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給詹牧師寫一篇報告文學，已經有很久了。 ——僅此一句，明眼的讀者就已看出，我是在套用偉人的路數。事已至此，承認下來是上策。我選擇上策。
原來我甚至想題名為“詹牧師Ｘ傳”的，可眼下不時興作傳了，無論是什麼樣的傳。 “正傳”也不適宜。一來文體舊了，唯恐發散不出恰當的氣息。二來有魯迅先生，而且至今魅力猶存，只有常冒傻氣的人才不懂：步偉人之後塵，只能愈顯出自己的卑微和淺薄。由此也可見，我的套用絕非是想也作一名偉人，實在倒是冒了“卑微和淺薄”的風險呢！不宜作傳的第三個原因是：天有不測風雲。明白說，你摸得清誰的底細？換言之，你敢擔保誰的歷史就完全清白？倘若你要為之作傳的人當過三五天特務，或出賣過一兩分鐘靈魂呢？尤其是從那動亂年月中活過來的人，誰敢拍拍胸脯說自己一向襟懷坦蕩、徹底問心無愧呢？為了給別人立傳，竟至過早地為自己豎起了墓碑的人又不是沒有過，所以得“悠著點”。這兩年'情況變了，但一般來說，“悠著點”總沒虧吃。所以我還是決定不作傳，而是給詹牧師寫一篇報告文學。有說“為階級敵人豎碑立傳”的，沒有說“為階級敵人豎碑立報告文學”的。想來，“報告”二字妙用無窮，無論什麼事，報告了，總歸沒錯兒，就算遇見的是個特務，不也是得報告麼？
我要寫報告文學，還因受了一個棋友的啟發。那天我剛要吃掉他的老將兒，他忽然推說他還有些要緊的事得趕緊去辦，這盤棋就先下到這兒。算我贏了。他說他預備寫一篇報告文學，關於一位著名的女高音的，也可以是關於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的，或者關於一位著名的別的什麼的。
我忽然想起了詹牧師。
“牧師？”棋友竭力笑出幾個高音，把輸棋的尷尬完全替補了下去。
“那是他年輕的時候，作過一個基督教會的主講牧師。後來他負責傳呼電話。”
棋友的笑聲更加響亮。等我把棋子碼人棋盒，光從雙方的表情判斷，誰都會認為輸棋的是我了。
“你還是自己去寫那個傳電話的牧師吧！”棋友說，“紙筆都現成，又不是生孩子，只有女人才會。”
我心裡一動，覺得這話不無道理。
現今知道詹牧師作過主講牧師的人不多了，知道他獲得過神。史兩項碩士學位的人就更少，多數人只記得，那個傳電話的詹老頭兒一向服務態度很好。這倒很像一篇報告文學的開頭。一般報告文學都是從一個人的懷才不遇寫起，寫到其人終於蜚聲某壇或成就了某項大事業止，頂不濟也要寫到被伯樂發現。可是，詹牧師未了還只是個傳電話的。我相信這與他的臉相有關：雖然大庭飽滿，但下巴過於尖削，一直未能長到地閣方圓的程度。據說，年輕時，詹牧師為此曾很苦惱，查考過幾本相書，也不使人樂觀。而立之年一過，他轉而憤懣，在一篇論文裡曾寫道：“基督精神本是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接著他引申了馬丁——路德的思想，認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既然不在於遵行教會的規條，當然也不在於聽任命運的擺佈。最後他寫道：“耶穌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救星，在他偉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難眾生都有機會得救，唯逆來順受的宿命論者除外。”於是招來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怒目，甚至懷疑他與共產黨有牽聯。不惑之年的詹牧師更加成熟，時值全國已經解放，國計民生蓬勃日上，他進而懷疑了有神論，並於無意中貶低了他的主。他說：“有神論者都是因為並沒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諦，馬列主義才是苦難眾生的大救星！”這又得罪了很多同事。一些人說他是“牆頭草”（相當於後來所說的“風派”），甚至乾脆說他是猶太。詹牧師處之泰然，說：“倘不是為了三十塊銀幣，而是為了真理，主耶穌是會贊同的。”
棋友正一心一意地琢磨著，一篇報告文學的字數以多少為宜。
“五萬兩千七八百字，你看夠不夠？”棋友問。
“湊個整兒吧，十萬字，夠一台彩電。”
棋友頻頻點頭。
就在那一刻，我決心寫一篇報告文學了。
上集寫法嘛——？其實和寫新聞報導相去不遠（順便提一句，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報社工作），大概也都是記述一些事業的成功之人及其成功之路。說一說該人是怎麼落生的，怎麼長大的，具有怎樣出色的品質和智能，於是克服了什麼和什麼，就怎麼樣和怎麼樣了起來。所不同的是，常常兼而介紹一下海燕和雄鷹的生活習性。比方說，海燕喜歡劃破陰沉的天空，雄鷹則更善於“擊”——鷹擊長空。還有聯繫一下松樹風格的、黃金品質的、某一星座之光芒的，等等。也有側重於氣象及地理環境記載的，譬如：閃電，雷鳴，暴風雨震撼著這個小山村，在一間低矮的茅草棚裡，一個嬰兒呱呱墜地，一個偉大的生命來到了人間。
相當不幸！上述諸條，詹牧師一條都不佔。前面已經說過，詹牧師因為差一項“地閣方圓”，始終沒能偉大得了；而且連出生時的史料也早已散失。他自己當時過於年幼，又沒記住是否下過雨，是否有過電閃和雷鳴；父母早逝，連生辰八字也是一筆糊塗賬。並不是我一味地要套用偉人的路數，實在是因為詹牧師當時只顧了哭，倒把頂重要的事給忘記了。那時的戶籍制度又很鬆懈。非要寫一寫他的出生情況不可的話，我只能說，是在一個秋風蕭瑟的日子裡，南飛的雁陣正經過一座小城的上空，教堂（帝國主義列強的一種侵略方式）的鐘聲悠長而淒惶地敲響，路旁的落葉堆中傳出一個嬰兒微弱的哭聲，一對貧苦卻善良的老人經過這裡，毫不猶豫地收養了這個奄奄一息的棄嬰，以致後來的七十多年內，世上有了詹牧師其人。不過我至今拿不准，這會不會也是依據了想像和杜撰。詹牧師常把一些頗具傳奇色彩的事物記得很牢，記得久了，便以為自己也不過如此。譬如就說這生日，他早年總是在各式的表格中填上十月十日（按他被善良的老人收養了的那天算）。 “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個出生於十月一日的紅五類人士，狠狠地嘲笑了他的十月十日，說是“這也不無階級性”。詹牧師先是羨慕人家，繼而慢慢回憶：自己在落葉堆中未必只是呆了一天，而且生母在遺棄自己之前是不會不痛苦的，不會一生下來就拿去扔掉，想必是猶豫了一個多禮拜的，如此算來。自己的生日也應該是十月一日。為這事詹牧師跑了不少次派出所，申明了理由，要求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他兒子問他，為什麼不把生年也改成一九四九呢？ “那樣，我在學校裡的日子也會好過一些。”他兒子說。詹牧師無言以對。詹夫人一向的任務就是在父子們和稀泥，此刻為丈夫解圍道：“你爸爸不是那種……一哪種呢？沒有下文。其時，詹夫人邊洗菜，邊考慮應不應該告訴兒子，詹牧師小時候的名字叫”慶生“，雖然是為了慶賀於落葉堆中僥倖存活而起，而且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但與十月十日聯在一起想，總不見得會有好處。詹夫人抬頭望望丈夫那一臉花白的胡茬、那一臉愁苦的皺紋，心裡一陣陣發酸。那個和她一起戲水、撐船的少年慶生到哪兒去了呢？那個教她糊風箏、放風箏的快樂的慶生到哪兒去了呢？歲月如夢如煙，倏忽即逝喲——！她於是只對兒子說：”你也會老哇——“兒子不耐煩地走出去。詹牧師蹲過來，幫著夫人洗菜。
