席著作。'他說：'這在我看很像洗腦。'我問他：'你知道那時候一件正牌軍裝什麼價嗎？——能換十斤掛麵！十斤掛麵什麼價你懂嗎？——二十八個雞蛋！二十八個雞蛋意味著什麼你明白嗎？——我們全家每月才十個雞蛋，還有四個散了黃的，一個臭的。不散黃不臭的只輪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個雞蛋在我們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書拿我做假設的便衣福茨。她在這裡停頓下來，為強調她下面更重要的話——
她說：“因為二十八個雞蛋讓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個月；沒這些雞蛋我爸爸會早死四個月，所以這些雞蛋等於是我們三姐弟四個月的爸爸！”
我問她便衣福茨聽完怎麼個反應。
“沒反應，傻了。過一會兒才說：'你們能長大成人，真不容易，內心從小就受過致命創傷。'我說：'也還行吧，我爸爸在世我們吃蘿蔔乾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們還是吃蘿蔔乾炒辣椒。'對了，他還問：'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時期有沒有不良習氣？比如撒謊。'我說：'嗨！我當你說什麼不良習氣呢！撒謊誰不撒？你不撒謊？'他特嚴肅，說：'對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謊。'我說：'我也是。'他說：'你可別對我撒謊。'我說：'那你爭取做我的朋友吧。'”
“後來呢？”
“後來我想，這小子不錯，又帥，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馬路上。你知道，我對我喜歡的小子，一般送到電梯門口；有可能鬧戀愛的年輕光棍，我就送到樓下；特別有潛力的，我才送到大馬路上。一男一女乘電梯，大眼對小眼，哇，那股荷爾蒙壓力，心肯定會亂！你有沒有這種體驗？”
“阿書，FBI和個中國女人戀愛？你想什麼呢？！”
“想想都不行？再說不是我想，是荷爾蒙想。”
“他們這種人一般都不理睬荷爾蒙，都是冷血。”
她在電話那頭繼續嬉皮笑臉，說：“唉，你想想，生個小FBI，也不錯，據說進FBI是要考智商的。”
我發現身後站著兩個人，等著打電話，他們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們的對話是中文，用不著聽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國，用公用電話超過十分鐘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販毒倒軍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嚇，不然就是通姦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會公德，跟隨地吐痰同等罪過。
我跟阿書說：“行了，有人等著用電話……”
她說：“讓他們好好等著。我跟便衣福茨在大馬路上握手的時候，他說：'什麼時候來芝加哥，我請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凍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著掛斷了電話。等著打電話的人增加到五個，排成了一支小隊伍。至少有四個種族在這支隊伍裡。他們都是一臉的不高興，因為他們吃不消我用一口他們完全不懂的語言在那裡瘋。我越是樂不可支他們越有氣，等於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當著他們的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個上午時間去為看晚上的芭蕾購置服裝。他說他的朋友勞拉會在五角大樓購物中心等我。 “波拉克公主”從小精通時尚，更精通合算的時尚。安德烈從錢包裡拿出六張一百元的鈔票，說這個數字是猶太公主精打細算得出來的。
勞拉比我想像得要苗條，像個女高中生。她穿一條合體的牛仔褲，白色高領緊身衫，黑西服上有兩顆純金色的鈕扣。從敞開的西服前襟，露出寬寬的牛仔皮帶，野性十足的一個黃銅帶鉤。她上來就問我有多少錢的預算。聽我說六百塊，她馬上罵安德烈摳們儿。她說：“我跟他說最起碼六七百塊！你總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還有，你總不能一身名牌，首飾一件也沒有吧？六百塊，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這一身統統加起來，也不值六塊錢。
勞拉忽然說：“我特喜歡你的大衣！現在要找件有個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勞拉是個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碼過時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師夫婦組織的教會義賣上買的，花了我兩塊錢。
