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黃牛一般分為蒙古牛和華北牛。華北牛中要數秦川牛和南陽牛最好，個兒大，肩峰很高，勁兒足。華北牛和蒙古牛雜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彎去，頂架也厲害，而且皮實、好養。對北方的黃牛，我多少懂一點。這麼說吧：現在要是有誰想買牛，我擔保能給他挑頭好的。看體形，看牙口，看精神兒，這誰都知道；光憑這些也許能挑到一頭不壞的，可未必能挑到一頭真正的好牛。關鍵是得看脾氣，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聲，好牛就會瞪圓了眼睛，左蹦右跳。這樣的牛幹起活來下死勁，走得歡。疲牛呢？聽見鞭子響準是把腰往下一塌，閉一下眼睛。忍了。這樣的牛，別要。我插隊的時候餵過兩年牛，那是在陝北的一個小山村兒——清平灣。
我們那個地方雖然也還算是黃土高原，卻只有黃土，見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於洪水年年吞噬，塬地總在塌方，順著溝、渠、小河，流進了黃河。從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黃的山峁或一道道黃的山梁，綿延不斷。樹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幾棵什麼樹，老鄉們都記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時候，才放倒一、兩棵。碗口粗的柏樹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誰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夥兒就都佩服，方圓幾十里內都會傳開。
在山上攔牛的時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黃土山都是谷堆、麥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溝壑裡的狼牙刺都是柏樹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總是“唏溜唏溜”地抽著旱煙，笑笑說：“那可就一股勁兒吃白饃饃了。老漢兒家、老婆兒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姓白。陝北話裡，“白”發“破”的音，我們都管他叫“破老漢”。也許還因為他窮吧，英語中的“ｐｏｏｒ”就是“窮”的意思。或者還因為別的：那幾顆零零碎碎的牙，那幾根稀稀拉拉的鬍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愛唱，可嗓子像破鑼。傍晚趕著牛回村的時候，最後一縷陽光照在崖畔上，紅的。破老漢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著，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開花崖畔上紅，過得好光景……”聲音拉得很長，雖不洪亮，但顫微微的，悠揚。碰巧了，崖頂上探出兩個小腦瓜，豎著耳朵聽一陣，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過，要想靠打獵為生可不行，野獸很少。我們那地方突出的特點是窮，窮山窮水，“好光景”永遠是“受苦人”的一種盼望。天快黑的時候，進山尋野菜的孩子們也都回村了，大的拉著小的，小的扯著更小的，每人的臂彎裡都?著個小籃兒，裝的苦菜、莧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們跟在牛群後面，“嘰嘰嘎嘎”地吵，爭搶著把牛糞撮回去。
越是窮地方，農活也越重。春天播種；夏天收麥；秋天玉米、高粱、穀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壩、修梯田，總不得閒。單說春種吧，往山上送糞全靠人挑。一擔糞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掙兩個工分，合六分錢。在北京，才夠買兩根冰棍兒的。那地方當然沒有冰棍兒，在山上乾活渴急了，什麼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們就扛著木犁、趕著牛上山了。太陽出來，已經耕完了幾垧地。