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區混亂、緊張、痛苦的生活促使孩子們普遍早熟，走馬燈似的一批批漸漸同老清阿叔疏遠淡漠。我十一歲那年，夏天和老清阿叔一起在村外靜靜的蘆塘邊頭佈網攔魚，偶然踩到了一個軟綿綿的泛起血色污水的麻袋。這就像火山口突然冒出了滾滾的濃煙，把我純淨如春天的心地抹黑了一大片。從那以後，稚嫩的軀殼裡跳著的已經不是潔淨的童心了。十三歲，我母親不幸死去，父親又在後方抗日，家中丟下我們四個孩子在一起過日子，既忙於爭吵，又忙於照顧。我再讀一年初中就畢業了，千方百計也得想辦法借錢去把它讀完。我肩挑的擔子、思考的內容把我一下子送進了青年時代。我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同老清阿叔親密相處。紛繁複雜的世事向我的腦袋瓜子衝擊過來，得寸進尺，蠶食和侵占地盤，一步步企圖把老清阿叔排除出去……我再不能像過去那樣常常想到他了。虧得我的學校是在農村里，在學校周圍，還常常能夠碰到提問、垂釣、把叉、架弓、設圈套之輩，便能聯想到老清阿叔，聯想到自己童年生活的情趣，心里便覺著溫暖香甜的滋味。我知道老清阿叔很苦。我又何嘗好呢，母親死下來，也是賣脫一畝水田才買得棺材人殮的。升人初三讀書，我走親訪友跑酸了腿也沒借到錢（誰有錢存著呢，都窮啊），結果只得強行入學，學費掛欠。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裡，也不知道因何而苦，甚至不知道究竟什麼才算真真的苦。也根本沒有見過奢華的生活。周圍雖然有比我好過的，但又何嘗沒有比我更苦的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能忍自安，知足常樂，好像人生無非就這樣自然而然地過下去而已。祖祖輩輩不就這樣過來的嗎。我實在還不懂什麼，能想的東西太少而且想得很幼稚。我天賦平庸，所以想到老清阿叔，也只是浮光掠影，一晃而過，並沒有多少感情的波動。
從初中到高中，一直到進入大學，我離開農村去到小城又進入大都市，雖然各方面同老清阿叔的距離越來越大，但是回想起童年的生活，老清阿叔的形像是那麼突出，明顯地超過了我的父親。
我已經只有暑、寒假才能夠回到家鄉去了，後來父親和後母搬到小城裡住，有時我暑、寒假也不一定全在鄉下過。有時在回去之前，先寫了信給姐姐；告訴了行期，到那一天乘船到了鎮上上岸，到碼頭來接我的總是老清阿叔。他穿得很破舊，冬天也裸著頭，臉總是習慣地朝天仰著，手裡提著一根扁擔，過分正經地大聲喊著我的名字。等我聽見了，看到了，跟他打了招呼，他才高興地嘻開嘴笑。然後不管我帶了多少行李，都上了他的扁擔，少了不說，若是多了，他就料事如神般說： “我說要來接哪，你姐姐還說不要呢。你看，這麼多東西，怎麼叫你拿得動！”他顯然平時不大上街，偶爾碰到熟人，人家就問：“老清呀，怎麼上街來啦？”他就神氣地回答說：“喏，來接我家侄子的，他學堂裡回來！”那樣子，好像很光榮很滿足。
他的生活越來越艱難，蒼老得也快。整個農村已經破產了，不是他一家困難，有些原來笑他種不熟田禾的人，比他更糟，竟有許多人吸毒上了癮。不買肥料不買農藥，蟲害蔓延，大面積欠收。有一年老清阿叔一畝田只收了十二斤稻子，其餘盡是白莠。通常年景，老清阿叔的米回到麥收時就空了，奸商趁機放米賬，講定一石米換三石麥，到冬天討賬時，一石麥價已等於一石米，轉眼三四個月就被剝削了二倍去。老清阿叔年紀一年大一年，又身虧，做事不能像小伙子那樣有使不盡的力氣了。他原有個大兒子全生，只比我小一歲，原可以是他的好幫手，可是國民黨抽壯丁，地方上的鄉長、保長，固然看我父親的面子，不會抽他去，他的壯丁捐是照例要繳的，一年沒有二石米過不去。他哪裡交得起？只得央我父親介紹全生去城裡學生意，省得在家得眼。這樣，壯了捐不交了，家裡也損失了一個勞動力。學徒沒有薪水，除吃飯外，老闆只給些零用錢剃頭洗澡，家裡得不到一點補貼。
儘管這樣，我每次回家，老清阿叔總還要請我吃一頓飯。有時候沒有米了（比如暑假），燒不出飯來，捉到了魚、“蝦、黃鱔。青蛙就送到我家讓姐姐燒給我吃。不讓親侄兒吃一點他的東西，就會內疚得不能自安。
我記不起是否曾經有過一次（哪管一次吧）對老清阿叔的款待做過回報。我仔細搜索過我心臟的每一隻角落，每一條縫隙，沒有任何“受之有愧”的記憶儲存，我居然認為理所當然，因為我當時還是一個沒有收入的消費者，我可以視而不見地在窮得沒有衣服穿的親人身上剝下一層皮來。生活中許多先例早就向我做了示範，只不過我自己沒有意識到這種影響並且自己也跟著幹出來罷了。
