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在的中隊，同類不多；雖然也有三兩個老右，因為沒有三畬莊的相聚有緣分，因而往來不多。組裡的幾個成員，除了那個法國傳教士以外，更難找到一個知音了。
這並非是我有多麼清高——“清高”二字，已早在我的靈肉中消亡。時間像個磨盤，磨碎了知識分子的自尊，連同知識欲求也一塊兒被磨得粉碎。這兒離北京較遠，在茶淀小站登上火車，回城也要有多半天的時間；並且農場言明'文革”中回家必須請假，所以等於取消了返京探家的自由。
百般無奈之際，只好以看書打發勞動之餘的光蔭。歷經近十年的勞改，我的手掌已粗得如同挫刀，以致手指翻動書頁時，都發出嘩嘩的聲響。大概是快到1968年國慶節了，有一天公休時，我正躺在床上看書，駝背的翟隊長，走了進來。
“你在看什麼書？”他突然問道。
他進來時我面朝牆，因而沒有看見，聽見他的聲音，我忙從炕上爬了起來：“我在看高爾基的書。”我把書遞給他，表示我沒看什麼不好的書。
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那本書，把書往炕上一扔：“什麼'高爾基''低爾基'的，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麼書也不許看。”
我不禁血湧心頭，說了句：“這是過去列寧喜歡看的書，是革命書籍。”
“我說過了、你聽清楚沒有？”
我還想說些什麼，但是想到他是個半文盲，便把嘴巴閉上了。在專政機構對這樣的干部講高爾基，等於是對牛彈琴。
勞改隊中有一批這種類型的干部，他們因為沒有文化，本能地仇視文化；加上“文革” 一來，知識分子淪為臭老九，他們就更以沒有文化為榮。像三畬莊的董維森和高元松那樣深知文化價值的干部，在勞改系統佔的比例極小。但是他們也要管理人，還要管理知識分子。好在他們有“文革”的大棒在手，你在其中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這雖然是一句古話，但也是“文革”年代，一幅逼真的立體全景畫面——社會上如此，在社會最底層的勞改隊，則表現得更加突出。
“羅鍋”走了，同組因打架鬥毆進來的成員希中信對我說，他也看過高爾基的書，他勸我來個“狸貓換太子”，省得以後找麻煩。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讓我包上書皮，以應付形勢——從那天之後，我每拿出一本書來翻看，都把它先包上《毛澤東選集》的書皮，加以偽裝。這倒也真成全了我，連雨果的，在這种红色的包裝下，讀起來也安然無恙了。
後來，我漸漸地知道了“羅鍋”隊長的一點家事：他活得也挺可憐的，因為他近乎於文盲，加上駝背，起始連個對像也找不到；到了大饑餓年代，一個女盲流討吃討到了這個地方，他算是有了個媳婦。由於這種畸形的婚姻並非女方自願，婚後他成了受氣包——所以一些能鑽空子的“二勞改”，要外出去附近的懷淀或漢沽買什麼東西，常常躲開“羅鍋”隊長而去找他的媳婦請假——雖然她並非勞改幹部，但她經受過生活的煎熬，因而對一切勞改成員有著強烈的同情，便有求必應。幾十年來我走過多少勞改驛站，只有在這裡才有這種奇遇和奇觀。事情不大，但卻給了我極深的影響，我懂得了只有走過雪路炭途的人，才最具有人類的同情之心（我很崇敬那個女盲流，後來，我曾把她當作中篇小說《風淚眼》中的一個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