火紅的太陽把牛和人的影子長長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後面跟著撒糞的，撒糞的後頭跟著點籽的，點籽的後頭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節奏地向前移動，隨著那悠長的吆牛聲。吆牛聲有時疲憊、淒婉；有時又歡快、詼諧，引動一片笑聲。那情景幾乎使我忘記自己是生活在哪個世紀，默默地想著人類遙遠而漫長的歷史。人類好像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清明節的時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厲害。那時只以為是坐骨神經疼，或是腰肌勞損，沒想到會發展到現在這麼嚴重。陝北的清明前後愛刮風，天都是黃的。太陽白濛濛的。窯洞的窗紙被風沙打得“唰啦啦”響。我一個人躺在土炕上……那天，隊長端來了一碗白饃……
陝北的風俗，清明節家家都蒸白饃，再窮也要蒸幾個。白饃被染得紅紅綠綠的，老鄉管那叫“ｚｉｃｈｕｉ”。開始我們不知道是哪兩個字，也不知道什麼意思，跟著叫“紫錘”。後來才知道，是叫“子推”，是為紀念春秋時期一個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漢說，那是個剛強的人，寧可被人燒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沒有考證過，也不知史學家們對此作何評價。反正吃一頓白饃，清平灣的老老少少都很高興。尤其是孩子們，頭好幾天就喊著要吃子推饃饃了。春秋距今兩千多年了，陝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黃河。譬如，陝北話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說“喊”，要說“吶喊”；香菜，叫芫菜；“騙人”也不說“騙人”，叫作“玄謊”……連最沒文化的老婆兒也會用“醞釀”這詞兒。開社員會時，黑壓壓坐了一窯人，小油燈冒著黑煙，四下里閃著煙袋鍋的紅光。支書念完了文件，喊一聲：“不敢睡！大家討論個一下！”人群中於是息了鼾聲，不緊不慢地應著：“醞釀醞釀了再……”這“醞釀”二字使人想到那兒確是革命聖地，老鄉們還記得當年的好作風。可在我們插隊的那些年裡，“醞釀”不過是一種習慣了的口頭語罷了。鄉親們說“醞釀”的時候，心裡也明白；球是不頂！可支書讓發言，大夥總得有個說的；支書也是難，其實那些政策條文早已經定了。最後，支書再喊一聲：“同意啊不？”大夥回答：“同意——”然後回窯睡覺。
那天，隊長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讓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達吧達”地抽煙。 “子推”浮頭用的是頭兩茬面，很白；裡頭都是黑面，麩子全磨了進去。隊長看著我吃，不言語。臨走時，他吹吹煙鍋兒，說：“唉！'心兒'家不容易，離家遠。”“心兒”就是孩子的意思。
隊裡再開會時，隊長提議讓我餵牛。社員們都讚成。 “年輕後生家，不敢讓腰腿作下病，好好價把咱的牛餵上！”老老小小見了我都這麼說。在那個地方，擔糞、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涼粉、出麻油、打窯洞……全靠自己動手。腰腿可是勞動的本錢；唯一能夠代替人力的牛簡直是寶貝。老鄉把餵牛這樣的機要工作交給我，我心裡很感動，嘴上卻說不出什麼。農民們不看嘴，看手。我餵十頭，破老漢餵十頭，在同一個飼養場上。飼養場建在村子的最高處，一片平地，兩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窯。清平河水整日價“嘩嘩啦啦”的，水很淺，在村前拐了一個彎，形成了一個水潭。河灣的一邊是石崖，另一邊是一片開闊的河灘。夏天，村里的孩子們光著屁股在河灘上折騰，往水潭里“撲通撲通”地跳，有時候捉到一隻鱉，又笑又嚷，鬧翻了天。破老漢坐在飼養場前面的窯頂上看著，一袋接一袋地抽煙。 “'心兒'家不曉得愁，”他說，然後就啞著個嗓子唱起來：“提起那家來，家有名，家住在綏德三十里鋪村……”破老漢是綏德人，年輕時打短工來到清平灣，就住下了。綏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說書的，那地方更窮。
綏德還出吹手。農曆年夕前後。坐在飼養場上，常能聽到那歡樂的嗩吶聲。那些吹手也有從米脂、佳縣來的，但多數是綏德人。他們到處串，隨便站在誰家窯前就吹上一陣。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婦，他們就被推去，“嗚哩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飯。要是運氣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點吃的或錢。或多或少，家家都給，破老漢尤其給得多。他說：“誰也有難下的時候”。原先，他也乾過那營生，吃是能吃飽，可是常要受凍，要是沒人請，夜裡就得住寒窯。 “攬工人兒難，哎喲，攬工人兒難；正月裡上工十月裡滿，受的牛馬苦，吃的豬狗飯……”他唱著，給牛添草。破老漢一肚子歌。
