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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應該談起的不是陳天，而是徐晨。
徐晨竹竿似地頂著個大腦袋，不，那是以前的記憶，他的腦袋不再顯得大了，像大多數三十歲的男人一樣，他發胖了，不太過分，但還是胖了，這讓他顯得不像少年時那麼青澀凜冽。
這是我的看法，我知道他會不以為然，他愛他不著調的，結結巴巴的，消瘦的青春時光——比什麼都愛。
“我是一個溫柔提供者。”徐晨一邊說一邊點頭，彷彿很同意他自己的觀點似的，然後又補充說，“我是一個作家。”
“對，沒錯，美男作家。”
“偶像作家。”他糾正我。
“人稱南衛慧，北徐晨……”我拿起桌上的一張《書評周刊》念給他聽，他的照片夾在一大堆年輕美女作家中顯得很是突兀。
“胡說八道！”他把報紙搶了扔到一邊，“完全是胡說八道！”
“你不是要成為暢銷書作家嗎？急什麼？”我奇道。
“我指的暢銷書作家是海明威！米蘭·昆德拉！再說說，普魯斯特都算！”
“原來是這個意思。”
我和徐晨可以共同編寫一本《誤解詞典》，因為幾乎所有的問題，我們都需要重新界定和解釋之後，才能交談。我們經常同時使用同一個詞，卻完全是不同的意思。我們就在這種深刻的誤解中熱烈地相戀了兩年，還曾經賭咒發誓永不分離。
像大多數戀人一樣，我們沒有說到作到。
但是在講述這一切的一切之前，我應該首先指出我對故事的情節不感興趣；其次不標榜故事的真實，像這兩年那些領導潮流風頭正健的年輕作家們常乾的那樣。這兩點都基於我不可改變的身份——一個職業編劇。
我是以編造故事來賺錢的那種人，對這一套駕輕就熟。想想，一個故事怎麼能保證在二十集，900分鐘的時間裡恰當地發生、發展、直至結束，有的故事要講很久，有的雖好卻很短小，而我必須要讓這些形態各異的故事具有統一性，而且在每個45分鐘之內都有所發展，出那麼幾件小事，隨著一個矛盾的解決又出現另一個矛盾，到一集結束時剛好留下一個懸念。如果這套戲準備要在台灣的黃金檔播出，長度就要加長到三十集，因為他們的黃金檔不接受二十集的電視劇，而不在這個檔播出就不能掙到錢。所以我曾經接過一個活兒，把一個電視連續劇從二十集變成三十集。加一兩個人物是少不了的，男女主人公嘛，只能讓他們更多一點磨難，橫生一些枝節，多誤解一段時間。
我說這些無聊的事兒是為了讓讀者明白，我討厭絲絲入扣地講一個曲折動人的故事，那是一種手藝活兒，
稍有想像力的人通過訓練都能做到。當然這之間“好”與“不好”的差別就像“會”與“不會”那麼大，但手藝畢竟是手藝。
比如說吧，幾個月前我和朋友一起看一張叫作《十七歲的單車》的電影DVD,這是個不錯的電影，電影節的評委們也看出了這一點，給了它個什麼獎。問題是我們饒有興趣地看到一半，碟片壞了，我們氣急敗壞地對著那張盜版盤加施了各種酷刑，它依然不肯就範，吱吱嘎嘎地響著就是不肯向前。最終眾人只得放棄，個個喪氣不已。為了安慰他們的好奇心，我以一個編劇的責任感為他們編造了後面的情節。幾個星期後，當時聽故事的人給我打電話，說電影的後半部分和你講得所差無幾，你肯定早就知道。我當然不知道，我不是說電影的故事是個俗套，而是說編劇的思路是可循的，如果你還湊巧認識這個編劇，對他的偏好略知一二，那就更好解釋了。
我現在想作的是忘掉手藝，忘掉可循的思路，尋找意義。但是說實話，這種手藝已經融入了我的生活，在不知不覺中甚至左右我的生活。
曾經有人對我說：“我喜歡你。”
我回答他說：“我還真不好意思說你說了一句蠢話。”
我向你保證我不是真心想說這句話，他一說出上句話，我腦子里馬上有了五六種可以表達各種情緒的對應台詞。就著當時的氛圍我選擇了這句，因為這麼酸的一句台詞後面應該解構一下。這些念頭都是一剎那產生的，等我看到那人臉上一臉尷尬，才知道自己選錯了台詞——不符合我的人物性格。
生活的真實性都值得懷疑，其他的就更別說了。
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任何作品的真實性，一經描述真實就不再存在，努力再現了一種真實，卻可能忽略了另一面的真實，我們永遠只能從自己的角度談論世界，有的人站得高看到的角度多於其他人，但說到底，僅僅是這個差別。我討厭虛構，真實又不存在，但是我們依然寫作。在這真與假之間我希望能夠明析事物和事物間的關係，尋找思維的路徑，發現某種接近真相的東西。寫作對我便是這樣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