“你不要往心裡去。”詹夫人說。
“我沒有。”
“他還是個孩子。”
“我知道。”
“我看得出來，你心裡不痛快。”
詹牧師一個勁洗菜，不言語。
“別總瞎想。”
“你是不是也嫌我老了？”詹牧師說，洗菜的手有些發抖。
詹夫人呆愣了片刻，故意笑笑：“誰嫌誰呀，咱們倆都老嘍！”
“可我要做的事，還都沒做。”
他們默默地洗菜。
再有，寫報告文學勢必得懂些音樂。人家問你，《命運交響曲》是誰作的？你得會說：貝多芬。要是進而再能知道那是第五交響曲，“嘀、嘀、滴、登——”乃是命運之神在叩門，那麼你日後會發現有很廣泛的用途，寫小說、寫詩歌也都離不了的。美術也要懂一點，在恰當的段落裡提一提畢加索和《亞威農的少女們》，會使你的作品顯出高雅的氣勢。至於文學，那是本行知識，別人不會在這方面對一個寫報告文學的人有什麼懷疑；有機會，說一句“海明威蓋了”或“卡夫卡真他媽厲害”也就足夠。等等這些吧，我都不行，重要的是怎麼把這些知識聯繫到詹牧師身上去。詹牧師當年作牧師的時候會彈兩下子管風琴，可等我認識了詹牧師的時節，這早已成了歷史。教堂裡的管風琴年久失修是一個原因：人家不再讓他進教堂也是一個原因。唯一能把詹牧師和音樂聯繫起來的，是第九交響曲中的那支歌：“歡樂女神，聖潔美麗，燦爛陽光照大地……在你光輝照耀之下，四海之內皆兄弟……”這歌詹夫人愛唱，她年輕時懂一些貝多芬，嗓子又好，中學時代就是校合唱隊的主力。詹牧師也就會唱，其實詹牧師還會唱很多歌，但可惜都與我主耶穌有關，後來沒有機會再唱了。小時候在故鄉，不知怎麼一個機緣，詹牧師（那時是詹慶生）被選進了小教堂的唱詩班。可以想見，那時他的嗓子還很清脆，眼睛還很明澈，望著窗外神秘莫測的藍天，虔誠地唱：“我聽主聲歡迎，召我與主相親，在主所流寶血裡面，我心能夠洗淨……”門邊站著個小姑娘，聽得人迷，痴痴盯著少年慶生。那就是後來的詹夫人，姓白，名芷，聽起來像一味中藥。
愛情是個永恆的主題，照例不該不寫。然而，詹牧師對自己的羅曼史從來是諱莫如深的。在他活著的時候，我也沒有探問過他這方面的事，如今既然決定寫一篇報告文學，便只好額外下了些工夫——向他的親友們作了一些調查，片片段段匯總起來，所能寫的也不過這麼幾條：（一）詹牧師的老丈人是個開藥舖的小老闆，兼而也作作郎中，家裡還有幾畝好地，雇了人種。詹慶生十四歲上到這藥舖作了學徒，起早戀晚地跟師父里里外外地忙，人很勤儉，懂得愛惜各種草藥，腦子靈，算盤又打得好，很為小老闆賞識。雖然出於某種規矩，學徒的生活照例清苦，但少女自主對他明顯的關照，小老闆亦均認可。至於小老闆膝下無兒，是否有意把少年慶生培養成繼承人一節，現已無從考證。
（二）少年慶生絕非甘願寄人籬下之輩，平生志願也絕非僅一小老闆耳。每晚侍候得師父洗了腳，師母也喝完了蘆根水，他便到店堂裡去讀書。什麼《醫宗全鑑》、《本草備要》、《頻湖脈訣》、《雷公藥性賦》早已不在話下；《三國》、《水滸》、更是讀到了爛熟的程度；連《玉匣記》、《枕中書》、《擇偶論》，乃至《麻衣相法》、《陰陽八卦》，都讀；甚至不知從哪兒淘換來一批孔、孟、老、莊的經典及諸子百家的宏著……。小老闆見他是讀書，也就不吝惜燈油。那時白芷已經上了初中，時常悄悄溜進店堂，帶來了各式各樣的新書：天文、地理、生物……乃至一些新文學的代表作。據說也有魯迅先生的，也有胡適的文章。兩小無猜，在燈下兼讀、兼嚷、兼笑。老闆娘雖看不上眼，小老闆卻開明而且羨慕。小老闆逐漸明白，這徒弟是不會長久在此耽誤前程了。
（三）青年慶生學識日深。憑著小老闆的燈油，他自學了全部中學課程。靠了白芷的鼓勵，他決定棄商就學。不料，機會卻決定了人生。每逢禮拜日，他照例去小教堂唱詩，聽講，竟被“信主兄弟不分國族，同來攜手歡欣，同為天父孝順兒女，契合如在家庭”一類的騙局所惑，決心去學神學了。他對他的少女說：“這不和你唱的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一樣的麼？”兩人都很高興，覺得比小老闆的“回春堂”要妙多了。 “那你還能結婚嗎？”白芷問。 “能，當了牧師也能。”慶生回答。白芷放心了。他們在故鄉的小路上邊走邊想，邊想邊唱：“在主愛中真誠的心，到處相愛相親，基督精神如環如帶，契合萬族萬民。”故鄉歡暢的小河載著陽光和花瓣，流過山腳。流過樹林，流過“回春堂”，流過小石橋和小教堂。教堂的鐘聲飄得很遠，小河流得很遠，青年慶生也將走向很遠的地方。他們不知道有什麼騙局，遠方有沒有深淵。
（四）青年慶生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學的神學院，課外幫助別人抄寫文稿或出一些別的力氣，工讀自助。其間一直與他遠方的姑娘通信。可惜這“兩地書”均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燒毀，欲知二人之間是從什麼時候改變稱呼的，有沒有冠以“親愛的”或者乾脆是“dear”，都不可能了。單從那所著名大學的校誌上查到，慶生已於大學期間改名“鴻鵠”了——詹鴻鵠。
（五）小老闆不久去世（據推測是癌症），引起過一場風波：老闆娘為生活計，願意女兒嫁給一個大藥舖的少掌櫃的。女兒心裡有著原來的小學徒，執意不肯，險些鬧得出了人命。先是女兒要吞馬錢子，幸虧是錯吞了車前子。後是老闆娘中風不語，好在“安宮牛黃丸”和“人參再造丸”都現成。最後還得感謝舊社會的黑暗與腐朽，故鄉的生活日益艱難，不說哀鴻遍野吧，總也是民不聊生，小藥舖終歸倒閉，大藥舖岌岌不可終日；正當詹鴻鵠翻譯了幾篇文稿，傾其所得寄與母女倆，老闆娘方才涕淚俱下，深信小老闆在世時的斷言是不錯的。
（六）詹鴻鵠拿下了神學碩士學位，在一所教堂裡任職。經濟情況稍有好轉，他一定要未婚妻到大地方來進一步學習，於是白芷和母親也就離開了故鄉小城，到鴻鵠身邊來。不久，詹鴻鵠與白芷在一所大教堂裡舉行了婚禮儀式。一位洋牧師（詹鴻鵠的老師）操著生硬的中國話問：“你願意他作你的丈夫？”答日：“願意。”你願意她作你的妻子嗎？ “也說願意。詹鴻鵠又開始攻讀史學，白芷也考進了師範學校，老岳母精心料理家務，曾有一段很富詩意的生活。對教堂裡的信約，鴻鵠夫婦恪守終生、二人如形如影，沒有發生過任何糾紛。後來雖然介入了第三者，但那是他們可愛的兒子。只是由洋牧師作了證婚人一節，倒惹得老夫妻於”文革“中參加了一回學習班，寫過幾份交代材料。這是後話。
（七）還有一個疑點有待查明，即：詹鴻鵠是否也跟白芷熱烈地親吻過？有一次，詹牧師曾對“現今的年輕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摟摟抱抱”表示過不滿，或可推斷他絕沒有過類似的過火行動，但由詹牧師也協助妻子生了一個兒子這一方面想，又覺得證據不足。
