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和孩子都不知道我會從天而降——當帽簷低垂的我走進那陰山背後。終日不見陽光的10平米小屋時，正是個殘冬的夜晚。母親戴著老花鏡，正在為孫兒縫補衣裳；兒子伏在一張木桌上做作業。
我拉開那扇吱吱亂叫的木門，走了進去。母親愣住了，兒子回頭看見是我回來了，高聲叫了一聲：“爸爸——”母親趕快捅開蜂窩煤的爐子，讓爐火更旺一些。她見我帽子捂得嚴嚴實實，一定是認為我很冷很冷。屋裡的燈光很暗，一老一小還沒看見我是面部帶著傷回家來的。
“快烤烤火，我說這兩天我總是左眼跳個不停呢！”母親一邊端詳著我，一邊綻露出笑容說，“左眼跳來，右眼跳災。”
我告訴母親，我是傷後來探家的。因為我在家中不能永遠戴著那頂棉帽，索性把它摘了下來：“媽，您看——”不等這一老一小詢問，我就把發生在張家口的事情，一股腦抖落給母親和孩子聽——當然，我盡量說得像小病小災那般輕鬆。
母親的眼淚立刻流了下來。已經16歲、正在讀初中的兒子，身高已經超過我半頭，他平視著我說：“奶奶，爸爸連眉毛都燒沒了！”
母親顫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親按坐在床上，盡量裝出歡快的樣子，安慰這一老一小說：“大夫說了，眉毛還會再長出來的，臉上也不會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個放心。”我彎曲下身子，讓坐在床沿上的母親看個清楚。並儘量沖淡著小屋內的沉鬱氣氛， “大難沒有倒下，將來必有後福。您說對吧？！”
母親用她的手心，撫摸了我的臉好一會兒，才放下了她的手掌——我闖過了這個感傷的關口，就是一個不小的勝利。俗話說“'母子十指連心”，老母親能不為此而過度悲戚，我也就鬆了一口氣。母親在為我深夜做飯的時刻，兒子在我臉上塗抹著我帶來的止痛藥水，本來這一老一小都該是受我照顧的，而我一個漢子，此時卻只能被這一老一小關照，想到這裡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麼了？五七年的那些往事，越來越被歷史的發展證明，一些直言國是的人的話絕大多數是正確的——怎麼歷史已然過去了十幾年，只不過說了一點點真話的我，依然是這副模樣？不！我比過去還不如了，過去我還有夢，而今連夢境也沒有了——這不是一具會出氣的活屍了嗎？ ！
回想我養傷的那幾天，在我的改造史上雖然十分短暫，但可以說對我的思想，也是一個重要的療程。那17歲就歷經了五花大綁的英木蘭，還有攀登40米高大煙筒的生活之勇，我在生活的重壓之下，竟沒了任何一點突圍的勇氣——儘管現實是一塊鐵，但是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一書中，不就是描寫的在死亡線上，勇敢的面對鐵的現實，而自我突圍，並獲得了生命的故事嗎？ ！當然，每到孩子去了學校的時候，母親總是用宿命論的觀念，叫我安於現狀活下來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與母親和兒子擠在一張大床上睡覺的時候（當時我家只剩下一張木桌和一張木床了），一個非我和另一個真我，就展開靈魂上的對話：
“你過去可不是這個樣子對待生活的。你為了磨練意志，曾經捨棄坐火車，從二百多里外的茶淀農場，以自行車的輪子，代替火車的輪子，進行過自我磨練。”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說，“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更看不見這種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於失望之中。從五七年起，你的生活佔有是個富翁——儘管你現在還沒有表現這一底層生活的機會，你要去爭取這一機緣。”
非我說道：“我只想隨遇而安了，因為這個歷史的暗夜太長太長了。”
“你大概早把雪萊的詩忘光了吧？他在詩裡寫道：'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你也學過幾天辯證法，古語中說的'物極必反'，'文革'走得相當遠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壽命的邊緣？你考慮過這個問題沒有？”
