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的右派分子被組織起來勞動。會同大樓中新華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張辛城、卜昭文、丁寶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陳德貴、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多。其中，黨團員佔絕大多數。
王守清，是從部隊轉業到出版社當人事幹部的。此人14歲就在晉東南沁縣參加了八路軍。因打日本作戰有功，在1946年時，就當了碑上留名的戰鬥英雄。他身材魁梧，滿口山西腔，他在陝北時是中央警衛師的小鬼頭，為毛主席站崗放哨，稱得起是為了締造新中國出生入死的鋼鐵戰士。而反右派鬥爭是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決鬥，但他也被捲了進來。熟悉他的人告訴我，王守清身上帶有戰爭留給他的彈痕。這次，他又被反擊右派的子彈擊中了。
和王守清個頭差不多，但沒有魁梧身材的李濱聲，不也是一個屈死鬼嗎！盛夏時節，黨中央的理論權威刊物《紅旗》，用臥車把他接走，在請他吃飯的席間，拿出許多剪報資料，請他根據資料為刊物畫一幅漫畫，《沒嘴的人》（副題《老實幹部獎獲得者》）就是這麼出籠的。脫稿後李將稿放在桌子上，被報社文藝部負責人看見了。說服了李濱聲，先在《北京日報》刊登了；後來，《北京日報》首先向李濱聲發難——他成了“陽謀”中的第一個犧牲品。 。
批判會上，李濱聲曾據理力爭：“我並不是為報社畫的，是你們要我在報上刊發的。”
對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讓人民鋤之！”
不能說不巧。 1957年秋冬我們從事勞動的工地，是滿清最後一個狀元的家宅。 《北京日報》說服了狀元的孫女，把這宅院的地皮買了下來，拆舊宅，蓋報社的職工宿舍。這地方名叫“狀元府”，此時這些落難的“文武狀元”乾著刨地基、挖房槽、砸釘子、運磚瓦、挑灰漿一類的活兒。
1957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街道上的樹葉還沒落光，秋天還沒完全脫掉它的黃褐色衣裳，外蒙古卷過的寒潮就報到了。之所以能有這個記憶，是畫家王復羊的勞動模樣留給我的：十月末，他沒有禦寒的勞動服裝可穿，穿著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還在皮領上圍了一塊白色墊肩。於是“右派貴族”的雅號從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舉目四望，昔日那些搖筆桿、拿畫筆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狽。嘴裡總愛哼哼著約翰·斯特勞斯“藍色多瑙河”樂曲幹活的陳德貴，來工地不久就折斷了眼鏡的一條腿，折腿的那邊，他套上一根線繩，被冠之以斯維爾德洛夫的綽號。看著自己，我也不禁啞然失笑。我身穿一件破大衣（這是我母親怕我冷，毀了一條狗皮褥子縫製而成的），上邊濺滿了泥點和灰漿，儼然像一個專職“泥水匠”。至於那些女右派，則一律斂起昔日紅裝，頭上頂著藍黑色帶有耳扇的帽子，簡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壯工一個模樣。
女右派幹的是把彎釘子砸直的原始簡易勞動。分派活兒的人，確實是出於照顧婦女。但是在嚴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兒乾這種輕活兒，還不如乾費力氣的活兒好。她們不斷跺腳，用嘴哈氣暖手；那邊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絨衣穿了單衫。 “狀元府”名不虛傳，修建這舊宅院時，地面攪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凍，丁字鎬刨下去，只留下一個小小土窩。再看看各自的手掌，幾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醫務所彭大夫不知是出於對這些人的同情，還是施行“革命的人造主義”，對於施捨膠布從不吝嗇，因而每人手上都貼上了橫七豎八的膠布條條，像是戴上兩隻污濁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個嚴冬下午，我趕上和王守清一塊刨槽。這傢伙幹活也像打仗那樣，掄起丁字鎬來虎虎生風。 “噗”的一聲，一個硬土塊濺到了他的眼鏡片上，一隻鏡片頓時像太陽光的輻射線似的，在上邊結網。我勸他去配一副新眼鏡，他用濃重的鼻音回答我說：“配甚眼鏡？這雙眼睛長在我臉上都是多餘的，我恨自己這雙眼睛，當年沒被砲彈皮炸瞎了呢！瞎了就甚東西都看不見了，落個心里幹淨！”
我不能對他的話作出反應。他根紅苗正，雖說他也被劃為右派，似乎還有某種發牢騷的資本；我出身於地主家庭，身份應比王守清更為卑賤，不具備講怪話的任何條件。可是，腦袋畢竟長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說，心裡不一定不想。王守清這段悲憤的自白，當即讓我想起了我曾經讀過的一個意大利的電影劇本《他們出賣眼睛》。編劇以極其含蓄的手法，用出賣自己的眼球的劇中人，象徵並鞭撻那些對社會時弊視而不見，在生活中出賣良心的人們。王守清講的這段“反動怪話”，當然缺少電影劇本的藝術曲線，但和那個電影劇本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
