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筆寫我的兩個鄰居，很覺為難；總說遠親不如近鄰，一個人和鄰居的關係，實在忽視不得。相處得好，是很舒服的，倘若見面就礙眼，那就尷尬了。比如，清早起來，都是差不多時候去上班，往往你剛走出大門，他也正跨過門檻，如果相好，便會微微一笑，一個說“你早”，一個說“你好”，大家快樂，帶來整天高興，工作累些也不覺得，那效果賽過一碗參湯；如果相惡，就糟了，本來是吃完早點，和親愛的孩子媽貼了貼臉，鼻子上沾滿了香味兒，被柔情蜜意陶醉著，滿面春風跨出門來的，撲面碰著鄰居，驀地便如在冰天裡宿了一夜，一臉霜花，一個向東別頭顱，一個朝西扭脖頸，一件件陳賬宿怨湧上心頭，十億八千萬個細胞都像生錯了位置，渾身沒一塊地方舒服，精神受挫，身體受損，一年三百六十天，難得一天不是如此，誰能受得了？何況過了今年還有明年呢。
所以，我歷來主張，同鄰居應該和睦友好。我像汽車駕駛員一樣，堅決遵守“寧等三分，不搶一秒”的交通規則，至今從未發生過“撞車”事件。有朝一天，居民委員會想到要評選睦鄰模範，我是大有希望的。但是，這次寫小說，我異想天開，要把倆個鄰居寫出來，真擔心會出點紕漏。從來寫小說，總要有褒貶；一褒一貶，會引出一喜一怒，一愛一恨，三家人家，鬧出兩派；儘管我篤定是在多數派一邊，心裡也不受用，萬一以後吵出事來，我就有“拉一家，打一家”的嫌疑。倒不如各各表揚一番，落個皆大歡喜。可是這也很難，古來論功行賞，也不曾有幾回做得公平，哪能就沒有意見了！說了東鄰十分好，西鄰好到九分半，那半分也能掀起風波。自然，全批滿分也可以，不過小說寫成那樣，便如一九七八年的獎金了。世界上的事情，難煞過多少皇帝，我一個握筆桿的，焉能做到八面玲瓏！拍馬嗎，也不容易，一拍沾上一身屁臭，自己因可以假裝聞不見，或者聞慣了不在乎，但在人群裡就難混了。有風的時候還好，只有下風頭的人聞著了罵，一旦風停，四面八方就都會罵過來，豈不成了過街老鼠！所以此路也是不通的。怎麼辦呢？我不禁又想起從前的皇帝來，他們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索性面孔一板，各打五百個屁股，不怕你不伏地謝恩，三呼萬歲。這是我能做得的嗎？
千難萬難，真是寫鄰居最難，左思右想，還是三十六著，不寫為上著。因此，兩年多來，一直未敢動筆。
最近，我的東鄰方鐵正同志不幸病故，哀傷之餘，我的心又萌動起來，為了紀念他，忍不住不寫了。但這種情緒，必然會使我過譽老方而疏慢西鄰的劉長春同志。老劉呀，這可要請你原諒了。人類的感情總傾向於懷念死者的好處，一個人的缺點隨著死的到來會被寬恕，一個追悼會上總免不了看到同死者生前相惡的人，由此可知死對人們感情的變化起著多麼偉大的作用！而你和我，確實是老方的好朋友，我們同過患難，經常互相幫助，都為友誼建樹過功勳。為了他的過世，我們至今還沉浸在悲痛之中，即使我們發生了不愉快，我們也有充分諒解的基礎。這次老方同我們永別，我們已清楚地看到了死神把手伸進我們裡邊來了，我們不能不想到自己也總有那麼一天。如果我今天對你的稱讚j比老方遜色，便覺得不樂；那麼，我鄭重保證，只要我能死在你後頭。我一定有機會像稱讚老方一樣稱讚你的。如果倒過來，要勞駕你參加追悼我的會，那也幸甚，像我上面說的那樣，你也只會叨唸我的好處了。我充分理解我們都能夠顧全大局，所以我毫無後顧之憂。
一