小時候就知道陝北民歌。到清平灣不久，幹活歇下的時候我們就請老鄉唱，大夥都說破老漢愛唱，也唱得好。 “老漢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確實，陝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種憂傷的調子。但是，一唱起來，人就快活了。有時候趕著牛出村，破老漢憋細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難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門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馬多，來回解憂愁……”場院的婆姨、女子們嘻嘻哈哈地沖我嚷，“讓老漢兒唱個《光棍哭妻》嘛，老漢兒唱得可美！”破老漢只做沒聽見，調子一轉，唱起了《女兒嫁》：“一更裡叮噹響，小哥哥進了我的繡房，娘問女孩兒什麼響，西北風刮得門栓響嘛哎喲……”往下的歌詞就不宜言傳了。我和老漢趕著牛走出很遠了，還聽見婆姨、女子們在場院上罵。老漢沖我眨眨眼，撅一條柳條，趕著牛，唱一路。
破老漢只帶著個七、八歲的小孫女過。那孩子小名兒叫“留小兒”。兩口人的飯常是她做。
把牛趕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陽把黃土烤得發紅，要冒火似的。草叢裡不知名的小蟲子“磁——磁——”地叫。群山也顯得疲乏，無精打采地互相挨靠著。方圓十幾里內只有我和破老漢，只有我們的吆牛聲。哪兒有泉水，破老漢都知道：幾镢頭挖成一個小土坑，一會兒坑里就積起了水。細珠子似的小氣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涼又甜。 “你看下我來，我也看下你……”老漢喝水，抹抹嘴，扯著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麼。
夏天攔牛可不輕閑，好草都長在田邊，離莊稼很近。我們東奔西跑地吆喝著，罵著。破老漢罵牛就像罵人，爹、娘、八輩祖宗，罵得那麼親熱。稍不留神，哪個狡猾的傢伙就會偷吃了田苗。最討厭的是破老漢餵的那頭老黑牛，稱得上是“老謀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裝吃著田邊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著頭，眼睛卻溜著我。我看著它的時候，田苗離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潔奉公的樣兒；我剛一回頭，它就趁機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調頭便走。我識破了它的詭計，它再接近田苗時，假裝不看它，等它確信無虞把舌頭伸向禁區之際，我才大吼一聲。老傢伙趔趔趄趄地後退，既驚慌又愧悔，那樣子倒有點可憐。
陝北的牛也是苦，有時候看著它們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嗤呼嗤”喘粗氣，身子都跟著晃，我真害怕它們趴架。尤其是當年那些牛爭搶著去舔地上滲出的鹽鹼的時候，真覺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幾次想給它們買些鹽，但自己嘴又饞，家裡寄來的錢都買雞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漢都要在飼養場上呆到十一、二點，一遍遍給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兒跟在老漢身邊，寸步不離。她的小手絹裡總包兩塊紅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漢用牛吃剩下的草疙節打起一堆火，幹的“噼劈啪啪”響，濕的“磁磁”冒煙。火光照亮了飼養場，照著吃草的牛，四周的山顯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兒把紅薯或玉米埋在燒盡的草灰裡；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樹枝撥來撥去，“啪”地一響，爆出了一個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兒了。
