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去過中國的人在美國占絕大多數。但他們非常為中國操心。我就非常擔心中國的事，包括你們計劃生育的全國大運動。了不得！我完全能夠想像你父親的熱忱。”
“我父親沒有參加計劃生育。”
“當然，當然。”
當然什麼？我父親當然是天然的計劃生育，荷爾蒙減退，尿頻起來，我母親停止了和他做愛。
“你父親，作為一個十六歲的年輕知識分子，會怎樣醉倒在一個漂亮的主義裡。”
“等一等，我父親不是知識分子。”
“怎麼會？！”
“事實就這樣。他在十六歲之前一個字也不識。”
他受了挫折，愣著，兩眼一片空白。腦子裡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麼說，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來說，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馬克思主義，你說呢？”
“可能吧。”十六歲的父親不知道馬克思是誰。不過我懶得跟你講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同情共產主義。好萊塢的藝術家，不同情共產主義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藝術獨創性。中國的三十年代，你父親至少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對吧？”
“嗯。”是共產主義同情我父親。不過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
我看一眼手錶，還有三十分鐘到五點。不知他是不是個按時上下班的人。
他看見我看表，臉上出現“別為我操心”的溫和表情。
“沒關係，我不急著下班。”他說，他倒慷慨，“我還是第一次和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交談。我曾經學過兩個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師三十年前從台灣來。他對中國內地的認識比較書本化。”他也意識到自己的上下文有點亂，言歸正傳地說：“我肯定你父親是個浪漫的人。他浪漫嗎？”他見我猶豫地點點頭，勁頭又大起來：“也許中文裡浪漫的定義和英文不完全一樣——別去管它。關鍵是，你父親在十六歲這樣蒙昧的年紀，很難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區別開來。”
“那您是怎麼區別的？”
“區別什麼？”
“您剛才說，我父親的問題，是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們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臉蛋上發著紅光。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正如美國那些跟你父親同代的知識分子，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混得一塌糊塗……”
“等等，我不記得我是否對你說過，我父親是知識分子……”
“你聽我說，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在美國大多數是知識分子”
“不過我父親不是……”
“能讓我把句子結束嗎？”
“對不起……”
“沒關係。”他定了定神，說，“要不你先說？”
“您先請。”
“還是你請。”
“是您在審訊我呀。”
“不不不，別叫它審訊，就是一般性地了解情況。咱們彼此了解嘛！來來來，你先請。”
我又一次看看表。這人要是那種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時工錢。
“我的父親十六歲參加了八路軍。不久國、共就合作了，把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隊伍統一整編，為了抗日救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不是以信仰劃分敵、我。因此，我父親參加共產黨的隊伍，不是因為他已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我的英文，您還湊合能聽懂吧？”
“不湊合，不湊合。”
“後來我父親學了文化。在全中國解放的時候，他已經有高中畢業文化水平。”
“高中畢業當部長，我料定你父親一定是個很精彩的人！”
“謝謝您。”
“哪裡。”
“那個時候新的政權很缺人才，我父親又去夜校讀大學課程。兩年後他調任到另一個省份，大學只好擱下了。”
“很可惜。不過不管怎麼樣，你父親都是個精彩的人。十六歲能做那樣大的選擇——我兒子十九歲了，連大學主修都選擇不了！而且從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斷你有個多麼精彩的父親。”
“謝謝！”
精彩的是我母親，一個鄉紳小妾的女兒，挎一個小包袱，裡面有十塊大洋和兩身旗袍，赤手空拳進了城，什麼本事也不憑，只憑年輕，憑她牢牢記住自己是個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個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親腦筋清楚，每一項選擇都不和小兒小女的兩情相悅弄混。她輕蔑那些被你親我愛的事弄得不可開交的少女們；那些和她同齡的女子是永遠不識好歹，不識時務的混蟲。母親在我十四歲情竇初開時這樣教導我：什麼叫頭髮長、見識短？她們那些混蟲就是頭髮長、見識短；胸無大志，百無一用。她說：“你將來要那樣沒抱負，我可白養了你。”於是她一撒，把我放飛了，飛到這舉目無親的陌生國度，包袱裡一樣是幾身衣裳和一點可憐的錢。在機場海關，我回頭看身姿依舊的母親，她眼裡一道狠狠的光：丫頭，看你的了！