我和我的鄰人——東鄰的方鐵正和西鄰的劉長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身體都搞垮了。那原因無非是挨了些無情棍，受了些窩囊氣。現在也不必再多說。一四人幫”粉碎以後，各種冤案、假案、錯案，逐步清理，平反昭雪，活著的恢復名譽，重新走上工作崗位；死了的也不虧待，都開追悼會。報紙上不斷登載這一類消息，在社會上的反響非常熱烈。老百姓受“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的影響極深，對忠臣的被害，雖然忿忿不平，但現在看到了大出殯，滿足於死後的榮耀，心中也就釋然了。對於追悼會上，偶然夾雜個對死者實有罪責的人，有時也會引起一番議論，但都寬宏大量，並不學“四人幫”的樣子，把他拎出來；認為他既然能在死者靈前同大家一起默哀，也是一種追悔的，表現。當然，有人也談到這可能是裝腔，而裝腔是牽涉到究竟算“光明正大”還是“陰謀詭計”這個原則的，未免放不下心，或有餘氣，或有餘悸；既而想到一個人終於不得不煞住氣焰，裝出“腔”來，又何妨看他今後如何把戲演下去，暫不計較也罷。人民總是樂觀的，對前途充滿信心，自古以來，壞人從來就有，一旦絕種，生活就顯得單調了；鱷魚、老虎，現在都要重點保護；最傑出的醫生，在癌細胞面前束手無策；最平庸的生物學家，卻高喊禁止破壞生態自然，你看這世界有多矛盾！壞人能夠存在，是因為有好人可以欺侮；好人能夠存在，是因為終於能不讓壞人得勢。你看，生活不就是這樣嗎。
我們三個人，都關心這種帶有運動勢頭的追悼會。有時一起閒聊，痛罵一頓“四人幫”之後，便往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講一點心酸的話，開幾句苦楚的玩笑。有一次，劉長春長嘆一聲說：“唉，十年'文化大革命'，想做的事情不曾能做，現在老羅，好時光錯過羅，身體垮成這個樣子，你們要替我開追悼會羅！”
我看著他紅潤的臉色，已經發胖的身體，比三年前年輕了十歲，正在返老還童，心裡十分羨慕，嘴裡卻說：“老劉，我們三人中，論年紀是你最大，按理你應該先死。你的兒女都成人了，自己也當過幾年（區房管所）主任，雖然'文化大革命' 中丟了官，例證明你同林彪、'四人幫'沒瓜葛，落得一身清白。無論從哪方面說，都不算虛度一生，人困難免一死，你我誰能破例，細想起來，的確還是你先死為順。”
我說罷，自己先笑。方鐵正睜大著近視眼，在鏡片後盯著我，那蒼白清瘦的臉，正兒八經，先張開嘴巴“哧”的一笑，然後又罵我說：“扯淡。”便抿緊了尖瘦的嘴，不再理睬。老劉聽罷，皺起眉頭，半閉著眼睛瞅住我，半惱半笑地說：“你看你，我一說死，你就巴我第一個，盡念咒語，再沒一句好話。”說罷，撫了撫臉，挺了挺胸，還做了個擴胸的動作，好像聽到了晦氣話，要為自己壯膽似的。
我笑得更甜了，連忙分辯說：“哪裡哪裡，原是你自己不好，要我們參加你的追悼會，你不先死，這會我能有價嗎？我倒希望走在你們兩位前頭，免得為老朋友傷心掉淚。”
於是，老劉也跟著我笑了。但這笑，就像敲錯了琴鍵一樣，隨即戛然止住。因為我們都看到老方沒有笑，他啄著嘴，一臉不屑的神氣，分明在罵我們言不由衷。因為他明明知道我們最擔心的是他的身體，他是最可能走在我們前頭的。他看出我們故意迴避不說，就生氣了。好像我們要瞞著他把狀元搶走似的。
這無聲的責備，逼得我和老劉互相使了個眼色，一時沉默了，後悔不該開這種霉氣的玩笑。起初，我們到並非有意，後來確實是存心不說他的。現在被他看穿，真覺得虧待了他，有點過意不去；好像只有贊成他第一個升天，才對得起他似的。
