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出版部在上海開始籌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招股籌備期間的辦事處，設在南市阜民路周全平的家裡。那是一座兩上兩下上海弄堂式的房屋，不過卻沒有弄堂而是臨街的。全平的家人住在樓下的統廂房，另外再租了樓上的亭子間。那裡就是出版部的籌備處。同時也是《洪水》半月刊的編輯部。在這間亭子間裡，沿牆鋪了兩張床，成直角形，一張是我的，一張是全平的。窗口設了一張雙人用的寫字台，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地方了。
上海南市的老式弄堂房屋，即使是亭子間，也有四扇玻璃窗，對著大天井。另外一面的牆上還有一扇開在後面人家屋脊上的小窗口，因此十分軒朗，不似一般亭子間的陰暗。不過當時白晝在家的時間並不多，總是在外邊跑，大部分的工作總是在燈下的深夜裡進行的。
我那時還是美術學校的學生，本來住在哈同路民厚裡的叔父家裡（最初的創造社和郭先生的家，都在這同一個弄堂內），為了要參加《洪水》編輯部的工作，這才搬來同全平一起住。白天到學校去上課，中午在學校附近的山東小麵館裡吃一碗肉絲湯麵或是陽春面當午膳，傍晚才回來，在全平家裡吃晚飯。不過，我那時的興趣已經在變了。雖然每天照舊到學校上課，事實上畫的已經很少，即使人體寫生也不大感到興趣，總是在課室裡轉一轉，就躲到學校的圖書館去看書或是寫小說。
那時上海美專已有了新校舍，設在西門斜橋路。雖說是新校舍，除了一座兩層的新課室以外，其餘都是就什麼公所的丙舍來改建的。這本來是寄厝棺材的地方，所以始終有一點陰暗之感。圖書館有一長排落地長窗，我至今仍懷疑這可能就是丙舍的原有設備，裡面設了桌椅，有一個管理員。書當然不會多，來看書的學生更少。我就是在這麼一個冷清清的地方，每天貪婪的讀著能夠到手的新文藝出版物，有時更在一本練習簿上寫小說。我的第一篇小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寫出來的。
當時的上海美專真不愧是“藝術學府”，學生來不來上課，是沒有人過問的，尤其是高年級的學生，只要到了學期終結時能繳得出學校規定的那幾幅作品，平時根本不來上課也沒有關係。不過，學費自然是要按期繳的，可是我後來連這個也獲得了豁免的便利，因為我的“文名”已經高於“畫名”，就是校長開展覽會，也要找我寫畫評了。
當時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白天到美術學校去作畫、看書和寫文章，晚上回到那間亭子間內，同全平對坐著，在燈下校閱《洪水》的校樣，拆閱各地寄來的響應創造社出版部招股的函件。
這些函件，正如平時來定閱《洪水》或是函購書籍的來信一樣，寄信人多數是大學生、中學教員以及高年級的中學生。但也有少數的例外，如柳亞子先生，他住在蘇州鄉下的一個小鎮上，創造社的每一種出版物，他總是一定會寄信來定購一份的。
當時有幾個地方，新文藝出版物的銷路特別大，北京和廣州不用說了，此外如南邊的汕頭、梅縣和海口，往往一來就是十幾封信，顯示這些地方愛好新文藝的讀者非常多。後來這些地方都成了革命運動的中心，可見火種是早已有人播下了。
也有些個別的特殊情形，使我到今天還不會忘記的，如浙江白馬湖的春暉中學，河南焦作的一座煤礦，寄信來定閱刊物和買書的也特別多。後來上海的一些書局還直接到焦作去開了分店。當時創造社出版部公開招股，每股五元，那些熱心來認股的讚助者，多數是愛好新文藝的青年，節省了平日的其他費用來加入一股，因此拆開了那些掛號信以後，裡面所附的總是一張五元郵政匯票。
招股的反應非常好。我們每晚就這麼拆信、登記、填發臨時收據。隔幾天一次，就到郵政總局去收款。這些對外的事務，都由全平一人負責。他那時顯然已經很富於社會經驗，在外面奔走接洽非常忙碌，我則還是一個純粹的學生，只能勝任校對抄寫一類的工作。
我已經記不起出版部預定的資本額是多少，總之是來認股的情形非常踴躍，好像不久就足額，或是已經到了可以成立的階段了，全平就忙著在外面找房子，準備正式成立出版部。後來地點找到了，不在南市。也不在租界上，而是在閘北寶山路上，那就是後來有名的三德里A 十一號了。在這同一條弄堂裡，有世界語學會，有中國農學會，還有中國濟難會。這些都是當時的革命外圍團體。後來一個反動的高潮來到，眼見他們一個一個遭受搜查和封閉，最後也輪到我們頭上，出版部也第一次受到搜查，接著就來封閉，並且拘捕了包括我在內的幾個小伙計。