仔細想來，這也怨不得那些人們，我們這些工地上的活標本，已對那些視力1.5的眼睛，出示了黃牌警告。時代需要色盲、聲盲、情盲……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眼無珠的人就應運而生。這是1957年反右遺傳下來的癌症。
記得，在反右派鬥爭開始時，北京市委一位負責的人物，在一個大禮堂裡作動員報告。他以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詡說：“我們要把那些隱藏在陰暗角落裡的右派分子都挖出來，把北京變成水晶般的城市！”這些話雖然十分悅耳動聽，並具有一定的鼓動力量，但是一個唯物論者忘記了唯物主義最起碼的常識，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透明。所謂“水晶城”之說，是地道的形而上學，神話。當然，如果人們都變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單一的顏色了——那是一種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釋為“水晶宮”了。
在“狀元府”的勞動工地上，還有一個戴著圈套圈的高度近視鏡的右派分子。他幹活窩窩囊囊，沿著“馬道”往樓上挑磚運灰時，總是弓曲著水蛇腰，像個鴕鳥似的。他叫趙筠秋，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經濟系，別看他肩不能挑擔，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時，脖子卻伸得挺長，身條挺得挺直。那天，他嘴裡嚼著饅頭舌戰群儒，話鋒的焦點是中國官僚主義的淵源。趙的論點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不完備，必然產生官僚主義；而批判他的那些人們，則說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十分完備，官僚主義與此無關。他一邊噴著饅頭渣兒，一邊慷慨激昂地陳述著自己的觀點，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也許他當時那副執拗的儒雅氣質，留給我們印像很深，所以在勞動現場，我們常喊他趙老夫子。
最使人愜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勞動中的一刻鐘休息。我們蹲在避風向陽的磚垛旁，或者到一間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時，徐鍾師“削髮為僧”抗拒運動，自然被常常提及，趙老夫子舌戰群儒的場景，也常常用來解脫我們的精神空虛。但這些東西，畢竟是人所共知的，人們需要尋覓新樂，解脫各自的煩惱。
我本是個緘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負荷似在改變我的個性。有一天，在那間堆煤的小屋，也打開了話匣子，那是不知誰談起了“陽謀”這個字眼的含義時，我講起了鄧友梅君的一段經歷：10月11日，北京已進入金秋時節，團中央大禮堂裡舉行批鬥劉紹棠大會。台上坐著中國文壇的泰斗，台下坐著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藝尖子（包括演員）。當時，北京市文聯尚未明確鄧友梅劃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發言時，還不得不作出許多左派的姿態來。友梅能言善辯，語意鏗鏘有聲，加上他掙脫羅網的強烈慾念，對劉紹棠違心的批判相當出色。笑話出在友梅發言結束之後：當他紅頭漲臉，嘴巴離開麥克風邁步下台，台下正為他有力的揭發批判，響起脆脆掌聲時，市文聯秘書長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壓壓的群眾高聲宣布：“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騙，他——他也被劃為右派分子！”
會場頓時愕然。
夥伴們笑了。接著七嘴人舌：
“這是一出皮影戲！”
“鄧友梅充當了皮影人！”
“這齣皮影該叫啥名兒？”
“先使用友梅君，然後把他再甩出來。推完磨殺驢，招儿真高……”
“這叫'各個擊破'。”
“這叫'陽謀'——”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驟然剎車。