要在這種窘境中解脫出來，我是個低能兒，我竟說：“好，好，不說了，不說了。”這分明是廢話，本來就已經不再說了嘛！這更是蠢話，難道“不說”還要發表聲明嗎！
老劉畢竟當過主任，會做思想工作，他倒似乎認為我的話揭開了蓋子，便抓住戰機，直截了當攤牌了。他板著臉，又正經。又嚴肅地說：“老方。你確實應該當心，你看你的身體，一天天壞下去，叫你吃藥不吃，叫你休息不休息，叫你鍛煉不鍛煉，一天到夜還在狗一樣叫，貓一樣跳，你究竟還想不想活下去？這話我跟你說過多少遍了，你不聽，你要做頑固派；再不改，你的命就要頑固掉了，有好處嗎，唔？”
這些話，聽來狠得過分了，但卻明顯地是為了一個同志的生命擔憂，狠得越過分，就是越關心的表示。我自愧不如，我不能這樣做；我也很感動，我承認老劉對老方的感情確實勝我一籌。於是我連忙說：“是啊，老方，大家都很關心你啊（我不敢說'我很關心你'，真慚愧），你的身體，是要趕快修理修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活著，還怕沒有事情幹嗎！何必急得那樣子，像來不及了似的，白天忙了不算，還磨夜呢。”說到這裡，老方好像不耐煩了，簡單明白地插話道： “我睡不著。”
我不甘心地說：“睡不著，就吃點安眠藥，總不能任它去，一個人有多少精神呢……”我還想說下去，忽然被老方睜大的眼睛盯得有點吃不消，好像他在責問我： “你剛才聲明'不說了'，還嚕嗦什麼？”我連忙閉上了嘴。
這時候，老方才把眼睛望著別處，毫無表情地說：“我只想再活五年。”
“五年？”老劉大聲說，甚至站了起來：“你這個聰明人，給什麼迷住了心竅？你今年幾歲了？四十六，比我小八歲，難道連我這點年紀都不想活？孩子還小，老婆還年輕，你能死了嗎？”老劉說著，忽然憤怒起來：“'四人幫'要整死我們，我們都挺過來了，那時候，我們就是不死，要活著看到他們垮台，這不是，他們垮了。告訴你一件真人真事，省委書記老周被關起來的時候，'四人幫'想害死他，又不敢下手，他們一面裝腔作勢，告誡他不許自殺，一面卻在關押他的房裡放了繩子、小刀、安眠藥、敵敵畏……誘他上鉤。可老周哪，就不上當。你想想，你還能……” 說到這裡，老劉忽然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連忙看了看表，說：“總是為了你，又過了五分鐘了。”說罷轉身就走，還連連回頭說：“你想想，你捨得，我還捨不得你呢。”
我也看了看表，二十一點過五分，唔，不錯，老劉上床的時間是二十一點，真超過五分了，這是難得的、三四年來，老劉定了個作息時間表，執行得極嚴格，他的身體明顯地健康起來。唉，假使老方也能像他那樣，何至於叫人擔優呢！
老劉走了，我又不敢再講話，沉默了片刻，老方站了起來，一面走，一面咕嚕道：“我只想活五年。”
他一點也沒有聽我們的勸告。
二
我想著這兩位鄰居，當天夜裡竟失眠了。
這兩個人，都是犟脾氣，從來不聽勸。各人還自以為是，要求對方聽話，真是怪極了。更奇怪的是，他們不但不抱成見，反而很合得來似的，一向互相關心，互相照顧。為了老方的健康，老劉一再勸他像自己一樣，有計劃地進行持久的體育鍛煉，要他早晨起來跑步，下午打太極拳，晚上做氣功，並且把買來的有關資料送給老方。老方不聽。老劉不灰心，有一次便請人從吉林買到一斤人參，他按原價讓半斤給老方，老方不要，他就送了兩支。到下一年過了梅雨天，竟發現都霉爛掉了。他把老方狠狠地罵了一頓，聲明從此不管他了。可是，有一次老方病重，一時住不進醫院，他卻千方百計走後門讓他住進去，而老方卻待不住，治療得稍有好轉就出院。