在出版部還不曾正式成立以前，這就是說，還不曾搬到三德里新址，仍在阜民路的時期，在那年的歲暮或是年初，總之是舊曆過年前後，郭老又從日本回來了一次。特地到阜民路來看我們，並且留下來在全平家裡吃晚飯，而且還喝了點酒，興致特別好。
晚飯以後，大家在客堂裡圍了桌子擲骰子玩，玩的是用六粒骰子“趕點子”或是“狀元紅”那一類的古老遊戲。我記得那時間正是在舊曆過年前後，否則是不會擲骰子的。
參加擲骰子的，還有全平的姊妹。大家玩得興高彩烈。郭老每擲下一把骰子，在碗裡轉動著還不曾停下之際，他往往會焦急的喚著所希望的點。若是果然如他所喚的那樣，就興奮的用手向坐在一旁的人肩上亂拍。我那晚恰坐在他的身邊，因此被打得最多。我想古人所說的“呼麼喝六”的神情，大約也不外如此。不過，那晚的桌上卻是空的，我們並不曾賭錢，只是在玩。
創造社的幾位前輩，我除了從達夫先生後來的日記裡知道他有時打麻將以外，象郭老和成仿吾先生，我就從不曾見過他們做過這樣的事情。全平是個“社會活動家”，大約會兩手。至於那時的我，是個純粹的“文藝青年”，彷彿世上除了文藝，以及想找一個可以寄託自己感情的“文藝女神”以外，便對其他任何都不關心了。
出版部的籌備工作漸漸就緒之際，阜民路儼然已經成了一個文藝活動的中心。許多通過信的朋友，來到了上海，一定要找到我們這裡來談談。僻處南市的這條阜民路，並不是一個容易找的地點，但是當時大家都有那一分熱情。彼此雖然從未見過面，只要一說出了姓名，大家就一見如故。可見那時創造社所具有的吸引力。
意外的來客之中，令我至今還不曾忘記的是蔣光慈。那是一個風雪交加的晚上，外面有人來敲門，說是要找我們。我去開門，門外的來客戴了呢帽，圍著圍巾，是個比我們當時年歲略大的不相識的人。他走進來以後，隨即自我介紹，這才知道竟是當時正在暢銷的那本小說《少年飄泊者》的作者。
當時蔣光慈還叫蔣光赤，剛從蘇聯回來，那一本在亞東書局出版的《少年飄泊者》已經吸引了無數熱情青年。他剛到上海，就在這樣嚴寒的夜晚摸到我們這裡來，實在使大家又高興又感激。
閘北寶山路A 十一號的地點租定了以後，創造社出版部就正式開張了。
可惜我無法在這裡寫下開張的日期，以及當天的情形。反正那時是不會有什麼“雞尾酒會”的，同時在不曾正式開張之前，有些讀者尋上門來買書的，也早已照賣了。
出版部的招牌是橫的，掛在二樓，好像是紅地白字。不用說，招牌字是郭老的大筆。他從那時起，就已經喜歡寫字了。
三德里的房屋，是一種一樓一底的小洋房，每一家前面有一塊小花園，沒有石庫門，一道短圍牆和鐵門，走進來上了石階，就是樓下客廳的玻璃門，這裡就是我們的門市部，辦事處則設在樓上。這一排小洋房共有十多家，租用的多數是社團。出版部的A 十一號是走進弄堂的第二家。第一家住的是老哲學家李石岑，當時正在商務印書館編輯一種哲學月刊。我們的右鄰是一位女醫生，沒有男子，只有一個女伴與她住在一起，不過時常有一個男子來探訪她們。
這是一個古怪的人家。因此這家右鄰的動靜時常引起我們這一群年輕人的注意。那位女醫生和同住的女伴都已經年紀不小了，可是脂粉塗得很濃，每天在家都打扮得像是要去作客吃喜酒一樣。那個時常來探訪她們的男子也是中年人。這兩個婦人的生活很神秘，有人說她們是莎孚主義者。兩人感情好像很好，可是有時又會忽然吵嘴；而且吵得很厲害，會牽涉到許多小事。
有時會深更半夜忽然這麼吵了起來。
站在我們這邊通到亭子間的吊橋上，是可以望得見她們的後房的。有時晚上實在吵得太不成話了，哭哭啼啼，數來數去老是不停，這時性情剛烈的詩人柯仲平就忍不住了，總是拿起曬衣服的竹竿去搗她們後房的玻璃窗，並且大聲警告，叫他們不可再吵。
由於隔鄰而居，已非一日，平時出入也見慣了，因此這一喝往往很生效，她們總是就此收場不再吵了。
這些有趣的小事情，四十年仍如昨日，我還記得很真切。前幾年遊西安，知道柯仲平正在西安，曾設法去找他，想互相談談彼此年輕時候這些有趣的經歷，相與撫掌大笑。不料他恰巧出門去了。滿以為且待以後再找機會相見，哪知回到香港沒有幾天，就從報紙上讀到他的噩耗，緣慳一面，可說是最令人心痛的事。