留小兒沒完沒了地問我北京的事。 “真個是在窯裡看電影？”“不是窯，是電影院。”“前回你說是窯裡。”“噢，那是電視。一個方匣匣，和電影一樣。”她歪著頭想，大約想像不出，又問起別的。 “啥時想吃肉，就吃？”“嗯。”“玄謊！”“真的。”“成天價想吃呢？”“那就成天價吃。”這些話她問過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麼回答，但還是問。 “你說北京人都不愛吃白肉？”她覺得北京人不愛吃肥肉，很奇怪。她仰著小臉兒，望著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對她來說，不亞於那道銀河。
“山里的娃娃什麼也不開，”破老漢說。破老漢是見過世面的，他三七年就入了黨，跟隊伍一直打到廣州。他常常講起廣州：霓虹燈成宿地點著、廣州人連蛇也吃、到處是高樓、樓裡有電梯……留小兒聽得覺也不睡。我說：“城里人也不懂得農村的事呢。”“城里人解開個狗嗎？”留小兒問，“咯咯”地笑。她指的是我們剛到清平灣的時候，被狗追得滿村跑。 “學生價連犍牛和生牛也解不開，”留小兒說著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邊數叨：“紅犍牛、犍牛、花生牛……爺！老黑牛怕是難下了，不肯吃！”“它老了，。”老漢說。山里的夜晚靜極了，只聽得見牛吃草的“沙沙”聲，蛐蛐叫，有時遠處還傳來狼嗥。破老漢有把破胡琴，“吱吱嘎嘎”地拉起來，唱：“一九頭上才立冬，閻王領兵下河東，幽州困住楊文廣，年太平，金花小姐領大兵，…”把歷史唱了個顛三倒四。
留小兒最常問的還是天安門。 “你常去天安門？”“常去。”“常能毛主席？”“哪的來，我從來沒見過。”“咦？！他就在天安門上，你去了會照不著？”她大概以為毛主席總站在天安門上，像畫上畫的那樣。有一回她扒在我耳邊說：“你冬裡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說：“就怕你爺爺不讓，”“你跟他說說嘛，他可相信你說的了。盤纏我有。”“你哪兒來的錢？”“賣雞蛋的錢，我爺爺不要，都給了我，讓我買褂褂兒的。”“多少？”“五塊！”“不夠。”“嘻——我哄你，看，八塊半！”她掏出個小布包，打開，有兩張一塊的，其餘全是一毛、兩毛的。那些錢大半是我買了雞蛋給破老漢的。平時實在是餓得夠嗆想解解饞，也就是買幾個雞蛋。我怎麼跟留小兒說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時把她帶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厲害了。
其實，餵牛沒什麼難的，用破老漢的話說，只要勤謹，肯操心就行。餵牛，，就是熬人，夜裡得起來好幾趟，一年到頭睡不成個囫圇覺。冬天，半夜從熱被窩裡爬出來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給牛拌料，牛埋下頭吃得香，我坐在牛槽邊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幾覺。破老漢在我耳邊叨嘮：黑市的糧價又漲了，合作社來了花條絨、留小兒的襖爛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應著，剛夢見全聚德的烤鴨，又忽然掉進了什剎海的冰窟窿，打了個冷顫醒了，破老漢還沒嘮叨完。 “要不回窯睡去吧，二次料我給你拌上，”老漢說。天上劃過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進了山谷。星星和山巒，不知是誰望著誰，或者誰忘了誰，“這營生不是後生家做的，後生家正是好睡覺的時候，”破老漢說，然後“唉，唉——”地發著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夢鄉。
碰上下雨下雪，我們倆就躲進牛棚。牛棚裡盡是糞尿，連打個盹的地方也沒有。那時候我的腿和腰就總酸疼。 “倒運的天”！破老漢罵，然後對我說：“北京夠咋美，偏來這山溝溝裡作什麼嘛。”“您那時候怎麼沒留在廣州？”我隨便問。他抓抓那幾根黃鬍子，用煙鍋兒在煙荷包裡不停地剜，瞪著眼睛愣半天，說：“咋！讓你把我問著了，我也不曉得咋價日鬼的。”然後又愣半天，似乎回憶著到底是什麼原因。 “唉，毬毛擀不成個氈，山里人當不成個官。”他說，“我那陣兒要是不回來，這陣兒也住上洋樓了，也把警衛員帶上了。山里人憨著咧，只要打罷了仗就回家，哪搭兒也不勝窯裡好。毬！要不，我的留小兒這陣兒還愁穿不上個條絨襖兒？”
每回家裡給我寄錢來，破老漢總嚷著讓我請他抽紙菸。
