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這位“同類”到底還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認這一條件。一路上我心裡雖然忐忑不安，但總覺得沒有出賣良知。幸好，那天大門沒出現檢查崗，事後我的那位“同類”，並沒有向上報告我的“惡跡”，因而沒有釀成一個事件。過了許多日子，那位“同類”找我道歉，我們都深感自己靈魂深處，深埋著許多雜質，在生死劫難的面前，暴露出知識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來了，飢荒造成的浮腫大面積擴散。上邊下令：勞逸結合。遇有風天、雪大，便坐在炕上“認罪學習”，專政機構的詞彙叫它“冬訓”。封凍的大地上無食可覓了，便倍感嚴冬之漫長，監舍裡無火取暖，大家就圍著被子打坐說道：我偷吃過白菜啦！我偷吃過高粱粒啦！我偷過伙房一個窩窩頭啦！我偷吃過……夏日里使他們賴以生存的野物，此時都成了犯罪材料，因為凡是產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東西，哪怕小到一個菜幫菜葉，也都姓公而不姓私。於是在檢查中紛紛上綱上線，編演著一出既荒唐又虛假的時代鬧劇。除了鬧劇也有真戲，這事情發生在秋天：我們一個“同類”（名字我記不起來了），因浮腫而死亡被大車拉往“586”，他愛人在某醫院是個大夫（模糊記得是西四人民醫院的大夫），當時正好來探望他；當她追踪到“586”，對著小土丘痛哭了一陣後，裡邊居然有了微弱的回應。憑著醫生的職業敏感，她意識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開他丈夫身上蓋著的一層薄薄新土，真是歷史戲劇《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過來。這件奇聞像一陣風一樣傳遍“西荒地”，成為餓漢們閒扯淡時的熱門話題。
當然，這樣的奇聞少到絕無僅有，“586”墳連墳地連成一片，裡邊埋著的淨是餓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葦子的勞動中，瞻仰過囚號的天堂聖地。它的周圍有密密的鐵稈蘆葦當作屏風，大有要在“天堂”與“人世”間架設高牆之勢，沒有被秋風吹盡的銀白色蘆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為這些死鬼插著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墳場選擇在葦塘沼澤中的高原地段，經過常年的風吹雨打，本來就像長圓形豆包形狀的小墳頭，多數已經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還是死鬼的家，是因為那些地方橫七豎八倒著，'勞改分子×××”的木牌。和興凱湖的“太陽崗”一樣，這兒也有用紅磚代替木牌等作墳頭標記的，上邊的死者姓名已蕩然無存，不知這死者是趙錢孫李，還是周吳鄭王。“無名氏”成了他們的統標，我聯想到天下父母生養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墳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數量相當之多。
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場在1961年秋冬之際，到這兒來報到的。其中，不僅有勞教分子，連解除勞改的成員（理應成為公民），也擠到這裡來湊熱鬧。我手拿割葦的鐮刀，一個個地查閱牌上姓氏，這固然對我有所安慰，但接著就是一連串悲慟的問號：
我們的法律到哪裡逍遙去了？
我們一直標榜比“人道”更高的“社會主義人道”又到哪兒去睡大覺了？
那麼多“有名氏”，變成了“無名氏”，萬一有死者家屬來收殮屍骨，該怎麼對號入座呢？
就是家屬不來收殮屍骨，清明節時來上墳，該往哪座墳上拍土？該哭哪座墳頭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計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來，一旦倒下就要來與這些“無名氏”為伍，過不上一個夏天，有名有姓的張三李四，也就變成無名野鬼。
這些活著的人，分明都害怕到這兒來，但到勞動歇息時，卻又都喜歡到這裡來轉悠。周圍蘆葦沙沙作響，成群的“葦扎子”（水鳥）喳喳地叫個不停。從這兒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鐘河了。那兒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著堆堆白骨，它在藍天和白雲之間，編織的是一個輕柔的夢。
至今，回憶起“586”來，還像是一場怕人的夢。當時，尚未泯滅良知的勞改幹部，也常常使出渾身解數來為本隊成員尋找補充熱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難忘，那天早晨下著初雪，隊長讓我們集合出工，隊長特別強調，希望爬得動走得動的浮腫號都要出去轉轉。浮腫號們面面相覷，不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驚愕地觀望之際，見小隊長朱誠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鐵鍋排在隊列前頭，似乎意識到和“進口貨”有關係，便紛紛尾隨在隊尾，出了院門奔向田野。