“我敢說，我讀過的有關中國的書比你還多……”
原來這期間他一直沒停嘴。我在走神的時候往往讓人誤認為特別專注。
“你看上去像是對中國頗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實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負使他闊大的臉蛋孩子氣起來。
“你知道嗎？”他突然放低聲音說：“我也是一個嚴重的浪漫主義者。我在十六歲的時候，一定比你父親浪漫得還嚴重。”他認為他交待了一項難以啟齒的秘密。這下該我拿同樣的秘密去等換。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親近讓我難為情。為他難為情：一把歲數了，還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親當初參加共產黨的動機，應該很明顯。”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親嗎？共產黨的高級官員對我來說，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級官員了。”
“那他做什麼了呢？”
我聳聳肩。他花費許多時間和我母親吵架。剩餘的時間他閉目養神，認識到我母親當年的野心。母親替他鋪好紙，拿來筆，叫他不要空談而是一筆一畫把他的回憶錄寫下來。他一副絕不再上當的樣子，把手拼命往身後藏。他看透了母親，她讓他寫回憶錄，是實現她最終對於他的野心。母親每在此時便冷冷一笑。說：“我就知道你寫不出來。什麼自脩大學呀，什麼背了兩千俄語單詞啊，什麼文化素養好的領導幹部啊——狗屁。”這是母親最靈驗的一手，這句話一出她的口，父親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寫給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親？”
“他是一個很好的父親。”他除了做父親，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樣。他給幾家小館子題的字，也還不丟人。
“他和你談到他自己嗎？比如他的青年時代，比如他怎樣做一個副省長？”
“他從不談自己。”我父親什麼都不瞞我。他需要我幫他去招架母親。因而對我的坦誠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說到他丟棄了一個鄉下老婆。那是個一點兒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實女人，男人就是去討飯，她也安安穩穩做他的女人；男人頂戴花翎，她還照樣推磨納鞋底，她手裡拿著鞋底，把父親送到村口，看父親挎著盒子槍一騙腿兒上了棗紅馬，才說：“喲，忘嘞，給你收的菸葉子！”父親的馬已經小跑起來，她追著喊：“你等等，我回去給你拿菸葉子……”父親頭也沒回。父親兩行老淚慢慢淌下來，說：“打那時候起，我頭就沒回過。她那時候不曉得我心裡已經有另外一個女人，不是你媽，你媽那時還不知在哪裡，我心裡的是一個下級的老婆。我那下級犧牲了。”
父親對他最小的女兒徹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給女兒去處置。正是這一點使他失敗；做一個父親，在我這兒，他是完全的失敗。他不知道一個父親是靠許多假象來建樹好形象的；父親就該是假象，而他的兒女們都要為這個假象付出她們對男性最初的敬愛。不然我們要拿我們生就的這份敬愛怎麼辦呢？
我第八次看手錶時，已經六點過十五分。餐館的規定是十五分鐘的遲到就罰一小時工錢。一小時是五元錢。離還清房租的目標，我又增添了五元錢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從餐館回到牧師家裡，看見我臥室門口放著一個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筆跡。我抬起信封，感覺它的分量，一張機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點的課就直接去了機場。飛機還有五個小時起飛，我早早地到這裡是因為怕餐館打烊後我必須乘計程車到地鐵站，以免獨自趕十五分鐘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據說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著或臥著一個醉鬼或乞丐。偶爾一次我獨自走那段路去機場，一輛警車在我身後停下，邀請我坐進去，裡面兩個警察見了我就發脾氣，說正是我這樣的冒失者讓他們操心過度，又說上月他們剛逮住個小子，朝女士亮兩腿間的傢伙，像我這樣的亞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簡直是存心給他們添亂。所以我跟一個女工友調換了工時，一出學校就直奔地鐵站。我有足夠的時間在機場消磨。我走過一家家飯店，眼睛瞟過每個門口的菜單和價錢，心想，六塊九角九一份的特價晚餐，你們去敲其他人的竹槓吧。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家餐館有我看得上的價位，於是便走進了書店。
