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這場生死劫難，不屬於政治上的——中國歷史到了1973年之尾，舉國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當中。場裡革委會緊跟形勢發展，抽調一批文化人，辦牆報，出漫畫專刊。我和張滬以及畫畫的曹大士、馬常等七八個人（大都是辦過報紙或在原單位搞過宣傳工作的人），被安排在一間屋子裡，從事批林批孔的宣傳。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不費勁的事情，報紙上有現成的材料，將其摘頭去尾隨便動動筆墨就行了。應該說，這是我和張滬到大辛莊以來，體力上最為輕鬆的日子；但從思想上去反芻那些時日，卻又是我們最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單純地批判孔子的“女子與小人最難養也”，這倒不用去花費甚麼腦筋。抽到這個宣傳組來的都是知識分子，幾乎沒一個人不了解“項公舞劍，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在1955年，做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到了1962年的廣州會議期間，與陳毅一起，曾為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帽”；陳毅還當場為文藝界的兩個知名作家脫帽“祝酒”，這是所有知識分子記憶猶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間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雙關語：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間也！”立刻有人應答。
“尊法批儒，誰是法家？誰是儒家？”
“當今法家非張春橋莫屬。”
“那麼誰是當今的儒家呢？”
……
每當說到關鍵問題，小屋就沉默下來。大家心裡都十分清楚，但是誰也不說出周恩來的名字。雖然，被抽調到這兒來的沒有愛打小報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是那個特定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場面猶如昨天，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自然不敢隨便亂說亂動了。因而在宣傳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雙關語，表述各自的心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風，很快就刮過去了。宣傳組解散歸隊。我沒能再回到我的銑床之前，當我的銑工。化工車間的四氯化碳即將上馬，化工廠要組織一批人員，去張家口化工廠學習此項工藝的生產流程——這同樣需要有文化知識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張家口學習的成員之一。對此殊榮我頗感驚喜，因為至少我可以到遠離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蝸居山西這麼久，外部世界是個什麼樣子，我已經全然無知；去張家口可能要路過北京，也許有可能順便到家裡走上一趟。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之？ ！
不知為了什麼，自從被召入宣傳組開始搖動筆桿之後，多多少少勾起來一點死去了的夢幻。儘管批林批孔，並不是自己所想幹的，但是突然接觸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種“久別胜新婚”的親切之感。當時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類，他因為小提琴拉得比較到位，突然被長治文聯調走，有此先例可尋，我想到我的命運能否在長治有一點轉機？那位姓高（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的同類，在臨行前對我說，以我的文學功底和名聲，長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山西老一輩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況，何不想辦法回到社會中去？他說他進入文聯後，要替我力荐一下，讓我也通過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與張滬商量。她的意見，是徵求劉紹棠的意見——因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環境的寬嚴程度。當然如能跳出牢籠，怎麼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擔心這個時代，要跳出勞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記得，在臨去張家口之前，我發出去兩封信：一封是寫給紹棠徵求意見的，並說我去張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聽聽他對我去文聯工作的現實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寫給馬烽和他的愛人段杏綿的，馬烽在全國青年創作會議上與我相識，而段杏綿則在那次創作會議上，與我同在北京代表團為北京代表。這是我到了山西以後，第一次想到突破圍牆，並第一次拿出具體的行動，做突圍的試探和準備。信發出去不久，我們這支開往張家口的隊伍，就集結待命了。
帶隊的隊長姓甚名啥，我已然無從記起，但是他那標準的晉東南（長治隸屬於山西東南部）口音，我則永生難忘。他召集我們開會時說：“俺今天開會，先給你們送個好信，你們這回去張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個地方，誰也不許暴露勞改隊的身份，就算你們去當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發。俺對你們說的第二句話，到了那塊地盤，要遵守人家廠子裡的紀律，誰犯錯誤回來跟誰算賬，俺的話完了。散會！”
