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今日文學的一種路向
施戰軍
在這近十餘年裡，中國文學長大成人的影像相當清晰。遙想那個叛逆的"個人化"時期，那些標誌性作家就像撒嬌任性的青少年一樣，唯我獨尊又牢騷滿腹，姿態、語式和裝扮都在一個自以為本真的狹隘世界中奔闖招搖，但是在集體代言敘事仍舊強大的語境下，他們以個性表達逆反的熱誠和創造的渴望，使我們不能不為之感到欽敬。在不斷的摸索和調整中，寫作的成長經驗和轉換能力越來越顯得重要，它必將帶來對自我的文學命義的質疑和蛻變。除此，對世界經典文學資源-----尤其是作家情懷與作品品質的關係-----的領悟，讓我們看到這幾年在充分"個我"之後，"他者"已經成為中國作家中的優異者所傾心關注的對象，經由閱歷的成熟，他們意欲直面"我們"的人性生存狀況，以呈現的方式給龐雜繁複的日常生活理出某種頭緒，進而看清自身所處的時代裂變的真切性。於是，"一個人"和"他們"達成對話的心心交流的文學時代正在開啟，一個有所承擔、在充分包容中尊重、體恤甚至化入"他者"的文學路向即將豁然開朗。
在這種路向由影影綽綽至初現端倪再到拓寬延伸的過程中，可能再也找不出比林白更具代表性的作家了。 1990年代初、中期，她的《一個人的戰爭》作為一種"女性主義"和"個人化寫作"的範例被強調到了幾近無以復加的極端地步，如今我們重讀作品，卻發現它的視閾遠不像當時危言聳聽的評論尤其是一些"女性文學"專家所講的那樣自閉，在今天，我們不妨把它看作對自閉的小世界的發難；上個世紀末，的問世，林白對"成長"的經驗性想像達到了她前所未有的豐富程度，那是一種類似"成人儀式"般的紀念品，但"自我中心"、"個性至上"的傾向依然強悍，作家主體始終鮮明在場，必然會使作品成為"觀念"或者"姿態"抑或"立場"的演繹和註解。這一兩年，"它者"取向即將成為一種通識的時候，林白寫出了備受關注的《萬物花開》，在我看來，一方面這部作品的涉性成分過多，在一定程度上鄉野的景觀被縮略了，寫作的慣性和超越性大概是平分秋色的；另一方面可以見到林白對龐雜繁茂的現實進行把握的巨大可能性，情懷已經打開，敘事世界大開大闔，過去那種表現主義氣質的現代女性敘事的痕跡，隨著情懷的廓大，已經被關注和寫照"他者"的激情所覆蓋。而且，《萬物花開》的地面上，作家根本不可能恢復別人曾取巧獲得的代言人角色，而一定是選擇做一名呈現者，在這本書的後面附錄部分，她似乎在告訴我們：呈現的極致就是實錄。
-----就這樣，在一種路向剛剛從這一端顯露了方位的時候，林白已經走到了那一端。中間的虛線和實線也許她接下來會完成，但是更大的可能是由別人填滿腳印。因為特別的文體和語體，它將是一部引起爭議的長篇小說；又因為它極大的人生容量和極濃的鄉俗文化氣息以及時代變遷標本價值，更因為潛隱在"他者"對面的主體的不露聲色，我也敢注定它會留在未來的文學史書頁間。
小說給我們呈現的是"完全的他者"。作家沒有一句插話，她只是一位傾聽和記錄者，而且幾乎是照錄，講述的原始模樣得到了完整的留存，不照顧詞彙、語法、修辭以及邏輯的通用性。讀來看似粗糙，實則用意精深。一個進城打工的女人兩個年份的滔滔不絕直至構成一部長篇，遠比《說吧，房間》時代的個性述說更有難度。如果說，以前的小說基本上是林白在說，那麼現在就是"他者"在說，而林白在聽。有道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她讓那些在時世中艱難求生的人們成為話語權利的最大擁有者，從而我們的作家林白獲取了一個遼闊的世界。
讓"他者"介入，給"他者"以文學形象的首席位置，向來是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特徵。不同於一般現實主義對典型塑造的刻意追求，這部作品訴諸這個時代的人性的生存情境，這裡是最為普通的所謂下層人群的聲區。