書店的女售貨員正在打電話。我走到一個書架前，按字母順序找到了我下堂課要用的兩本書。書店一共有七個顧客，其中三個擠在新書攤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書：《來自火星的男人與來自金星的女人》。第八個顧客晃進來，售貨員小姐把電話從下巴與肩膀間取下，請那人把手裡的飲料擱在門外，再來碰她的書。我朝反光鏡裡看一眼，發現我不在她的視線範圍內。我翻了一頁書。嫌光線不對，又朝右側挪兩步，這樣書架就把我完全擋嚴實了。我扭扭肩膀，活動一番脖頸，任何人看都會以為我讀書讀累了筋骨。在扭動脖頸的過程中，我看見四個角落空空蕩盪，並沒有攝像機監視我。書店裡一般不設監視裝置，大概因為美國人的閱讀水平逐年下降，書店對書賊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果真有人熱愛閱讀而不惜冒險做三隻手，他們有點兒損失也認了。這將是不小的代價：警方會拘留，會記錄下一個壞名聲，移民局會根據這個壞名聲取消移民資格。
我把一本書塞進羽絨服口袋。心里相當矛盾：要不要再來一本？那一本比這一本還厚，還是見好就收吧。售貨員小姐已放了電話，幫一位顧客到我身後的書架上找書來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書塞進另一個口袋。白色尼龍綢的滑溜程度相當幫忙，書滑進去一點兒障礙都沒有。我抬起頭，突然發現售貨員小姐一雙大黑眼珠正瞪著我，她說：“需要幫忙嗎？”我想她可真夠損的，什麼節骨眼兒上還逗我玩兒，要捉要拿直接來嘛。她笑了說：“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麼辦？她說：“你是日本人？中國人？……越南人？”我心裡說：隨便吧。她再次莞爾一笑：“我們這兒只有英文書，抱歉。”她接下去又說了兩句什麼，這個笑容謙恭的印度姑娘。我什麼也聽不見了，只聽得見自己的心跳。
然後我走進廁所，進入馬桶隔間，別上門。我穿著褲子坐在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飢餓這時猛烈地向我襲來。我得好好坐一會兒，定定神。我坐在馬桶上從羽絨服口袋裡掏出一本書，第二本卻怎麼也掏不出來。我奇怪當時是怎麼把它擱進去的，擱得那麼順手。
我乘的是一點鐘的“紅眼睛”班機，是機票最廉的一個航班。到達華盛頓是早晨四點半。機艙甬道口孤零零站著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紅玫瑰，是從投幣售花機買的玫瑰，十元一枝。他還是剛被鬧鐘擊醒的臉，看見從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幾分。我眼睛發紅，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斷著，笑嘻嘻問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麼。
他摟著我的雙肩，眼睛機敏，向四周掃一圈。機場空曠得像個荒誕的夢境。
我做了一路準備，本來想好一個下飛機就對安德烈講那句話。不知怎麼就錯過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會越難張口，安德烈的優點會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會被他的禮貌、教養、率真再次弄得潰不成軍。從九月到十一月，我們見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長處正在對我形成全面的包圍。除了和他在“正式羅曼史”中一條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選出路。
早餐店剛開門，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對客人。他為我點了一盤鮮果沙拉，一份烤華夫餅加鮮奶油和楓樹糖漿。他對侍應生認真交待：“鮮果裡不要有不夠熟的橙片，她不愛吃酸東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沒睡覺。”他稍一遲疑，改正道：“乾脆，給她一杯無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嗎？……太好了，她不適應一般牛奶。”
侍應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這男人把這女人慣得夠嗆，慣得她講究得不得了。安德烈為自己點了煎蛋火腿，鮮榨果汁。
“就這些，夠了嗎？”侍應生問。
“沒辦法呀，”安德烈對傳應生微笑，聳聳肩說，“美國的早餐裡面，絕大部分的花樣她都不喜歡。”他笑著轉向我：“我沒說錯吧？”他再轉向侍應生：“就算她吃，也只有個小鳥胃口！”他出聲地笑起來，侍應生也笑笑。他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優雅的手勢展開它，鋪在我的腿上。我心裡懊惱自己的不爭氣：餐桌上的教養老被我忘得如此乾淨。
餐布是粉紅的，那種不必漿熨就一絲不苟的面料。我雙手將它拎起，輕輕按了按嘴唇——這樣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張餐桌的女子，才配這枝紅玫瑰和一堆飲食上的怪癖。我在飛機上想好的與安德烈分手的話，一句一句退縮。安德烈記著我所有的飲食習慣，我的一切無道理的好惡，都被他當教條來執行。他的兩隻眼睛是看著他心愛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這樣嬌縱這孩子的偏食、任性、無理取鬧。他為他自己對這孩子無條件的嬌縱而驕傲。
安德烈合上菜單，眼睛看著我把它遞還給侍應生。侍應生咕噥著“馬上就好，請稍等”，人已轉身走了好幾步。
我忽然說：“等一等！”
侍應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為我不會開口卻冒出一句他們的語言，他完全沒料到。他說：“還要添什麼別的嗎？”
我說：“把鮮果沙拉去掉，對不起。”
安德烈問：“為什麼。”
