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初秋時節、我們才得以離開土城，奔往茶淀農場（勞改單位內部稱它為“清河農場”）。仍然和去塞外營門鐵礦那樣，列車一分為二，前幾節車廂坐的是公民，後幾節車廂拉的是囚犯。
跟去營門不同的是，我妻子張滬就在這塊土地上改造，命運也把我拋向這兒來了，這多少帶給我一點幻想的快意。列車過了天津以東的軍糧城、塘沽，鐵路沿線開始荒蕪起來。目光所及之處，除了鹽鹼灘外，到處是茅草和蘆葦塘。
這掛列車由於拉了我們這些特殊公民，車尾顯得超長，以致我們到站下車時，沒有站台可踩，路基是個斜坡，站立不穩的就要滾到坡下。腿腳不十分靈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塊打著滾兒下來的，他站起來拍拍塵土，看看周圍崗哨林立，不但有機槍，還有馬隊巡邏，便又耍開了半瘋。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崗哨及馬背上的士兵大聲吆喝“儀式可太隆重了，謝謝列隊歡迎！”
戰士沒有理睬他，帶隊的隊長卻訓斥他：
“你這老反革命，不老實銬起你來！”
押送囚犯的勞改幹部，衣裡總是要裝著幾副“鐲子”的，在這漫荒野地裡下車，手銬對囚犯起著威懾作用，行車途中，前節車廂中有個扒竊犯想跳車逃之夭夭，就“咔嚓”一聲被戴上了“鐵鐲”，然後以他作典型，到各個車廂去作示範。待到從火車轉乘大卡車時，三個武警表演裝車絕技，一人抓住帶銬人的後衣領，另一人抓住他的雙腳，像往車上扔一麻袋糧食似的，在下邊悠了幾下，便狠命往車廂板上一扔；這時第三個武警，趁勢向上一托，那個逃號就被擲到了卡車上，身體撞擊車身發出“嗵”的一聲巨響。
這兒是方圓幾十里地的一個勞改農場，裡邊關押著萬名左右的各種類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勞改點之一。解放前這兒曾是海盜出沒的地方，解放後犯人在這兒開始了勞役性的屯墾，到了我們去這兒服勞役的1961年，裡邊已是崗樓和鐵絲網交錯，稻田、葡萄園和茅草、野蒿相織的勞改“聖地”了。
“聖地”二字是我們用的形容詞。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環境。這兒遍地長著鐵桿蘆葦，特別是被稱之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見蘆葦不見樹，只見鹼蒿不見土，是個混沌待開的自然世界。要是單從空氣新鮮這一點來說，這兒理應屬於第一流的休養聖地。東半球由於囚犯開發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鎮的規模，有一個造紙廠，有一座大葡萄園，葡萄園中矗立著一座白色的二層樓房（人稱“小白樓”），裡邊住著總場的政治委員，往西走不遠還有一所公安醫院，這醫院是為勞改幹部和囚犯而開設的。總場場部下設一個犯人劇團，梅葆玖、葉盛長、趙慧絹等名角，都曾是這個犯人劇團中的成員。著名古典文學教授文懷沙、作家孔厥也都在這東半球上服過役。
西荒地則是以阿拉伯數字排列的：有581分場、582分場、583分場、584分場、585分場和586墓地（著名美學家呂熒就埋在“586”的亂墳崗子中，本書第二部《折夢“桃花源”》中有所記述）。 “581”到“585”一律是單一模式建築：幾排紅磚房，中間有一廣場。周圍挖有積滿污水的壕溝，壕溝旁編織著鐵絲網，以示楚河漢界。 “586”沒有壕溝，死了的“大勞改”和“二勞改”在那兒獲得了自由，離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個個小木牌或豎起一塊紅磚，上邊寫著死者的姓名。
我實在無法估計大躍進後的飢荒，在這個偌大勞改農場究竟投下多麼濃厚的陰影。我最初的落腳點是“西荒地”的“583”，卡車剛剛開進壕溝包圍的院門，就看見衣衫襤樓的老號，在壕溝旁的垃圾山上扒拉著東西吃，他們抓起爛菜幫子和秫秸稈兒，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們對這些新號的來臨，顯得司空見慣毫無興趣，頭也不抬地像公雞刨食一般，在散發著臭氣的雜物堆上扒來扒去。
這個鏡頭對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對這一場面的記憶仍清晰如初。難怪營門鐵礦那些老號談起去農場，懼之如臨虎口呢！按說這兒是生產糧食的地方，理應吃飽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們，晚上領到的“進口貨”是兩個鴨蛋般大小的“紅色窩頭”，它不是紅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窩頭爽口，吃第三口覺得順食管往下嚥很滑溜，吃第四口時一個小窩窩頭就光了。兩個小窩頭下了肚子如同沒吃一般，在營門鐵礦不知飢餓滋味的我，頭一天就受到了飢餓的威脅。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湯，裡邊有幾條像蚯蚓一樣的麻繩菜，喝到最後缸子底部沉澱下一層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潑掉了它。
