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華民族之得以繼續生存,非僅賴粗線條的神經之忍耐力,實在他們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卻有賴於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種系統發育的生理移植所發生之作用,你可以觀察每一次新血統的輸入,必繼之以文化上奇葩之開放。觀乎中國人民一般的體力情況,很容易發覺他們並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數,因而發生一種特徵,遇有較為新興而好戰之民族向之進攻,輒無法自圖挽救。中華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緩而安靜地向前蠕動著,這是一種沉著堅定的生活的範型,不是冒險進取的生活的範型;其精神與道德習慣亦相稱而具和平與消極之特徵。這就是歷史上常間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這個民族曾經數度被此等侵略者所滅亡。問題至此轉至“怎樣在此政治上被壓迫的環境下,保持其原來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擋攔侵略之軍事煞星,有如都爾戰爭(BattleofTours)中基督教國聯合抗拒回教軍之所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維護其生存,而且,事實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轉以自榮,而能不喪失其民族特性並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續。是以中華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種特殊的範型鼓鑄出來的,故其祖先的奮鬥力的喪失,不致即陷於種族本質與抵抗力之喪失,此種種族本質的抵抗力存在之關鍵,即為中華民族繼續生存之關鍵。
新血統之混入,很可以說明中國人民今日所具種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歷史上,新血統的混入,往往巧遇於相間有定率的周期,大約每間隔八百年,為一個轉變的周期,好像是中華民族革新所需的規定時期,而促起此種定期的大改革的,乃為內部道德機構之腐化,而非外來之侵略。 《中國科學美術》雜誌曾載有DJSLee的一篇論文,標題為《中國戰禍之週期循環》,內容係將中國歷代之戰亂,作一統計的研究,證明此等一治一亂的循環期,其前後距離大致有一種準確的定率,而非出於偶然。驟思之,如非人事演變中所可能的現象,而李博士則條分縷析,鑿鑿有據,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說來,中國歷史簡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為一個週期。每一個週期的開始,當為一祚命短促而軍威強盛的皇系,結束連綿不息的內戰而統一中國,此後繼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時代,過此時期,則朝代又將一易,而起伏不斷之內戰又起,馬上使京都自北南遷,然後形成南北對峙之局,險惡之形勢日甚一日,最後跌入異族統治的深淵而結束此一周期。歷此乃周而復始,重演過去循環,中國復重新統一而光復本族之統治權,此時期必開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個循環,其史蹟之演進,在它的時間上與前後的因果上,表現出一種不可理解的機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環與下一循環,其形貌如出一轍。像李博士所說:每一循環的相當時期,大約適當文化發揚期之初期,總有一次偉大工程之興築,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毀滅。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偉的萬里長城,以及華麗的阿房宮,曾幾何時,阿房宮便毀於火,延燒綿賡三月之久;第二週期,則隋代有運河之開鑿,隋煬帝也建築過瑰偉的離宮,窮奢而極侈;第三週期,則有長城之改築,此改築之形式,即遺留至今之面目。當明代永樂皇帝之際,曾開鑿幾條新的運河,並興建水閘,著名的《永樂大典》亦為這個時期的一大功業。
此等循環期包括(一)從秦代到六朝韃靼民族之入侵(紀元前二二一年——紀元五八八年),凡八百三十餘年;(二)從隋朝至蒙古族入侵(五八九——一三六七),凡七百八十年;(三)即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這一個週期還未屆結束的期限,但由過去六百年之史蹟觀之,其演進仍恪遵前期之軌跡,明清兩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務,一八五○年之太平軍革命,掀起了第一陣內戰的大波,吾人現正處於慌亂與戰禍交進的上升階段上,此交迸之進展,務求所以相稱於歷史遺傳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遷都南京,便可見之。
故吾人直可未卜先知此後二百年之局勢: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國之被異族所征服。真將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說,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蹟演進亦復相同。周代為中國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時期,周室始祖踐祚於紀元前一一二二年,凡歷九百年而滅亡。第一個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時中國內部比較平靜而強盛,及至紀元前七七○年,已受西北異民族之壓迫,京都不得不東遷洛邑,從那時起,戰爭不息,列國諸侯之併吞攘奪,糾紛日甚,中央政府漸失其統馭封建君主之權力。自紀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為孔子編年史《春秋》一書之斷代紀年,此時期因謂之春秋時代。自四○二年至二二一年則謂之戰國時代,彼時楚國逐漸膨大,控佔疆土幾包括中國南部開化居民區之全部。此週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併吞諸侯而統一中國,乃告結束。秦民族乃混合有未開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國風俗習慣之新興民族。
此種事實,宜以人種學的、經濟的並氣候的原因來解釋,而人口過剩,要為一主要原因。然在其自然法則下,大概可以維持四五百年之治平。世界任何各國,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連綿四五百年之久者,歷史上殆缺乏先例。中國何以能獨處例外,殆無理由可以解答。但試將中國文學史作一觀察,似可發現另一顯明之解釋。每當南北分裂,擾攘紛紜之際,道德機構之崩壞,常反映於詩歌及其他文學作品,本章第一節所舉之幾首小詩,可見一斑。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時期,稱為六朝,自東晉以迄隋室統一中國,此一時期中,華北完全被制於蠻族的戰勝者統轄之下;第二週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這一時期的社會風尚之女子氣,以及文學風格之卑下,適相當於六朝時之生活,六朝以浮華綺靡之駢體文著稱;而宋元之際,則發育一種優柔色情之詞曲,此等詩文,其風格所以為卑下,並非失於字面之貧乏,而失於字面之過於繁縟;凡鋪文陳辭,其字義之輕重深淺,分別務求精細工巧,不復含孕淳樸之田野風味,卻為扭扭裊裊,濃艷細膩之閨閣氣。中國人在此等時期中的表現常有一種文學聲韻上的新嗜好,一方面產生精細的文學藝術批評,並崇尚風雅的貴族生活習慣。
因為那些時期中,吾們常見繪畫與書法之發達,貴族階級起而傳襲藝術之系統,中國文學批評至六朝時始第一次抬頭,而中國第一大書法家王羲之,出身於貴族家庭,亦適當於這個時期。政治的萎弱失統,往往與藝術之纖巧並存,而此時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無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卻能寫得一手好詩。帝皇詩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後主,皆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詩的聖手;南宋徽宗,則為出色的畫家。
不過種族對抗的細菌,卻也在這種時候下種,因為北朝之雄主,只在朝庭的權力上把握住勝利者的地位,其下層基體仍為漢族。雄武的北魏統治階級,屬於鮮卑族,不但接受漢族文化,且公開相互通婚;南宋時代之金(滿族)情形亦復相同,其機體內容,大部仍為漢人。如此史蹟之演化,實為一種發酵作用之進行。此等時代又為文化上接受異族影響的時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傳入,第二週期末之蒙古戲曲及音樂之傳入,均為歷史上不可忽視之例證。至於人種混合的最清楚的實效,可發現於今日北方人語言與體格上之特性。他們那含有粗澀的變音的言語,高巍的體格,有趣而質樸的性情,都為其特徵。異族血胤的混合與文化之交織,即為中華民族所以長存之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