原來劉隊長偶然發現有兩塊漏收的胡蘿蔔地，他叫我們到地裡來吃一頓加餐。有人架鍋，有人燒火，有人用鐵耙和鐵鍁，去挖剛剛上凍的胡蘿蔔地。那是少見的勞動場面，人人奮勇，個個爭先，身體好一點的干挖胡蘿蔔的活兒，那些浮腫號有的拾撿乾柴，有的當“火頭軍”。面對著一大鍋冒著熱氣的胡蘿蔔，囚號們忘記了天上飄飄飛的雪花，忘記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曠野上進食，有人竟然呼喊開了：“劉隊長萬歲！”“胡蘿蔔萬歲！”
由於這一發現，刺激了囚號們的聯想，有人拿鐵鍁到界鄰的白薯地裡試了幾下，居然挖出一塊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於是，人們瘋了般地湧向了白薯地。這塊地不同於胡蘿蔔地，漏挖的胡蘿蔔，能隱隱約約看見頭上枯萎的黃葉；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儘管連挖帶刨仍難見收穫。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欽佩劉隊長的機智，他派人去喊豬棺，叫他們趕著豬來白薯地當雷達探測儀，凡是豬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裡邊一定有白薯。遇到這一情況，囚號們把豬一腳踢開，順勢來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說《風淚眼》中，對這一絕妙的細節，我進行了移花接木）。
這位想出轟豬來當探測儀的劉隊長，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但是難忘他在困難年代中對囚號施行的仁政。一個分場裡有幾個中隊，還沒見過像他這樣的一位以誠待人的隊長，他積極想各種辦法減少浮腫號，使盡渾身解數增加飢漢們的熱能。可想而知，在飢荒席捲全國的年代，這種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則是我難以忘卻的。
之所以印像如此深邃，劉隊長（包括綽號“姚菩薩”的指導員）對我個人也曾給予人道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個早晨，我站在隊列中等待出工，這位劉隊長突然把我喊出了隊列，問我：
“你想去看看你親人嗎？”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來：“想。”
“我早就覺察出來了。”他說。
“我沒有對人說起過。”
“這還用說？”他咧嘴笑了，“都是人麼，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說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介紹信遞給我，同時叮囑我說：“姚指導員給她們女隊打過電話了，她們隊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證說：“隊長放心，我下午就趕回來！”
他笑笑說：“用不著當天就趕回來，你在那兒可以過一夜。七月七還有個'天河配'，你跟你愛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襤樓的衣衫剛要啟程，他又從背後叫住了我，遞給我一把雨傘：“天不保險，帶上它。”
從西荒地“583”分場到東區的女號駐地葡萄園，大約有二十多華里的路程。剛行至大堤下的農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傘只能遮住上身，而褲子淋得濕透。加上清河農場為粘性土質，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來，夾在腋下。儘管這樣，我還沒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渾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東西沒有沾上濕泥，那就是行前我領到的三個大米麵窩窩頭。我必須把它保護好，我想和妻子會見時與她同吃。離開土城前，家裡轉來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說她身患浮腫，沒有力氣出工，不能出工的病號定量21斤，其飢餓程度可想而知。那麼，這三個大米麵窩窩頭，就算是受難丈夫向受難妻子饋贈的禮物吧！
大雨連哭帶嚎，“西荒地”的農道上看不見一個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緒十分複雜：時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體浮腫到了什麼程度。見面該怎麼說第一句話？她性格比我堅強，一定不會掉淚；而我則難以保證這一點，因為此時此刻我的酸楚淚水已經與雨水同流了……二十多華里的路，走了五六個小時，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時，雨停了。我到一個水溝旁洗淨腳板上的污泥，蹬上那雙解放牌矮幫綠球鞋，按著路人指點的方向，直奔女號的駐地。關於那兒的環境，事隔二十幾年記憶已經模糊了，外邊似乎有木欄狀的圍牆，在大門口的大值班是個年輕的姑娘，可能這兒絕少出現男性之故，當我出現在門口時，她覺得有些驚奇。
“你……”
我沒說來看張滬，先遞給她那封介紹信。她看完信彷彿明白了我的來意，對我說：“你先進來，我去禀報隊長。”
“她在嗎？”我追問了一句。
她知道了這個“她”的含義是誰，點點頭說：“下雨天，沒出工，正在學習呢！”