幾個老右重新回歸到五毒混雜的隊伍當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個組。肖乃信和我分開了，但還在一個中隊。領隊出工的兩個小隊長皆為在這兒改造了兩年多的右派，一個叫朱誠，另一個叫徐洲。朱誠原是北京市某小學的小學教師，人長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區某中學的音樂教師，人很溫良恭謙。掌管我們的勞改隊長姓劉，部隊轉業軍人，共和國之初曾經入過朝；教導員姓姚，老號們偷偷叫他“姚菩薩”，從綽號中可見他對勞改分子並無惡跡。但這些幹部都不足以改變我們的處境，劉隊長說的一句口頭禪是：“我相信黨處理你們是正確的（先給自己支撐起保護傘），就是有處理不當或個別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這兒老老實實地勞動改造。這兒是執行單位，誰鬧事懲處誰，準消極混泡收拾誰！”話雖說得過於粗魯一點，實際上就是那麼一回子事。
我們隊屬於大田隊，幹的是挖溝開渠一類的活兒，間或也到田野裡收割稻子或砍高粱。到這兒不幾天，就听見一件這樣的事兒：有兩個萊園隊新號，偷拿黃瓜帶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顫，甲和乙各把一條拉秧的黃瓜，塞進對方的肛門裡去，以躲避回宿舍時的檢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還有能識破這種下流手段的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積極分子”承擔），這兩個人被脫下褲子，從肛門中各被拽出來一條黃瓜。乍聽到這條新聞時，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後被萊園隊的一個老右證實——他親眼目睹了這個悲涼場面。
“黃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勞改農場的飢餓程度。說起來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吳祖光小集團成員）所以能在農場裡螻蟻般的人叢中相見，也是飢餓當了我們的引線。一天黃昏收工後，我照例拿著我的飯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飯，當我從那扇小窗口拿到兩個白薯面窩窩頭和一碗菜湯，匆匆往宿舍走時，發現了一個面孔消瘦的年輕人，一邊跑著一邊往嘴裡填塞著窩窩頭，一個長著螳螂腿的人，在後面邊追邊喊：“餵！你站住——”
“嘿！他搶走了我的窩頭了！”
“大夥截住他。”
我頓時明白了。前頭的那個年輕號，是搶了後邊那瘦漢子的晚餐。雖然這兒賊多如牛毛，但在飢餓年代搶吃別人那口飯，仍然是眾矢之的。於是有人奔了過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隨著大夥朝那搶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漢子和眾人趕到“小強盜”身邊時，他已經把兩個白薯面小窩頭都填進了肚子，並可憐巴巴他說：“我得了浮腫！等腫到肚臍眼，我這條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實在餓得受不了啦！你們願意打就打，願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幾個年輕號上去揍他！可這瘦漢子長嘆了兩口氣，把年輕號給攔了：“算了！算了！我餓一頓認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窩窩頭來了！”
我突然發現這個又黑又瘦的漢子很面熟，片刻的回憶之後，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認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尷尬。昔日在北京文壇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藝的劇作家，居然在這裡見面了，那搶食的浮腫號當了引見的紅娘。荒唐？是夠荒唐的，怪誕？這見面的場景就是一幕時代的怪誕戲劇。一個瘦弱的書生沒有保衛那一口食的本領，被人嘴邊奪食之後，還去阻攔別人不要毆打那個搶食的人，這可能是知識分子區別於其同類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倆才開始敘舊。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發配到興凱湖農場去了。中蘇關係惡化的大背景，使得興凱湖凡屬右字號的，像候鳥南飛一樣，離開了那冰鋪雪蓋的世界。到清河農場之後，老右就化整為零，分散在了東、西兩個半球的各個勞改分場。其中文藝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記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傑，中央工藝美院的何雁嗚，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導演巴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張權的愛人、男高音兼指揮莫桂新，本來也應隨候鳥南飛的，但是在興凱湖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他死在那塊苦難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亂墳崗叫太陽崗，多麼輝煌而美好的諷刺，囚徒死後才能得到太陽的照耀，真是個絕妙名字。那兒臨湖風光十分秀麗，小小土丘一字排開，上邊插著一塊塊小木牌：勞教分子×××之墓。後來乾脆用紅磚代替了木牌，紅磚上用白粉筆書寫上死者的姓名，一場大雨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
