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的整休很快過去了。在這兩天的時間內，我們沉浸在清理個人衛生。與新相識的交談之中。樂天也好，悲天上好，新相識的新面孔，總是誘惑著人的求知慾望，希望能知道新同類們的彼此情況。在中寫到過的陸豐年君來了。過去，他用缺耳鋁鍋煮食“三毒”，曾經去過了一回閻王殿。這次，他幽默地對我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和我過去在一個分場，面孔是熟悉的，因此並不算新的相識。在休整的兩大時間內，除了與“搖頭右派”劉君結識之外，還與我的學長——比我高幾個年級的校友趙岳相會在三畬莊。
應該說，那是一次使我心碎的見面，在我摘取洗淨的衣服時，我看見一個身材消瘦得像竹竿一樣的人，低著頭在尋找什麼東西。那地方是昔日武警部隊撤離這兒時，留下的一越垃圾；此時儘管已不是炎夏，但那一堆破爛東西，仍然發出一股嗆鼻的氣味。最初，我並沒有留意他究竟在找什麼，後來我才發現他蹲在垃圾堆旁邊，嘴和腮都在不停地蠕動著。我立刻明白過來了，這又是一個飢餓後遺症患者，在垃圾堆上尋找可以進口的東西。由於這些鏡頭，我已習以為常，便想從旁邊夾著衣服走過去。
他大概是剛剛發現我的存在，便朝我走了過來。他一隻手拿著半個乾癟的。上面沾滿了污痕的茄子，伸出另一隻手來跟我握手：“我叫趙岳，是你的校友。你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你。你過去是青年作家，而我只是個無名的教師。”
寒暄過後，我認識了這位學長。
“這東西都變了色了，你不能吃。”我說。
他像沒有聽見我的話一樣，依然像嚼牛皮筋那般，啃著那個乾巴茄子。看他的神態，與老校友談話，雖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往嘴裡填塞東西。他本來就瘦得臉如刀條，嘴巴尖尖，他使勁嚼動茄子時的形象，讓我想起了在中學動物課本上，看到的老祖宗類人猿嚼食漿果的圖形，只是我們這位20世紀60年代的知識分子，手中的食品遠沒有老祖宗採食的野果新鮮。
我面對面地望著這位曾是為人師表的學長，真不知道他此時此刻在想些什麼。他跟我來到我住的屋子裡，直到嚼完了那根茄子棒兒，才對我說：“看樣子，你沒得過浮腫病，我浮腫最嚴重的時候，連兩腿之間那個'玩藝'，都腫得像一充了氣的蔫黃瓜。浮腫病的醫學解釋是什麼我不知道。按著我生活中的體會，它起源於飢餓，發展於脂肪和維生素的匱乏。飽漢不知餓漢飢。學弟，你現在是沒有動筆的權利了。你如果還沒被打入'地獄'，我要是動筆來一幅自我素描，你是不是會說我'戴著有色的眼鏡，有意醜化社會主義？'學弟，就是將來你有朝一日，有了再拿筆的日子，你要是把我剛才這一幕描上一筆，人家會不會說你反動立場不改？”這時的趙岳似乎才從飢猿還原成了知識分子，伸著麻稈般細長的脖子，跟我談起真經。
我不知道對他說些什麼才好。但這位學長趙岳，對待一切事情，就如同對待垃圾堆上撿來的那半個茄子那麼認真，當著那麼多同類，又對我說道：
“餵！有朝一日，你真的又能拿筆桿子了，你有沒有膽子，把我這個知識分子的醜態也描上一筆？我不怕醜，一個往日拿粉筆給學生授課的老師，在這個年月，滿地摳凍茄子吃，當然其貌不揚。學弟，你就撒開了歡地寫，讓歷史記住知識分子變成餓死鬼的年代——我不又成了另一個正面教師了嗎？！”兩邊大炕上的同類，都被他說得笑了起來。
“不知死的鬼，夢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陸魯山，甩過了話來，“依我看，無論你過去是龍還是鳳，都準備在這兒或者在別的什麼地方，當一輩子'地球修理工'吧！”
我無法知道陸魯山當時是喻意我，還是什麼別的人；但我知道他絕不是指趙岳而言。因為在勞改隊中，像趙岳這樣的普通教師為數不少。陸魯山的話，絕不是針對他說的。我和陸魯山相識於茶淀，在我的印象裡，他是一個極端的悲觀主義者——在靠近埋死人的586墳場附近的大葦塘幹活時，我們曾談過不少心裡話（在中，我己然寫到我和他之所以談在一起，首先因為我們倆都是獨子，而且都是從小喪父，母親養育我們成人，歷盡了許多苦難）。五七年一聲霹靂，我們都成了“另冊公民”，因而命運極其近似。在我的記憶中，他性格十分固執，非常任性。他喜歡哼唱俄羅斯歌曲——特別愛唱列寧被流放時喜歡唱的《三套車》。此時，他發表了命運詠嘆調，兩排大炕上的歡悅氣氛，被他掃蕩一空。
