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雕板始源
中國書籍的原始形式，是用竹片貫穿成疊的簡冊，和用紙帛裝裱成捲軸
的捲子，所以一本書稱為一冊或一卷。後來印刷術發明了，才有刻本。刻本
是將每一頁書用整塊木板刻好，然後再加以印刷的，所以最初不稱為印書而
稱為刻書。刻書時在木板上刻字的程序稱為雕板。
雕板印刷技術，是中國人發明的，這和造紙火藥指南計三者，是中國在
世界文化史上對於人類最有貢獻的四大發明物。中國的雕板印刷物，目前可
以見到的最早的實物，是一卷金剛經刻本，是由英國考古家斯坦因氏於一九
○七年在我國甘肅著名的敦煌石室中發現的，現藏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院中。
這一卷雕板的金剛經還保持著中國書籍的原始形式——卷子的形式，卷首附
有佛像，也是木刻的。所以這一卷金剛經不僅是現存的世界最古雕板書籍，
同時在世界藝術史上，也是現存最古的一幅木刻。
這一卷金剛經刻本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的刊刻年代在卷末被明白的記
載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咸通是唐懿宗的年號，
咸通九年為公元八六八年。在全世界現存的雕板印刷物中，其有明確年月記
載的，沒有比這更早的了，所以儘管這卷金剛經的雕板技術已甚精美，可以
間接證明在它刊印以前，雕板技術必然已經經過若干時間的實驗進化階段；
而其他的考古家，也曾在新疆吐魯番的若干古代遺址中發掘出過一些在式樣
上可能比這卷金剛經更古的佛教印刷物，但因為其上沒有明確的年代記載，
所以我們至今仍不能不認定這卷唐咸通九年刊刻的金剛經，是現存的中國最
早雕板書籍，同時也是全世界現存最早的雕板書籍。
毫無疑問，在這卷金剛經刊刻以前，中國早已有雕板書籍了，而且一定
已經流行了相當時間。我們今天雖然還不曾有機會再見過那些實物，但從前
人的著作中，卻可以從文字上得到明確的證據。我不想在這裡來嘗試斷定中
國書籍雕板，始於何時，因為這斷定是不可能的。象雕板印刷這樣的文化產
物，必然經過多時和多次的試驗和改革，而其本身又必含有其他事物的影響，
它的淵源和長成必然是很複雜悠久而且緩慢的，決不是一朝一夕，或者突然
由某一個人在某一天發明的。我們能相信中國文字果真是倉頡創造的嗎？我
們能相信中國造紙方法果真是宦官蔡倫獨自發明的嗎？因此要想考證中國的
雕板發明人是誰，和在什麼時候發明的，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那嘗試也將
是一種愚蠢的嘗試。
我現在所要做的，乃是想從前人著作中，看一看中國雕板書籍最初被記
載的情形是怎樣。本來，關於中國雕板書籍出現的時代，一般本有三種不同
的說法，一說始於五代的馮道刊印《九經》，一說始於柳玭《家訓》和《猗
覺寮雜記》等書所記載的唐末益州墨本，另一說則更早，說是始於隋初。其
實，這三個不同而又恰巧互相銜接的時代，可能實際上恰是中國書籍雕板逐
漸長成的過程，恰如胡應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筆談》所說：
“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
雕本始於隋時的根據，是陸深的《河汾燕閒錄》，其言曰：“隋文帝開
皇十三年十二月，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
孫毓修氏的《中國雕板源流考》即據此說，認為雕板肇於隋時。可是葉
德輝的《書林清話》和美國湯麥斯?卡德氏的《中國印刷術源流史》（已有
劉麟生的中譯本）皆否認此說。卡德氏謂歐洲載籍，謂中國雕板印刷始於公
元五九三年（即隋開皇十三年），“其謬誤蓋由於誤用中國參考書。”卡德
氏的話是根據《書林清話》而來的，據葉氏在《書林清話》卷一《書有刻板
之始》中說：
“近日本島田翰撰《雕板淵源考》（所撰《古文舊書考》之一），據顏
氏《家訓》稱江南書本，謂書本之為言，乃對墨板而言之。又據陸深《河汾
燕閒錄》，引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之語，謂雕板
興於六朝。然陸氏此語本隋費長房《三寶記》，其文本曰，廢像遺經悉令雕
撰，意謂廢像則重雕，遺經則重撰耳。阮吾山茶餘客話，亦誤以雕像為雕板。
而島田翰必欲傅會陸說，遂謂陸氏明人，逮見舊本，必以雕撰為雕板。不思
經可雕板，廢像亦可雕板乎”。
費長房《三寶記》即《歷代三寶記》，我未見過舊本，不知究竟應作雕
撰還是雕板。但據《歷史佛祖通載》所載，開皇十年文帝下詔复教，訪人翻
譯梵經，置翻經館，大建伽藍，故有整頓廢像遺經之舉。 《三寶記》的原文
如果是“雕板”，則雕鐫宗教圖像正是印刷雕板的必然起源，葉德輝所詫異