我們從長治登上火車，繞道河南鄭州（當時太原開往長治的鐵路還沒有開通），取道北京，去了張家口。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學習隊，一行12人（隊長除外），都是當時不值錢，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們失望的是列車並沒有在北京停留，我們只在永定門火車站轉車之際，在候車室的木椅上坐了約有一個小時，然後便馬不停蹄地坐上了去往張家口的列車。回家看一看的願望落空了，與劉紹棠交談的機緣失去了——我們惟一的收穫，是過了一回當真正工人的癮。因為在離開大辛莊農場以前，每人發了一身勞動布的工作服，在那個“文化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十幾個身著嶄新工人服裝的隊伍，著實使我們風光了一路。
可是當我們坐在開往大西北的火車上時，不禁互相咬起耳朵來：
“冒充工人階級不犯法嗎？”
“為什麼一個執行專政的機構，就敢於冒這麼大的風險？”
“到了化工廠，總要接觸化工技術人員的。人非木偶。萬一人家詢問起我們廠子的情況，將何以作答？”
當慣了老鼠總揣有一副怕見老貓的心態，火車離張家口越近，我們的心也就懸得越高。我們中間的一位老學究，終於忍耐不住這種心理煎熬，到隊長的座位上去詢問隊長。隊長回答說：“叫你們咋做，你們咋做就行了。”這個老學究還是不放心，繼續多問了幾句，隊長反問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們是階級敵人，還敢叫你們進廠嗎！別多說了，你們就按著俺說的辦就行了，我們自會與化工廠的領導，有個符合政策的說法——這個你們不需要知道。”
自討沒趣。但卻典型地反映了我們當時的囁嚅心態。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走進張家口市××化工廠的。我們12個人，住在旅館的一問大房子裡，我是第一次到這個城市中來，新城與老城以一條河分界，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張家口的市容雖然還殘留著武鬥時張貼的大字標語，但“抓革命，促生產”的氣氛，顯然在洗刷著往日的舊痕。這使我們這些冒牌工人，心裡多多少少還有一絲快慰。
化工廠裡培訓我們的師傅姓張，年紀有40多歲，赤紅的臉膛，爽直健談。我們向他學藝並不困難，但使我們為難的是，這個血性漢子，把我們引為知己之後，便常常破口大罵“文化大革命”：“娘個×的，這是他娘的什麼年月，女皇弄權，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盤那麼大，可是沒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們只是默默地聽著，不敢應合張師傅的海罵。
“娘個×的，你們怎麼都是瞎子和啞巴，咋就不吱聲哩？”
我們彼此對視一眼，還是沒有人應聲。
“我帶過許多的徒弟，還沒見過你們這號的徒弟！”
我們為了把角色演好，惟一可取的辦法，就是及時轉移話題，把政治問題引向技術問題上去。可是一到晚上，便開始了我們之間的竊竊私語。大家一致認為，張師傅是個講大實話的硬漢。有一個老右提出了問題：
“人家張師傅已經對咱們有看法了，我們該怎麼應付眼前的局面？”
沒有人能夠作出圓滿的解答。有的同類說：“人家講實話無罪，我們萬一'閘門漏水' 可就成了問題。”
我說：“反正咱們只在這兒學習一個月，在這個月內，我們要把啞已的角色演到底。這是角色對演員的規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沒辦法交差了。”
我當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為跟在我們身邊的還有執行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勞改幹部。雖然他並不時時刻刻與我們在一起，但是張師傅口無遮攔，萬一於無心之際，把我們的反動話傳了過去，我們將來的日子，就難得平安無事了。來學習的成員中間，多一半是老右，都有過被整肅的經歷，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張師傅碰上了我們這些冒牌工人，也算他倒了霉了——他愛怎麼想我們，就讓他想去好了。
有一天，張師傅叫我到裝有二硫化碳（生產四氯化碳的原料）的2號高爐旁，去檢查一下爐溫。他特意叮嚀我，去高爐之前不要怕麻煩，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並戴好防毒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經多次對我們這些“工人”講過，要嚴格遵守化工車間生產的工藝流程，不能有一絲馬虎。為了提示我們注意此事，他列舉出他們車間，有兩個值夜班的女工，因為對二硫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雙雙去見了閻王。
我對張師傅的叮嚀，並沒當成過耳之風；怎奈那天讓我去2號高爐查看爐溫時，正急於要解小便。本來我如果先解了小便，再去檢查爐溫也並不違紀，十多年的勞改生活，養成了我聞風而動的神經本能。我到了更衣室，想先更換上石棉衣，但是覺得換衣戴帽太延誤時間，何況肚子裡還憋著一泡尿呢！我想一兩分鐘就能完成的活兒，何必這麼脫衣穿衣的折騰呢？因此，沒有穿防護衣就向高爐走去。
說來說去，還是不了解二硫化碳的威力。就在我匆匆走到2號爐旁的時候，突然“膨” 地一聲巨響，爐內外溢的氣體，像天空的閃電那般一亮，全部自燃起火，我立刻被藍紅色的火焰包圍。最初我只知道我的衣服被燃著了，後來在昏昏然的狀態下，迷迷糊糊地聽見工人們的喊聲：“躺下——快躺下——打著滾兒出來——”之後，我就全然失去了知覺。
待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醫療所的病榻上。第一個感覺就是臉上疼痛難耐，我知道我是被火焰燒傷了。我用手摸了摸臉，摸到了臉上的繃帶，不用說我已然知道，大火把我的面部燒傷了。 “同類”見我醒了過來，不禁喜出望外，他們告訴我，若不是張師傅和幾名工人，奮不顧身地衝進烈火，把我像拖死狗那般，從火焰中拖了出來，我的一條小命，就留在張家口了。
“幾度燒傷？”我非常吃力地吐出這句話。
“算你命大，只燒傷了面部；但是你的頭髮、眉毛、鬍子也都燒成灰了。”
“不過那也沒有關係，反正你是娶過媳婦的人了。”“同類”與我開玩笑說，“不存在找對象的問題，過兩天你自己照照鏡子就知道了。”
我心裡十分難過：“要是真成了非人非鬼，我去摸電門好了。”
“別，大夫說了，你要配合大夫的這個療程，臉上不會留下疤痕的。因為從高爐周圍起火，到把你拖了出來，總共不過兩分鐘的時間。”
