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兩種不同文化接觸,那較豐富的一種將向外灌輸而較貧弱的一種將接受之,這是自然而合乎邏輯的。但事實似有使人難以置信者,便是文化的向外灌輸,其蒙受幸福卻是勝於承受外來文化者。中國在最近三十年間,文學與思想方面分明進步了不少,這應該說是全部仰賴於西洋文化的輸入。此種承認西洋文學內容豐富之一般的優越,在自號“文學國家”的中國人聽來,未免為之大吃一驚。五十年前,中國人對於西洋的印像只是砲艦;三十年前,又多了西洋政治制度的印象;到了二十年前,他們發覺西洋甚至也有很優美的文學;而現在,人們方徐徐發覺西洋甚且有較優越的社會意識與禮俗風尚。
這對於一個老大而自傲的國家實在是過大而吞不下嚥的一口東西,但以中國之大,或許竟能吞得下去。無論怎樣,文學的變動終於臨頭了。中國文學勢不得不在內容方面,在體裁方面,遭逢廣大的變遷,為過去二千年間所未經見者,直接受了外來的影響,口說的白話輪到被作為文學的手段;語言的解放,從一個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來。它的字彙大大地增富起來,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學的、藝術的、文學的,大概總之比之吾們固有思想的故舊材料遠較為恰當而確定。賴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補充,體裁上乃發生新變遷,這體裁的現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換了一個面目。致老學究們無力追隨此新的規範——倘叫他寫一篇在內容上在體裁上趕得上現代標準的雜誌文字,將使他茫然不知所措。不但體裁上發生了變遷,形式上又產生了許多新的文學形式,於是吾們也有了自由詩、散文詩、短篇小說和現代戲劇劇本,而寫小說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過。總之,老的批判標準業已廢棄,所謂老的批判標準,很近似法國新經典派之阻礙歐洲認識莎士比亞至百五十年之久。吾們現在有較新穎較豐富較寬廣的文學理想來代替陳舊的批判眼光,結果使文學與人生獲得較接近的和諧,思想獲得較完美的正確和生命獲得較大的真實性。
當然文化輸出的民族是比較發皇的民族,而接觸外來文化的民族,由於環境的劇變,總不免引起紛亂。進步是有味的,但進步也是痛苦的。更不止此,進步還是險惡的。青年中國的心田上,掀起了廣博的精神風浪,吾們喪失了思想的重心,吾們喪失了欣愉的共通意識。調整守舊與革新間的工作,往往非是常人所能勝任,而現代中國思想界尤具有思維不成熟、性情輕躁、理想淺薄的特性。了解舊的文化固甚困難,而明了新的亦非容易。新的文化含有一些浪漫主義的又有一些自由主義的思想,缺乏批判和理智的重心,極端不能容忍任何舊式的和中國式的一切,無批判地接受每年外來的思想新範型,不斷地廣泛地搜尋最新作家,從南斯拉夫搜尋詩人,從保加利亞搜尋小說家。對於外人之揭發任何中國的舊有範型,極度敏感,這僅足證其缺乏自信,一個十八世紀的唯理主義,間歇的憂鬱與過分的熱心,一年一年地追逐新的口號,有似自噬其尾——此等特性,顯露於現代中國的作品。
吾們喪失了堅定的和全盤的人生觀立場。今日,文學受著政治陰影的籠罩,而作家分成兩大營壘,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義,一方面捧出共產主義,兩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當作醫治一切社會病態的萬應藥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實獨立性,大致無以異於古老的中國。雖有明顯的思想解放之呼聲,可是那排斥異端的舊的心理作用仍然存在,不過穿了一件現代名辭的外褂。因為骨子裡,中國人的愛好自由,有如愛悅一個外國蕩婦,沒有真摯的愛情可言。這些是文化變遷過渡期的惡劣一面的形象,但他們到了政治組織上了軌道,靈魂上減少靈智的污點時候,會自然滌蕩消滅的。
這些變遷,一切都是由歐洲文學的影響而傳來的。這影響自然不限於文學,因為中國在一個收割期收穫了所有西洋學術的果實,無論在哲學方面,心理學方面,科學方面,工藝學方面,經濟學方面和其他一切包括於現代精密法則的文化者。甚至小孩子的遊戲、歌唱、舞蹈,現在也都輸入了進來。文學進步的真正結果,已概述於《文學革命》的一節中,此影響為翻譯歐洲作品之直接結果。試一觀此等翻譯的內容與種類,將顯示此影響之形式與程度。
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圖書年鑑》載有一羅列最近二十三年來翻譯的詩歌、短篇小說、長篇說部的書篇名單,原作之國籍達二十六國。這一張表未見得是完全的,但很夠供給我們眼前的參考。倘將原作者國籍依譯作原著者人數之多寡順次排列,則英國四十七人,法國三十八人,俄國三十六人,德國三十人,日本三十人,美國十八人,意大利七人,挪威六人,波蘭五人,西班牙四人,匈牙利三人,希臘三人,阿菲利加二人,猶太二人,其餘則瑞典、比利時、芬蘭、捷克、奧國、拉脫維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波斯、印度、暹羅、敘利亞各得一人。