老方呢，一貫主張老劉在落實了政策以後應該去上班，老劉至今不去，他說： “這算落實的什麼政策，我本來是第一把手，被'四人幫'坑害了這些年，反倒叫我去當第二把手，我咽不下這口氣。”老方就說：“第一也好，第二也好，不都是為人民服務嗎？”老劉大笑道：“你們知識分子就是呆，也難怪，沒有當過頭頭，不懂。第一和第二，相差十萬八千里呢。”老方不贊成說：“你是受過'四人幫' 害的人，竟也會沾上'權迷'的習氣。”老劉不滿道：“不是我去奪人家的權，是我的權被別人奪了，不還給我，我就不上班，我是受害者。現在降職使用，倒像是犯了錯誤，這不是顛倒了嗎！”老方也不滿說：“就算你有理，人民總沒有虧待你，不做事，白吃人民的，總說不過去。”老劉一揮手說：“算了，你是個迂夫子，同人民的賬，也不是一天兩天結算的，死下來總算吧。我身體不好，現在就鍛煉鍛煉，這不是為了將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嗎。”講來講去，就是這樣。老劉不但不去上班，反過來倒要老方代他起草遞給組織上的報告，老方也居然會答應，兩個人常在一起，細談情況，斟字酌句，花掉不少時間。這種報告前後打過幾次，老方白天沒有空，都是熬夜寫出來的。更動人的是老劉的兒子，功課本來極差，七七年高考低於分數線很多，後來跟著老方補習，七八年竟考取了大學。現在，老劉的女兒，又幾乎每天晚上都拿了課本上老方家去，老方也從不厭煩。我在旁邊看了，著實感動，又覺得老方耗費的精力太多，實在有點替老劉說不過去；也難怪老劉會對老方如此情重。說到根上，總是既然住在一起，不會沒有這些往來，也說不上誰沾了光，誰吃了虧，反正是為大家好。都值得稱讚。
但是，老劉畢竟是很會照顧自己的人，不僅用不著我擔心，倒是更值得我羨慕。我的身體，本來比他強，由於他堅持體育鍛煉，我竟不如他了。確實，我們是很聰明的，終於找到了延年益壽的最好辦法。參加體育鍛煉的人越來越多了，在我家門前的廣場上，每天從清晨三四點鐘開始，就開始有各種各樣的跑步聲。青年人最有雄心壯志，他們豈止為了健康，還力爭當出色的運動員；中年人就不同了，無非是為了加強抵抗力，保住朝氣而已；至於老年人，生活在這樣美好的時代，實在不忍離去，也參加了這個行列，因為即使做不動什麼，活動活動筋骨也是好的。我深深被這種精神所吸引，所感動，覺得個人的身體也是革命的本錢，實在無權玩忽，也常想參加到鍛煉的隊伍裡去；有時候真的做了，但總是一天捉魚，十天曬網，堅持不下去，而且起得過早，鍛煉得過分一點，反而早飯以後想睡覺，上班也差勁，人家笑我煉的不得法，而我則模模糊糊地想到鍛煉也要具備條件，我一天到夜很忙，體力消耗得多，本來就累了，再鍛煉豈不更累。但又怕別人誤會這理由是為自己意志薄弱辯護，自然不說出來。
可是，老方是腦力勞動者，意志又堅強，身體這樣差，為什麼不肯聽老劉的話呢，鍛煉鍛煉，對健康應該有好處啊！他是我們之中最年輕最有作為的一個，如果這樣下去，豈不糟糕！想起來，老方的經歷，也真叫人感嘆，他四九年就參加黨的地下組織，解放後就在黨委部門工作；五七年反右後，就調到中學裡去教語文。他是個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人，工作幹得很出色，但從未受過表揚，他也從不計較。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翻他的檔案材料，才查出五七年調來中學的原因在於思想嚴重右傾，有同情右派的言論。