在我的記憶中，這些右派夥伴們當中，和我接觸最多的要屬王復羊、駱新民、梁沙軍、趙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誠的要算是漫畫家王復羊。他就讀於東北魯迅美術學院，在老右中年紀最輕，又對生活最富於哲理性的思考。 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導火線始自於他對李濱聲的態度。他不揭發、不批判；但是有人出來揭發他了，這就是駱新民。他說王復羊污衊過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說“胡風問題構不成反革命”，“肅反傷害了一部分老同志的心！”等等。結果，年輕的王復羊受到了二類處分監督勞動（當時對右派分六類處理：一類送勞動教養；二類監督勞動；三類自謀出路；四、五類降職降級；六類免予處分），每月18元生活費。駱新民（筆名駱拓），他原本是馬來西亞華僑，因其父和徐悲鴻先生私交甚密，解放前他便從異國他鄉回到祖國懷抱，並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他雖然積極批判李濱聲，又揭發了王復羊，由於他在鳴放期間曾寫過一篇文章，為國畫大師李苦禪的待遇鳴不平，反右鬥爭仍然把他網羅在內。但他是華僑，反右鬥爭中又“表現可以”，所以落了個從輕發落，只開除了團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職降級處分，可是右派帽子依然給他戴在了頭上。梁沙軍是河南人，原是地下黨員，他性格憨厚是個樂天派，因而在右派當中頗有人緣。他走到哪兒都會受到歡迎，因為他有腰腱盤突出的毛病，幹不動重活兒，除了在裝訂房和女人們折折書頁之外，有時也來“狀元府”工地干些輕活兒。
那天，北京降下了頭場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勞動工具，他和女右派們一塊砸釘子時，發現了我倆，便道：
“餵！幹什麼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濃重的地方口音。
“什麼？”梁沙軍用王守清的諧音逗趣說：“去公安局？”
“你開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臉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當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後轉業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進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給放出來。”
“為甚？”王守清愣愣地問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著說，“你在陝北給毛主席站過崗，這回我還送你進中南海給毛主席當警衛班長，要是他們不收留你，我給你寫介紹信。”
這個玩笑充滿了酸楚，卻也因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寬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一路念叨著：“沙軍是好人！只是咱們都生不逢時，趕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軍確實是個不錯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運與不幸運時，並不把人的品質優劣，當成分配的尺度。俗話說：人走背字的時候上卦攤。這也許是社會中的底層人，更容易相信宿命論的緣故吧！
新社會沒有卦攤，特別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會看手相的人不少，駱新民對這方面的知識尤其豐富。我也叫他看過手相。他說：“你愛人張滬的手相是主權貴的，將來還有盼頭；你手相上事業紋非常紊亂，恕我直言，你一輩子可能就要大鐵鍬了。”
“你呢？”我反問他。
“少則5年，多則8年！”
還是王復羊比較實際，說：“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駱新民認真他說，“那就完了蛋了，畫畫人的手不能生硫，長期不拿畫筆，人就報銷作廢了！”
我們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見燈塔，更看不見陸地。儘管報社領導指出右派的前途時，引證毛主席的話：“三年怎麼樣？三年不行五年、八年總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對這幾句話百聽不厭——因為我還幻想著拿筆寫小說；但理智上總是不太相信這是真的。我胡亂猜想脫胎換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時間，按照找對未來的剖析，10年後我34歲，那時青春尚存，容顏未老，精力還不到枯竭的時候，也許還能干點兒事業。因而，當夜深人靜，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談論這些事情時，還自我麻醉地背誦過李白的詩：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我妻子則比我還要悲觀，她常用“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來概括老右們的命運。她的論點是：光陰不會倒流回來了，沒有這批戴上右帽的知識分子，火車照樣地開，地球照樣地轉。
