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三畬莊第一次與新相識的閒聊，之所以使我難忘，因為他是在落難的知識分子群體孕夢的時節，我遇到的頭一個無夢的人。可以這麼說，在那個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來觀察現實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廣州會議對知識分子綻露出來的溫情，使最底層的我們，如同在嚴冬睨見春陽，成了孕生各種夢幻的外在依據。不過由於文化層次和原來從事的工作不同，孕夢者的夢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異。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干部，夢繫原工作單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開除的大學生，在心態上則和機關幹部，有著不小的差異。他們更少精神負擔，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兒都行；其中，夢境最為孟浪的莫過於一些有專業特長的老右們了。道理十分簡單，在廣州會議上，陳毅曾當場為寫出過話劇《洞蕭橫吹》的沈默君平反，並在餐桌上向他祝酒。匯集在三畬莊的同類中，屬於文學藝術界的有北影的巴鴻，青藝的杜高，戲劇學院的徐公瑾，芭蕾演員郭東海，民俗漫畫家趙華川，油畫畫家朱為民……還有我這個曾經出版過長、短篇小說集的青年作家。出於精神本能的感知，覺得這個廣州會議離我們更為貼近。再加上文人藝人的思維特徵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內，因而夢的色彩最為斑斕。
記得，在離開茶淀農場的前夕，管理我們的勞改隊隊長李文山，曾特意恩准我去東區女隊，與我的妻子張滬話別。因為勞改隊中女右派人數極少，不可能與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驛站，她們還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蟲聲聲哀鳴之夜，她曾給我的夢幻，潑過一盆令人心悸的冰水。
她說：“你真的相信我們的命運要有轉機了嗎？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看，極'左'的根子埋得極深。我爸爸你是了解的，他1929年入黨，後來去了延安；他對我講過紅軍長征時肅反、胡抓'AB團'的事情。其實，極'左'路線早有前轍……”
我打斷她的話說：“我怎麼沒有聽說過？”
“我爸說你還十分單純，不願意對你說的過多。”
“什麼叫'AB團'？”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中文中摻雜著英語的名字。
張滬是一個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說話十分直率：“你就甭管這個洋名兒了，黨內老同志都知道這個名兒。給你舉個例子聽，當年14歲從湖南參加了革命——你認識的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長征途中，曾被打成'AB團'的反革命，差點給殺了頭。”
當時，我確實不知道這條黨內新聞——50年代中國一片革命激情，這些黨內的陳年往事，沒有人提起，也沒有人寫過這方面總結歷史教訓的文章；除了欣欣向榮，就是一片轟轟烈烈；當然從反胡風運動起，已經在社會生活中，使知識分子們感到了一點點氣氛緊張—— 但我們都是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沒有人對黨史有著探源性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一些經歷過革命烽火而走進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對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於工作繁忙，還是出於什麼難於啟齒的原因，沒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書，對極“左”路線進行過嚴肅的清理——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於極“左”路線在幾十年中究竟有過多少次的回潮？又在這種回潮中，留下過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國人幾乎（包括知識分子在內）毫無所知。因而當我聽張滬談及這件真實的往事時，心中感到一片茫然。
“還有王實味的死。”她提示我，“這你總知道吧！”
“我知道。他寫了反黨的。”
“你讀過嗎“
“這種書上哪兒去找？”
“你沒讀過，怎麼知道它反黨？”她說，“人家不是也說你的小說反黨嗎！不然你怎麼到這兒來了。其實我們黨的歷史，極'左'始終在延伸。還有個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我雖然覺得她的話不無根據，但是並不能說服我：“無風不起浪，這麼多老右向北京集中乾什麼？王蒙、邵燕樣、劉紹棠，都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了，你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這是黨內領導層內，一批求實派佔了上風。這是暫時現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樓'；這是我在黨內多年的認知，也可能是錯誤的。我不強求你接受。但是你們文人，生來就愛做夢；懷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麼不說點吉利話？”
“我這個人更重理性。”她發覺我無法從夢幻中走出來，最後只好說：“當然，我也希望好夢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曇花一現，你離北京近一點，對老太太（指我母親）和我們的小兒子，心理上也是個安慰。”