“同類”們正在為我寬心之時，隊長來了。他氣得面色赤紅，但出於當著護士的面，不好大發雷霆（因為我是非工人的工人），最初只是批評了我幾句，後來便口吐真言：“你是俺挑的人，算俺有眼無珠；你能搖筆桿，但不是乾化工的坯子。哎！你好好養傷吧，這算咱們出師不利。”他說完了他的心裡話，朝“同類”們一揮手，“別圍著他一個人轉磨了，我們要總結一下教訓，回去開會，每個人都給俺寫安全保證書。”
病床前空了，我請求護士給我一面鏡子。鏡子中的我，整個面部都是白色繃帶，只有我的一雙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燒得不輕，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噓感嘆都已無濟於事，也只好聽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張師傅來看我了。對我的批評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實實地聽著的份兒——人家已經盡到了師傅的責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對這位樸實的老師傅，首先進行了自我檢查。他大概是想寬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邊的木椅上與我聊開了閒天：他問起我的家庭情況，我支支吾吾——我該怎麼說呢？家庭成員中的二分之一在勞改農場，這是無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嗎？”他很誠摯。
我不能對救我一命的人過於封閉：“我是個獨根苗苗。”
“那你母親一定會為你難受的。”
“醫生說不會留下疤痕的，老母親難過兩天，就會雨過天晴。”我盡量裝出無所謂的樣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訓吧！”
“你妻子在哪兒工作？”張師傅又問。
我已經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讓她當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個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
“阿彌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虧沒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裡睡覺都要做惡夢了。”張師傅笑了起來，“我聽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麼到山西去工作了；聽你們這些人的談吐，都不像是大老粗……怎麼……”
我趕緊打斷了他的話：“真是要感謝張師傅了，不然的話，連帶隊的車間頭頭，回去都沒法交賬。”
我必須以謊言取代真誠，儘管這是使我內心痛苦的事情，我還是得那麼做。有那麼個瞬間，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靈，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師傅面前，說出其中的真實，但是，那後果比我被燒傷還要嚴重，我只好把兩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己更深，我催張師傅回家。因為他進屋時曾說他的家離這兒很遠，他是騎著自行車，特意來看我的，此時我正好用這一點勸老師傅早點回家。他對我笑笑，並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淚就流了出來，我覺得自己對不住這位張師傅——在那個謊言成災的年代，我也是一個不得不說謊的人。因而，在我們臨離開張家口之前，我拆去臉上的繃帶，面頰上還留有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張師傅來我們的住所為我們送行時，我有意迴避開了張師傅。
“同類”們說：“你得去見見張師傅。”
我說我不能去見他。
“為什麼？”
我說：“我怕功虧一簣，露出咱們的馬腳來；對他撤謊，我的靈魂實在不得安寧！”
但是張師傅還是在一間空房裡找到了我。他用他那鐵鉗一般的手掌，緊緊攥住我的手說：“哎呀，你成了沒毛的和尚了。不要緊，頭髮和睫毛都長得很快——3個月以後，又是一條好漢！”
在臨登上歸途的火車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記住，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我就是帶著張師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車的。白白來了一趟張家口，什麼化工技術也沒有學成，我的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頭髮和眉毛都已蕩然無存，我在火車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簷，以遮擋我的醜陋——一個人沒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難看的，這只有自己最能體察。該怎麼說呢？那樣子比太監還要難看十倍。帶隊的隊長告訴我，他在臨離開張家口時，已經請示了場部：鑑於我的情況，允許我在北京養病兩週，待面部傷好之後，再返回農場。 “同類”們對此都面露喜色，我則沒有一絲快慰之感，因為老母親和我的兒子，見我的臉燒成了這副模樣，一定會悲傷至極；與其三個人難過，還不如我一個人背起這個十字架為好。
“你不該這麼想，化工車間一開工，你想回家怕是都沒有時間了。”
“在家裡養病，怎麼也比在農場要好；我們想回家看看，還沒有條件呢，這也算因禍得福。”
我說：“我願意把這個福分，讓給你們享受。一句話，我不想讓老人和孩子，為我難過。”
“你真是一根筋，你怎麼不想想，你母親現在是多麼想你，你的兒子是多麼想你。”其中的一個“同類”提示我說，“能在家裡休息兩週，與母子相聚一段日子，那是多大的樂事。至於面部難看，怕街鄰白眼相待，那也非常好辦，現在正是冬天，魯迅先生昔日曾寫過一首詩，詩中有這麼一句：'破帽遮顏過鬧市'，你把兩扇棉帽耳朵往下一拉，便一丑遮百丑了；你都到了這個份兒上，還怕人家的白眼？！”
這個“同類”的話使我怦然心動，我想母親和孩子，可能是會為此而難過，但是也有劫後相聚的快樂。因而在火車快要駛進北京站的時候，我向隊長提出，感謝場部的照顧。我不用兩週時間養傷，10天內一定返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