我說：“不會這樣，中國需要知識分子！”
“你倒不見外！”她說，“人家已經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還自作多情。”
不是嗎？報社這些右派離開辦公桌之後，報紙照常出版，書店照常賣書。
濃重的悲觀情緒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認為末日已經到來。記得，那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輛卡車送我們去魯谷公社改造。新華分社的右派去了上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墳。卡車前邊的另一輛車上，拉著滿噹噹一車被宰割過了的半扇子生豬肉。我敏感地聯想到自己的命運，便捅了王復羊一下說：
“瞧……”
“看見了。”
“會嗎？”
“但願不會。”
這些心照不宣的問答，實際上是打著啞謎。因為沒有人能推測出謎底，誰也卜算不出未來的命運，以及這些“不齒於人類狗屎堆”的歸宿。我看了看卡車上的伙伴，彷彿都看見了前面卡車上的死豬肉，有的木然的臉上毫無表情，有的故作鎮靜地噴煙吐霧。
梁沙軍樂呵呵地提出問題：“諸位，誰吃過人肉？”
“據說不開化的邊遠地區，還有吃人肉的。”趙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麼味兒？”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嗎？”
“據說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復羊淡淡他說。
我聽得出來，他在隱喻著什麼。這種隱喻的密碼不能破譯出來，因為他在嘲諷政治。
梁沙軍卻接嘴說：“要吃就嘗我的好了，魯谷公社緊挨著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願意躺在那兒，為人民吃肉服務！”
卡車上開起玩笑來了。有人說梁沙軍太瘦，渾身淨是骨頭，沒油水，有人說從維熙還胖一點，骨骼瘦小肌肉發達。最後，大家在卡車上選開了“楊貴妃”，後又評論開了古代帝妃中，到底是瘦瘦的麗人趙飛燕美？還是楊貴妃美？
魯谷公社確實如粱沙軍所說的，界臨兩個公墓。我們改造思想的第一個驛站，就與死亡、十字架、墓碑為鄰。特別是我和王復羊、駱新民的駐地——下莊大隊，離人民公墓、革命公墓最近。 4月6日，正值清明前後，革命公墓內因有圍牆隔擋，聽不到生者對死者的絮語；而人民公墓就在我們村後，我們在村邊幹活，祭悼亡人的涕哭聲此起彼伏。
這就給我們本來就充滿憂鬱的心靈上，又澆上幾分憂愁。我們是奉命來農村改造思想的，虛心向社員們學習。可是，我們來到這兒不久，就發現在學習方向上的茫然。不，不僅僅是茫茫然不知所學，甚至遇到了我們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5月上旬的一天，我們三個人奉命去魯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間苗。該村那位姓李的生產隊長對我們說：“同志們到這兒來都不容易（他為什麼濫用了“同志”這個聖潔的字眼？），我這半大老粗，最佩服講實話的人，右派是什麼？右派淨是些說大實話的人。隊裡對同志們（又是一次濫用）沒有苛求，量力干活就行了！”他這番話說得和顏悅色，表情和藹可親，使我們個個瞠目結舌，面面相覷。
按道理講，一個有堅定改造信念的人，應當對這位李隊長的話，給予駁斥；可是人家又是負責監督和管理右派的貧下中農代表，基層政權的一員。接受他的這些觀點，那怎麼行。他是給右派唱頌歌的，不等於否定了反右運動，否認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嗎？因而，大家都沉默地一言不發，只有走進了玉米地，避開那位右派中的“頭人”（即報社指定的右派中間的負責人），才敢對這位李隊長進行評論：
“天字第一號！”
“農民也有自己的腦裳！”
“這叫'戲法再多變，自有明眼人'！”
“貧下中農萬歲！萬萬歲！”
但是，農民中也並非都是李隊長這樣的人物，我們在下莊就遇到過令人觸目驚心的事情。比如，清明節後，一個哭墳頭的婦女，為了祭悼死者，離開墓地前把一盒點心，埋在了墳前土窩裡。那個女人剛走，一位貧下中農就扒出來，提進自己的家院。由於下莊有“近水樓台”的地理條件，這種事情層出不窮。一個社員向我們解釋說：“上墳是封建行為，與其那些點心餵了地蛆，還不如裝進人肚子！”
離我們的住房不遠，有個綽號叫“獨眼龍”的社員，他長得人高馬大，說話鏗然有聲。據說，他祖輩人過去是盜墓人，他不偷不盜，負責遷墳抬骨一類的活兒。時正初夏，蚊子、小咬已在空中亂飛，有一個重情義的男人，給他剛剛死去不久的情人來遷墳。棺樞不讓上火車，屍體又已經發臭，而這個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運往他南方的故鄉。在我們看來，這幾乎是沒有辦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個叫“獨眼龍”的社員，卻應承下來。他刨墳，開棺以後，硬是用刀子像剔豬骨頭一樣，把那年輕女屍的肉剔了下來，把骨頭裝進口袋，然後，洗淨消毒讓那男人來取。