趙岳連連搖著他細脖子上的腦袋：“行了，只當我什麼也沒說。人總是活在希望裡，我都快成餓死鬼了，可我仍然沒有放棄做夢。”（這些十分逼真的生活細節，我本來早已忘卻；在80年代初，學長趙岳特意來到我家憶舊，告訴我不能忘記在苦難歷程中、知識分子的種種扭曲生態。）可是正像陸君所言，第二天我們開始勞動的項目：編織我們監舍四周的鐵絲網，便使我們昏昏然的心境，第一次吞噬冰砣。
頭天晚上，董維森教導員召開了我們到三畬莊之後的第一次訓政大會。他的態度雖然十分溫和，但是仍然不失專政與被專政之間的距離。他說：你們來到這兒，已經兩天了。我不想在你們下車伊始就胡亂他說上一通。你們都是知識分子，儘管文化層次有很大差異；但總起來說，你們都是文化人。經過我這兩天的觀察，恕我講話直率，你們中間的有些人，真讓我感到失望。接著，他例舉了許多事例，我能記得下來的，有這麼兩件事：一、董教導員例舉了趙岳、徐繼和滿地找臟東西吃，有失知識分子的自尊自重；二、他說調我們到這兒來，當然與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關，自暴自棄不好；但是夢想天上掉下餡餅來的事，也不會發生。會議最後宣布：明天的勞動項目，在我們的駐地四周，編織鐵絲網。
剛剛散會之後，被點名的徐繼和就追上了董教導員，他對是否編織鐵蒺藜毫不關心，而是解釋他為什麼要到處尋食。
他說：“教導員，我是大肚漢——我餓。”
董教導員搖搖頭：“你們的糧食定量，已經夠高的了。你們到來之前，場里特別研究了你們的伙食，要讓你們吃飽吃好。”
徐繼和拍著他自己的肚皮，繼續與董教導員糾纏：“您看，對我們這些'總感覺吃不飽'的人，能不能多給點定量？”
“你是學什麼的？”
“報告，我過去是學什麼專業的並不重要。我的肚子總吃不飽，涉及到我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您想，這話沒有錯吧！”
我們圍觀的人都為這個不知死的鬼，冒出這些話來而心驚。道理很簡單，儘管三畬莊不是茶淀，但勞改單位都是一家。徐繼和這副玩世不恭神態，能不激起勞改幹部的火氣來嗎？可是董維森並沒為此而動肝火，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徐繼和之後，反詰他說：“我也問你一個問題，人的飢餓是不是與吸煙存在著什麼必然的內在聯繫呢！”
“沒有關係。”
“那可就怪了，我昨天隔著窗子，看見你在那堆垃圾旁邊，不僅找吃的，你還在撿煙屁股抽，這也是因為肚子空嗎？”
“這……”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你們知識分子應當自尊自愛。”
董沒有再多說什麼話，轉身離我們而去。
由於有這個令人難忘的場景，我認識了徐繼和。他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來自南方某省，據說，在校時曾是個優秀學生。幾年的勞改生活，飢餓後遺症使他沒了知識分子的體面，更沒了書香氣質——他在後來，每天光著脊梁，腆著個外突的大肚子，在勞改大院晃晃悠悠，像只土裡刨食的大公雞般地尋找著各種能充飢的食物。第二天，在編織鐵絲網時，徐繼和的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話題之一。樹林子大什麼鳥兒都有，指責徐行為的有之；讚美徐行為的亦有之；但最多的同類，是同情徐的飢餓後遺症的。第二個話題，自然是鐵絲網的鐵壁合圍。原以為成了自由人的我們，面對著那一根根木樁和滿是毛刺的鐵蒺藜，心裡非常不是滋味。有人在悄聲詛咒，不知道是在詛咒自己，還是在詛咒那個年代，但大多數同類在作繭自縛中還在自我解嘲：
“這是例行公事。”
“鐵絲網不說明什麼本質問題。”
“我給大家打個比喻，這就好比進了大學要戴校徽一樣。”說話的是俄語學院的郭愕權，“就是明天給你自由，今天你也要戴著勞改隊的標誌。”
郭愕權是湖南人，遇事總是爭先表態。在我的印像中，他是個心直口快。內心沒有遮攔的人。在火車上為我們講解團河宮歷史的曹克強，戲稱他是大學生中的“娃兒”。 “娃兒” 有娃兒的快樂，他可以把人世間的苦惱化解為零。他有過這樣的一句話：“你成天愁眉苦臉也是活著，高高興興也是活著。專政單位並不因為你是林黛玉，就把你放了出去。”基於這種認知，他一邊編織著鐵絲網，還一邊唱著我聽不懂的俄文蘇聯歌曲。