我料定，要給詹牧師寫報告文學，在愛情這一永恆主題方面，無疑是要有所損失了，只能寫到干巴巴、味同嚼蠟為止。沒有詩意。可以有一點趣味的是風箏。詹牧師家住在一個廠辦專科學校裡面（校方曾多次想把他們遷移出去，可又拿不出房來），學校裡有兩個籃球場，可以放風箏。傍晚，學生們打完了球，都回家了，校園裡寬闊又安靜。那年，詹夫人已經病重，裹著線毯坐在門前的藤椅上，仰起頭來看——詹牧師正認真地放風箏。糊得很好的一隻沙燕兒，上面畫了松枝和蝙蝠，晃悠悠升起，詹牧師撒出了一段線。飄悠，飄悠，風箏又急劇下栽，詹牧師又收回一段線。詹夫人喊：“留神電線，掛上！”忽忽，搖搖，風箏又升起來。 “小心樓頂！”詹夫人說，攥緊拳頭。詹牧師一下一下熟練地拽著線，風箏平穩地升高，飄向夕陽，飄向暮色濃重的天空。詹夫人鬆開了拳頭。詹牧師把線軸揣在衣兜里，坐到夫人身邊來。風箏在漸漸灰暗的天空中像一個彩色斑點，一動不動。兩位老人也一動不動。
四隻眼睛也一動不動。
“有多少年不放了？”詹夫人說。
“十年還多了。”詹牧師說。
其時為一九七七年春。
“你放起來倒還沒忘。”
“生疏多了。”
“我以為你放不了了呢。”
“不至於。”
“在老家時放的那種'雙飛燕'我還是最喜歡。”
“一上一下，一下一上，那種確實好。”
“那是用絹做的。”
“最好是用絹做。”
詹夫人久久地看著籃球架後邊那片開始發綠的草地，不再說話。
詹牧師給她倒了一杯水，讓她把藥吃了。
對面的樓房成了一座黑色的牆，風箏看不見了，只有從衣兜里抽出的那段白色的線，證明風箏還在天上。
天上朦朦朧朧地現出一個月亮。
詹牧師安慰老伴兒說：“讓我想一想，也許還能做成那種'雙飛燕'。”
“還有那種鷹形的風箏，我們在家鄉時也常放，像真的鷹在盤旋。”
“那叫紙鳶。”詹牧師糾正說。
“你不要總是怕人提到鷹。”
“我沒有。那確實叫紙鳶。”
“你總是怕人提到鷹。”
“我沒有。”
“做人不見得非得乾成什麼大事不可。”
“這我知道。”
可是，直到第二天把風箏收回來的時候，詹牧師的思緒還在天空中盤旋。
時間過去了十六、七載，詹牧師依然住著“大鵬屋”，這倒沒關係，問題是雄鷹何時能振翅高飛呢？詹牧師時常為此而煩惱。看見年老的白芷仍然撐著重病之身，在為他補衣服，悲酸之感油然而生。他看著那隻風箏發楞。他想，他對不起白芷。他又想，他還是能夠在很多事業上取得些成就的，以報答他的夫人。
我本來想說：詹牧師更是為了報答祖國和人民。但是，我又猶豫了：詹牧師至死都沒能取得任何成就，有什麼理由這樣褒獎他呢？我甚至懷疑，我還應不應該給他寫報告文學？雖然風風雨雨之中，不知他給別人傳了多少電話，其中說不定也有一些偉大的信息，也有一些於祖國和人民非常有益的內容，但夠格為文學所報告的人，都必須是自己先不同尋常。記者的膠卷有限，報刊的版面有限，電視台的時間有限，正好堪稱為人物者也有限。對了，得是人物。即不可單單是人，又不能僅僅是物，得是人物！這很要緊。分開說，前者會遭漠然之面孔，誰不是人呢？後者則要吃耳光。合在一起說效果就好。 “人物”——你這樣說誰，憑良心，誰心裡也保險不難過。
然而發現一個人物又談何容易！尤其是當你想寫報告文學的時候。平擺浮擱著的人物均已被報告完畢，再想報告，就得多搭進些工夫去了。我盤算，要是報告一位准人物（即：尚未成為人物的人物苗子），是有遠見的，既避趨炎附勢之嫌，又可望作一伯樂。還有一層，常言道：落難公子多情，登科狀元寡義。倘一村姑，絕不該對著相府的高牆發痴，最好是注視著自家矮簷之下，看有沒有一個落湯雞在那兒一邊避雨一邊背外語單詞。當然，根據需要，村站可以換算成德貌齊備的現代化姑娘，落湯雞隨之就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水暖工或烙大餅的。我絕不是想影射詹夫人，因為詹牧師雖曾作過碩士，但最終畢竟只是傳傳電話，而水暖工和烙大餅的最後都考上了研究生。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學教師，憑了微薄的收人維持全家生活，而且對丈夫的感情始終不渝。我只是說，採訪常與談戀愛相似，多數歷史經驗教我這個末流記者識趣：還是到豬圈裡去尋千里馬。如果不知深淺地去採訪某位已知人物，則難免橫遭一面掛滿了問號的臉。你報告了賤姓小名，又通禀了籍貫和屬相，對方依舊一臉“你是誰？”的表情。那時你才會約略品出些“名不見經傳”之苦呢。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上來就想寫一位著名的什麼，真真“此物最相思”，單相思。不通世理到這般水準，也想寫報告文學？ ！
我又堅定了寫這一篇報告文學的信心。詹牧師就是一名准人物，我至今篤信不疑。這與生死無關，死人也有突然又成了人物的。這樣的事，古今中外屢有發生，未必我就碰不上。
詹牧師被我發現的那年，一圈白髮圍著個亮閃閃的腦瓜頂，正是古稀之年。斗室之中，全是一摞摞發黃的筆記本和稿紙、一棵棵落滿灰塵的書籍和一摞摞沒有落滿灰塵的書籍。臨街的窗台上擺著一尊電話，為灰暗的小屋平添了許多氣派。
他從攤開在桌上的書堆中抬起頭來，摘掉一又二分之一鏡片的老花鏡。 “辦長途嗎？本處代辦國內長途電話。”他說。
“請問，詹小舟同志在嗎？”
他稍事審度，慌忙起身，從一堆堆蔡倫的遺產中繞出來，滿腹狐疑地伸給我一把骨頭：“我就是。詹天佑的詹，小舟麼，就是小船的意思。”
據當年與詹牧師在小學校共過事的人講，鴻鵠與教務正主任常常意見相左，可能是促其退職的一個原因。據那位現已退休的主任講，詹鴻鵠一直惦記著考取博士學位，對自己僅僅是個碩士老大不甘心，所以對教小學興趣不大，深恐耽誤了他的前程。由此再聯想到蘇軾詞中的另一句：“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或可對詹牧師二改其名的緣由有一個初步的印象。
我又走訪了當年那所私立小學的校長。據校長回憶，詹鴻鵠確有鬱鬱不得其志的情緒，雖然對工作一向還是認真的。詹牧師離開學校的那天晚上，校長為他餞行，酒至半酣，他忽然提筆狂書，什麼“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什麼“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箋”，最後是“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其情其景，令老校長也感慨萬千，想少年壯志，看白髮頻添，不覺潸然淚下，於是讚成詹鴻鵠趁年富力強之日，回家專門去作學問了。
“您是？”詹牧師問我。
我坦然地報了姓名，又報了我們那個不大不小的報社的名字。
他的手卻忽然在我手裡變軟，慢慢地抽回去，他又直著眼睛接連地咽唾沫，像是有個藥丸卡在嗓子裡。他的脖子很細，喉結很大。
“您這地方不好找。”我說。
“噢，請坐，請坐。”他讓笑容在臉上掙扎，臉色卻發白。
我坐在一隻小木箱上。
他繼續咽唾沫，詫挲著雙手，站著。
我又重申了一下我的身份。
他的微笑愈顯得艱苦了，顫抖著嘴唇，說不出話來。
我明白我的公事已經辦完，準確地說——已經用不著進行了。
