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些讀書人是否配受這樣的尊敬?智力的勞動,當然較高於體力的勞動,二者之間的不平等,看似沒有什麼不自然。人類的征服禽獸,乃賴於人類的較高腦力發展。由於智力的不斷發展,人遂獲得動物界中優越的地位。但是當然有人可以發問這樣一個問句——從動物的觀點上——是否人類有權從獅虎奪取山林,從野牛奪取草澤。犬或許予以同意而狼或許另一想法。人類的得以辯解其正當,僅恃其較高智謀。讀書人在中國,與此情形一般無二。只有讀書人,才知道知識的寶藏,只有讀書人才知道歷史和法律,也只有讀書人才知道怎樣在訴狀中機巧地運用字句,以一字而殺人。學問既如此復雜,對之起敬自非異事。這些讀書人及其同類人物,在中國構成所謂“上流社會”,亦即所謂破靴黨。倘再把樹木來做比喻,則此輩破靴黨便是寄生蟲,他們可以不用費力而爬上最高樹木頂巔,而一切中國榕樹,都受著此輩寄生蟲的包圍。換一句話說,他們能夠爬上樹木,附耳說些甜言蜜語,以求土地的滋液,附帶的揩些油水。更進一步,他們時常從樹木擔任吸吮土地滋液的工作。
這就是所謂“包稅”與“專利”制度。它一方面摧毀人民的經濟基礎,一方面侵害國家稅收本身。此等捐稅專利為本地土豪劣紳的衣食父母,這是一種罪惡,自從民國建立以來曾經大書特書。實際上一種抽稅專利權係從地方政府購得,倘其報效額為三千元一年,常可產生二倍至三倍的利潤,土地的滋液,乃似專以豢養這些寄生蟲,可惜人民受了欺壓而毫無裨益於政府或社會,不過肥胖了寄生蟲的家庭。
寄生蟲又是根深蒂固的盤踞於地方上,致任何新的統治權勢必俯就他們,與之合作,或交託他們經手。他們分配著屠宰稅,書寓捐,賭台捐,從他們的投資動機上著想,他們天然希望撈取最大的報酬。此最大報酬的理想,即足證明對於人民的弊害。他們的貪欲沒有限制,因為“最大”一辭沒有確定的範圍。而他們用了專業的知識,又可以發明新的捐稅。每位新上任的官府大老爺,他的夾袋裡也都帶著這些破靴黨。而他們倘與大老爺有一面之緣,也可以自動的公事上或非公事上跟衙門保持著關係。他們或許上衙門去拜訪老爺一次,當其啜茗縱談上下古今的當兒,他們往往會感嘆地說:“唉!想想看,每一縣至少應有一萬五千隻豢養豬隻的槽缽,每十縣就有十五萬支,定每支槽缽抽捐一元,其數目就很可觀了。”說著咕嚕咽一口上好龍井茶。當許多這樣的感嘆和見識閃現時,那老爺很敏捷地多學了幾種搜括民脂民膏的技術了。這位老爺真不勝其感激,還半含無此見識的自愧。他正在世道上慢慢兒熟練起來。而接連上豬缽捐,這破靴黨的讀書人又想出棺材捐,又想出花轎捐。
在著者的想像中,常把這些讀書人與中國繪畫中之聖潔而美麗的白鶴連想在一起,它們是那樣清白,那樣非塵俗態,故能代表道家隱棲的象徵,而仙家都跨之以升天。有人或許會想它們是賴吸取天空清虛之氣以生活的,其實它們卻吃著蛙類和蚯蚓而生活著。它們的羽毛既如此白潔而光輝,它們的步伐姿態又如此堂皇,就吃些蛙類蚯蚓下肚,那有何妨呢!討厭的是它們要吃了東西才能生活。破靴黨先生們知道一切人生的事物,又知道必須生活,而要生活他們一定要有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