後來，在勞改隊，偶然間遇到了巴鴻（《智取華山》導演之一），他說他在莫桂新臨終時，曾有幸見過莫一面。當時，莫剛剛被一輛牛車從七分場拉到總場醫院門口，巴鴻當時在文教隊改造，匆匆趕到現場去看他，莫桂新此時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車旁的就是巴鴻；之後，巴鴻到分場演出，歸來時莫桂新已經不在人世了。使巴鴻深感悲涼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鴻和另外幾個演員挖下的。當時文教隊的任務除去排“革命戲”外，就是在“太陽崗”挖墳坑；每個人定額三個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時墳坑不夠用。巴鴻還乾過埋死人的活兒，從總場醫院把屍體弄上擔架，直奔“太陽崗”。要是趕上“大煙炮”飛舞的冬天，屍體凍得梆梆硬，抬屍人到坑前把屍體向溝裡一翻，再把擔架抬回來，莫桂新的命運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塊冷土上了。幾鏟黃沙一蓋，他就去了天國。
初到清河農場時，我覺得這兒比興凱湖要人道些，有時收工遲了，便會在蒼茫的暮色中看見平板大車上裝運著棺材，沿著農場道緩緩向“586”行進（各個分場都是夜間埋死人）。後來老號對我揭了謎底：哪有那麼多木料給罪犯打棺材，你看見的是一口無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兒一抬，一揚車把，人就順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來，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時餓死的人多了，一個棺材罩不夠使，就乾脆裹上被褥，外邊用席筒一卷，並排躺在大車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這老號的話，有一次幹稻穀裝車的活兒時，我悄悄地向車把式驗證真偽。車把式戲謔地對我笑笑：“你是新來的吧？實在只有一口無底兒的棺材，那是變戲法給路人看的！”（我的長篇小說《龜碑》中，寫了這一細節）。
原來這是偽裝出來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無知。我甚至想像過我或許有那麼一天，也被罩起來拉往“586”，因為每天能聽到農場往外拉死人的消息。為了抵擋飢餓，為了活下去，隊伍出工和收工時，不斷有人跑出隊列，蹲在那兒拔一株野蒜或摳一個漏挖的蘿蔔頭什麼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進嘴裡；不太急於“進口”的，把路上撿到的野物裝進衣兜，晚上下鍋煮熟後才吃。這成了每個人的條件反射，走路時眼睛總像滿地找銀子似地向路邊窺尋著。我沒有勇氣跑出隊列去挖野食，但用鐵鍁翻菜地時把翻出來的一個個白菜根，裝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飢倒是常事。初冬時節，每到吃晚飯的時候，各個牆角都閃爍著火光，好在清河農場處處是蘆葦，攏上一把當乾柴，把鋁鍋往兩塊磚頭中間一架，就吃起“加餐”來了。
記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溝，以加深溝的容水量。就業的“二勞改”隊（解除勞教的人員，住在鐵絲網外的紅磚房內）緊挨著我們的工作段挖河泥，一個叫劉岳的“二勞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鄰界。我正在低頭乾活，耳畔忽然聽得“咯吧咯吧”的聲響，有意無意地扭頭望去，頓時使我瞠目結舌，原來他正在嚼著一條水溝裡捉到的活魚，露在嘴外邊的魚尾巴左右搖擺，發出咯吧咯吧的抽打聲（若干年後，我看見電影《苦戀》中有個鏡頭，正和劉岳飢不擇食地生吞活魚的情景一模一樣）。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幹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來了：“餵！水溝裡有魚。咱們身上就缺動物脂肪。這東西雖有點泥腥氣，但能解飢就行！”聽了這漢子的動員，我心裡很不是滋味，但細想想，若不是餓得難耐，他會把一條活魚生嚼了嗎？ “活下來就是勝利”，是這兒勞改人員的口頭禪，它不是很唯物嗎？
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飢餓迫使最底層的人，向原始生活回歸。其他類型的囚徒自不必說，就拿知識分子來說，也逐漸蛻變去那層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態，前文提及到的工程師肖乃信，在土城罵流氓罵得那麼尖刻，但在一次晚間集合站隊時，我親眼目睹他捕捉飛向電燈亮光帶翅的螻蛄，抓住一隻往嘴裡填塞一隻，直到隊長向他大聲斥責為止。
事後，我曾間及肖乃信：“什麼味兒？”