當真我把非我問得啞口無言的時刻，我就會從夢境中醒來。在這一刻，我聽到母親的輕微的呼嚕聲。她說過，只有我睡在這個家裡的時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聲。我從她的鼾聲中得到了認證，可是我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她的身邊來呢！為了母親和兒子，我再不能自甘隨波逐流，我應該為改變命運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這種發自於內心的聲音，搖撼了當時的非我，我在那幾天除了去醫院看病換藥之外，全部的時間，都用在了走訪昔日的朋友上。燕祥家我去過，厚明家我去過，紹棠家我當然更是跑了幾趟。但是非常不巧，3個人中間，我只見到劉厚明（記得燕祥當時在搞個什麼劇本，人未在京；好友紹棠，那幾天正在老家通縣。紹棠愛人曾彩美，想叫紹棠回來與我一聚，因我歸程在即，沒有應下彩美之意。她說，紹棠已經給我往大辛莊農場發出了信件。我之所以能夠破帽遮顏在北京城內穿行，大概是得益於真我的甦醒——因而我把這次回京，看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緒變化歷程。
重新回到大辛莊農場，張滬除去詢及我的燒傷經過，當然也非常關心家中的情況。之後，她拿出了兩封信給我，一封是紹棠的來信，他在信中寫道：
維熙：
你有了想重新進入文化圈子的念頭，是個重大的變化。我覺得不管你
能不能進入長治文壇，己然在思想上是個升騰。因為它證明，你的文名，
你的創作能力，在主導你恢復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寬一些，長治想要你，
恐怕還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於未來。中國的發展與繁榮，要靠現今四五十歲的人才；北
京文苑的百花盛開，也要靠咱們這些“二度梅”的開放。浩然一個人，太
寂寞了。萬紫千紅才是春。近日我寫了一首詩，摘以下四句給你：
惡竹根除去
雨後發春筍
請君拭目待
新苑花似錦
你的處境已大大改變，小眾即將自立，更無後顧之憂。一定要趁年富
力強，寫作和儲蓄一些作品。今日無用，將來未必無用。書到用時方恨少！
……跟你這封信同時來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漢寄來的賀年信。前些日子，
武漢流行著我的小說，李冰和吉學霈向我二弟打聽我的情況，深表惋惜之
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學霈，他們不是也沒有新作問世嗎！我妹夫與周立
波住在一個居民樓，每天都看見他，氣息奄奄，朝不慮夕矣！跟他相比，
我們有年紀的優勢。誰笑在最後，誰笑得最好！
……
我昔日與紹棠有約，他給我寫信是不留名的，但是他那筆十分漂亮的鋼筆字，給我帶來很大的安慰。因為我在北京沒能與他見面，這真稱得上是見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家協會段杏綿大姐來的，由於這封信已然丟失，無法在這裡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與我的文學生命關係甚大，所以我至今還記得。她在信中的大意如下：她說她接到我的信十分驚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關於我能否離開勞改農場，去文化單位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過，她已與有關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辦法——但是無論如何，組織部門也要看看你的檔案的，不知山西勞改局是否存有我的材料。她讓接到信後，把我被勞改的“原罪”，簡單扼要地寫一份寄給她。信尾只屬了她一個人的名字，馬烽同志並未屬名。
我與張滬仔細地研究了杏綿大姐的來信，得出的結論是：道是無情卻有情。表面看上去，杏綿談了一些困難，但是在字裡行間，閃爍著人間難覓的真情。馬烽同志沒有屬名，是情理當中的事情，不久前在報紙上似乎看見他曾隨江青去過大寨，政治上是屬於爐火純青的類型——但我們也分析到，杏綿這封回信，絕對是經過馬烽同志過目的——除非他當時不在杏綿身邊。
兩封來信，都給我帶來了希望。紹棠給了我力量，杏綿的信則讓我看見了一絲曙光。是的！從1957年到1975年，時間已然流逝了17個年頭，要是以日為單位計算，17個365天乘在一起，我已經勞動改造了6215天——人的一生有多少個6215天？而在這龐大的數字裡，我修理地球中的感受自然不少，但是喪失了我多少可貴的寫作時間？似乎我的文學夢醒於這兩封來信之後，這是張家口的一場大火燒出來的覺醒，是在北京養傷期間自我拷問後的心靈獨白！我要寫！我要寫！我是生活佔有的富翁，儘管我當時窮得買不起稿紙。
從大辛莊的供銷社里，我買了最為便宜的窗紙，開始了在上面勾勾畫畫。那些類似遠古象形文字的符號，只有我自己清楚它的含義是些什麼——那是我17年中悟性最深的東西。當時化工車間，已建築起外形，時間不允許我寫出成型的作品。但是我慶幸，我死去多年的夢，於一朝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