這麼回事：我在報社負責“表揚與批評”專欄，我經常於來稿中見到詹小舟這個名字，他總是寫表揚稿，譬如：某某中年人，十八年如一日地為大家掃廁所，不取分文；某某老頭兒，常常留心鄰居家是否中了煤氣，果然救了三條人命；某某姑娘，堅持為鄰居老太太取奶，倒垃圾；某某眼鏡店的青年營業員，認真負責地為一個老學者配了眼鏡，態度和藹可親……如是等等，兩年多來總也有二十幾篇。發表了一半左右。不料前兩天發表的一則卻惹來爭議。公安局的同志來信認為，“這篇表揚稿很可能是偽造的，”（原文如此）“因為文中所說的'艾珂寺外街一百號旁門的魏啟明'現正在獄中服刑，根本不可能為鄰居的高中生們義務輔導英語，請報社同志進一步核查，以正視聽。”
詹牧師呆坐著，笑容殘餘在兩個嘴角，其他部分的皺紋顯得蒼老、僵化。
門前火爐上的水壺，沙啞地噴出一縷縷白氣。
有那麼一忽兒我很擔心，希望生命還在與他為伴。
先後有幾個打電話的人站在窗外打電話，然後放了四分錢在窗台上，走了。
太陽西斜了，幾點黃光落在詹牧師彎屈的脊背上。四周的光線開始變暗。
真不知道他在盤算什麼。注意到他的嘴並沒有歪向一邊，鼻翼還在翕動，我覺得不如趁早悄悄溜掉。
詹牧師忽然自語道：“這麼說，真有個艾珂寺外街。”
“真有。”我說。
“真有個叫魏啟明的。”
“真有，在獄裡。而且魏啟明也不懂外語。”
“總沒有殺人吧？”詹牧師急切地問，緊張地盯著我，雙唇作好了發出“沒”的形狀，似乎深恐我不會發這個音，隨時都願意幫我一把。
“倒沒殺人，”我說，“只是偷偷東西。”
“這就好，這就好。”他鬆了一口氣，連連點頭。 “這樣就好了……”
“這樣怎麼會就好了呢？”我說。
詹牧師又不斷地咽起唾沫來。
幾天之後，我收到了詹牧師退還的兩元錢。我這個專欄的稿費一律是每篇兩元。有人說，這老頭很精明，如果胡編批評稿，稍有不慎，被批評者一定不會甘蒙不白之冤，鬧得真相大白而致影響了兩元收人是可能性極大的，表揚稿就很少這種危險性，這次實在是碰巧了。也有人說，這老人真可謂“千慮一失”，本不必寫出姓名和地址的；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也於情於理十分順通。我心裡卻彆扭，覺得就這樣削減了老人的一項經濟收入，很缺德。他在風風雨雨中要傳多少電話，才能掙到兩元錢呢？成千上萬元地拿稿費的人，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見機胡編過。
隨即又收到詹牧師的一封信。信中卻對稿件的事隻字不提。信的大意是，他知道我是一位編輯後，心情久久難於平靜；得以與我相識，實乃三生有幸；我能親臨其寒舍，更使他堅信了命運是公平的。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什麼“文王渭水訪賢”、“漢主三請諸葛”、“蕭何月下追韓信”等等，弄得我也躊躇滿志起來。信的最後說：“老夫不才，如蒙不棄願結永好。古今中外，忘年之交而助成大業者，不勝枚舉。況你我志同道合，一見如故，本當攜手共濟，於國於民有所貢獻才是。”
我決計再去看他一趟了。信的文體既如此風雅，字裡行間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古稀老人而童心不泯，可料絕非等閒之輩。再說又是頭一遭有人這麼看得起我。雖然詹牧師前後言行略顯怪異，但怪異常常是人物的特徵。大凡能夠印成鉛字的人物，總都是與“瘋瘋顛顛”、“木訥乖張”、“不食人間煙火”一類的情趣有染。這情趣，在凡人是一種缺陷，在人物卻是一項優點——大智若愚者也！
再去的時候是晚上。詹牧師正伏案揮毫。工整的楷書，顏筋柳骨，一絲不苟。寫的是兩首七律，備忘於下：其一銷聲匿跡三十年，隱姓埋名兩地天。
鬧市憑窗深似海，空庭倚門淡如煙。
良宵獨盞書為伴，惡浪孤舟紙作帆。
未破禪機空自娛，報國無往枉陶然。
其二幾度滄桑春似夢，蕭聲吹斷古城秋。
時光易逝人易老，壯志難酬意難休。
弱冠己讀千卷破，古稀猶冀四化謀。
伏櫪老驥安自棄？瀝膽披肝為國憂。
“好詩，好詩，”我說，“好一個'古稀猶冀四化謀！'”“哪裡哪裡，信口胡謅，聊以自慰罷了。”
詹牧師又把那把骨頭伸給我，此一番卻頗凜然，像列寧。大概是因為他剛寫完“瀝膽披肝為國憂”吧。列寧在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的時候，就是那樣把手伸出去的。我們握了很久的手。我幾次覺得應該鬆開了，但試了試，依然抽不出來，也就再次握緊，上下左右地搖。
電話鈴響了。詹牧師抓起話筒，邊問邊記錄。然後他對我說：“實在抱歉，我去去就來。”點頭彎腰，倒退著走出門去。
門還未關嚴就又開了，詹牧師探進頭來：“受民之託，不能不盡力而……請稍候，稍候。”
我把門輕輕關上，覺得又有人在外面推，詹牧師又側身進來：“一定不要走，晚飯也就請在我這兒將就一下。不不不，一言為定！回頭還有要事向老弟請教。”
他登上自行車，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處。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樣。老弟？ ！我想起父親還不到六十歲，心裡不由得惶然。
牆上掛了一幅沒有托裱的水墨畫。我仔細辨認了一會，還是沒弄清畫的是一隻樹獺，還是一頭馬來貘。後來詹牧師告訴我，“是一匹小馬駒，畫得不算好。”畫上的題詞卻寫得好：來日方長。
前面說過，屋子裡書很多。我隨手一翻，已經肅然，整整一書架的英文書！我只認得出幾個作者的名字：schopenhaur（叔本華）、dame（但丁）、byron（拜倫）、sptnoza（斯賓諾莎）、dewey（杜威）、shakespear（莎士比亞），其餘的全茫然。再看另一個書架上有譯成中文的普列漢諾夫的《論藝術》，有羅丹的《藝術論》，有黑格爾的、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有線裝的《史記》和《離騷》；有精裝的《資本論》、《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平裝的《心理學》、《美學》、《精神分析學》、《政治經濟學》；影印的《東塾讀書記》、《西域番國志》、《南疆逸史》、《北詞廣正譜》；雜誌有《哲學譯叢》、《音樂欣賞》、《外國文學》、《世界美術》和《足球》。幸而有《足球》，我抽得出來，也能讀懂。
這時候進來一個人，年輕的。
我站起來，和他面對面站了約半分鐘。然後我們同時問：“您要辦長途嗎？”然後都笑了，互相介紹。他說他是詹牧師的兒子。我說我是詹牧師的朋友。
“學外語來了？”詹牧師的兒子問我，態度立刻變得很不友好。
星期日早晨，詹牧師五點鐘就起了床，做早點，收拾屋子。這些事平時都是詹夫人的份內，詹牧師雖已淪落為一個傳電話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學者風度。他又特意鋪了一條新床單，抹得很平整，只等學生到來。七點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門口去瞭望。中午十二點，老人無言地回到屋裡，坐了一會兒，換下了那條新床單。幸虧兒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飯菜端到他面前，說：“那個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師心裡這才好過了一些，說：“否則他不會不來。”然後，詹牧師病了一個多月。詹夫人勸他不要太傷心。他只承認是那天在大門口站得久了，受了風寒。詹夫人說：“那樣的人，你何必？”詹牧師說：“別這樣講，那小伙子其實很好，很愛學習。”