“沒吃出味兒來，只知道往嘴裡填。”他說，“肚子總像個無底洞。”
“克制一點不行嗎？”
“你家裡老母親給你郵寄食品。我是孤墳野鬼，誰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振有辭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丟人。”
“我擔心你吃了有毒的東西，壞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麼多了。”他說。
不久，從六中隊傳來一個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陸豐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場，按照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他屬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出身。在北京農業機械學院即將畢業的日子，趕上了反右派鬥爭，他在民主專政與“內行”、“外行”問題上鳴放了一下，被戴上右派鐵帽送進了勞改農場。昔民，一個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爺，在這兒竟然吃開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條蛇、一隻蛙、一隻癲蛤蟆和一隻老鼠，放在一口小鋁鍋裡煮熟吃了。夜裡，他開始上吐下瀉，渾身哆嗦。幾小時之後，他已經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虧分場的醫務室裡一個“二勞改”（刑滿後留場就業人員）醫生全力搶救，總算把他從死神的懷抱中搶了回來。因為我和他常在牆角煮食時見面，雖然不在一個中隊，還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後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雖已清醒但面色蠟黃。在炕邊上，我說：“你怎麼能亂吃五毒？”
“餓。”他聲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癲蛤蟆有毒，剝了皮先洗了幾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開了膛，把五臟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頭安慰幾句，便匆匆而回，事後，他身體略略好了一些時，並沒有改變他煮食小動物的習慣，只是不敢再把癲蛤蟆擲進鋁鍋裡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邊沿的鋁鍋模樣，在我記憶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葦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邊只剩有一隻鍋耳（中篇小說（白雲飄落天幕》中，我借用了這口鍋的形象）。他的命運也像這口缺耳的殘鍋一樣，留給歷史一個殘缺故事，後文將有詳細敘述。
面對飢餓引起的種種慘狀，好心腸的勞改幹部裝作視而不見。比如，綽號“姚菩薩”的教導員和鑲著一顆假金牙的劉隊長，在隊列前訓話時偶爾提及兩句“不要到處點火熏黑了院牆”，“上邊有令不許點火煮食野物”等等，這只是官樣文章，實際上對飢餓的囚號煮野菜充飢，是一種出於同情的默許，更確切他說在那飢荒席捲全國的年代，飢餓也危及到了那些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們的家屬宿舍就在壕溝之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家家戶戶的簷下晾曬的青菜葉和蘿蔔幹。基於如此嚴酷的事實，他們對囚號點火煮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倒也是挺合乎邏輯的事情。
但是絕非所有乾部都具有這種心腸。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監舍休病假，看見有幾個身患浮腫的老殘病號，用鍋不知煮什麼東西。這時一個臉上有麻子的場長（我已記不起他的姓氏來了），來到宿舍院內，他看見牆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鍋都用大頭鞋踢翻了。從其中一口破鍋裡淌出來的是一隻鞋底子，那場長聲嚴色厲地訓斥道：“你為甚煮這東西？是不是想成心醜化無產階級專政？”那浮腫號低頭彎腰地解釋道：“沒有人給我寄吃的，我餓。”“這鞋底子能當食物嗎？”那場長繼續暴跳著，“你馬上給我扔到廁所後邊去。”那浮腫號只是兩眼盯著那隻快要煮成爛泥一樣的鞋底，捨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連連說：“紅軍過草地時，不也吃過棉絮嗎？”那位場長不再說話，彎腰拾起鞋底，用力向廁所方向一擲，鞋底斷了，只扔出去折斷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場長手裡，他把手中半截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兩腳，便揚長而去。
