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遇到的挑戰很多，我祖父是個鄉下的窮牧師，卻充滿夢想，要兒子到上海去上大學，到外國去留學。祖父是向人借錢才能送父親到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的。父母親結婚之後到美國，父親在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因為母親生病兩次入醫院動手術，把他們的錢花完了，有一個星期，父親只有錢買一罐老人牌麥片吃，而不得不低頭向外祖父借錢維持生活，他才能夠繼續讀書。
對父親來說，哈佛大學就是擁有幾百萬本書的衛德諾圖書館（WidenerLibrary）。他比喻自己在圖書館求知的經過，像一隻猴子在森林裡尋找堅果。他告訴我們，他在圖書館裡一天可以跑幾里路，如果在一本書裡找不到他要的知識，他就在另外一本書裡找。
他鼓勵我寫作，也同樣的起勁和認真。小時候他就鼓勵我寫日記，他說，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但千萬不要像小學生作文，寫假話給先生看，例如“天天玩耍，不顧學業，浪費光陰，豈不可惜？”那是他在一本學生尺牘裡讀到的句子，使他捧腹大笑。他說，無論寫什麼東西，最要緊的是個“真”字。
父親的書房叫做“有不為齋”，朋友問他，那是什麼意思？他的答案部分是：
我始終背不來總理遺囑，在三分鐘靜默的時候不免東想西想。
我從未說過一句討好人的話。
我不會今天說月亮是方的，一個禮拜之後說月亮是圓的，因為我的記性很不錯。
這些話是父親在三十年代說的，而他一直到老都沒有改變，這也許是他寫作成功的原因。他寫的文章都是“真”的，他不怕把他的感情和思想坦率地表露出來，從不顧別人對他有怎樣的想法。
父親的人生觀，簡單地可以這麼說，“我認為合情理的精神是人類文化的最高理想，而合情理的人也就是最有教養的人。一個合情理的革命家並不是一把新掃帚，把整個宇宙掃得一塵不染，卻總寧願留下一點塵垢。一個合情理的戒酒者，偶爾也喝一兩杯。一個合情理的素食者，也總可以偶爾吃一塊牛排。如果一個人發現了偉大的科學真理，卻失去了人性，又有什麼好處呢？大智能在於不要對人性太苛求。”
這也許是他幽默感的出發點，他能夠看出做人的矛盾，而寬恕一個人。
父親在壓力之下，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南洋大學校長之後，左派人士便想辦法把他弄下台，新加坡的許多報紙都攻擊他，小報更加兇惡，有一家小報竟然刊登了一個人的照片，加以說明是“林語堂的兄弟，是一個吸毒的挖墳墓的人”。我看了十分生氣，對父親說，“他們怎麼可以這樣胡鬧？”父親把報紙拿過來一看，微笑道，“面貌倒有點像我。”
父親自從二十三歲起就夢想發明一架人人無須受訓練就會打的中文打字機。關鍵在於重新把漢字分類——不用康熙部首——進而發明一個便利的鍵盤。一九三一年，父親三十六歲時，他以為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他從上海到美國去和工程師研究打字機的設計，回國的時候錢用光了，口袋裡只有三毛錢。他沒有製造模型的本錢，但是他念念不忘這個夢想。
一九四七年，由於他寫了好幾本暢銷書，有了幾萬美元的積蓄，他以為足夠製造打字機的模型，於是便開始積極進行。
問題層出不窮，每個零件都需請工程師繪圖，以人工製造，開銷越來越大，遠超出他的估計，但是既然已經投資這麼多錢，實在不能半途而廢。
模型造好之後，由我練習打，按照父親發明的“上下形檢字法”，只需按三個鍵便可以打出一個字，比起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笨重難打的打字機，實在方便得多。
父親開記者招待會，各大報以大篇幅刊出“林語堂發明中文打字機”的消息，我們家並且一連開放三天，歡迎各界人士來參觀。語言學家趙元任說，“這是個了不起的發明。”適在紐約訪問的外交部長王世傑說，“我對這部打字機的簡易打法非常驚奇，這是極有價值的發明。”這類的讚許不勝枚舉。
一九四八年，美國默根索拉排字公司（MergenthalerLinotypeCompany）和父親簽約付了父親兩萬美元，取得獨家研發中文打字機的權利，但是由於中國內戰，沒有進行製造。父親發明打字機背的一身債要許多年以後才能還清。他從不抱怨，從不後悔。 “人要有夢想，才會有進步。”他說。
三十年後，計算機時代開始，父親研發的“上下形檢字法”和鍵盤，被台灣神通公司採用為計算機輸入法，父親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但對父親來說，人生最重要的，是做人。他說，“孔子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見行為的重要在文字之上。文章做不好沒有關係，人卻不能做不好。我覺得看一個文化，就要看在這個文化里長大的人是變成怎麼樣的丈夫和妻子、父親和母親。比較之下，所有其他的成就——藝術、哲學、文學和物質生活——都變得毫不重要了。”
父親一直到老，心裡都充滿夢想，覺得世界是美好的。對我來說，他是最好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