片刻之後，一個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隊長走出院子，她的背後跟著我妻子張滬。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臉上顴骨外突，身上那件補著補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顯得過於肥大。她兩眼直直地凝視我，淚光閃爍在她那雙黑眸當中；我強制自己不能流露心聲，我生怕一場見面的“天河雨”，會招來意外的麻煩。
那健壯的女隊長，把我們帶到一問空曠的小屋，對我倆說：“本來勞教分子是沒有彼此會見的權利的，經過我們雙方隊部研究，覺得叫你們見面談談，對改造你倆的反動立場有利，就破例作出這樣的安排。你們可以在這兒團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隊。”她走了，又折回身來，補充了對張滬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隊去葡萄園了，上午在家幫著大值班整整院內衛生吧！”她去了，並不失禮貌地關上了房門。
我不想在這篇回憶錄裡，詳細回憶那次的會見。
對於我它無論具有多麼重要紀念意義，充其量也不過是苦難時代悲愴樂曲中的一個小小歡快音符。即使在這小小音符中，歡快中也充滿淒婉的底色。那是一問沒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鋪著厚厚的稻草，張滬把她的行李從宿舍裡搬到這裡，稻草就是我們過夜的床。據她告訴我，這兒原是武警豢養警大的狗舍，女號搬到這塊地盤，戰士遷居後這兒就成了女號的接見室。那是一個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們低聲絮語時，有兩隻紅眼耗子一直在稻草邊上跑來跑去。它是來覓吃我們掉在草鋪上的窩頭渣渣的——晚上，我們一起吃了我帶來的三個涼窩頭，並在一口小鋁鍋裡吃了她打來的大米稀粥。
“還有希望嗎？”她是悲觀主義者。
“有希望。”我只能這麼說，以給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兒子！”她喃喃他說。
我就把在營門、“土城”兩次見到老母幼子的情況，向她繪聲繪色地描述一遍。當然，我要刪去母子會見時的眼淚，盡量說些使人快慰的話。
她告訴我：知識分子在這塊地方生存十分艱難，同一個屋頂下的土炕上，住著洋妓、老鴇、小偷、流氓……無窮的爭吵，無窮的格鬥，她感到精神上難以支撐。這兒的知識分子，常常是她們欺侮和嘲弄的對象。她說她正向一個老尼姑學簡易的防身術呢（見她發表在《人民文學》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說《曼陀羅花》。
不會見盼望會見，真正見面了，倒留下一個怪影幢幢而又難以割斷的夢。別時到了，還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點我歸途上可走的近路，並悄聲告訴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 1960年底的“嚴厲打擊”，把她當作思想反動分子擲到這兒來了。
去時的一點點歡快之情，歸途上一盪而光。來時覺得路短，歸時覺得路長。舉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鹼地，黑黑的烏鴉在灰色的雲片下噪叫。我坐在農道旁的土埂上休息腿腳，既感到身體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頓。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想起了傑克·倫敦的小說《熱愛生命》。小說描寫兩個淘金者歷盡艱辛，穿越死亡線的嚴酷情形。其中的一個途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個經歷了人與狼的搏鬥，終於逃離了死亡地帶，後來疲憊地走不動了，便像龜一樣硬是爬到了海邊……我想我和張滬也是一根繩索上的兩個弱小動物，正在經歷和淘金者場景不同但實質並無差別的掙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喪生的淘金者命運一樣，那將會是誰呢？
我身體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堅韌。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這場漫長馬拉鬆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1959年那樣自殺。否則，走不到驛路盡頭的，一定是我。
到了該年的冬天，渾濁而多雲的天空彷彿微露了一隙藍天，不知從哪兒傳出來的“謠言”，說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時來運轉了！”“右派要離開勞改單位，另外安排工作了！”對此種種，勞改幹部表示沉默。這塊地盤，凡是不予追查的“謠言”，事後常常得到證實。有一天晚上，中隊集合站隊進行點名時，指導員“姚菩薩”在隊前訓政時，講了這樣一段有意思的話：“……雖說都在這兒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樣。反動知識分子喝過墨水，有文化有知識，只要擦淨腦瓜子裡的反動污泥，就像鐘錶一樣，還是能夠使用的嘛！”話裡有話，弦外有音，這等於默認了那些“謠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開的命令終於下達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場去學習待命。