“行！”我說：“'牡丹'的怎麼樣？”“唏——'黃金葉'的就拔尖了！”“可有個條件，”我湊到他耳邊，“得給'後溝裡的'送幾根去。”“憨娃娃！”他罵。 “後溝裡的”指的是住在後溝裡的一個寡婦，比破老漢小十九歲，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婦對破老漢不錯。老漢抽著紙菸，望著遠處。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來，我也看下你……”遞給他幾根紙菸，向後溝的方向示意。他不言傳，笑瞇瞇地不知道想了什麼。末了，他把幾根紙菸裝進煙荷包，說：“留小兒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說罷笑笑，知道那是不沾邊兒的事。
在後山上攔牛的時候，遠遠地望著後溝裡的那眼土窯洞，我問破老漢：“那婆姨怎麼樣？”“亮亮媽，人可好。”他說。我問：“那你幹嘛不跟她過？”“唏——老了老了還……”他打岔，“算了吧！”我說：“那你夜裡常往她窯裡跑。”我其實是開玩笑。 “咦！不敢瞎說！”他裝得一本正經。我詐他：“我都看見了，你還不承認！”他不言傳了，尷尬地笑著。其實我什麼也沒看見。
破老漢望著山腳下的那眼窯洞。窯前，亮亮媽正費力地劈著一疙瘩樹根；一個男孩子幫著她劈，是亮亮。 “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個人也夠難的。再說就有人給你縫衣裳了。”“唉，丟下留小兒誰管？”“一搭裡過嘛！”“她的亮亮也嬌慣得，留小兒要受氣呢。後媽總不頂親的。”“什麼後媽，留小兒得管她叫奶奶了。”“還不一樣？”山里沒人，我們敞開了說。亮亮家的窯頂上冒起了炊煙。老漢呆呆地望著，一縷藍色的輕煙在山溝裡飄繞。小學校放學的鐘聲“噹噹”地敲響了。太陽下山了，收工的人們扛著鋤頭在暮靄中走。攔羊的也吆喝著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響成一片。老漢還是呆呆地坐著，悶悶地抽煙。他分明是心動了，可又怕對不起留小兒。留小兒的死得慘，平時誰也不敢向破老漢問起這事，據說，老漢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聽說，都是因為破老漢捨不得給大夫多送些禮，把兒子的病給耽誤了；其實，送十來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攔牛簡直是一種享受。莊稼都收完了，地裡光禿禿的，山窪、溝掌裡的荒草卻長得茂盛。把牛往溝裡一轟，可以躺在溝門上睡覺；或是把牛趕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書。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麼單調：半崖上小灌木的葉子紅了，杜梨樹的葉子黃了，酸棗棵子綴滿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棗……尤其是山坡上綻開了一叢叢野花，淡藍色的，一叢挨著一叢，霧濛濛的。灰色的小田鼠從黃土坷垃後面探頭探腦；野鴿子從懸崖上的洞裡鑽出來，“撲楞楞”飛上天；野雞“咕咕嘎嘎”地叫，時而出現在崖頂上，時而又鑽進了草叢……我很奇怪，生活那麼苦，竟然沒人逮食這些小動物。也許是因為沒有槍，也許是因為這些鳥太小也太少，不過多半還是因為別的。譬如：春天燕子飛來時，家家都把窗戶打開，希望燕子到窯裡來作窩；很多家窯裡都住著一窩燕兒，沒人傷害它們。誰要是說燕子的肉也能吃，老鄉們就會露出驚訝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兒嘛！”彷彿那無異於褻瀆了神靈。
種完了麥子，牛就都閒下了，我和破老漢整天在山里攔牛。老漢閒不著，把牛趕到地方，跟我交待幾句就不見了。有時忽然見他出現在半崖上，奮力地劈砍著一棵小灌木。吃的難，燒的也難，為了一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懸崖。老漢說，過去不是這樣，過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鑽不進去。老人們最懷戀的是紅軍剛到陝北的時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單幹。 “那陣兒，吃也有得吃，燒也有得燒，這咋會兒，！”老鄉們都這麼說。真是，“這咋會兒”，迷信活動倒死灰復燃。有一回，傳說從黃河東來了神神，有些老鄉到十幾里外的一個破廟去禱告，許願。破老漢不去。我問他為什麼，他皺著眉頭不說，又哼哼起《山丹丹開花紅艷艷》。那是才紅了那陣兒的歌。過了半天，使勁磕磕煙袋鍋，嘆了口氣：“都是那號婆姨鬧的！”