後據詹牧師的兒子了解，那個小伙子確實是知道了詹牧師的身份，沒敢來（那時詹牧師正因其歷史問題而受監督）。
詹牧師的兒子以為我也是這樣一個小伙子。
“不，”我說，“我是報社的記者。”
詹牧師的兒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書架旁翻騰那些書去了。他找到了一本書，立刻沉了進去。
許久，我問：“你是？”
“他的兒子。”他對著書回答。
“我是說，你在哪兒工作？'”
“陝西。”
“回來探親的？”
“不。回來流竄，長期流竄。”
“戶口還在陝西？”
“對。”
“應該想想辦法，辦回來。”
他抬頭瞄了我一眼，說：“太費事，算了。”
“可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觀點倒很一致。戶口、文憑、證明、證件，一張張小紙片！”他忽然笑起來，把他正看著的那本書舉到我眼前。是達爾文的。 “是人起源於戶口呢？還是戶口起源於人？”他問我。
“當然。”我說。
“我們家老頭兒要是也能來這麼一句'當然'就好了。他從來不明白，什麼起源於什麼。”
“可是他身邊應該有個親人。”
詹牧師的兒子不說話了，一連抽了兩支煙。之後他看了看表，開始從書包裡往桌上掏東西：麥乳精、蜂蜜、果汁、蛋糕和幾瓶藥。
“告訴我爹，這些藥要堅持吃，對他的腎和血壓都有好處。我還有事，得走了。”
“他大概就快回來了。”
“勞駕。再說我們老少二位一碰頭，痛快的時候少。”
他又從書架上拿了兩本書，忽然飄落出兩張紙來。他撿起來，看了看，“嗤嗤”地笑個不停。 “你看看這個。”他把那張紙放在我面前，走了。
好像是寫給誰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是詹牧師的手筆。信的開頭一兩頁大約已經丟失，現把殘餘部分備忘於下：……論文的題目為《古代佛教思想的來源與發展》，一九四五年獲史學碩士學位。以後兩年又翻譯和撰著了幾本小冊子，如《世界三大宗教》、《宗教與哲學》、《信仰論》等等。原計劃還要寫《中國思想史大綱》和《簡明宗教史》等，均因題目較大，所需資料一時難以具備，又逢內戰，生計艱難，此計劃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後，因加強了政治思想學習，遂改變原來計劃，轉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大有收益。後又經農場勞動鍛煉，搞通了思想，自動退出宗教團體，努力追求進步。不料，正當可以為社會主義祖國貢獻力量之際。我患了風濕病，不得不回家療養。一病多年。養病期間，我仍堅持學習、研究。研究範圍：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②革命史傳；③心理學及教育學；④文學藝術。 （寫過一些革命詩歌，手稿均於“文革”中燒毀。）
因我早年曾走過一段彎路（做過牧師，並與一些外國人有過交往），“文革”中被隔離審查過一年多。住過牛棚。後經內查外調，弄清了歷史，確認我沒有任何政治問題。之後又參加了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從事人防建設。學習班畢業後，我決心做個真正的勞動人民，經街道居委會推薦，當了六年臨時壯工。儘管工作繁忙，業餘時間我仍發揚雷鋒的釘子精神，讀書看報、學習、鑽研。 “四人幫”被粉碎後，我和全國人民一樣，感到歡欣鼓舞。 （我參加了慶祝遊行，我背著一面大鼓，走了三十多里路。）我深深感到……
……我的思想更為活躍，對四化問題，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初步擬就了全面規劃，成竹在胸，切實可行。然則報國無徑，獻策無門，諦恐古稀將近，時日不待，一旦逝去，遺恨無窮。無奈毛遂自薦，為國為民，甘作犬馬，榮辱毀譽。置之度外。如蒙先生引路，得以有所作為，功成之日，死亦瞑目！
此頌撰祺詹小舟上（年月日缺）
由“撰祺”二字推斷，此信是寫給某位操筆墨以為生涯者的，又由“先生”二字可見，還是一位大著作家呢！可是連我也被稱為“老弟”，“先生”云云。是否也蓋出于謙遜，就又難說了。
信的空白處有許多稚拙的童體字，還有許多小小的油手印兒。我後來設想是這樣：燈下，詹牧師哄著孫子，教孫子寫字，寫了歪歪扭扭的“風箏”，又寫一行扭扭歪歪的“春天來了”。孫子不聽話，鬧，詹牧師給了他一些油炸的食品……。那麼就是說，此信是在七九年詹夫人去世之前寫的。詹夫人死後，孫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
信中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住過牛棚”，現今，很多人都自稱住過牛棚，彷彿是一件難能可貴的行為。這倒無妨。可是，人住了牛棚，牛住在哪兒呢？二是，詹牧師是自動退職的呢？ （見註二）還是因患風濕病回家療養的？
只是當沒有公職便意味著有某種嚴重問題這一邏輯風行了之後、詹牧師才格外地強調了他的風濕病，堅持說自己是因為有病而國家療養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常到人多的地方去曬太陽。見到他的人不免要問：“您這是乾嘛呢？”他便有機會回答：“我的風濕病很厲害，大夫建議我多曬太陽。”有一個夏天的中午，他又去曬太陽，天很熱，太陽又很毒，人都躲到屋裡去了。詹牧師曬了許久，不見一個人來問，又心疼失去的時間，就此回去很不甘心，於是再曬，結果曬過了頭，中了暑。兒子又說怪話。詹夫人又說詹牧師不是那種……
詹牧師回來的時候已經九點半鐘了。他買了酒和肉，買了包子和好煙，從提兜里—一掏出，抱怨商店都關門太早，買不到更好的東西招待我。無論我說多少遍“我已經吃過晚飯了”，他還是說：“吃吧，不要客氣。”我只好坐下來。
我們的友誼開始於這天晚上。時間是：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
中集現在仔細回味，覺出，詹牧師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誼，也是有所圖的。其實這無可厚非。有目的的功利主義總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義要好。貪嘴的人希望認識大師傅，好穿的人願意結交老裁縫，有病的人巴望與大夫套近乎，將死的人樂於同看墳的論交情，都很正常。況且詹牧師的目的也並非不可告人，他只是估摸我或許在出版界有點路子，說不定能幫忙他發表一點作品。
詹牧師想創作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說。他反複申明，他所以這樣做，絕不是因為他多麼稱讚這一流派，更絕不是出於派性。