我沉默無言。在無言之中，懷著一種比同類更多的苦澀和浪漫。王蒙、邵燕祥、劉紹棠都有亮相的作品問世，難道我就真的是一具文學的死胎了嗎——儘管張滬視若為海市蜃樓的現象，但這種現象依然閃爍著誘人的光環。我原本以為我的文學天賦，已然在修理地球中消失，但是在編織鐵絲網的勞動中，我居然開始了編織小說的夢幻。一邊作繭自縛，一邊夢想蛹化為蛾，這種若同南北兩極的對立事物，在我身上出現了驚人的統一，這大概屬於中國知識分子所獨有的現象。遠在兩千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雖然兩次被貶，但仍不忘思楚——這可以算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吧！
那鐵蒺藜上的尖刺，是很紮手的。我就是在一邊乾著這個活兒的時候，一邊編織我的小說的。由於事隔多年，我已難回憶起其中的細節，但故事的主要脈絡，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清楚——它不過是仿照那個年代的文藝模式，構思了一個與我的生活距離十分遙遠“客裡空” 的故事——似乎是有一個名叫彩鳳的女娃，在杜鵑聲聲五月天裡的插秧比賽中，戰勝許多男娃的故事。我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彩鳳打擂》。這就是我在作繭自縛的第一天裡的行為記錄。不能小看了我這一天的心路歷程，它至少說明我身上屈老夫子的印記極深，不切實際的夢想，比一般同類要根深蒂固（今天我在自拷：當時我為什麼沒有想到表現我們這個落難的群落？）。
在我的記憶中，在那一天另一個沉默無言的角色，要算是與我為鄰的鄭光第了。他的沉默，與我大相徑庭——這是在幾年之後，他以他十分勇敢的死，我才認知了的。這個來自北大物理系。體態纖弱的學子，在初到編織鐵絲網的過程中，不小心被鐵蒺藜刺破了手指，還流下了眼淚。在我及我的同類眼裡，他是我們當中最為嬌氣的一員，不然“林黛玉”的綽號，不可能落到他的頭上，正因為他在男兒國中有著某些女性的氣質，他的手指被扎破之後，立刻有幾個同類爭搶著為他包紮。表面上看去，這只是相互之間的關心，並不包容什麼其他更多的內涵——但是今天以歷史的長鏡頭，回眸眾多同類對鄭光第之所以如此關心，其中深埋著人性的東西在內——那就是男兒國里大冷寂了，許多“亞當”受心理本能的驅使，無處宣洩的青春情慷，便不自覺地向不是夏娃的“夏娃”傾斜。
記得，當時一位與我一起打木樁的同類（請原諒，這屬於隱私，我必須略去他的姓名），就對在我身邊幹活的李汰倫直言不諱他說：
“我常常手淫。”
我當時幾乎難以置信。在大饑餓年代，他的身體本來就弱不禁風，怎麼能有這種行為呢？當時，因為我和他倆不在一個小隊，彼此之間十分陌生，不太好開口詢問這一問題。但是他們倆對於這一問題並不迴避，李汰倫喜歡拉小提琴，而那位自白者，來自於文工團，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愛好，因而說起這些話來，彼此沒有間隔（李汰倫平反後，與我同住在團結湖小區，當我們共同回憶往事時，他提醒我除了肚子的飢餓之外，在當時的男兒國中，普遍存在著生理本能的飢渴）。那個文工團員對李汰倫的直白，其實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只不過他把深藏在這個知識群體中的另一種焦渴，給公開化罷了。當時，還流傳出一些同性戀的奇聞，一個來自石油學院的何某某，與來自清華大學的劉某某，為了另一個高某某，在茶淀農場時，曾動過鐵鍬云云。
因而，在編織鐵絲網時，把一個男性看成林妹妹，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人性中的一種本能驅使。由於生活中的陰陽失調，中國古代的開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那種詩化了的美麗意境，在這裡已經化作為烏有——道理十分簡單，這兒沒女兒河，因而蘊藏在男性大山腹內的地火岩漿，難於找到一個突破口——因而人性的赤裸，在這兒成為一種必然。隨著作繭自縛的“鳥籠”的編就，同性之間的變態情癡，也變得更加原始。此種變態，在我的中篇小說《白雲飄落天幕》中，曾有過片斷的描寫——筆者不想在這方面多費筆墨的原因，因為它並非我記憶中最為沈重的部分。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最為本質的東西，是即便已是繭中之蛹時，也還在編織著自己的夢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