“哪號？”我有點明知故問。他用煙袋指指天，搖搖頭，撇撇嘴：“那號婆姨，我一照就曉得……”如此算來，破老漢反“四人幫”要比“四·五”運動早好幾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個人，也並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著那些牛，它們的一舉一動都意味著什麼，我全懂。平時，牛不愛叫，只有奶著犢子的生牛才愛叫。太陽偏西，奶著犢兒的生牛就急著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讓它回，它就“哞——哞——”地叫個不停，急得團團轉，無心再吃草。
有一回，我在山窪窪裡，睡著了，醒來太陽已經挨近了山頂。我和破老漢吆起牛回村，忽然發現少了一頭。山里常有被雨水沖成的暗洞，牛踩上就會掉下去摔壞。破老漢先也一驚，但馬上看明白，說：“沒麻搭，它想兒了，回去了。”我才發現，少了的是一頭奶犢兒的生牛。離村老遠，就听見飼養場上一聲聲牛叫了，兒一聲，娘一聲，似乎一天不見，母子間有說不完的貼心話。在母親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滿了溫柔、慈愛，神態那麼滿足，平靜。我喜歡那頭母牛，喜歡那隻牛不老。我最喜歡的是一頭紅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長腿壯，單套也能拉得動大步犁。紅犍牛的犄角長得好，又粗又長，向前彎去；幾次碰上鄰村的牛群，它都把對方的首領頂得敗陣而逃。我總是多給它拌些料，犒勞它。但它不是首領。最討厭的還是那頭老黑牛，不僅老奸巨猾，而且專橫跋扈，雙套它也會氣喘吁籲，卻佔著首領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領，它倒也勇敢，但不下兩個回合，便跑得比平時都快了。那頭老生牛就好，雖然比老黑牛還老，卻和藹得很，再小的牛衝它伸伸脖子，它也會耐心地為之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謂其樂無窮了，不然怎麼辦呢？方圓十幾里內看不見一個人，全是山。偶爾有攔羊的從山樑上走過，沖我吶喊兩聲。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遠遠看去像是懸掛著的棋盤；白色的綿羊走在下邊，是白棋子。山溝裡有泉水，渴了就喝，熱了就脫個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餓肚子。
破老漢有個弟弟，我就是頂替了他餵牛的。據說那人奸猾，偷牛料；頭幾年還因為投機倒把坐過縣大獄。我倒不覺得那人有多壞，他不過是蒸了白饃跑到幾十里外的水站上去賣高價，從中賺出幾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捨不得吃。還說他捉了烏鴉，做熟了當雞賣，而且白饃裡也摻了假。破老漢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漢佩服的是老老實實的受苦人。
一陣山歌，破老漢擔著兩捆柴回來了。 “餓了吧？”他問我。 “我把你的干糧吃了，”我說。 “吃得下那號乾糧？”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著，帶我到山背窪裡的一棵大杜梨樹下。 “咋吃！”他說著爬上樹去。他那年已經五十六歲了，看上去還要老，可爬起樹來卻比我強。他站在樹上，把一杈杈結滿了杜梨的樹枝撅下來，扔給我。那果實是古銅色的，小指蓋兒大小，上面有黃色的碎斑點，酸極了，倒牙。
老漢坐在樹杈上吃，又唱起來：“對面價溝裡流河水，橫山里下來些游擊隊……”那是《信天遊》。老漢大約又想起了當年。他說他給劉志丹抬過棺材，守過靈。別人說他是吹牛。破老漢有時是好吹吹牛。 “牽牛牛開花羊跑春，二月裡見罷到如今……”還是《信天遊》。我沖他喊：“不是才見罷嗎？”“憨娃娃，你還不趕緊尋個婆姨？操心把'心兒'耽誤下！”他反唇相譏。 “'後溝裡的'可會迷男人？”“咦！亮亮媽，人可好！”“這兩捆柴，敢是給亮亮媽砍的吧？”“誰情願要，誰扛去。”這話是真的，老漢窮，可不小氣。