她是個理性思維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對黨內的歷史知道的多，因而我不能不考慮她對我們未來的分析。但是一到團河農場，面對這個勞改系統的“桃花源”，被她冷卻了的東西，又開始逐漸升溫。就像一隻蜘蛛，重新修補被風吹破了的網結之後，殘夢又重新在網隙間重織。當然，自古文人愛做夢是個強大的內因；但也不完全出自於內因，團河農場確實有許多誘人織夢的生活元素。首先，這兒再無茶淀農場的荒蕪，在茶淀是長期吃不到白面的；而在這兒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飽肚子；在茶淀可謂“三月不知肉味”，來到這裡隔三過五的能見到葷腥了。對我個人來說，不存在飢餓問題；但對於多數同類來說，這是個頭號的大問題。就在離開茶淀之前不久，曾畢業於老燕京大學。後任市內一所中專物理教師的韓大鈞，在田野裡曾挖出一窩剛剛出生不久的小老鼠。一個正常的人，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曾經是老燕京出來的知識分子——後來為人師表的人（平反後任《大百科全書》編審），竟然在眾目睽睽下，把這一窩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這只是在大饑餓年代知識分子的歷史長鏡頭之一。
也許只有走過這一段苦難歷程的人，才能對“飢餓”二字有深刻的理解；並對知識分子的失雅，有所認知。中國古代曾留下這麼一則歷史典故：一次皇帝出外巡察民情，看見饑民們正在捋吃樹葉樹皮，便問他的隨行大臣：他們怎麼不吃肉粥？我所以在這兒把皇帝也扯了出來，不外想說明，沒有親身經歷飢餓的人，是無法理解人在特殊環境中的變態行為的—— 知識分子也是人，當飢餓超過他的耐力負荷時，他們為了生存，生活禮儀便會化為烏有。在茶淀農場的584分場，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場拼搏：發粥的木車一來，等著搶“剩餘物資” 的成員，就嚴陣以待準備戰鬥了：他們每人手拿一塊膠皮鞋底，眼巴巴地等待著發完早粥，便一擁而上，把頭伸進粥桶，用手中的膠皮抹吃粥桶中的殘餘。由於參加的搶食者太多，粥桶常常被搶粥者們掀翻；於是人們便追著滾動的粥桶，像是表演“就地十八滾”——有人往粥桶裡鑽，有人推著粥桶跑——一場人與人、人與粥桶之戰，在勞改隊院內展開。這場面已然是讓人心悸了，但是最令人感傷的是，這種悲涼武戲的演出，知識分子最初只是觀眾，而發展到後來（即我們告別茶淀的前夕），竟然也有老右參戰了——當然這是老右中的絕對少數，但是讀詩書、明禮儀的昔日大學生，何以會有這樣的表演？只有我們知道，他們是在飢餓年代得了浮腫病的病號。因此，團河農場能給老右們充足的口糧，對這些剛剛從飢餓陰影中走近皇城的人來說，當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
同是勞改隊，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們想到，這一切變化都是政治氣候“多雲轉晴”帶來的。我們初到團河那天，幹部沒有例行專政機構對被專政者的訓話，董維森教導員與高元松隊長，只是到各屋轉了一圈，看了看我們的生活安置和每個成員舖位的寬窄。他們身後那條狗是可怕的，但他們和藹的神情，給每個老右，都留下不同於昨天的印象。當時我在第二小隊，當董、高剛剛離開我們的監舍，來自清華大學的劉伯儉，就用他濃濃的湖南腔，對我耳語道：
“山重水復疑無路……”
我當然了解他的話中含意，便說：“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們屋內分南北兩面大通舖，我睡在南側的通舖上。與我相鄰的有陸魯山、鄭光第、張蓬甲、徐繼和等，他們都是北京高等學府的大學生。在我的記憶中，似乎四個人都是學理工科的。我與劉伯儉的古詩對應，不能不引起四鄰的迴聲。張蓬甲也來自清華，他說：“雖然我們別了大鹽鹼灘，怕還是沒有走出'模糊數學'的範疇。”
來自同一學院的劉伯儉，不大同意張蓬甲的悲觀：“生活可不是代數公式，它的變化是難以引進ABC的。”
兩個受難的青年老右對未來預卜的南轅北轍，在當時曾引起同屋幾十號同類的關注。記得，我當時是個樂觀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環境的寬鬆之外，三畬莊的小環境也不像個勞改隊的樣子。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來風——我是這麼認為的。可以這麼說，認為我們的生活要起變化的，佔這個受難知識群落中的絕大多數。當時，擔任我們第二小隊小隊長的名叫王貴峰，他是東北瀋陽人，曾是某廠礦的保衛幹部；後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立過戰功。像他這樣的根紅苗正的共產黨員，何以會成為右派，我已記不清楚了——在“點頭”和“搖頭” 都能成為右派的日子裡，重新回憶他的右派原罪條文，已毫無意義。但他在我們當中，是另一種類型的代表，確實使我難以忘卻。記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類，為明天點染各種色澤時，他靠在身後的棉被垛上，瞇著他兩隻不大的眼睛，一聲不吭。他雖是我們的頭頭，但顯然受文化水平的製約，與知識分子的言談存有溝壑。在他的思想深處，可能絕少夢幻色彩，因而當我們之中的陸魯山和鄭光第，以絕對的冷色，對我及與我同一觀點——對未來塗夢的人，以詩對詩地回敬我們時，他的眼睛才漸漸睜大。
陸魯山引的古詩如下：
可憐河邊無定骨。
都是春閏夢里人。
這兩句詩顯然是針對我們的孟浪而發，它赤裸地傾吐著對生活的一種絕望情緒。
我們對此都不以為然，但是小隊長王貴峰的內心深處，卻顯然與陸、鄭的情緒脈絡相通。限於他是我們的頭人，不大方便表達他的真實想法，便拉開棉被要我們早點休息。他說：“你們無論做活夢死夢，不如我這個大老粗無夢。夢是啥雞巴玩藝兒，它是畫中的烙餅，紙上的媳婦；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覺；不吃飽不了肚子，媳婦不跟你一被窩親熱，你就永遠有不了娃兒。”說著，他把那身綻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綠軍裝一扒，鑽進了被窩。
他的這番話，帶著濃濃的東北口音，把幾十個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聲過後，我彷佛聽到了一隻來自莽林中的杜鵑蝶血的啼鳴聲。他的話雖然有別於知識分子的語言，但是內涵卻十分豐富。他是從槍林彈雨中穿行過來的，也許更理解社會的政治經緯，因而流露出與老右中的樂天派不同的音韻。這一生活細節，我之所以記憶如此清晰，實因王貴峰不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他又是我們中間惟一與美國鬼子在戰場上肉搏過的人，對此“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人物——他的舖位又與我相連，自然而然地就將他銘刻於心了（在80年代後期，我曾接到他寄自東北一個廠礦的來信，他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後，仍擔任該部門的保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