先查考從英國翻譯的作品,則主要小說作家為:哀利奧脫(Eliot)、費爾亭、第福(《蕩女自傳》亦經譯出)、金絲萊(Kingsley)、史惠夫脫、高爾史密斯(Goldsmith)、勃朗特姊妹(Bronte《洛雪小姐遊學記》和《狹路冤家》)、史高脫(Scott)、康拉特(Conrad)、加斯刻爾夫人(Gaskell)、狄更斯《塊肉餘生錄》、《賊史》、《二京記》、《聖誕述異》、《勞苦世界》、《孝女耐兒傳》、《冰雪因緣》,《滑稽外史》)、哈葛特(Haggard)的筆墨經過林紓譯筆的渲染,獲得的聲譽還遠過於原作的地位。詩人的主要者為:史賓塞(Spenser《荒唐言》)、布瑯寧(Browning)、朋斯(Burns)、拜倫(Byron)、雪萊(Shelley)、華茲華斯(WordsWorth)、道生(Dowson),五種莎士比亞戲劇(、《皆大歡喜》、、《亨利第六遺事》、《羅密歐與朱麗葉》)亦經幾位譯者譯出。戲劇的主要作者為:高而斯華綏(七種劇本)、比內羅(Pinero)、瓊斯(Jones)、薛立敦(Sheridan《造謠學校》)和蕭伯納(Shaw《華倫夫人之職業》,《英雄與美人》,《人與超人》,《賣花女》,《鰥夫之室》,《好逑者》等)。愛爾蘭作家可以約翰沁孤(Synge)、鄧薩奈(Dunsany)為代表。論文作家主要者為:萊姆(Lamb)、木涅特(Bennett)、馬克斯貝爾鮑(MaxBeerbohm)。巴萊(Barrie)和王爾德(Wilde)引起了中國文藝界的廣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兩種譯本,有三種譯本,《朵蓮格萊的畫像》和《獄中記》亦經譯出。威爾斯(HGWells)以其《世界史綱》一書最被重視,其餘的作品為:《八十萬年後之世界》、《火星與地球之戰爭》、《明眼人》。哈代(Hardy)則僅以其短篇小說及詩著稱於中國,雖哈代之名傳遍一時。曼斯菲爾德(Mansfield)經故徐志摩之推薦,亦甚著名。這一張名單包括那些作者他的文學作品經譯成中文而有單行本印行的,但當然並不包括別種著作的作者像羅素,他的影響力是非常之大的。
在法國方面,較重要的作家為巴爾扎克(Balzac)、莫里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九種著作已經譯出,《黛絲》有二種譯本)、基特(Gide)、伏爾泰(Voltaire)、盧梭(Rousseau、《愛彌兒》)、左拉(Zola)、福樓拜(Flaubert《波法利夫人》三種譯本,薩郎波及坦白)、大仲馬小仲馬父子,固已久著盛名,特別是一書幾已成為中國人的共同愛物。雨果(Hugo)的代表作為:《孤星淚》、《活冤孽》、《雙雄義死錄》、《呂伯蘭》、《歐娜尼》、《呂克蘭斯?鮑夏》、《噫有情》。早期浪漫主義作家以沙多勃力盎(Chateaubriand《少女之誓》)和聖皮耳(BernardinedeSaintPierre)為代表。都德(Daudet)的《莎茀》和普蘭伏(Prevest)的《漫郎攝實戈》當然是人人愛讀的作品。波多萊爾(Baudelaire)享名甚盛,若斯當(Rostand)的《西哈諾》亦為一般所愛讀。巴比塞(Barbusse)的小說《炮火和光明》各有二種譯本,就如羅曼?羅蘭(Rolland)的冗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譯本,他還有《白利與露茜》、《孟德斯榜夫人》、《愛與死之角逐》,等幾種的譯本。
德國的正統文學,自然推歌德(Goethe)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二種譯本)、《哀格蒙特》、《克拉維歌》、《史推拉和威廉的修業時代》的一部都經譯成中文。席勒(Schiller)的作品譯出者為《瓦輪史丹》、《強盜》、《奧里昂的女兒》、《威廉退爾》。其餘重要作家為萊森(Lessing《英雄兒女》)、夫賴塔格(Freytag《新聞記者》)、海涅(Heine《哈爾次山旅行記》)、福溝(Fougue)的《渦堤孩》和史托姆(Storm)的(三種譯本)為極端風行的作品。霍普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獺皮》、《織工》、《寂寞的人們》和新近出版的小說《異端》著稱,而他的《池鐘》一劇名曾經一度被用為一種雜誌的名稱。其餘為:蘇德曼(Sudermann)的《憂愁夫人》以及較為晚出的衛德耿(Wedekind)的《春醒》和富蘭克(LeonhardFrank)的《靈肉的衝突》。
除了幾種譯本像霍桑(Hawthorne)、斯陀夫人(MrsStowe)、歐文(Irving)、馬克?吐溫(MarkTwain)和傑克?倫敦(JackLondon)寥寥幾位的作品以外,一般對於美國文學之注意力,集中於比較現代的作品。其中最享盛名的是辛克萊(Sinclaire),他的盛名乃隨著蘇聯共產主義文學狂潮的勃興而共來。他的作品之譯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種之多。而在這一張名單上,似不可忽略果爾德(MichaelGold)的短篇小說和他的說部《無錢的猶太人》。劉易士(Lewis)的作品之較著的譯本只有《大街》一種,德萊塞(Dreiser)則為短篇小說集,其實上述二人都是很著名的。奧尼爾(ONeill)的戲劇有二種(《比利加斯之月》及《天水》)曾經譯出。賽珍珠女士(PearlSBuck)的《大地》有二種中文譯本,其餘她的短篇小說及《兒子們》等亦有經譯出者。