“我想點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覺得吃不下？”
我笑著點點頭。真實的原因我當然不能說，對於豪華，也容我有個適應過程。在這個季節吃南美運來的鮮果，我得調整一番腸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塊錢。我一小時的勞動價值。
我見安德烈有些懷疑，又有些掃興，便說：“這個季節我很少吃水果。”
“對一些水果過敏？”安德烈嚴肅地看著我。
“啊，有點兒過敏。”我說。我的目光從他擔憂的眼睛下溜過，和食物鬧彆扭是一種嬌貴，我過得起敏嗎？只有什麼都吃得起的人才過敏。在未來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個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訴朋友：“請別給她吃這個，她過敏；請別給她碰那個，她過敏……”實在很平常的一個女人，“過敏”使她有了特徵。
“你在笑什麼？”安德烈停下優雅的刀叉姿勢問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說：“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們的妻子也有對食物過敏的？”
“當然，”他說，“我有一個女同事，我們背後叫她波拉克公主，①（即美國人對波蘭人的俚稱，有不敬之意。）她對絕大部分食品都過敏，一塊兒出去吃飯，她就點個蔬菜沙拉。她父母闊得要死，為她從小各種過敏付很高的醫療保險。有幾次她過敏過得要叫救護車！所以你要對什麼過敏，千萬別強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對價錢昂貴的東西過敏。
我心裡有些愧：安德烈多麼把我的一切當回事。我伸過手去，握住他擱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夾克搭在我倆之間的一把椅子上，口袋裡插著今天的報紙。他一份報通常讀三部分：時事頭版，運動版和幽默漫畫。他讀到精彩的幽默故事，會打長途電話講給我聽。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撲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們的手指編織在一起，越編越密。所有的麻煩——便衣福茨給我的麻煩，都很值得。在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麼？”他問。
“沒在想什麼。”我笑一下。
“那你沒在想什麼？”他笑起來真明亮，“把你沒想的告訴我吧。”
我笑著避開他。
“你肯定想告訴我什麼事。”他說。
“沒事。”
“我就喜歡聽你的'沒事'，快把你的'沒事'講給我聽。”
我看著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們的見面一開頭就弄得沉重。我縮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層雕塑般精美的奶油，塗在華夫餅上。它的表層有一個個方形的小孔，我盡量讓每個小小凹處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層焦黃的餅一接觸奶油便立刻發出折磨人的香氣。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卻仍不慌著下刀。熬得滾熱的楓樹糖漿從容器裡澆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線，線的一端墜入華夫餅的方形凹處。棕紅和奶白漸漸溶為一體。對一個飢餓的人來說，沒有比這奶油和糖漿的顏色更賞心悅目的東西了。我盡量矜持，盡量不露痕跡地嚥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我是第一次進食，似乎咀嚼和吞嚥這套動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嚥在我食道劃下傷口般清晰的軌跡。過分的飢餓使豐富的早餐不那麼美味，有些殘酷。豐富而殘酷的早餐劃開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日子，另一邊是未來外交官妻子的豐足。
安德烈說：“我訂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勞拉和我們一塊兒去。她主動提出陪你去買衣服。”
“買衣服？”
“我想你肯定沒帶著看芭蕾的衣服。”
“勞拉是誰？”
“就是我剛才說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錯，志願陪任何女朋友買衣服，志願為你設計。”
我想，兩種日子的懸殊就是我食道裡這條微痛，創傷如此新鮮。
他說：“你好像不餓？”
“還好。”
“我記得你最愛吃華夫餅！”他說。
優秀的未婚夫總是必須替他們心愛的女人記住她們的最愛和過敏，安德烈是個沒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沒課嗎？”
“理查·福茨跟我約了星期一上午十點談話。”
“取消它。在他辦公室的留言機上留言，讓他改個時間跟你談話。”
“是審訊，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麼。難道正常生活要給非正常事務讓位？”
“正常生活什麼時候敢不給非正常事務讓位？”我說。
他考慮了一瞬，說：“嗯，你是對的。這些人很煩，怪不得好萊塢的電影都把他們當反派。我發現他們很樂意當反派。”
侍應生過來為我添水，兌熱咖啡。我們的話馬上停住。侍應生意識到插在了我們一句私房話中間，手腳立刻加快，嘴裡低聲說著“對不起”。我看著侍應生的背影說：“別那麼大聲地講FBI的壞話。”