後一點是相當可信的。詹牧師歷來有“信主兄弟不分國旅，同來攜手歡欣”的思想，這一思想固然愚昧而又缺乏階級分析，但與派性卻實在水火難容。解放初期，他甚至為這種思想找到過理論根據。根據有三：①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即不分國度）；②民族矛盾說到底是階級矛盾（那麼同是受苦受難的芸芸眾生，顯然是不該有民族之分的）；③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我們打碎的是腳鐐手銬，得到的是整個世界（相當於“同來攜手歡欣”）。這些言論在“文革”中都被列為他的罪證。這實在也是一樁冤案。其實詹牧師早於五十年代中期。就已認識到了他上述思想的錯誤。他對基督教有過三點犀利的批判：①主是偽善的。 “信主兄弟……契合在主愛中……攜手歡欣”，這是不是說“只有你信主，主才愛你，如果你不信主，主就不管你的死活？多麼狹隘的派性！簡直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②主是騙人的。主既然一向宣稱，他上十字架去受苦受難只是為了救世救民，那又為什麼要“普天之下，萬族萬民，俱當向主歡呼頌揚”呢？這不是一種討價還價的行為麼？假如“萬族萬民”不去“向主歡呼頌揚”，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還是依然任勞任怨地去救世救民呢？③主是愚昧的。主竟認為僅憑他自己的神通就可拯救萬族萬民，可是只一個猶大便把他出賣了，而且只賣了三十塊銀幣。如果主能夠依靠萬族萬民，一個猶太豈能得逞？綜上三點，詹牧師才毅然決然地退出了教會。他認為，宗派幫會只能使人虛偽、狹隘、愚昧，如果你相信善良可以戰勝邪惡，相信真理，同時相信你的理想符合真理，那又為什麼非得加人教會不可呢？讓真理去指引你，比讓教規來約束你要好得多。於是詹牧師更加信仰馬列主義了，原因也有三：①馬列主義是主張科學的，而不是主張迷信的；②馬列主義從來只講為人民服務，而絕不要求人民“俱當”跪倒在其面前“歡呼頌揚”；③馬列主義是靠真理來團結人民的，而不是依靠結幫拉派來穩固自己的統治。“這就是馬列主義偉大於任何宗教的原因！ ”詹牧師說。
所以讀者可以相信，詹牧師只是想寫幾篇“黑色幽默派”小說，絕不是想拉幫結派亂我公安。其動機之純粹，我願以頭作保。
“我有些作品要發。”詹牧師羞怯地低聲說。
“哦？在哪家刊物上？”
“不不不，我是說……”他的臉紅到了耳根。
當時我又在詹牧師家吃午飯，不過這次是我買的酒和菜。編輯願意結交作者，正如作者願意結交編輯一樣，彼此彼此。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讓一個老知識分子照直開口求人，是“難於上青天”的。
“什麼體裁？”
“小說！”他連忙說。
“能大概講一講嗎？”
“嗯……你了解黑色幽默派'嗎？”
我一時只想起了海勒的，和一個叫小伏尼格的人。
“不——！”詹牧師寬厚地笑了：“'黑色幽默派'絕不是外國人的發明。不要長他人誌氣，滅自家威風嘛。你以為中沒有'黑色幽默'嗎？你不覺得魯迅也是一位'黑色幽默派'大師嗎？阿Ｑ的處境怎麼樣？不正是又可怕又可笑又無可奈何嗎？”
“就像中國的圍棋，”他又說，“被日本人學了去，倒又反過來向我們趾高氣揚。”
“吃吧。”我只得指著桌上的小臘腸說。
“啪！上來就在中央布一子，誰的發明？”
“當然。”我說。真的，到底是誰的發明呢？
“世界上最短的微型小說是哪國人寫的？”
“當然。”我吃了一片小臘腸。
“世界上最早發現飛碟的是哪國人？”
“當然，當然。”
“世界上最小的小提琴還不也是中國人造的？！”
“吃吧，吃吧。”我給詹牧師也夾了一片小臘腸。我不懂樂器的製造。
“針灸是中國人發明的，這總是公認的吧？可如果我們再不認真研究，早晚美國人也要來指教我們了。”
“中餐也是比西餐好，連外國人也承認。”我對烹調挺內行。
“'黑色幽默'也面臨這個問題。吳敬梓不知要比小伏尼格大幾輩兒呢！當然，我們不妨大度些，就算那是美國人的首創吧。我從來不主張糾纏歷史舊帳。但外國人辦不到的事，中國人可以辦到，何況外國人已經辦到了的呢？中國人更沒有理由不辦到。我想起寫'黑色幽默派'小說來。也就是為的這個。”
“行嗎？”
“信心告訴你主是什麼，主就是什麼。”
在我們的交往中，這是詹牧師唯—一次主動提到主。
“那麼主是'黑色幽默'的了？”我說。
他頓時愣住，尷尬地吃了一片臘腸，接著又吃了兩片。
我趕緊說：“我不過開開玩笑。”
他疑慮地瞅了我一會，說：“我也不過打個比方。”他又看看窗外，小聲提醒我：“咱們這是在屋裡說。”
“信心當然是重要的。”我說。
“很重要！而且'黑色幽默'有什麼難作呢？總共兩個特點——黑色和幽默。也就是讓人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可笑。這難嗎？笑話！外國人不過是故弄玄虛，而我們有真實的生活素材。”
“能講一個嗎？”
詹牧師恩忖片刻，講了一個，備忘於下：“文革”中，王某出差到某地，剛下火車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帶、臂佩紅袖章的人揪了出來。那群人問：“你是保縣黨委的，還是反縣黨委？”王某聽他們把“保”排在前面，就說：“保。”不料那群人正是反縣黨委的一派，於是王某被追著打了十皮帶。王某跑出車站，立足未穩，又被一群臂佩紅袖章、手持牛皮帶的人抓到。 “你是保縣黨委的，還是反縣黨委的？”王某慌忙說後一種：“反！”是他又被追著打了十皮帶，原來那又是保縣黨委的一派。王某想：這地方真怪，說話也沒個前後次序。他連忙返回車站，決定趁早離開這是非之地。轉眼之間，他又被一群人圍住。 “你是什麼觀點的？”“真抱歉，我現在還不太清楚。”王某立刻又挨了十幾皮帶。 “我只是還不太清楚！”王某申辯道。 “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你沒有靈魂，自然只好觸及你的皮肉了！”那群人這樣向王某解釋。王某挨了三十皮帶，清醒了，把自己的皮帶解下來握在手裡，大搖大擺上了列車。一上車，他先揪出一個人來，問：“你是哪一派？”那人對答如流：“我們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王某想了想，說：“這很好。”於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
“很不錯的一篇'黑色幽默派'小說。”我說。
“不，這不行，”詹牧師說，“這是真事。”
“真事倒不行？”
“因為我是想寫'黑色幽默派'的小說，不是要寫現實主義的。”
我當時還不太懂“黑色幽默派”的規矩。