的“廢像亦可雕板乎”，蓋不知佛像除了可以雕塑以外，也可以雕成石板木
板來印刷。至今所發現的中國最古印刷物，差不多都是宗教圖像，就是很好
的證據。
又，《河汾燕閒錄》所引用的《三寶記》中的這幾句話，今人多在“敕
廢像”三字下斷句，而不讀作“敕廢像遺經，悉令雕？ ”（《中國雕板源流
考》及查猛濟的《中國書史》等皆如此）這樣一來，將在這裡本來該是形容
詞的“廢”字，變成了動詞，好像是隋文帝敕令整理。這實在是一個錯誤。
因為隋文帝既然下詔复教，決不會又“敕廢像”的。
作為隋朝已有雕板的另一根據，是與上述的金剛經同時在敦煌石室發現
的另一部佛教典經。羅振玉氏的《敦煌石室書錄》上說：“大隋永陀羅尼本
經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順一行，右有王文治雕板一行。宋太平興國五年，翻
雕隋本”。
葉德輝的《書林清話》亦引此說。永陀羅尼經原本今藏倫敦大英博物院，
據複製的影本看來（見道格拉斯?麥克茂特萊氏的《書——印書和製書的故
事》第九十七頁插圖），這實在是一張雕板印刷的單頁經咒，既非書本，也
非卷子。經咒是梵文，作一大圓形居中，四周是佛像和蓮花寶鼎的裝飾，右
上角有“施主李和順”五字，左上角有“王文治雕技”五字。圓形梵文經咒
的下面，有文字二十一行，在一長方形框內，前作“大隋永陀羅尼”六字，
中十六行系解說受持此咒所獲得的各種功德，末四行雲，“若有人受持供養，
切宜護淨。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板畢手記”。
據此，這張宋朝雕板的陀羅尼咒，雖是根據隋本的，但並未說明是“翻
雕”，我們無法確定原來隋本的經咒是寫本還是刻本，因此羅振玉的“翻雕
隋本”的結論未免有點不可靠。
作為隋朝已有雕板的證據，這張經咒的力量實在抵不上費長房《三寶
記》中的那幾句話。
因此關於雕板肇自隋時的說法，我們只可以假定中國隋時已有雕板，用
來印刷佛教圖像或經文，但是至今還沒有發現遺物或充分的文獻可作確證。
唐朝有雕板書籍的問題，因了我們已假定隋朝已用雕板印刷佛教圖像，
又加之已有敦煌所發現的鹹通九年金剛經刻本，所以根本不成問題。只是唐
朝自開國至咸通九年，已歷二百五十年，在這兩世紀半的悠長時間內，必然
用雕板印刷過許多單頁圖像符咒，甚至成冊的經典或其他著作，可是我們現
在除了咸通九年的這卷金剛經以外，還不曾發現過更早的其他唐朝雕本，這
實在是件憾事。 《中國雕板源流考》的作者雖然說，“近有江陵楊氏藏開元
雜報七葉，雲是唐人雕本，葉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錢，有邊線界欄，
而無中縫，猶唐人寫本款式，作蝴蝶裝，墨影漫雕，不甚可辨……”，可是
我們未曾目睹此物，它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是真是偽，都成問題，所以我們
仍然只好認為咸通九年的金剛經刻本是現在所能見到的中國最早雕板書籍。
其他見諸宋人著作中的有關唐時雕本記載，這在以前是唯一可據的中國
雕板始源資料，但自從咸通雕板的金剛經發現以後，這些資料都成為次要的
了。這些記載之中，最詳細的是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所引用的唐柳玭的
《家訓》序，其言：
“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予與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
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
印紙浸染不可曉”。
中和三年是公元八八三年，較咸通九年後十餘年。這是前人著作中關於
雕板的最早記載。這記載使我們知道四川是中國最早用雕板印刷書籍的地
方，而且所印的都是當時實用術科書籍。可是以前的文人對這記載都不甚重
視，因為所印的是雜流書籍而非經史，但是我們知道，文化和藝術都是起源
於勞動和實用，有了雕板以後，最先印行的都是宗教書和實用書，正是必然
的現象。
另一則有關唐人雕本的記載，見朱翌的《猗覺寮雜記》。他說：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益州就是四川。他
所記載的年代雖然較晚，但同樣證明了四川是中國最先有雕板的地方。
既然四川是中國最先採用雕板印刷書籍的地方，我們簡直可以假定，敦
煌石室中所發現的唐咸通九年金剛經刻本，多數是從中國內地流傳去的，可
能就是從四川帶去的，決不是當地的刻本，因為以當時中國西北部文化情形
而論，甘肅還不會有雕板印刷。
至於以中國雕板始於五代的說法，那是因了馮道奏請刊刻五經，遂以中
國官家雕印書籍之始，誤為有雕板之始，前人早已辨正，已不必多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