我蹲在牆根下，親眼目睹了踢鍋事件，只覺那隻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顫的是，待麻臉場長走後，那老號又蹣跚著兩隻腫腿，把那半截鞋再撿起來，夾著鋁鍋另找生火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臉場長為什麼踢鍋，因為市公安局要來什麼大人物到“西荒地”檢查衛生，早上直屬隊留下幾個人用刷子沾著白灰漿，把院內熏黑的牆都刷白了。但是不久，白牆又變成了黑牆，因為人在飢餓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頑強，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製約住的。那位麻臉場長的下場也並不美妙。記得是在過春節勞改隊吃餃子的夜晚，院內各監舍都聽到了槍聲。傳出來的消息是，這位麻臉場長因為和某幹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敗露，這個大麻子於午夜開槍自殺了（亦有一說，他先開槍打死了那女人，然後開槍打死自己）。
飢餓的人們對傷風敗俗的桃色案件不感興趣，能活下去是囚號的第一宗旨，在這一主導神經指揮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無所不吃；至於吞吃這些東西是否具有延長生命的作用，人們無心問津，只要讓肚子裡裝進去東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這麼幹，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在這個環境裡也無法脫俗，原中央戲劇學院聲樂教師張欣，他在早上去打粥時，先悄悄在飯盆底下擠上一點牙膏，打上熟粥後用筷子一攪動，粥就顯得格外地稠。牙膏中究竟有什麼化學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變稠粥確是事實。當然按照物質不滅定律來解釋，加上牙膏而變稠了的稀粥，還是那麼多的米，還產生那麼多的熱量，但飢餓中需要用精神幻術來自我解脫。我的“同類”，原北影導演巴鴻告訴我，他在田裡經常抓蛇吃，剝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兒一燒，半生半熟時入肚不但解餓還香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類”在田埂上捉到一條蛇，正要剝皮時，勞改隊長突然出現在他面前，他的第一個動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頭，並迅速把蛇頭吐到埂捻下的水溝裡；第二個動作是把無頭的蛇裝進衣兜，讓蛇已然成為他的“進口貨” 時，才回答隊長的質詢。無論怎麼說，那條在衣兜中蠕動的死蛇，他也沒交出去，隊長口頭上批評兩句，走走過場也就算完了。至於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時吃生稻穀，則更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我雖然沒有餓到那樣的程度，但是採一些綠樹葉回來，放在暖瓶裡泡食以解飢，或到蘿蔔地干活時，偷偷拔幾個蘿蔔吃是常有的事。其實，蘿蔔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餓，但在當時幾乎無人考慮生理學中的因果關係，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場，中隊建制約百人左右，因飢餓而導致的浮腫號約佔1/2左右。嚴重的不斷死亡升天，其他的病號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動，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雖能走路，兩腿一按一個大坑。浮腫是自下而上地發展的，瀕臨死亡的病號連生殖器都腫得怕人，腦袋腫得像個老窩瓜。在這種形勢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裡塞食，以掙脫死神的擁抱。
這裡，我不能不寫上一筆知識分子在飢餓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質上的亮點和霉斑。當時，巴鴻告訴過我這樣一件令人悲慟的事情：有個“右派”叫林澄，他是協和醫學院的高才生。由於興凱湖缺乏醫務人員，他到興凱湖二分場服勞役後不久，就被調到八分場犯人隊去當獄醫。在勞改單位獄醫是最吃香的，因為他不但給犯人看病，還給勞改幹部看病。無論從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勞役的老右有著很大的差別。住房是單間不住大連炕，吃飯吃乾部小灶而不吃囚號的大伙房；相對他講，他還有一定的行動自由，背起紅十字藥箱來，可以涉足勞改農場的每一寸土地。飢餓對於林澄不存在，訓斥對於林澄也不存在，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羨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對此並不感到有絲毫幸運，正好相反，他覺得他和許多獻身國家建設的知識分子，都不該承受這樣的勞役懲罰。為此，一天他趁在田間巡診之際，一個人躲在小土坡後，掏出紅藥箱中的手術刀片，割開了腿部大動脈，面對波浪滔滔的興凱湖以死抗議五七年對知識分子的“仁政”。他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古代傳統中的“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條，潛入他鮮紅的血液和每個細胞。他用自己的死，在“太陽崗”為這一時代的殉難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難紀念碑。