“我總想，”詹牧師又說，“'黑色幽默'絕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我們一定要做起來，使它成為革命的匕首和投槍，像魯迅先生那樣。試問：誰感到的恐怖更多些？勞苦大眾！誰最富於機智的幽默感？還是勞苦大眾！我們有什麼理由在這方面落後於外國資產階級作家呢？看到在很多學術領域中都是他們領先，我咽不下這。氣。我涉足過數、理、化，但那需要設備；我又想搞音樂，但一架鋼琴又太貴；我也試圖鑽研美術，可屋子太小，而《蒙娜麗沙》、《格爾尼卡》那樣的畫都是很大的。醫學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企業管理也需要有人歸你管理，搞教育吧？唉……”詹牧師說到傷心處，太陽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漲。
“您幹嘛——請您原諒，幹嘛不繼續研究宗教和哲學呢？”我說。
“不不，咱們這是在屋子裡說……當然啦！可是……不過……說起來……你懂了嗎？我是說，咱們這是在屋子裡說。”
我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
我們吃了一會菜，又喝了一點果子酒。詹牧師的臉色才又紅潤起來。
“所以，”他說，“我探索了這麼多年，現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長。我更適合於從事文學創作。文學，有生活就行，而生活是無處不在的，而且很公平——每人一份。近兩年，我專門找一些外國人在其中自鳴得意的領域進行研究、嘗試。譬如：意識流、荒誕派、新小說派、象徵主義、存在主義、表現主義，等等，我都試著寫過。並不難。我只是想證明一點：外國人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夠做到。”
“能看看嗎？”
“怎麼不能？”詹牧師說著就要搬一隻很大的箱子，一在下面那隻箱子裡。 “沒關係，防空洞我都挖過，那些水泥構件比這要沉多了。”
“手頭沒有嗎？”
“有倒是有幾篇，不過不是我最滿意的。”
現將他不太滿意的幾篇介紹於下：（一）“新小說派”小說（節選）
很長很長的一串腳印，不知從哪兒發源。很長很長的泥濘的路，依然流向遠方。天際，飄著一縷零亂的炊煙，那兒或許有個村落，有了人家。候鳥在天空中倉惶飛過，從不落下來。這兒沒有它們落腳的地方。它們的羽毛嬌嫩得像花瓣，像小時候常吃的那種棉花糖。旗幟還在手裡，還在獵獵地飄展，認真地抖響著一個個堅強的音階。鞋子爛了，“嘎唧”一聲，留在了路上，像是長河中的一座航標。那縷零亂的炊煙還是很遠，在天地相交的地方飄舞，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樣。禿鷲在頭頂上盤旋，轉著發紅的眼睛，忽然一個俯衝，沖向一頭倒下去的馴鹿。旗幟還在手裡，確實還在。又爛了一隻鞋子，又留下了一座航標……
（二）“象徵主義”小說《石頭船》（節選）
老頭兒一有空就拿著錘子和鑿於，爬到海邊那塊巨大的岩石上去，“叮叮噹噹”地鑿，想鑿成一條船。
孩子又爬上來，乖乖地坐在老頭兒身邊。
“您幹嘛不做一條木頭船？”孩子問。
“我沒有木頭。”老頭兒回答。
“別人都是做木頭船。”
“別人是別人。”
老頭兒一下一下地鑿，正鑿出一隻舵。
“可這也不能下水去走哇？”
“我沒有木頭。”
……
如今石頭船鑿好了，老頭兒在船艙裡坐著，閉著眼睛抽煙。
孩子又爬上來。
“嗬！”孩子說。
“你坐下，閉上眼睛。”老頭兒說。
“幹嘛？”
“你閉上吧。”
孩子閉上了眼睛。
“你覺得船在晃嗎？”老頭兒問。
“是有點兒。”
“你覺出它在走了嗎？”
“嗯！真的！它在往哪兒走哇？”
“你的心告訴你在往哪兒走，就是在往哪兒走。”
“我去告訴他們，您不是瘋老頭兒。”
老頭兒笑了，對孩子說：“別去，別人有木頭。”
（三）“意識流”小說《排骨》（節選）
老伴兒提起菜籃，對他說：“我去排會兒隊，說不定能買上。”
他說：“算啦，我不那麼喜歡吃排骨了。”
皮膚上有了很多老人斑，排骨在裡面滾動，應該在它們變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寫成那本書。
“我還是去看看。”老伴兒說著走出去，輕輕地關上了門。
警察怎麼也打不開門和窗。老伴兒在向警察說明情況。院子裡、街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門終於被撞開了，屋子裡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本書。老伴兒坐在那本書旁邊，嚶嚶地哭，說：“這是他一輩子的心血，現在完成了，他走了，不知到哪兒去了。”只有老伴兒理解他。他的靈魂已經在天國，依然愛著這個嬌小的老太婆。
她去買排骨了，為了給他補補身子。他不能現在死去。一層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動。得抓緊，在告別人世之前寫成一本書，對祖國有所貢獻。
他鋪開稿紙。清蒸的、紅燒的、糖醋的……。他從小愛吃排骨。那還是在故鄉。故鄉的小河真美，不會老。他在水里游呀游呀，那時的皮膚緊繃繃的，也沒有老人斑……
（四）“荒誕派”小說《死魂附身》（梗概）
尹明總說被一些死去的靈魂糾纏著，擺脫不掉，弄得他總是趕不上時代，寫不出好作品來。糾纏過他的死魂：托爾斯泰、雨果、巴爾扎克、司湯達、契河夫，甚至魯迅和高爾基等。死魂總是把他們的思想貫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致使尹明的作品總是被編輯部退回來。
“文化革命”中，忽然戈培爾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尹明走了運，寫起東西來得心應手，終於功成名就。
好景不長，“文化革命”過去了，戈培爾的死魂卻還是不肯離去，尹明又背了運。
有一天，尹明酒醉後走失，他老婆吳幸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尋人啟事。啟事中特別說明：“望見到他的人不要把他當作敵人來對待，因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被死魂左右，經常言不由衷地說些'四人幫'時代的話。”啟事登出不久，便有許多人打來電話，聲稱發現了尹明。
吳幸根據人們提供的線索，走了許多地方，見到了許多與尹明的情況相似的人，但都不是尹明，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樣。
後來，吳幸在一個茶攤上找到了尹明，他正在賣茶水。尹明說自己非常高興，一身輕鬆，他終於擺脫了所有的死魂，找回了他自己。吳幸也做了茶攤的老闆娘。
（五）“超現實主義”小說《本書出版之日》（略）
（六）“表現主義”小說《赤膽忠心》（略）
（七）“新感覺派”小說《融雪》（略）
“你認為我沒有靈魂？”“我只是說人要有自己的主見。”“我沒有主見？”“人應該自己把握得住自己，別在乎虛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師的淚水在眼圈裡轉，沒想到連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 “我沒那麼說，真的，我不是那個意思……”詹夫人萬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過父親這人有一點是讓人佩服的，”他們的兒子說，“他不會為了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說，他仍然稱讚那篇東西寫得深刻，並且花了不少力氣去修改它的結構和語言。”