小說裡的敘述者是一位操湖北（一個叫做王榨的地方）方言的女性，她的名字叫木珍，2001年她36歲時候和2004年她39歲的時候，同樣是在北京東四十條說話，她的方言沒有多大的改觀。方言的度如何掌握，有時候決定著作家對鄉土的態度。這一直是現代文學的老問題了，從上個世紀魯迅開始的現代鄉土小說，經由二十年代末期的王魯彥、蹇先艾等人的新變，再到三十四十年代沈從文、師陀、廢名等京派小說的成熟，解決了地域意義上對鄉土中國人性生存的理想營構模式，前輩們在對方言的過濾中解決了鄉土敘事的"雅"文學問題，但是在對"風俗習慣"的描摹的背後，知識分子的主體情願中，對鄉土人之"美"的依戀，勝過了對鄉土之"痛"的體驗和呈示。林白的這部長篇啟示我們：方言在怎樣的程度上進入小說，似乎決定了作家對鄉土的趣味、風物、習俗的態度，這一切在今天，它們不能不通向一個顯而易見的人文課題------寫作中對方言的使用便是文學對民瘼的呈現。木珍一直在說，她在說事，不夠連貫，她不會寫景抒情和心理分析。這一點就是區別於以往鄉土小說的地方。她在京城裡的講述，使得她自己的視線帶有回看的特色。她有"臥聽蕭蕭竹"的優雅，她毫無價值判斷的對日子的回述，在有心聽竹的讀者那裡，不啻便是"民間疾苦聲"。
離開故土進城"打工"，給鄉村帶來的原有倫理秩序的撕裂和人文價值的傾頹，在求生的木珍們口中是一種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我們看來，其中的文化危機不僅屬於鄉村，它是一種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失衡性的展現。木珍所說的回家過年，都在一個"錢"字上熱鬧，那些賭博、離婚、二奶、失學、生育、假貨等等等等，其實是一種銳利的"說穿"------漫長的轉型期給中國帶來的是傳統鄉土中國的農耕文明的衰敗，在這些巨變的社會性問題之下，是人心的惶惑不安，是手足的不知所措，它造成的是越來越多隨波逐流的人潮和不得不放棄操守的心智。老巴爾扎克的時代來了，生逢其時。
如此令人緊張的問題，在得到過真正的寫作錘煉的作家手裡，敘事卻是放鬆的。林白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放鬆。就像木珍從遙遠的湖北來到北京一樣，彷彿只是一個路程而已。木珍們的聲息有時候就跟或者《曝背餘談》一樣有趣，比如"第十九段這人是撐死的"裡面，那個三類苗他爸，牛跳溝的時候把纏有牛繩的指頭弄掉了，"他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撿起來一看，哎呀，原來是自己的手指頭，一開始不疼……我們問他：疼嗎？他說疼麼西，一點也不疼。後來晚上疼得哭天喊娘的"。更多的時候，木珍是一副農婦無所顧忌的鄉語村言，生命力倔強頑強地釋放在她自顧自的放鬆狀態中，這是生活和精神無所依憑的人最後的靠山。所以林白的不插話，我們既可以從小說敘述的革新探索層面予以詮釋，也可以理解她為對我們所習慣視而不見的遼闊世界的敬畏。
的出現，讓我們不能不回頭撿視多年來的寫作習慣，作家們用作品說話，在作品中自己的話似乎過多了，文學世界變得狹小無趣，更變得失卻痛癢，他者的聲息漸次隱退之時，"我"的喋喋不休就成了聒噪。林白來了個大翻盤，讓他者的動靜直接撞擊我們的耳鼓，也許又會帶來新的不適應。文學史事實告訴我們，先鋒性的實驗總會帶來回溯與中衡，凡大作品一是會提供新的可能性，再就是對以往經驗進行了出色的集大成的展示。具有這兩方面的品質。在長篇語體上是一種膽大包天的嘗試，她超越了1980年代"口述實錄"文體的單面性，它的繁雜程度和現實勇氣令我們肅然起敬；在眾多虛偽的"底層關懷"作品打著"真實性"的幌子大量堆積的文壇，它對"真切度"的充分尊重，更讓我們感到現時代心靈生活所渴望的是什麼，我們以往的平白無力也愈加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