我沒有死的勇氣。
我是弱者。惟一能夠實踐的是：潔身自好，盡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樣一個環境中，做到這一點也並非易事。記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時節，古農諺中說“農十月，高粱紅”，清河農場的高粱地卻缺乏那種醉紅的色澤。這兒是開發出來的鹽鹼地，高粱不易成活，儘管場裡種的是抗鹼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陽中仍然難見高粱的紅色。儘管這是高粱絕對欠收的年份，囚號們對於收割高粱，還是有極高的熱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蟲飛進了莊稼地，那是有些誇張，因為這些浮腫的囚號，既無蝗蟲的翅膀，也無蝗蟲一跳八壟的彈跳能力；但是蠶食起生高粱米粒來，卻不亞於蝗蟲過境。他們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頭部分鋪上一塊手絹，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儿就滾滾而落；然後把手絹往嘴裡一揚，當場偷吃，或把手絹裡包著的高粱粒儿抖進衣兜。如此這般，周而復始，好在前後左右都有青紗帳遮目，飢漢們當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習慣於嚼食生糧——儘管它對我有強大的誘惑力——我手拿鐮刀割砍高粱時，不斷把甜甜的高粱稈兒伸進嘴裡，按照營養學的解釋，人體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長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無幾，我覺得補充人體內的糖分，或許比吞吃高粱粒儿，腸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領班幹活的小隊長是我的一個同類，對這些只裝沒有看見。但到收工集合站隊時，他在隊列前呼喊開我的名字。
“有事嗎？”我詫異地問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義語，即輪流值日一個星期的意思）。”他說。
我頭腦轟鳴了一聲，頓時明白了其中含義：這是讓我在這兒執行檢查任務，要把人們身上帶的糧食都檢查出來。我裝作不解其意的模樣，把球踢了回去。我說：“小隊長，'值星'是指內務衛生而言，監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沒有'值星'的責任。”
“幹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說。
“這不是乾完活了嗎？”我反唇相譏。
“還有個任務你沒完成。”他態度變得蠻橫起來。
“什麼任務？”
“隊長有過指示，凡是到菜園或糧田里幹活，集合站隊回號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對不起，這差事我沒有乾過。”
“什麼？”他聽出我話中的譏諷意味，便指責我說，“沒幹過也得學著幹，政府改造的就是你我的反動思想。”
“我就是不干！”聲音是斬釘截鐵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態度，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糧食，便把所有衣服兜儿都翻個個兒，抖給他看，“我嚼過高粱稈兒，沒帶一粒糧食，這是因為我身體還沒有浮腫，還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爭吵之際，幾個身上揣糧的浮腫號央求說：“小隊長，這麼辦吧！為了不使你為難，我們走到大門口時，要是看見有檢查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餵田鼠，要是沒設檢查崗，你就高抬一把手，裝成不知道。咋樣？”
我的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類”，看看事情已然僵到這種程度，便退卻了一步。他說： “大夥也得替我想想，隊長讓我幹這份差事，我總得對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夥肚子裡缺少油水，但也得讓我過得去。話得說狠一點，要是有檢查崗，都得把糧食扔在道溝裡，要是翻出來誰帶糧食，那是'值星'拒絕執行搜身任務而非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