魯谷公社距離北京市區僅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蠻荒，使我們深深地震驚。當時，正逢蘇聯芭蕾舞團來中國演出，因魯谷公社曾命名為中蘇友好公社，芭蕾舞團來公社演出《天鵝湖》中的片段——“四隻小天鵝”和《吉賽爾》舞劇中的一幕。簡直若同發生了地震，幾個和我們一起幹活的婦女社員，對我們說：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兒，是不是爹媽養的！”
“餵！你們都是喝過墨水的，說說看，為什麼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沒光身子，要是光著身子，咋看不見……”
我們沒有資格去欣賞芭蕾舞劇。
我們也無心情去回答這些問題。
然而去欣賞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個精神世界中的人，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們，都是貧下中農和他們的子女（這個村沒有地主、富農），不但藝術距離她們非常遙遠，而且有一種抵制現代生活的本能，我們又該怎麼向她們學習呢？又學習些什麼呢？
有一天，在村頭乾整菜地畦埂的活兒。幾個男社員窮極無聊時，把一個徐娘半老的女社員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褲子（他們俗話叫“開瓜”），把一根豬尾巴硬是塞進她的腿縫之間，他們笑著，鬧著……我們只好尷尬地扭過了頭。
一會兒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會兒又荒唐到無以復加。
他們是農民，是地地道道靠修理地球，並從地球上獲取食物而延續生命繁衍後代的農民。我突然感覺到50年代那些寫農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矯飾了。也許從這個時候起，我才開始意識到文學需要去偽寫真。我甚至於反躬自問自己曾經發表過的那些小說，是不是歌頌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強烈了？或許它從一落生起，就打上了為政治服務的胎記，使自己的藝術視野沒有投射到這塊粗獷的原野上來。
畫家王復羊對此也深有所感，他對我說：“我們在政策上就把貧下中農神秘化了，其實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畫家駱新民的語言更為刻薄。他說：“把右派弄到這兒來，本身就是一種愚民政策，讓知識分子變成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群氓。”
“比方代的發配，只是臉上缺少個印記。”我說。
駱新民非常後悔自己從馬來西亞回國求學，他唉聲嘆氣地搖著頭：“早知今日……早知今日……”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當初……何必當初……”我還把在我劃右之後，偶然間撥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議中國迫害艾青、丁玲的新聞，告知王復羊和駱新民。好像只有這樣，心中的鬱悶之情，才能平復一點似的。
當時，我妻子張滬的改造地點在焦家墳，離下莊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時她和趙筠秋來下莊聊天，大家議論的多是對反右派鬥爭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維，說話尖刻。 “趙老夫子” 是學經濟的。大家湊在一起，難免對各自所在農村談些看法。當時，中國剛剛擂響大躍進的戰鼓，勞民傷財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煉鋼鐵之舉，已開始在京郊農村風靡。我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都是“烏托邦”，是“殺雞取蛋”，破壞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和諧。這些看法，時隔二十多年後，已被歷史檢驗屬於絕對正確。但在當時，卻等於在自織羅網。加上當時我從新華書店買到一本內部發行的《南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政治綱領》，在勞動之餘翻看，並藉給駱新民和王復羊閱讀過，儘管我們翻看它時，無意從“南共綱領”中吸取什麼東西，但是已經是在為自己自掘陷阱了（後邊再向讀者談及）。
在下莊的日子，使我難以忘懷的，除了有農民的蠻荒、落後一面之外，也還有農民的寬厚和真誠。該隊韓隊長，出於照顧我們，總是把我們幾個安排在婦女隊幹活，她們雖然都知道我們三個人，人人頭上都頂著“雷”，卻從不刺激我們以顯示貧下中農的自我優越。相反，她們有不明白的問題，還常常詢問我們，我們以“大娘”、“大嫂”稱呼她們，她們則稱呼“老從”、“老王”、“老駱”。
當然，在村里壯勞動力不夠用的時候，我們這三塊紅土，也要頂替硃砂使用。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時的揮汗如雨，也不是放衛星時的挑燈夜戰，而是在盛夏時節，拿著鍬鎬去刨墳坑。