這樣重大的政治結論，他竟像被蒙在鼓裡。這時候別有用心的人，就抓住這一點，說他是內定右派。他當然不承認。他性格本來就犟，竟硬頂起來，於是從靈魂到肉體，被鬥得七葷八素。從此竟一蹶不振。起初還堅持勞改，在學校裡打雜，從掃廁所到拉板車都乾；後來躺倒了，又被認為是裝死，罰他站在冰天雪地裡請罪，一直到失去知覺。之後便常發氣喘病，不久又查出心臟不大好，自然是肺心病了。他又不懂得肺心病的厲害，平生也不曾學會照顧自己，一旦讓他工作，他又拼命地干，發病的時候，喘得躺不下去，就乾脆備課或批作業，往往幾乎整夜不睡，看了真叫人心痛。近兩年來，精神上愉快了，更是不要命地干。我有時半夜起來解手，總見他房裡的燈還亮著，湊進玻璃窗一看，他還在埋頭批作業，喉管裡“嘰兒嘰兒”的喘聲，竟響出窗外來。我憐惜地說：“老方呀，你不要命啦，還不休息！”他便說：“快好了，就睡就睡。”卻不動身。我看不過，有時推門進去（他從不閂門，愛人在鄰縣做婦女工作，難得回家），合掉作文本不讓批。他忙揪住，笑著說：“你看你看，這個學生想得有趣，但不會寫。” 我當然不肯上當，乾脆滅了檯燈。他拗不過我，嘆一口氣，坐到床上去說：“睡，睡。”然後又咳嗽，喘著說：“這些學生，都快高中畢業了，作文還寫不順，錯別字好多，他們同我們一樣錯過了光陰，再不抓緊些，將來怎麼辦？”我非常感動，功道：“你也要替自己想想，身體再垮下去，怎麼辦？”
我的話完全沒有用。他不但沒有改，從去年十二月，他那“內定右派”錯案得到改正以後，整個寒假，他幾乎門檻不出，成日成夜伏在桌子上寫著寫著。問他在幹什麼，他起初靦腆著不肯說，後來才告訴我，他在寫一本反映學校生活的小說，他要用自己的體驗去感動學生，他要讓學生充分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他要推動學校的工作更好地為四化服務。我又高興又憂慮，說：“好雖好，你吃得消嗎，該量力而行啊！”他笑著說：“勁道上來了，倒放不下手；這小說一動手寫，就像發了神經病，旁的事都想不進去，腦子裡想的盡是這事兒，夢也做著它。”我說：“這可糟了，你還是不要寫吧。”他搖搖頭說：“已經上了馬，總要跑到頭才能歇了，否則，就是手停了，心也停不住。”
寒假過去，他顯然又瘦了不少，但那時候穿了棉衣，還沒有徹底暴露出來，只是更像老頭子了，佝僂著背，腳步拖沓，右手時時按在下肋骨處，好像那裡生疼。天一熱，脫棉換單，使人大吃一驚，他真是皮包骨頭了。他卻開玩笑說：“這裡邊也有學問，課文裡有'精瘦'這個詞；什麼叫'精瘦'，以前我只會解釋成'瘦極了'；可是，'瘦'到什麼程度才算'極了'呢？總還不懂，現在可明白了：只要用手指按住肋骨推皮膚，若推得動，那還不算'精瘦'，要真正推不動，皮貼牢在骨頭上，夾層裡不再有一點肉，才叫'瘦極了'。”說罷，竟開朗地哈哈大笑。我也算是個樂天派，也想說幾句俏皮話，竟乾了嗓子，講不出聲音來。 ……
想到這些，我怎能入睡。睜眼看看，他的房裡仍亮著電燈。我躺不住了，穿衣下床，悄悄走近他的窗口。我看見他伏在桌上，正在全神貫注地用筆指點著一篇作文，向站在桌邊的老劉的小女兒講解。不知為什麼，我竟留淚不住，心裡又酸又甜，又愛又怨，又苦又痛，不辨所以了……
三
一個人，像老方那樣夜以繼日地勞累，即使有強健的身體也是不能持久的。我和老劉都十分後悔沒有能及時把他阻止住。