“他不懂中文。不過你剛才說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複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塊兒笑出聲來，那傳應生猛地回過頭，一見他回頭，我倆更笑得響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傳應別人，好不容易同這墨西哥愣小子調個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塊兒多好！好得讓我想到那句咒語——“好景不長”。
安德烈用叉子的齒刺破了他盤子裡的煎蛋。讓蛋黃流出來。他絕不用蛋黃這類益處不大的東西塞滿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來。假如換一個人像他這麼幹，我一定請他把蛋黃留給我。假如把安德烈換成里昂的話。可里昂大概不捨得丟棄一隻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問我是什麼原因要取消約會呢？”
“很簡單，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們倆見了面……”
“是見了面，不見面怎麼進行正式羅曼史？”安德烈一樂。
這時餐廳裡已有了幾位顧客。一個黑姑娘夾著她的孩子走到我們旁邊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輕鬆也很隨便，讓孩子麵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條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對我們笑笑，問了早安，然後坐下來。
我說：“他們會以為我們攻守同盟。”
“我們不見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兩邊一攤。
黑姑娘這時說：“嘿，對不起，我想問問，你們講的是哪國話。”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淺藍色。
“中國話。”安德烈回答她。
“謝謝。”她說。
“別客氣。”我說。
她有些吃驚地向我看過來。她心里奇怪，既然我會講她的語言，何苦要把餐館其餘的人封鎖在我們的對話之外？但她馬上理解地一笑，我們是熱戀中的男女，無時無刻地絮叨著甜蜜的廢話。
她問我：“你從中國來？”
我說：“是啊。”
她臉上有憐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國意味著永久性的缺吃缺喝，於是我的苗條不是苗條，是骨瘦如柴，一個地道的災民形象。她說：“歡迎你來美國。”
我說：“謝謝。”
她又說：“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會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為我好，勸我抓緊時機，吃一頓是一頓。
在我和她這段對話的進行過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撿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膠皮奶嘴，然後將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還到孩子手裡。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撿。
安德烈用中國話對我悄語：“快誇誇她的孩子。”
我馬上說：“你的孩子真可愛。”
她說：“謝謝。”
她再次撿起奶嘴，說：“沒想到我會這麼近地和一個中國人坐在一塊兒吃早餐。”她臉上是經歷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愛，簡直是個天使。”
安德烈說：“你不會別的詞兒？”
她說：“謝謝，謝謝。”她把膠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進孩子嘴裡。
“歡迎你來華盛頓。”她說。
“謝謝你。”我說。
她從侍應生手裡接過菜單，眼睛卻仍看著我。她說：“你喜歡美國早餐嗎？”
“很喜歡。”我說。
安德烈對她說：“對不起。”他臉轉回來對著我，說：“他要問你取消談話的原因，你就告訴他，這毫不關他的事。你來這兒看我，純屬私人的事。你是來和我約會的，約會是該反犯罪最高機構過問的嗎？”
“就說這和他無關？”
“本來也和他無關。”
“可是這樣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虛？”我和安德烈討論著。黑姑娘明澈的大圓眼一會兒看我，一會兒又看安德烈，我們笑，她稍稍遲疑，馬上就跟上來，笑得遠比我們好。
“什麼叫故弄玄虛？”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語偶爾會有點兒問題。
我解釋說：“故弄玄虛就是吊人胃口。”
他說：“噢。”他在把這個成語仔細儲藏到記憶中，“吊胃口有什麼不好？我不反對人家吊我胃口。”
我覺得他對某些中文詞彙的理解還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們，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視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輕十歲，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長輩式的，就像年輕的牧師太太，時常對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兩點——喔，小可憐兒。”