我始信詹牧師為一准人物就是在這時。雖然他的小說並非都怎麼完美，但敢於涉足這麼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見，每一種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貴了。我確信詹牧師終有遐邇聞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無聞，忽一日聲名大作，使諾貝爾獎評委會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師卻很謙虛，說這些玩意兒都算不得什麼，不過是資產階級於“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中的一種掙扎，純屬沒落文學。 “我之所以也要寫一寫，是因為他們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們的氣焰。我中華並非無人！我們不寫罷了，一旦寫來，絕不會比他們差，而且根本用不著什麼大作家去費神。唉，想來慚愧，真正現實主義的作品我卻總也寫不出，只好從這一側面貢獻一點力量吧。”
“為什麼不能寫出現實主義的作品來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總找不到恰當的角度，唉，怎麼也找不到。此生夙願怕要付諸東流了——！”他說。
“您絕對沒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師長嘆一聲，出口成詩：“常恨少年不努力，老來方悔報國難，又是一年春柳綠，依然獨自倚危欄。”
這時，窗外正有幾個孩子“嘟嘟嘟”地吹著柳哨，柳絮飄飄揚揚。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憶秦娥》：春光好，柳笛陣陣催人老。催人老，瀕添華髮，壯心未了。祖逖舞劍聞雞鳴，小舟縱筆夜繼曉。夜繼曉，無多好夢，佳音又少。
我決心幫助詹牧師發表一些作品。我尤其決心幫助他寫好“黑色幽默派”小說，然後彙編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這一種了。
“精裝，燙金的標題：詹小舟小說選！”我有幾分醉意。
“不不，還是等我寫出真正現實主義的作品來，再那樣吧。”
按詹牧師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這並非是我們所看重的東西。 “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寫到這兒，我又有點犯嘀咕：詹牧師何以筆頭竟這般勇敢呢？連“今年西紅柿又少又貴”這樣的話，他也要反複申明“咱們這是在屋裡說”。怎麼他寫起文章來卻從沒有冠之以一句“咱們這是在屋裡寫”呢？帶著這一問題，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師的兒子。
詹牧師的兒子正就“陝北的農林牧結構問題”同一個人辯論。我說明了來意，他笑了，用幾句話就打發了我：“對父親來說，寫作是寫作，生活是生活，理論是理論，實踐是實踐。對付不同的事，他相應有不同的神經。對不起，我很忙。”
閒話少說，言歸我們的報告文學。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師開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準備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寫出三、四篇這種流派的小說來。
但沒多久，我們卻發現，“黑色幽默派”小說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般好作。倒不是我們無能，實在是美國佬太近狡猾。他們竟讓“黑色幽默派”有了這樣一個特徵（或說一條原則）：所寫之事全然荒誕可怕，雖則荒誕可怕，卻又形神逼真，儘管形神逼真，可又誰都沒見過那樣的事。 “其妙處全在於此：誰都沒見過，然而又都覺得似曾相識。”詹牧師說。
我們連著寫了幾篇，都被詹牧師否定了。他說：“我們既然是寫'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學問來不得半點含糊和遷就。我們寫的這些事，雖然也荒誕不經，但卻都是已經發生過的，大家都見過、聽說過。這倒像是正統的悲劇了。”他最後強調說：“要特別注意沒有發生過，卻又似乎是到處都在發生這一條！”
我們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師有了一個構思。
某學校吃憶苦飯，每人一個糠窩頭。紅五類學生問黑五類老師：“好吃嗎？”老師忙說：“好吃，好吃。”學生怒目圓睜：“這麼說，我們的先輩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師又吃了三天糠窩頭。學生又問：“好吃嗎？”老師又趕緊說：“很難吃，很難吃。”“可我們的父兄能吃上這個就很不錯了，”學生說，“而你倒說難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學生又來問，老師回答：“我準備繼續吃下去，像你們的父兄那樣，一直吃到全國解放。”
我不認為這個構思好，這分明只是現實主義的寫法“您自己倒忘了'沒有發生過'這一原則。”我說。
“怎麼，這也發生過？”
“當然。”我說。我沒敢說我就曾經像那個學生一樣過。
詹牧師捏著下巴努力地回憶了一陣，不無惋惜地拍著大腿：“唉，我倒忘了，這是我老伴兒經歷過的事。”
我們又想。幾天后我又想出了一個。
老夫婦倆一起學習，讀林彪的書。不知怎麼一個緣由，老婦問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麼寫？”老夫隨手寫下：satae.“猶大呢？”老夫又寫：judasiscariot.忽然，老夫婦倆全嚇呆——他把那兩個名字寫在了正看著的書上！怎麼辦？ ！他們先是用墨筆把字跡塗去，但發現是欲蓋彌彰。他們又忙不迭摳去，反而彌彌彰彰。末了乾脆把書燒了，老夫婦倆看著火光，面如土色。天哪！這是褻瀆，是詆毀，是反動！老兩口商量：還是吃安眠藥算了。幸虧他們吃的量不夠，被救活了。兩位老人昏昏暈暈之際，口口聲聲說：“我們對不起敬愛的林副主席。”誰料那時林彪已成國賊，老夫老妻又險些作了賊船上的死黨。
詹牧師聽罷我的構思說：“是民警老王幫我們說了不少好話。”
“幫您們？”
“還幫誰？”
“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