有一回我半夜起來去餵牛，藉著一縷淡淡的月光，摸進草窯。剛要攬草，忽然從草堆里站起兩個人來，嚇得我頭皮發麻，不禁喊了一聲，把那兩個人也嚇得夠嗆。一個歲數大些的連忙說：“別怕，我們是好人。”破老漢提著個馬燈跑了過來，以為是有了狼。那兩個人是瞎子說書的，從綏德來。天黑了，就摸進草窯，睡了。破老漢把他們引回自家窯裡，端出剩乾糧讓他們吃。陝北有句民謠：“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老漢和兩個瞎子長吁短嘆，嘮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漢操持著，全村人出錢請兩個瞎子說了一回書。書說得亂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會是伍子胥一夜白了頭，一會又是主席語錄。窯頂上，院牆上，磨盤上，坐得全是人，都聽得入神。可說的是什麼，誰也含糊。人們聽的那麼個調調兒。陝北的說書實際是唱，彈著三弦儿，艾艾怨怨地唱，如泣如訴，像是村前汩汩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動著月光。滿山的高粱、穀子被晚風吹得“沙沙”響，時不時傳來一陣響亮的驢叫。破老漢摟著留小兒坐在人堆裡，小聲跟著唱。亮亮媽帶著亮亮坐在窯頂上，穿得齊齊整整。留小兒在老漢懷裡睡著了，她本想是聽完了書再去飼養場上爆玉米花的，手裡攥著那個小手絹包兒。山村里難得熱鬧那麼一回。
我倒寧願去看牛頂架，那實在也是一項有益的娛樂，給人一種力量的感受，一種拼搏的激勵。我對牛打架頗有研究。
二十頭牛（主要是那十幾頭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當然不是以姓氏筆劃為序，但究竟根據什麼，我一開始也糊塗。我餵的那頭最壯的紅犍牛卻敬畏破老漢餵的那頭老黑牛。紅犍牛正是年輕力壯的時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來步履生風，而老黑牛卻已顯出龍鍾老態，也瘦，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卻是首領。遇上有哪頭母牛發了情，老黑牛便幾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絕不允許其它同性接近。我幾次慫恿紅犍牛向它挑戰，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紅犍牛便慌忙躲開。我實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專橫，又為紅犍牛的怯懦而生氣。後來我才知道，牛的排座次是根據每年一度的角斗，誰奪了魁，便在這一年中被尊崇為首領，享有“三宮六院”的特權，即便它在這一年中變得病弱或衰老，其它的牛也仍為它當年的威風所震懾，不敢貿然不恭。習慣勢力到處在起作用。可是，一開春就不同了，閒了一冬，十幾頭犍牛、公牛都積攢了氣力，是重新較量、爭魁的時候了。 “男子漢”們各自權衡了對手和自己的實力，自然地推舉出一頭（有時是兩頭）體魄最大，實力最強的新秀，與前冠軍進行決賽。那年春天，我的紅犍牛處在新秀的位置上，開始對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們決鬥，把它們引到開闊的河灘上去（否則會有危險）。這事不能讓破老漢發覺，否則他會罵。一開始，紅犍牛仍有些膽怯，老黑牛尚有餘威。但也許是春天的母牛們都顯得愈發俊俏吧，紅犍牛終於受不住異性的吸引或是輕蔑，“哞——哞——”地叫著向老黑牛挑戰了。它們拉開了架勢，對峙著，用蹄子刨土，瞪紅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這時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氣。犄角的形狀起很大作用，倘是兩支粗長而向前彎去的角，便極有利，左右一晃就會頂到對方的虛弱處，然而，紅犍牛和老黑牛都長了這樣兩支角。這就要比機智了。前冠軍畢竟老朽了，過於相信自己的勢力和威風，新秀卻認真、敏捷。紅犍牛占據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卻，只剩招架之功。紅犍牛毫不鬆懈，瞧準機會把頭一低，一晃一沖，頂到了對方的脖子。老黑牛轉身敗走，紅犍牛追上去再給老首領的屁股上加一道失敗的標記。第一回合就此結束。這樣的較量通常是五局三勝製或九局五勝制。新秀連勝幾局，元老便自願到一旁回憶自己當年的驍勇去了。
為了這事，破老漢陰沉著臉給我看。我笑嘻嘻地遞過一根紙菸去。他抽著煙，望著老黑牛屁股上的傷痕，說：“它老了呀！它救過人的命……”
據說，有一年除夕夜裡，家家都在窯裡喝米酒，吃油饃，破老漢忽然聽見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頭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趕緊跑到牛棚。好傢伙，就見這黑牛把一隻狼頂在牆旮旯裡，黑牛的臉被狼抓得流著血，但它一動不動，把犄角牢牢地插進了狼的肚子。老漢打死了那隻狼，賣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紙菸。