地富反壞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漲。本來在社會最底層的勞改隊，知識分子在其中又屬於最底層。搬遷那天，那些犯流氓盜竊的囚號，居然向我們伸出大拇指：行了！你們是有盼頭的人了，要是出了大牆。鐵絲網，別忘了一塊受過罪的哥兒們、爺兒們。我心情惶惶，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發生了什麼命運的轉機。 “584”集中了右字號的有二百多人，話題的中心是分析形勢。從京、津、滬三大城市來探視親人的右派家屬，帶來如下的消息：一，社會正在給反右傾機會主義中落馬的“右傾分子”吹平反風；二，三月份文藝界在廣州開了一個“廣州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居然講到，在過去的兩年中，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受到限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從大氣候上分析，顯然是從“多雲”向“半陰半晴”轉化的跡象，或許是這股暖風吹到“西荒地”來了吧？
主管“右字號”中隊的指導員叫李文山，個子又瘦又小，行動風風火火。我們到“584”集中的第三天，就開始了跑步出操。他披著一件藍棉大衣，以喜幸的調子說道： “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會上去工作，也得有個新的精神面貌麼；從今天起，不能總低著頭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賬，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回答是響亮的。
氣氛寬鬆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點。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這也被老右們看成氣溫回升的具體標誌。在一片天真的狂熱中，我難以忘記同類陸魯山，因為他和我都是獨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個年老的母親，因而閒聊的時間，比和其他同類要多一些。他說： “我固然可憐，我看周圍的同類，比我更可憐！”他的理由是，在階級鬥爭喊得山響的政策下，雖然偶然出現某種緩和，這可能醞釀著“暖後大寒”。
我不以為然，說：“也許中央發現了五七年的失誤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搖著頭，“你看不見嗎，說是集體領導，實際上是一個人說了算。曹操殺楊修的典故，你忘了嗎？”
我雖然從理智上承認他是對的，但幻想著對改變處境的渴求，因而談問題常常在理智中摻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純酒中摻水。便說：“劉少奇也許能起到一點制約作用！”
“算了吧！”他談話從不含糊，“在我看來，咱們從'583'到'584'來，是向'586'更貼近了一步。”
“這倒未必。”我覺得由於他的激烈，使判斷流於偏頗。
“唉！”他長嘆一口氣，“前途在哪兒，有人編了順口溜，有意思極了。”
“說說。”
“向前看，老殘班；再向前看，冒青煙！”
老殘班的含義我懂，就是說一直要改造到老，進了老殘隊為止。至於“冒青煙”，我還不知其意。
他說：“'冒青煙'就是進火葬場呵！當然了，這兒現在沒有火葬場，等到咱們到了老殘年齡，這兒保險會出現一個煉屍排氣的大煙筒！”
這段談話所以記憶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為他的這些激烈言詞，在事後都被鐵一樣事實的驗證，還有一個比上述兩個原因更為使我悲慟而難忘的因素，陸魯山和另外幾個同類，孫本橋、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槍斃於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貿部的工作幹部，王同竹是馬列編譯局幹部，陸魯山和孫本橋都是大學生，青春和年華凋謝於悲慘的年代（見書後附文《金陵尋夢》）。
當時，對形勢具有陸魯山這種尖銳觀點的人，在老右群體中是絕對少數；多數老右對現實均抱有幻想，我則處在理性和感性劇烈衝突之中。比如：指導員李文山找曾經在北京丰台區當過中學音樂教師的徐洲談了話，詢及他一旦重回社會，手指能否適應再彈鋼琴的問題，就立刻被老右視為一顆解禁的信號彈，昇在了陰霾的天空。前文提到過，因煮吃癲蛤蟆險些喪命的“上海少爺”陸豐年，似具備從細微中透視宏觀的特異功能，他說：“不要憂心忡忡了嘛，咱們集中到'584'來，本身就是向社會跨了一大步。你看咱們後院的成員，屬於社會上無依無靠的鰥寡孤獨，不屬於勞改範圍。由此可以推論，我們正在向回歸社會過渡。”