勞拉又說：“你的皮靴也很帥——現在的做工不像那時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這麼考究，都是手工。你看這一顆顆小釘子是手工釘的！現在誰花得起這些工夫來做雙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裡子？”
我說當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幹什麼。
她在我大衣領子的商標下面尋找，大大的眼睛瞇緊。這時候我們站在自動樓梯上。不少人從我們旁邊超過去，又回頭來看我們。他們多半好奇，少數人不懷好意，因為勞拉的表情和動作極像在我這件舊大衣上翻找蝨子。
她突然大叫一聲：“看，這裡！”
她指著大衣腰部側釘的一塊小布簽，上面有一枚圖章，繞著它有一圈小字——'服裝製作勞動工會'。
她說：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貨！四十年代製造的衣服才會有這個標記。那時候美國左傾、工會權力很大。不經過工會，你別想找到工作也別想把產品投入市場。我在這方面很厲害，鑑定這個世紀和上世紀的服裝，哪年流行什麼，一般不會有誤差。
我明白了，對我這件大衣可以有兩種理解：普遍意義的垃圾，特殊意義的古董。
勞拉把我領到一個靜悄悄的大廳。這裡連同我們一共有七八個顧客。一些沒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種姿態上；那種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飄逸姿態。它們是以某種暗色的，毫無光澤的材料鑄塑的，勞拉告訴我，是按照一些活著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個真人的精確立體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著它們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樣鋒利的肩胯，不勝其累地掛著衣服、裙子。我想像它們作為真人會多麼怪誕、多麼恐怖；它們的真身遊走在人間時，一眼望不到邊的人海，滾滾湧動的頭顱，她們感到孤獨之極，因而她們才有了這一個個冷漠、飄逸的姿勢和態度。
在我對它們發著奇想的同時，我已經被勞拉安置在一間試衣室裡。一個穿迷你裙的老嫗抱著一摞衣服跟進來，按照勞拉的指令將衣服一一掛好。七十來歲的老嫗濃妝豔抹，兩條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渾身裝束沒有一分寬裕。勞拉在一張古典式的緞面椅子上坐下來，對老嫗吩咐：“勞駕，給我兩杯喝的。”
老嫗說：“好的，心肝兒。我們有冰茶，果汁，雞尾酒。”
勞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嫗兩條妖燒的腿以效率極高的步伐向門口走去。
勞拉叫住她：“等等。”
老嫗以十七歲的姿勢驀然回首，說：“好的，心肝兒。”
勞拉說：“給我一盒薄荷糖。”
老嫗不卑不亢，很有節制地給了勞拉一個笑臉，說：“我叫瑪麗，有什麼事儘管吩咐。一盒薄荷糖，還要別的什麼？”
勞拉說：“就這些，謝謝。”
“我的榮幸，心肝兒。”
“順便問一聲，你用的是什麼香水？”
“不是什麼好牌子，我的一位表親贈送我的。”
“我喜歡這香味。”
“噢，謝謝。”
“別客氣。”
老嫗冷冰冰的謙恭和勞拉冷冰冰的和藹，使一種短暫的主僕關係瞬間確立。
我磨磨蹭蹭，將一條黑色連衣裙套在上半身上，再一點點將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將我的長褲褪下。這樣一來，我不必展示我低質價廉的棉內褲。勞拉以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穿、脫衣服的習慣，臉上一絲驚訝也沒有。她上來替我拉上背後的拉鍊，一隻手抓起我的頭髮，將它按在我腦袋頂上，然後比我還用力地瞪著鏡子。這是一件彈力絲絨的夜禮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見鏡中的中國女人一點兒炫耀的本錢也沒有；她這樣袒露毫無道理，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勞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說：“背要直，胸使勁挺。”
我照她的意思辦了，可那衣服還是和我文不對題。
這時試衣室的門被輕叩了幾下。勞拉大聲說：“請進！”
老嫗兩條瘦腿利索而矜持地邁著步子。手裡捧個托盤，托盤上放著兩個高腳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燈泡。那種隨時可能碎裂的危險使這一對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貴。
勞拉說：“瑪格，看怎麼樣？”她指鏡中的我。
“簡直就是她的衣服！不過抱歉，我的名字是瑪麗。”
勞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滿臉是嚴苛的批評。她說：“不是最理想。”