1958年火葬還沒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總是鬼滿為患，下莊地址公墓近鄰，刨挖墳坑就成了“家常便飯”。我無法描述我幹這件活兒時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壓抑以外，還有嗅覺上難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驕陽似火，跳進坑穴去掄鎬刨著沙石，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腳下還要穿著高幫膠靴，以隔開腳掌和附近墳內湮滲過來的臭水。我一生中聞過各種臭氣，但都無法和腐爛屍體上淌出來的黑水臭氣相比。那是一種咸臭、惡臭。即使你戴上三層口罩，也能使你五臟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幹這活兒時，嘔吐不止，幾乎把膽汁都抖落出來，而和我一塊掄鎬刨坑的社員，鼻子似乎患了傷風感冒似的、對這種氣味毫無覺察，一邊往下掘坑一邊還哼哼嘰嘰地唱著小曲。他們不像我們三個老右，只偶爾幹上一天。這些農村中的壯漢，成年累月地在這塊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們的耐性，常想：也許只有中國農民，才具有這樣獨特的精神吧？ ！
在下莊生產隊還練就了我的一雙鐵肩膀。我們經常和下放乾部一起，從千米左右的一個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樹行子擔水。由於擔水路程較遠又帶有某種競賽的性質，我自不甘落後，所以肩膀結出層層血瘢後，就成了一塊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怕壓，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學會了擔著滿噹噹的兩桶水，在行走中輕鬆自如地倒換肩膀，忽兒頭一低讓扁擔從左肩轉向右肩，右肩累了，再從右肩轉回左肩。這是我勞動改造生涯中，最早獲得的第一個適應生活的本領。
達爾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認為這種生存本能，不但動植物具有，被稱為“萬物之靈”的人，更具有這種適應的本能。比如：在魯谷村改造的漫畫家李濱聲，曾以一張《沒嘴的人》和另一張的漫畫，震驚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英國的《泰晤士報》曾於1957年轉載）。但此時在魯谷村的泥屋裡，伊然像個西北高原上的老農了。一頂破了了簷的遮陽草帽，半遮半蓋地露出他那張黧黑黧黑的臉，赤板脊樑上留下7月驕陽烤燒的痕跡——層層曬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藝，除去是著名的漫畫家之外，還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變活人的魔術師。解放前他還曾以“浴非”的藝名，在《呂布戲貂嬋》、《轅門射戟》、《白門樓》等戲中，飾過驕橫不可一世的呂布。此時，呂布大戰劉、關、張之氣勢，已蕩然無存。有一天，他拿出一個自刻的大圖章給我看，上刻篆字“魯谷辛農”。
這種對環境的適應完全出自於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學習會上，人人都神態嚴肅他說要老老實實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場、觀點。這種虔誠也並非矯飾，好像一到這樣的會場上，自己就當真犯了什麼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檢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現實生活裡去，親眼目睹的現實，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氾濫。比如：公社化後第一個舉動，就是把魯谷和下莊社員們家庭伙食合併成一個大食堂。中午收工時，熱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長長一串，等待著食堂窗口遞出來幾個窩頭和一碗菜湯。我們排在長長隊伍的後邊，沉默地面對生活的驟變。難道這就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嗎？難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爐真能煉出1080萬噸鋼來？站在這兒排隊領食真是先進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兒媳生了娃子，窩窩頭、白菜湯能補養身子嗎……問題走馬燈般地一個接一個盤旋在腦袋裡，在這一霎間，我發覺自己成了一個兩面人，會下以矛攻盾，會上以盾折矛。兩種虔誠交織在一起，像兩磐石磨一樣，碾碎著我的一顆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會上提出改造右派觀點是真的，會下對大躍進、大辦食堂，大煉鋼鐵吹冷風發牢騷，更是真的。