“不，不是這。”破老漢說，“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殺的殺（他沒說是那年），快光了。全憑好歹留下來的這頭黑牛和那頭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來。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運吧！”破老漢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對它分外敬重。 “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漢說。可是，老黑牛最終還是被人拖到河灘上殺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斷了腿。牛被殺的時候要流淚，是真的。只有破老漢和我沒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處處飄著肉香。老漢呆坐在老黑牛空蕩蕩的槽前，只是一個勁抽煙。
我至今還記得這麼件事：有天夜裡，我幾次起來給牛添草，都發現老黑牛站著，不臥下。別的牛都累得早早地臥下睡了，只有它喘著粗氣，站著。我以為它病了。走進牛棚，摸摸它的耳朵，這才發現，在它肚皮底下臥著一隻牛不老。小牛犢正睡得香，響著均勻的鼾聲。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臥下，就會把小牛犢壓壞。我把小牛犢趕開（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噗通”一聲臥倒了。它看著我，我看著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誰應該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勁兒了，回到北京不久，兩條腿都開始萎縮。
住在醫院裡的時候，一個從陝北迴京探親的同學來看我，帶來了鄉親們捎給我的東西：小米、綠豆、紅棗兒、芝麻……我認出了一個小手絹包兒，我知道那裡頭準是玉米花。那個同學最後從兜里摸出一張十斤的糧票，說是破老漢讓他捎給我的。糧票很破，漬透了油污，中間用一條白紙相連。
“我對他說這是陝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漢不信，說：'咦！你們北京就那麼高級？我賣了十斤好小米換來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帶給你。破老漢說你治病時會用得上。”
唔，我記得他兒子的病是怎麼耽誤了的，他以為北京也和那兒一樣。
十年過去了。前年留小兒來了趟北京，她真的自個兒攢夠了盤纏！她說這兩年農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飽，一年還能吃好多回肉。她說，真的還是比好吃些。
“清平河水還流嗎？”我糊里巴塗地這樣問。
“流哩嘛！”留小兒“咯咯”地笑。
“我那頭紅犍牛還活著嗎？”
“在哩！老下了。”
我想像不出我那頭渾身是勁兒的紅犍牛老了會是什麼樣，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專橫又慈愛……
留小兒給他爺爺買了把新二胡。自己想買台縫紉機可沒買到。
“你爺爺還愛唱嗎？”
“一天價瞎唱。”
“還唱《走西口》嗎？”
“唱。”
“《攬工調》呢？”
“什麼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嗎？”
“咦？！誰說？”
關於民歌產生的原因，還是請音樂家和美學家們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記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滲出的鹽的情景，於是就又想起破老漢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開花崖畔上紅，受苦人過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僅僅是“受苦人”的一種盼望了。老漢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縷殘陽的紅光，而是長在崖畔上的一種野花，叫山丹丹，紅的，年年開。
哦，我的白老漢，我的牛群，我的遙遠的清平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