蘇俄文學之狂潮在一九二七年之際,當南京政府成立,推行清黨運動之時開始捲入中國。有似文學上的雅各賓主義之在英國繼乎政治上之雅各賓主義的失敗而勃興,文學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繼乎國民革命之成功而氾濫中國。雄偉的青年的熱情,嘗大有助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革命者,由於不適宜的措置青年運動而失卻其發抒之出路,乃產生一種內向的活動作用,強有力的潛流因於一般的不滿當前之環境而奔騰著。
文學運動的潮流於是轉向了。 “革命文學”(同義於普羅文學)的號筒,喚起了廣大的信徒。一九一七年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成為過時人物,向之所謂青年中國者,不啻被唾棄而加以改造。多數知識界領袖都學得乖乖地守口如瓶,轉而清興勃發,頗起勁地收集起古董古錢來。只有胡適繼續他的呼號,可是他的議論只能抓住一些情緒比較冷淡的讀者,一般的讀者需要更急進的刺激。周作人、鬱達夫和語絲派的作家,似覺太偏於個人主義,而不甚參加大眾。魯迅再接再厲地奮鬥著,抵抗著這個狂潮一年有餘,然後自己也加入了普羅文學陣線。
在短短的兩年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差不多有一百多種蘇聯文學作品,長篇和短篇,狂熱而迅速地蜂擁上中國的出版界,致促起當局之嚴重註意。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Tolst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hin,Ivanov,IvaLuutsSannikoff,Seyfollina,Bakhmetev,Fedin,A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這裡,吾們不用說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羅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訶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這幾位作家在這個時期以前,已經是很熟悉於中國文壇了。契訶夫的全部著作都經譯出,托爾斯泰的作品,譯出者計二十種,包括冗長的(只譯出了一部)、及《安娜小史》。杜斯妥也夫斯基為一般所愛讀的作家,他的作品譯出者計七種,包括。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經譯出者有二十一種之多。高爾基橫跨兩大時代,不用說,是一代的寵兒。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綏夫,愛羅先珂因為列寧的影響也很受人歡迎。一百零幾種後乎革命的蘇聯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種同時有二種譯本出版,且有四種作品至有三種譯本者。舉其享名較盛之作品,則為哥倫泰夫人的《偉大的戀愛》(二種譯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種譯本)、奧古鬱夫的《共產黨校童日記》(三種譯本)、阿志巴綏夫的《沙寧》(三種譯本)、西拉菲莫維支的許多作品(包括《鐵流》)和披裡涅克的許多作品。戲劇方面有西希可夫和依凡諾夫的作品。批評方面有盧那察爾斯基的作品。
這樣大量的產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國一時難於吞嚥,中國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譴責者。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過時了,是毫無疑義的。當局對於文藝事業現正矚視而思有所作為。他們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後果如何,無人能預料之。檢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見之實施。所困難者,在眼前的環境中將拿什麼來滿足人民。這裡有三個方法。第一是謀些好差缺給那班作家,這個方法有時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為禁止他們表示不滿意,這個方法當然是下策。第三為真實地謀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滿足,這光光是檢查制度是不行的。中國人民現在可分為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二派,而後者實居大多數。除非是積極進行建設工作,用公直的態度考慮一切,但憑標語口號,華而不實的多言,不會賦予中國以新的生命,不論是共產主義抑或是法西斯主義。上一輩,他們想把中國倒推進古舊的禮教思想的軌道,包括婦女的遮掩生活,寡婦的守節制度的崇拜,結果決不能使青年中國同情。同時,那些共產主義理想者,肋下挾了大部馬克思著作,蓄長了亂蓬蓬的頭髮,口吸蘇俄捲菸,不斷地攻擊這個那個,也不會救得中國的困難。文學這樣東西,依著者鄙見,還是文人學士茶餘酒後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