老嫗說：“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勞拉不以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薦，說：“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雞尾酒會。”
老嫗說：“對極了，心肝兒。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這套雞尾酒會穿，再合適不過了。”
她不動聲色地拍著馬屁。
勞拉從一個分幣大小的銀色小盒裡取出一枚白色藥片，放進嘴裡。再取出一粒，遞給我。我也學她的樣子把它擱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滿我的口腔。勞拉把那個小銀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訴我，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個清潔芬芳的吻。一個年輕單身女人，要隨時準備被人吻或吻別人，要做好深吻、長吻的準備。
老嫗說：“對呀，我就一天到晚含著薄荷糖。”
我從鏡子裡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這樣的年紀仍懷著如此的希望，潔身自好，滿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運中的吻突然襲來時可以沉著、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樣一個不含洋蔥大蒜胡椒乳酪氣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緣。據說這和男性在錢包裡備一兩隻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滿性遭遇的時代，一個負責的男人或女人該有些必要的自身準備。老女售貨員在這個年紀還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彈一樣漫天飛的吻和艷遇打她個冷不防。
勞拉圍著我轉了半個圈，再轉回來，然後前進兩步，再後退三步，她慢慢點頭說：“是件相當性感的雞尾酒會服裝。”
老嫗說：“相當性感。一定會成為雞尾酒會的注意焦點。”
勞拉說：“可惜不是去參加雞尾酒會，”勞拉像個畫家那樣後仰著身子看鏡子裡的我，說，“這件衣裙最多到六點。”
我說：“啊？”
勞拉說：“服裝的隆重程度是有規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點，一般這時候是下午茶；五點，雞尾酒會；六點，晚宴；最高規格是九點。你需要的是九點的大禮服，你該看看我母親看芭蕾、看歌劇的服裝，從頭到腳，從內到外，看上去簡直氣勢洶洶，不可一世。那個莊重冷酷的樣子，像是去壯烈犧牲，要不就是去殺別人。”
我想樂，但發現屋內兩個人都沒有逗我樂的意思。百萬富翁的女兒勞拉讓我大長見識：做個上流社會的女人真不易。
最後勞拉和女售貨員瑪麗決定，我今晚的服裝規格非得“九點”。瑪麗說她一生看過兩次芭蕾一次歌劇，女人在那里個個殺氣騰騰，你稍稍示一點兒弱，馬上被殺下陣來。她以過來人的口氣對我說：“一件衣服可能會改變你一生的命運。試著想想，一個參議員忽然看見一個裝扮不同凡響的女人，心裡說：哇，這個姑娘趣味不錯，我得上去跟她搭訕搭訕。女人看芭蕾是為了被人看的。”
老瑪麗又尖又長的紅指甲在我身上劃來劃去，扯扯這裡，整整那裡。她一生的兩次芭蕾一次歌劇全白搭了，這把歲數還得仰仗兩條腿。那兩條腿早年是有過好時光的，別看這時候它們已沒什麼露頭了。
勞拉為我拿了主意，買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禮服。我還得再貼出幾十元的購買稅，和兩百元的鞋錢。等勞拉走後，我只剩一張地鐵票錢了。我手裡提著價值三個多月房錢的行頭，在地鐵站裡兩眼空空地走著。過去了三四列火車，我渾身無力，什麼念頭都沒有，只有一個單調的聲音來回說：“八百六、八百六……”我這時的感覺近似一位剛進城的老鄉，挨了歹人一悶棍後發現所有錢都給掏了個精光。
我兩眼發直，又看著一輛火車開走。我等著自己定下神來，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後的日子怎麼過，還過不過了。我發現自己在撥阿書的號碼。電話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訴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資助了一筆買裝費用。”她立刻問：“多少錢？”我說：“六百塊”。她不再聽我說下去，馬上叫我站在原地別動，她立刻趕過來。我還想解釋，她興高采烈地摔下電話。她以為我有六百塊要在今晚之前花掉，這事我一人辦不到，非得她幫忙。
她見了我手上提的高檔貨色就說：“太好辦了，你跟我來！”
我跟著她又回到商店，老瑪麗正把我試過的二十來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掛。有件是從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將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見，盡量繞著道走。阿書卻理直氣壯，叫住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售貨員。阿書把我手裡的購物袋接過去，拎出那件黑禮服，說：“我們決定退貨。”