給我留下最荒唐記憶的事兒，要屬“大躍進”中的一個小小插曲——世界聞名的消滅麻雀戰。市區機關。工廠，學校。兵營。市民……全體總動員。郊區人民公社貫徹這一決定時，韓隊長在下莊的廣播中喉嚨嘶啞地喊追：“社員同志們，消滅麻雀是毛主席交給的政治任務，咱大隊要家家戶戶全體出勤，做到人人手裡有銅鑼，人人手裡有彈弓，嚇唬麻雀的鑼鼓不夠用，就把臉盆拿出來敲。你們要記住一條，不讓麻雀在樹梢、房檐上落腳喘氣，累死這些糟蹋糧食的小兔崽子……”這天，北京市內鑼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兵”把守，成為建國以來別開生面的盛大節日。
我的具體任務是警戒一片松樹林。
武器——大隊發給我一把打鳥的彈弓。
清晨、我是帶著窩窩頭進入陣地的。同時，口袋裡悄悄裝上一本小說——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這是下莊周圍最大的一塊綠蔭，七枝八杈蓬蓬鬆鬆的老松樹，在我頭頂上織成一把大大的遮陽傘。我躺在一座墳的墳坡上，嘴裡嚼著窩窩頭，兩眼望著松枝間飄動的浮雲，覺得非常好笑：中國地域遼闊，天上飛的麻雀無其數，它們在哪兒落腳都能生存，怎麼能把這些小東西消滅殆盡呢？中國是瘋了，還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兩天報紙上的頭版新聞：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畝產萬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滾石碌碡，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這不是《天方夜譚》中的新神話嗎？而這些新聞端莊地印在黨的機關報刊上，旁邊還配發群眾圍觀“衛星稻田”盛況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樹林避難來了，我從墳坡上跳起來，嘴裡喊著，投石轟趕。這些驚弓之鳥，剛想在樹梢上落腳，又“忽”地一下飛跑了。它們在天空嘰嘰喳喳，發出奔逃的哀鳴。我又躺在墳坡上了，並且從衣兜里掏出《一個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沒落在書頁上，卻被松樹枝杈上跳躍著的一隻小鳥奪走了。小時候，我在故鄉的柳樹行子裡見過這種鳥兒，學名叫什麼我不太清楚，故鄉人都管它叫“柳葉”。因為它的軀體實在太小了，比一片柳葉大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驚嚇，還是它此時不喜歡唱歌，它只是從一個枝權跳到另一個枝杈，尾巴一翹一翹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獨，這片松樹林子裡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觸景生情，自己不就是那隻小小的“柳葉”嗎？
“嗚……”我向它吹口哨。它並不理睬我。
“嗚……”我再次吹響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來。
這時，又一群麻雀飛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從墳坡上爬了起來，揚著手臂去驅趕麻雀，等到麻雀被驅除出境後，我發現那隻小“柳葉”也消失了。
我沿著松樹林轉來轉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沒有找到那隻鳥兒。我很惆悵，好像丟了什麼貴重東西似的，一聲吆喝，使我驀地一驚：“瞅你霜打了似的，怎麼不轟趕'老家賊'？”我回頭看了看，是在魯谷村改造的梁沙軍手提著一根棍子，竄到下莊的地界裡來了。還沒容我說什麼，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產主義就到了。”
我說：“你活膩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決更好，這兒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還沒有'人民'的資格哩！真斷了氣兒該埋在哪兒？”麻雀戰後的不幾天，他從魯谷到下莊來，非要我們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於我們三個人經常在那兒乾活，早已喪失了新鮮感，表示不願意去。但他執意要我們陪他去散散心，我們只好捨命陪君子。
至今我還記得那是個麻陰天氣，由於太陽被雲彩遮住，一座座土墳、石棺都籠罩在灰色當中。倒也不錯，比暴晒的蒸烤要涼快一些。我們背著手，悠閒地在墓地中穿行著，那神氣不像巡視死亡之國，倒像瀏覽兩旁地攤上的商品。梁沙軍情緒要比我們興奮，他不時停下腳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鑲嵌進去的死者照片。當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們招手：