實在說來，我們還不夠關心，也不完全懂，存在著盲目的僥倖心理。一天過去了，老方好像和昨天差不多；十天過去了，老方好像還是那個樣子；一個月過去了，老方也並沒有躺下來。於是就認為大概還不要緊吧，有意無意之間就讓他一天又一天地拖下去，姑且看看再說。我們好像在做著一種試驗，試試一個人的生命力能頑強到什麼程度，究竟具有多大的戰勝疾病的能力，究竟死亡怎樣才能夠靠近這個堅強人物的身體。 ……我現在不得不承認我是這樣的殘酷！我枉為老方的老鄰居，幾十年親密的接近竟不曾使我認清他的品格；我竟沒有想到這個人從來沒有叫過苦，從來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過頭。他從來就是甘願燒儘自己的油脂、照亮別人的火燭，從來就是慷慨剖開自己胸膛，提供甘泉的甜瓜。我早就不應該指望他會向病魔屈服，早就不應該認為他有一天會喊吃不消而躺倒。 ……我們總是容易關心那些有一點病痛就大喊大叫的怕死鬼，而忽略了甘為人民赴湯蹈火的英雄好漢的生命。我們為什麼這樣愚蠢！
老方在寒假裡寫的小說，三月裡在全國性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了，評論家還寫文章，稱讚他寫得好。我們這個小縣城，立刻轟動起來。大家議論紛紛，猜測小說裡的那些人物，是指實際上生活裡的哪個、哪個，甚至還來向老方討謎底。學校裡更加熱鬧。那些被猜成正面人物原型的，心情舒暢，十分有勁，拼命要做出更大貢獻，好讓老方再寫一篇。少數幾個被懷疑是犯有官僚主義或對教學工作不負責任的模特兒的，不免暗暗鬧了一陣情緒，深怪老方出他們的洋相，過後想想，大都能夠覺悟，有所悔改。只有極個別的人，竟懷恨在心，盼望第二次反右，好把老方打下去。還有一些人，雖然自己身上明明也有小說裡指出的那些毛病，卻連聲稱讚老方寫得好，說那種人確實應該批評，否則就妨礙四化，自己卻偏偏不改。這種人大概也是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早就練老了臉皮，或者是長期被觸靈魂把靈魂觸僵了。這些都瞞不過學生的眼睛，都是他們告訴老方的，後來老方又把這話告訴我和老劉，並且謙遜地說：“總還是我技巧不夠，熱情不熾，不曾能夠感動這些上帝。”
總之，老方成了人所共知的作家。內容儘管有爭論，文字功夫卻無人不說好。學生像一群蜜蜂似的繞著他，他教的又是畢業班，誰都知道現在考大學有多緊張，認准了好老師，個個都希望多受點指導。所以，每到晚上，穿梭似的上他家來，拿出作文請他面批。他們總是把他團團圍住，就像是繭皮困住了蠶蛹，顧不上這蠶蛹快要把絲吐盡了。他強喘著氣，耐心地講解，有時還發出帶喘的“呼哧，呼哧”的笑聲。 ……就這樣一天一天忙碌著，一直到把這批學生送去考完大學。他看來一直很興奮，臉色常常發紅，眼光很亮，好像腰板也挺直了一點。我和老劉都暗暗驚奇，覺得生命實在偉大，實在神秘，以為奇妙的精神力量會使他在千錘百煉中健康起來，我們忘記了他的軀殼也是物質，忘記了任何物質承擔壓力都不能超過限度。誰都體會不到那個時期疾病究竟怎樣在折磨著他，他又用怎樣巨大的毅力同病魔抗爭。
高考揭曉，他教過的兩班學生，語文成績沒有一個不及格，平均分數是全專區最高的。老劉的小女兒，也考取了大學。這些消息，就像是一支支強心針注射進老方的身體裡，使他有可能作最後的一躍，暑假以後，他毫不猶豫地又登上了講壇。
終於有一天，他像一張硬弓的弦，鏗鏘一聲繃斷了。