女售貨員一字不問，看看收據便辦起手續來。我一直在盯著老瑪麗，那具模特不好擺佈，她半張著嘴，舌尖舔在兩排門齒之間，因為她和模特的身高懸殊頗大，她不得不踮起腳尖，腳後跟從皮鞋裡出來了，鞋跟卻還立於地面。她那副專注的神態和體態竟十分稚氣，十分可愛。
阿書把退貨的款子交到我手裡，叫我清點一遍。點完錢，我抬頭便看見老瑪麗悲憤地看著我。她忙了一個多小時，本以為掙到手的錢卻眨眼間沒了。她的灰眼珠裡有股控訴，似乎是對一份巨大的背信棄義的控訴。她那萎縮得只剩一條細細紅線的嘴卻漸漸扭曲，扭出一個笑來。
她說：“怎麼，剛才不是穿著很合身嗎？”
我臉漲得滾熱，說：“這樣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裡的控訴更悲憤了，嘴上的笑卻更加溫婉、忍氣吞聲：“那我可以再幫你選幾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個乖女孩，剛才我就覺得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樣有點兒矛盾，不過你的朋友那麼喜歡它，我不好煞風景……來來來，咱們從頭開始。”
我心虛理短：“等我吃了午飯再來……”
“吃了午飯那幾件可能會被買走的！設計大師每件作品只有幾件。”
我們倆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饒，賠不是，老嫗全看見了，她卻偏偏不罷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筆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條了。
“我這個朋友特別餓，”我指著阿書，“她等不及我試衣服了！”
阿書用中文惡狠狠地說：“不買就不買，哪兒跟她這麼多廢話！”她高傲地一擺下巴，說：“她不喜歡你們這兒的衣服。”
老瑪麗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剛才說，她非常喜歡……”
“她剛從中國來，還沒學會說'不'。”阿書不僅高傲，已開始蠻橫。她指著我對老瑪麗說：“她是個留學生，知道嗎？美國的赤貧者不叫赤貧者了，改叫留學生了。你忍心毀了她的學業、要她傾家蕩產來買你這件衣裳嗎？”
老瑪麗說：“我沒強迫她，是她自己剛才說，她特別喜歡這件衣裳。”
阿書沉默下來，眼睛看著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顯有股危險。她長出一口氣，表示要好好把這場官司打下去。然後她四下望一眼，問老瑪麗說：“你們的經理在哪裡？”
老瑪麗馬上收回目光，垂下皺紋密布的眼皮。直到我們走到電梯門口，她還站在原地，風燭殘年的玉腿站成一個極其衰老灰心的姿態。
我們最終的購置是在一家大型連鎖減價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錢買了件長連衣裙，深藍色，腰身寬出不只五英寸。阿書說這個好辦。她在一個巨大的籮筐邊和各種族人擁擠著，手在裡面飛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樣的熱情與兇猛勁頭，在類似的大筐里翻刨較完整些的帶魚，少些疤瘌的蘋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東西全標價五塊，不一會兒，阿書一股黴塵氣地鑽出人群，一手拎著一條大紅寬皮帶，另一隻手上是雙紅皮鞋。皮帶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鱗紋。
勞拉說：“服裝的隆重程度是有規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點，一般這時候是下午茶；五點，雞尾酒會；六點，晚宴；最高規格是九點。你需要的是九點的大禮服，你該看看我母親看芭蕾、看歌劇的服裝，從頭到腳，從內到外，看上去簡直氣勢洶洶，不可一世。那個莊重冷酷的樣子，像是去壯烈犧牲，要不就是去殺別人。”
我想樂，但發現屋內兩個人都沒有逗我樂的意思。百萬富翁的女兒勞拉讓我大長見識：做個上流社會的女人真不易。
最後勞拉和女售貨員瑪麗決定，我今晚的服裝規格非得“九點”。瑪麗說她一生看過兩次芭蕾一次歌劇，女人在那里個個殺氣騰騰，你稍稍示一點兒弱，馬上被殺下陣來。她以過來人的口氣對我說：“一件衣服可能會改變你一生的命運。試著想想，一個參議員忽然看見一個裝扮不同凡響的女人，心裡說：哇，這個姑娘趣味不錯，我得上去跟她搭訕搭訕。女人看芭蕾是為了被人看的。”
老瑪麗又尖又長的紅指甲在我身上劃來劃去，扯扯這裡，整整那裡。她一生的兩次芭蕾一次歌劇全白搭了，這把歲數還得仰仗兩條腿。那兩條腿早年是有過好時光的，別看這時候它們已沒什麼露頭了。
勞拉為我拿了主意，買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禮服。我還得再貼出幾十元的購買稅，和兩百元的鞋錢。等勞拉走後，我只剩一張地鐵票錢了。我手裡提著價值三個多月房錢的行頭，在地鐵站裡兩眼空空地走著。過去了三四列火車，我渾身無力，什麼念頭都沒有，只有一個單調的聲音來回說：“八百六、八百六……”我這時的感覺近似一位剛進城的老鄉，挨了歹人一悶棍後發現所有錢都給掏了個精光。