“584”的後幾排房，確實住著一些非勞改成員。他們是來自北京市內無依無靠的老者。後來漸漸知道了這些鰥寡孤獨所以弄到這兒來，而沒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撫養，並非樂天派陸豐年推論的那麼簡單。我和一個老者交談過，他告訴我，凡是到清河農場來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來國民黨的遺老遺孀；或解放前天橋的混混和妓院的老闆等，貌似由民政部門撫養，實際屬公安局十三處管制。我確信這個老頭兒的話並非虛言，因為他本人就是原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名下級軍官。再看看這些老頭兒老太大的生活處境，更覺陸豐年君的推論過於浪漫：他（她）們的衣衫皆襤褸不堪，老太太蓬頭垢面，老頭兒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煙頭吸，他們的房前屋後堆放著垃圾，閒飢難忍的遺老們，半天半天機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邊翻騰，彷彿下邊埋著金銀財寶似的。但那一雙雙長滿黑皴的手指拾進鍋碗裡的東西，不外是爛菜葉一類的玩藝兒。有時，他們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陽的牆根下，閉目養神。奇怪的是很難見到他們彼此說話，一個個的形象倒是酷似電影《紅岩》中的瘋老頭子華子良。他（她）們似乎靠回憶為生，在向陽的牆根下靜待夕陽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滅了。
沒有希望的日子愈顯其長。
有的不甘心這種命運的人，開始掙脫鐵絲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張志華。他原是北京大學新聞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極其聰明，還常常制幾句詩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著一輛小車（上邊裝有鐵鍁、扁擔和抬筐），提前往場工地運送工具。待等大隊人馬抵達工地後，只見工具車放在那兒，人不知到哪兒去了。我們都以為他躲在土坡後或什麼避風的地方拉屎，因而並沒在意；時至中午收工集合時，才發現張志華逃跑溜號了。這無異於另一顆信號彈，他給在幻滅中徬徨的“同類”心中塞進了一團疑雲：既然是前途充滿了希望，為什麼他還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給我灰色的心田，帶來了一絲曙光。大約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張玉華背著食品從北京到勞改農場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隊長不在屋的瞬間，遞給我一封短信；信尾沒有署名，但那字跡我分辨得出來，這是文友劉紹棠寫來的。他在信中告訴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發表了小說，邵燕樣在《人民文學》上也有詩作問世；他的短篇小說《縣報記者）將在《北京文藝》上亮相云云。這個信息，對我說來比姨兄帶來的那一堆食品還重要，因為那是冰河解凍的消息，是關聯到勞改農場一大批落難知識分子命運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離開農場，我立刻把這一準確的佳訊，告訴了我的那些“同類”，於是老右們心中漸漸熄滅的火，又重新開始冒煙，大家都把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視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徵兆，覺得同類已然能在刊物上發表作品，解放我們的日子，也不會太遙遠了。
有人唱歌。有人寫詩。簡陋的監舍裡，偶爾還能聽到二胡琴聲，有京劇愛好者，還常常來上一兩段清唱。大家歸心似箭，在工地上乾活的時候話題幾乎都是一個：我還能不能重新從事過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時日中的種種表現，既感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愛，更感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悲。說其可愛，是他們中的多數不計恩怨得失，儘管他們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幾年的懲處，但是仍揣著一顆赤誠報國之心。說其可悲，也正是由於這種屈原精神，限制了他們對社會的透視和洞穿的能力，他們往往不去思考功與罪的界限，而沉溺於個人前程的幻滅感之中。因而一顆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滅的螢光，也會在他們心頭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擺脫知識分子心靈上可悲的積澱，認為解禁的日子確已到來。
所以，在1962年暮秋，農場里傳來“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車去北京郊區的團河農場的消息時，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車站的途中，不知誰帶頭在卡車上唱起《歌唱祖國》，立刻一唱百和。
歌聲穿過荒蕪而飢餓的土地。
歌聲在黃塵滾滾的農道上飛揚。
“再見吧！清河的蘆葦塘！”
“再見吧！死亡的天國'586'！”
“我們'拜拜'了！”
“我們去北京！”
夢！這些癡情的知識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廂情願的黃粱美夢！
1988牟秋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