阜民路全平家裡的那一間亭子間，也就是《洪水》編輯部和創造社出版部籌備處的所在地，我在那裡住過的時間並不長，大約不到半年，出版部已正式成立，大家就一起搬到了閘北三德里。
然而在那間亭子間裡所過的幾個月的生活，卻是我畢生所不能忘記的。
因為正是從那裡開始，我正式離開家庭踏入了社會；也是從那時開始，我第一次參加了刊物的編輯工作，並且親自校對了自己所寫和自己付排的文章。
在這以前，我不過曾在《少年雜誌》投稿被錄取過，又在《學生雜誌》上發表過一篇較長的遊記《故鄉行》而已。
然而這時卻不同，我不僅正式參加了《洪水》的編輯工作，給這個創造社同人的新刊物設計了封面，畫了不少版頭小飾畫，而且自己還在上面發表了文章，這意味著我已經正式踏上“文壇”了。因此一面興奮，一面也非常感激，那些日子的情形實在是我怎樣也不會忘記的。
更有，也正是在那間亭子間裡，年輕的我，第一次嚐到了人生的甜蜜和苦痛的滋味。當時也曾寫過幾篇散文發表在《洪水》上，抒寫自己心中的感情，後來這些散文曾用《白葉雜記》的書名印過單行本，其中有一篇的一節這麼寫道：
“回想起我搬進這間房子裡來的日期，已是四月以前的事了。那時候還是枯寂的隆冬，春風還在沉睡中未醒，我的心也是同樣的冷靜。不料現在搬出的時候，我以前的冷靜竟同殘冬一道消亡，我的心竟與春風同樣飄蕩起來了。啊啊！多麼不能定啊，少年人的心兒。”
這種鬱達夫式的筆調，現在重讀起來，自然不免有一點臉紅。然而想到這是將近四十多年前的少作，自己那時不過二十一、二歲，而且再回想到那時的心情，我不覺原諒了我自己。
那時正是我們要從這間亭子間搬到三德里新址去的那幾天，當時我個人實在有種種理由捨不得離開這地方，可是事實上既不能不搬，而且我們的房東早已先期搬走了，只剩下全平一家人，整個樓上也只有這間亭子間還有我和全平兩人。可是我實在捨不得離開這間亭子間，這正是我要寫那篇文章的原因。我曾繼續這麼寫道：
“這一間小小的亭子間中的生活，這一種團聚靜謐的幽味，的確是使我淒然不忍遽舍它而去的。你試想，在這一間小小的斗方室中，在書桌床架和凌亂的書堆隙地，文章寫倦了的時候，可以站起來環繞徘徊……”
若不是重讀自己這樣的少作，我幾乎忘了我們的全平，有一年他就是那麼神秘的失了踪，彼此天南地北，誰也不曾再見過他，誰也不再知道他的消息。這位《夢裡的微笑》的作者，可說是《洪水》和“創造社出版部”最忠心的保姆。就是我和柯仲平等人，當出版部被淞滬警察廳封閉，並將我們拘捕以後，若不是靠了他在外面奔走，我們這幾個小伙計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可是新的一代文藝工作者，大約很少會知道《夢裡的微笑》這本書（其中還有我的插圖），更不知道全平其人了。
在我的那篇寫於一九二六年的《遷居》裡，其中有幾句是寫到了他的像貌的。這怕是僅有的資料了，現在特地重錄在這里以作紀念：“我們工作的時間，多半是在夜晚。在和藹溫靜的火油燈下，我與了我同居的朋友——這間屋子的主人，對面而坐，我追求著我的幻夢，紅墨水的毛筆和令人生悸的稿件便不住地在我朋友手中翻動。我的朋友生著兩道濃眉、嘴唇微微掀起，沉在了過去的悲哀中的靈魂總不肯再向人世歡笑。雖是有時我們也因了一些好笑的事情而開顏歡笑，然而我總在笑聲中感到了他深心的消沉和苦寂，我從不敢向他問起那已往的殘跡……”
這裡所寫的生著兩道濃眉的朋友，就是全平。關於他的那些所謂“已往的殘跡”，我至今仍不大清楚因為始終不曾正式向他問過，他也不曾向我談過，但不外是愛情上的一些不如意事，也就是他的《夢裡的微笑》所寫的那些本事了。
全平是宜興人，辦事和組織能力特別強，同伴之中是沒有一個能及得上他的。若是沒有他，創造社出版部是根本不會誕生的。他曾到過廣州，籌備出版部廣州分部的工作，住過一些時候，因此早期南方的文藝工作者，也許會有人同他見過面的。
全平同郭老的感情特別好。有一年江浙軍閥內訌，發生了內戰，他的家鄉受害修重，當時有一班進步人士曾組織了調查團去調查這次的戰禍，郭老也去參加了，就是由全平陪了同去的，郭老後來曾在《民鐸雜誌》上寫了一篇紀行的長文。
《洪水》的出版和創造社出版部的誕生，我雖然曾經躬與其事，可是時隔四十年，記憶到底有點模糊了，姑且這麼信筆的記了一些下來。我相信再過幾年，怕連這些也記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