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清楚楚,中國祇有兩個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他們享有治外法權而不用領事裁判,享權的起源,遠在歐洲人來華之前。其他是非衙門階級,他們須付納捐稅而服從法律。說得尖刻一些,中國祇有兩種階級,上層奴才與下層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託於樂觀的命定觀念,中國人服習這種綱要很豁達而自然。其實中國並沒有固定的社會階級,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財產的興敗為準則。社會上有僥倖的衙門家族,及有運氣欠佳的家族,他們的兒子沒有入衙門為官作宰,他們的女兒沒有嫁進衙門世界,然各家族沒有絕對的孤立的。由於通婚或由於交誼往來,在中國任何家族中,不難覓得一個遠房表親,他認識張三少爺的教師先生,這位張三少爺的舅嫂是某一局員的大阿姨,這麼牽絲攀藤的關係,逢到有事臨頭,須對簿公庭的時候,極有用處。
衙門家族,再可以用榕樹來做比喻:它的根柢糾紛盤結,轉輾旋繞,復向四周作扇形的輻射。中國官僚社會可以比之於生在山巔的榕樹。經過一番調整的作用之後,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爭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則互相安靜地過著日子。有幾棵站在機會比之別棵較優越的地位,他們都是彼此互相回護著的——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官官相護”。普通平民可比之於泥土,所以培養這些樹木,供給他們以種種營養質料,俾使之生長。如孟子當其辯護君子小人之別時所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又似上說:“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如是,那些樹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氣液之營養,因以發育繁滋。有些樹木比較來得繁榮,它從泥土吸收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們的蔭蔽之下欣賞其茂密的綠葉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榮發者。
唯官府老爺們則對此情形,固熟知其內容。那些候補知縣悶坐在北京城裡候缺的時候,心上牢牢記著,更不斷互相討論著某縣缺肥,某縣缺瘠。他們又把國家稅收用文學的辭藻稱為“民脂民膏”。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領是一種科學,其精妙而變化多端,可比之於有機化學。一個優良化學師能把甜菜根煉成糖,更有本領的能從空氣抽收氮素而製成肥料。中國官場的本領,比之毫無遜色。
可取之處為中國向無固定的階級之分,沒有所謂貴族政治。衙門階級並非為永久的世襲制度,像歐洲封建地主的貴族政治那樣;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黨派相混合。中國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夸其祖先在過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嚐一勞動其手足像法蘭西的幾個貴族或奧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個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後裔,世襲衍聖公,的確在過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嘗勞作。滿族旗兵的子孫,他們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國,其後三百年中可以說真正拱手未嘗勞作,而至今清社雖廢,他們還是懶惰不肯操作——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他們現成為社會學者最感興趣的研究問題的對象:且看一個階級,受國家的扶養經過三百年之久將生何等後果?他們是中國的真正的有閒階級,但他們又是惟一例外。介乎衙門與非衙門階級之間,其實找不出任何顯著而固定的區分痕跡。
所謂家族,非為世襲的階級而為社會的單位組織。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說不盡的千變萬化,不可捉摸。過了四十歲的人,都能親眼經歷:某些人家,怎樣由貧賤而興隆;某些人家,怎樣由富貴而衰落。社會的德謨克拉西,無論在中國或在歐美並非由於任何法制為之維繫,卻是被我們的放蕩的敗家浪子所維繫著,像有位學者曾這樣指出過,此等浪子在中國出品頗為豐富,他們的闊綽的揮霍,使富貴家系的永續成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係德謨克拉西的屏障。文官考試,像中國的科舉之類,常可使懷才的志士從社會底層升騰上來。中國的科舉考試,無人不可參加,除非是乞丐或娼家的兒子。一方面,教育的費用並不昂貴,不致僅讓富裕階級的兒孫獨沾利益。讀書求學,為有才之士所享的特權,卻非是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特權;學問的進修,也從未受貧窮之累而遭遇任何嚴重的阻撓,由是看來,可以說人人都是機會平等的。
中國社會依著士農工商的次序而分成四個階級。在初期農業社會裡,人民的精神是根本上屬於德謨克拉西的,而中國差不多一向滯留在農業社會的階段。中國沒有階級敵對的心理,因為沒有此種必要。士農工商四個階級間的互相往來,不受階級意識和勢利心的破壞,除非是上面說過的衙門階級。一個富商或一位高等官吏可以很和氣親睦地跟一位木匠師傅對坐品茗,談天說地,這是很平常的,或許比之英國大地主的家人跟佃農說話較少虛文。農夫、工匠、商人,都是土地的滋液,大家都是很卑遜、安靜、自重的人民。農人受了孔子學說的影響,被置於農工商三階級之首,因為關心米穀之中國人,常能明了粒粒盤中餐從何而來,是以對農夫感戴無限。農夫與商人和工匠,大家都景仰讀書人——士——認為是一種賦有特權而應受人禮遇的階級。更由於中國文字辨認的困難,此對於書生的尊敬係出自心底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