悠久的歷史形成的心態和習慣，使自私的人能夠在社會上不知羞恥地活得坦坦蕩盪。等到覺悟，人已物化，我也老了，悔之晚矣。
大學沒有讀畢業，我隨大流參加了革命。革命到了勝利的時候參加進去，也像我對老清阿叔的態度，那樣覺悟得過遲了。況且我又有一個國民黨員和科級幹部的父親，我的行動從壞處想，輕則是投機，重則是混進來別有陰謀。當時革命形勢發展如萬馬奔騰，一下子需要千千萬萬個工作人員，不可靠的人利用一陣也無不可，縱有陰謀也盡可讓它暴露出來了再說。要證實自己的忠誠自然並不靠語言，我參加了工作之後再也沒有回過家鄉，每次填寫表格，填到社會關係一欄，我便想到了老清阿叔，我就感到輕鬆，因為他在政治上是一清二白的。正為了這個緣故，我從來沒有把他填上表格。然而每一次填表，我總算又想念了一次我的老清阿敘了。有一次機關里需要增加一名炊事員，找不到人，我還曾想把他介紹來。竟不曾成功。原來他已五十出頭，哪裡還肯背井離鄉啊！金窩銀窩，不及家裡草窩，外邊千好萬好，不及全家團在一起好。他不但自己不肯出來，就連解放前在城里當學徒的兒子全生，在土改中也回到農村分了土地。五二年春天，全生還趕到省城來找過我，已經完全是個壯實的小伙子了，性格同老清河叔一樣憨厚。他來找我的原因，只是為了要買一本農村劇團的演唱材料，這種材料各地新華書店都有供應，全不用找我。可是全生有全生的理由，他像天真的孩子一樣對我說：“我要你幫我揀一本最好的。”可見他對我何等的信任。誰知到了五三年春天，我剛從農村蹲點回來不久，有一天傳達室傳呼有人找我，我走去一看，竟是老清阿叔。他一身舊黑布裝，面目黧黑，不僅過分地蒼老，而且像經受過一場大災難弄得枯敗了。他見了我，只說了一個“全……” 字，眼淚便籟籟落下來，泣不成聲。
原來這一年中，家裡起了大變故。春天裡我嬸嬸患了重病，看病吃藥，拖了一屁股債，當時雖然參加了互助組，也並不像宣傳的那樣就搭上了社會主義的大船，經得起風浪顛簸。他們少做了工分，全年收支差了一大截，再無來處。他們不曾抱慣債，又沒有把公家的東畫當成自己的那種主人翁氣魄，心理上受不住債務的壓力，急著要賺錢來還。那時候村上還有一爿私人開的小車油坊，兩爿豆腐店。依靠政府定量供應的一點大豆，開工不足。他們貪心重，嫌供應太少，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進行反限制的鬥爭。當地產豆量有限，農民私下里拿出來做交易的不多。於是油坊、豆腐坊老闆就唆使一些缺錢用的農民做私販子。全生中了糖衣砲彈，也去干那勾當，憑一副肩膀，兩隻腳板，花整夜工夫，來回走五十幾里地販一挑大豆，賺得三、二塊錢。出了絕力，還擔心驚。倘在路上被檢查的干部捉住，就會連本搭利一起充公。所以大路不走走田埂，田埂不走踩查壟，不知要多花幾倍力氣。全生就因為有一夜挑著一百五十斤的擔子逃檢查，逃脫了力，回來就病倒了。偏偏請來了一個中醫學不好，趕時髦改學了幾天西醫的全能大夫，誇口西法治病好得快。三言兩語，便拿出家甚來替全生掛鹽水。掛到一半，全生就發抖了。全能大夫說：“不要緊，有點反應是正常的。”後來抖得手臂都快把針頭摔出去了，全能大夫還硬捺住了他把鹽水掛完。等到針頭拔出，全生竟從床上竄起來，跳了幾跳，幾分鐘就死了。是什麼原因，也查不出來。許多人慫恿他去控告醫生，他想想，他雖然不敢高攀把醫生當朋友，總也是見了面就打招呼的熟人。他們之間，無冤無仇，更無財產糾葛。他老清有幾畝薄田已進了互助組，幾間破屋全不起眼，整個家產抵不上醫生一個腳趾頭，誰都不相信這是謀財害命，那還費神去追究什麼呢？誰能沒有失誤？木匠會截短一根料，瓦匠會砌斜一堵牆，農民會插歪一席秧，誰叫醫生面對的是人的性命呢？我老清阿叔嘆了一口氣，認了命。他想死的已經死了，再無辦法叫他活轉來，而活著的還在要死，還有什麼閒工夫去計較沒有意思的事情呢！我嬸嬸的病剛有點好轉，哪裡再經受得住這麼大的打擊，病情復又加劇，不幾天便又歸天了。老清阿叔連續死了兩個親人，一句話沒有，只是哭。後來不哭了，一天到夜發傻，給他吃就吃，不給就忘記了。他那比我大一歲的女兒已經出嫁，回來陪了他一陣，也沒法解他的悶。剛巧婆家村上有人到省城來走親戚，便勸老清阿叔跟著來找我散散心，老清阿叔倒肯，所以就來了。
聽了老清阿叔斷斷續續的訴說，除了微微點頭表示我在認真聽著之外，我竟找不到一句合適的話來表達我的情緒。在老清阿叔談到全生挑著重擔拚命逃避檢查的時候，我非常激動，因為就在那個階段，我剛巧在農村里工作，也常常帶著幾個鄉里的工作人員在離家千里外的一處村道口巡夜，查偵私販糧食的“宵小之徒”。
這種莫名其妙的巧合，把原不相干、毫無牽連的兩件事聯在一起，像口同一樣罩住了我的思緒，留下了永生難忘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