我兩眼發直，又看著一輛火車開走。我等著自己定下神來，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後的日子怎麼過，還過不過了。我發現自己在撥阿書的號碼。電話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訴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資助了一筆買裝費用。”她立刻問：“多少錢？”我說：“六百塊”。她不再聽我說下去，馬上叫我站在原地別動，她立刻趕過來。我還想解釋，她興高采烈地摔下電話。她以為我有六百塊要在今晚之前花掉，這事我一人辦不到，非得她幫忙。
她見了我手上提的高檔貨色就說：“太好辦了，你跟我來！”
我跟著她又回到商店，老瑪麗正把我試過的二十來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掛。有件是從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將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見，盡量繞著道走。阿書卻理直氣壯，叫住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售貨員。阿書把我手裡的購物袋接過去，拎出那件黑禮服，說：“我們決定退貨。”
女售貨員一字不問，看看收據便辦起手續來。我一直在盯著老瑪麗，那具模特不好擺佈，她半張著嘴，舌尖舔在兩排門齒之間，因為她和模特的身高懸殊頗大，她不得不踮起腳尖，腳後跟從皮鞋裡出來了，鞋跟卻還立於地面。她那副專注的神態和體態竟十分稚氣，十分可愛。
阿書把退貨的款子交到我手裡，叫我清點一遍。點完錢，我抬頭便看見老瑪麗悲憤地看著我。她忙了一個多小時，本以為掙到手的錢卻眨眼間沒了。她的灰眼珠裡有股控訴，似乎是對一份巨大的背信棄義的控訴。她那萎縮得只剩一條細細紅線的嘴卻漸漸扭曲，扭出一個笑來。
她說：“怎麼，剛才不是穿著很合身嗎？”
我臉漲得滾熱，說：“這樣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裡的控訴更悲憤了，嘴上的笑卻更加溫婉、忍氣吞聲：“那我可以再幫你選幾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個乖女孩，剛才我就覺得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樣有點兒矛盾，不過你的朋友那麼喜歡它，我不好煞風景……來來來，咱們從頭開始。”
我心虛理短：“等我吃了午飯再來……”
“吃了午飯那幾件可能會被買走的！設計大師每件作品只有幾件。”
我們倆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饒，賠不是，老嫗全看見了，她卻偏偏不罷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筆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條了。
“我這個朋友特別餓，”我指著阿書，“她等不及我試衣服了！”
阿書用中文惡狠狠地說：“不買就不買，哪兒跟她這麼多廢話！”她高傲地一擺下巴，說：“她不喜歡你們這兒的衣服。”
老瑪麗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剛才說，她非常喜歡……”
“她剛從中國來，還沒學會說'不'。”阿書不僅高傲，已開始蠻橫。她指著我對老瑪麗說：“她是個留學生，知道嗎？美國的赤貧者不叫赤貧者了，改叫留學生了。你忍心毀了她的學業、要她傾家蕩產來買你這件衣裳嗎？”
老瑪麗說：“我沒強迫她，是她自己剛才說，她特別喜歡這件衣裳。”
阿書沉默下來，眼睛看著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顯有股危險。她長出一口氣，表示要好好把這場官司打下去。然後她四下望一眼，問老瑪麗說：“你們的經理在哪裡？”
老瑪麗馬上收回目光，垂下皺紋密布的眼皮。直到我們走到電梯門口，她還站在原地，風燭殘年的玉腿站成一個極其衰老灰心的姿態。
我們最終的購置是在一家大型連鎖減價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錢買了件長連衣裙，深藍色，腰身寬出不只五英寸。阿書說這個好辦。她在一個巨大的籮筐邊和各種族人擁擠著，手在裡面飛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樣的熱情與兇猛勁頭，在類似的大筐里翻刨較完整些的帶魚，少些疤瘌的蘋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東西全標價五塊，不一會兒，阿書一股黴塵氣地鑽出人群，一手拎著一條大紅寬皮帶，另一隻手上是雙紅皮鞋。皮帶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鱗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