早晨我醒來，發現外面下了場大雪。一場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綠一樣好。
安德烈還睡得很沉。我看見自己的手指輕輕觸碰他曲蜷的黑髮；那些彎曲都相當犟，剛弄直它，我手一鬆，它馬上卷回去，還原它本來的模樣。我看著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說還休。氣氛如此太平溫馨，誰忍心來破壞它。我想告訴他的話會血淋淋地撕壞這好氣氛。從昨天早上到這時，整整二十六個鐘頭，我一直想告訴安德烈：別為我斷送前程，這可不值。這年頭的愛情該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躊躇滿志，要把它弄得極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對，我正是這意思，我看見福茨來勁兒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為我將付出的代價，何苦？美國是樣樣方便的國家，我們幹嘛要找頂不方便的這樁事來做，這樁被稱做“正式羅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這意思：我們拉倒吧，就此分手。這樣一來、大家都鬆一口氣，你、我，還有福茨。
我發現自己在心裡口若懸河，對著睡得踏踏實實的安德烈，滿心的道理。他現在只要一睜眼，我立刻把這些話講給他聽，他一定承認我有道理，他會在我的勸導下想開，可是他就是不肯醒來。
我翻個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陣了，沉澱的雪使四野白亮。陽光照在這個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擴張了亮度。亮度飽脹得厲害，從臥室拉得嚴絲合縫的窗簾上溢出來；不是從縫隙，而是滲透密度極高的經緯，使這乳白窗簾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臥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軟的白亮輪廓，像是剛剛從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剛剛刷去最後一層細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櫥上有一層硬幣——安德烈一進臥室習慣先把口袋裡的硬幣掏出，扔到櫥上。一把圓形沙發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讀書的。另外一個英國式的秘書寫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寫字台一樣保守。花瓶裡的花是我十月底來的時候安德烈買給我的，這時全乾了，是普希金講到的那種樣子：在多年後令人想到一個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種樣子。
但願一切都在眨眼間過去，一步跨入未來。從未來回頭，來看這個初雪的早晨，這束乾花，是不是像此刻這樣事關重大？這個無從說起，輾轉反側的時刻還會顯得折磨人嗎？可能不會，可能像是任何時刻一樣，無足輕重，可以被錯過去，過度到普希金所隱喻的那種晚年：意外地在一本書裡發現一些乾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個浪漫事件留下來的，那事件究竟是怎麼個前前後後，全不清楚了，隱約記得它在當時顯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對晚年有什麼發言權呢？他又沒等得及晚年，就讓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見乳汁一樣的光線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他這些天一定沒睡好。其實他相當緊張，對於FBI攪進我的生活，他表現出的嘻哈態度，是為了寬我的心，實質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門散步，吃館子，遊蕩各個博物館，他一刻不停地在註意身前身後。他對我究竟是誰沒有完全的把握。對於我的父親到底幹過什麼，他也覺得心裡無底。他沒有徹底信賴我。因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樣簡單，FBI真的會吃飽了撐的，如此興師動眾？
我輕手輕腳地起床，走到樓下。打開客廳的百葉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讓我睜不開眼。四周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一切都還在星期日的大懶覺裡。我在壁爐前的沙發上坐下來，無所事事原來很舒服。安德烈·戴維斯的妻子會在這樣的早晨坐在長沙發上看報或看賬單，或者全心全意地無所事事，就坐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是個感到幸運、惜福、感恩的女子，為此刻能在窗內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個安詳的、穿著厚實柔軟的潔白毛巾浴袍的主婦會是誰？
會是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