那天早晨，我去上班，像往常一樣，他也走出門來。打過招呼，我就見他身子微微一顫，咳了幾聲。我以為是今早上比昨天稍稍冷了一點，並未引起特別注意。我們還同走了一小段路。街邊的梧桐，落葉增多了，但街心花園的菊花，卻正盛開。我們就在那里分別，這時一天晴朗，陽光已經照到樹頭，高空裡飛過幾隻鴿子，響起一派輕淡縹緲的哨聲，老方抬頭看看，還微微笑了一笑，好像非常欣賞這美妙的天曲。這一天我非常愉快，因為工廠要新建一個車間，決定派我到外地去參觀同類工廠，收集參考資料。這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也可以見識見識外地的風光。下班後，我一路輕快走回來，一進院門，就覺得有些異樣，三家人家，寂靜無聲，不見一個人影、喊了幾聲，無人答應。突然，老劉流著眼淚出現在我的面前，嗚咽著說：“老方死了。”
我頓時如遭天打雷劈般呆住，似乎大叫了一聲“怎麼會呢？”其實這句話並沒有說出來。
“已經送殯儀館了。”老劉接著說：“我們兩家的人，都在幫忙。”
我一頭衝進老方的房間，好像偏要在這兒再找到他似的。 ……我像撲進了大海，被波濤顛簸得搖晃起來。我支撐在一張椅背上，眼淚無聲地嘩嘩直淌。
我立刻想起了老方一年前說過的那句話：“我只想再活五年。”我覺得我們真傻，當時竟一個人也沒有聽懂，他這不是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他已經活不到五年了嗎！可我們……我們真傻呀！
我抬起淚眼，看看老劉。老劉站在台前，正聚精會神地看著台上的幾張紙，臉色非常難看。我不禁也伸頭去看，很快就弄明白，那是老劉請老方代筆卻還沒有寫完的一份申訴書（據我曉得，這已經是第六次申訴了）。我不禁想起昨天晚上的燈光，這應該是老方最後的筆跡。
當時我確實沒去想別的。但是，老劉忽然像女人一樣大聲地哭起來，我驚異地呆望著他，因為從未見過他這種樣子。我這種態度不知道觸動了他哪一根心弦，他竟哭哭啼啼朝著我喊道：“我要把兒子、女兒都叫回來參加追悼會！我要把兒子、女兒都叫回來！……”
…………
為了替老方治喪，我請了三天假，開過追悼會以後，領導上就催我趕快出差。
我隔天買好了早晨六點鐘的火車票，打算五點起身，吃點東西動身。這樣時間也很充裕。
這天清晨，我按時起身了。孩子媽也被吵醒過來，她睜眼看了看表，就說： “還早呢，才四點鐘。”
我連忙再看看，果然只四點。不禁苦笑一聲，覺得自己這幾天真有點昏頭昏腦。但既然已經穿好衣服，也就不想再睡。嗽洗完後，打開爐子燒早飯。坐著無事，就走出門來呼吸點新鮮空氣。深秋的早晨，氣候已經涼了，穿著絨線衣，仍覺單薄。這時天色濃黑，門前廣場四周有幾盞路燈，透過梧桐枝葉，一線線射到廣場上，明暗相間，有一二十個人，已經在那裡鍛煉身體，有的跑步，有的打拳。我真自愧不如，又一次想起了老方，便更羨慕這些強健的人了。
我一面深呼吸，一面信步走去。我看到近處梧桐樹下，有一個人在原地跑步，上身一件汗背心，下面一條短褲頭，氣喘吁籲，一線燈光照在他的臉頰上，看出那晶亮的汗珠，如雨點般滾落下來。我欽佩得五體投地，不由得再靠近去細細欣賞這位傑出的鍛煉者的神態，我很快就發覺他竟是老劉。
這時候，我心頭驀地湧起一股非常厭惡的情緒，幾十年來我第一次失禮了，竟不曾招呼他就迅速回身走開。我憤怒，我憎惡，我頓時背叛了我一貫稱羨的東西，我詛咒這種鍛煉！當時我的神經顯然出了毛病，我竟辨不清什麼叫生，什麼叫死，不知道我的兩位鄰居，活在世上的究竟是老劉還是老方。我強制自己不再想下去，以免真的發起瘋來。
1979．1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