“餵！過來看哪！”
不用走過去看，我們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後我國第一批去蘇聯留學學生的石棺，正值荳蔻年華的一男一女，在國內就是一對情侶。一天，他和她在列寧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風浪捲入河底。留學生們為了表示對他和她深切的懷念，屍骨運回祖國後，集資立碑，把他們合葬在這座石棺之內。我們初到下莊時，就仔細地觀看過這個石碑，上面除了這兩個留學生的姓名和死亡緣由之外，把他們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鑲在石碑中間。因怕風吹雨淋，死者的靈魂不得安寧，這兒石碑上鑲嵌著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紙蒙著。這兩個死在遙遠異國的中國之魂，此時正從發黃的玻璃紙背後，向我們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們催促他。
“這一對留學生長得很漂亮。”梁沙軍目不轉睛。
“自古紅顏多薄命！”我說，“他倆到天國去結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間活著。”駱新民說，“當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對兒都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麼一天，我請你們也給我弄一個石頭棺材。不，砌個水泥的也行。”梁沙軍一副樂天派的架勢，打著哈哈說，“不過，當你們路過這兒的時候，千萬別忘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躍進中的新鮮玩意——諸如小土爐的鋼超過英國趕上美國啦！什麼'對右派進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時向我匯報。我日他娘的，我這個黨員聽了會從棺材裡蹦出來，高興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們也笑了。
誰也沒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隻受了傷的鳥兒在為自己尋覓永久性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後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無有鮮花，卻帶著無限悲傷，到這兒來哭沙軍——這是後話。
當然，在苦澀的精神沙漠中，也並非沒有詩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曆上，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復羊的結婚。藉著回城休假的一天，我們為他和她的結合舉行了簡單的歡慶儀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內一個四川擔擔麵館舉行的。兩間鋪面房裡有四五張餐桌，我們七八個人佔了一張圓桌。幾碟酒菜，一瓶燒酒，主食是碗裡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細麵條。之所以弄得這麼簡單，主要是怕聲張出去，說右派分子們藉王復羊結婚在搞集會。梁沙軍則從另一面解釋這個問題，他端著酒杯說：“咱們都劃定到資產階級圈兒裡來了，這回辦個無產階級的結婚儀式，說明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考慮自己的思想改造。”
“擔擔面很長，象徵你們能夠白頭到老！”趙老夫子——趙筠秋說。
我說：“裡邊有辣子，祝愿你們的未來有滋有味！”
我妻子張滬說：“讓我敬天下的頭號賢女子一杯！現在時興'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當頭各自飛'。可這位崔振國，不但沒有終結和王復羊的戀愛關係，反而提出和這個每月十八大元的右派結婚。這樣的女人天下難尋。”
崔振國（現在為北京畫院國畫家）臉紅了：“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是的，在這方寸大小的擔擔麵館，崔振國的形象實在是夠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民，而這個惟一的人民，卻死心塌地要嫁給右派，王復羊曾委婉地請求她另作抉擇，以免耽誤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國對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單位，用另一種方式提醒過她，如果她與王劃不清界限（包括與王結婚），她將被調離到遠離北京的邊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擇是：寧舍北京，不棄复羊。因此，我們為他倆操辦的簡單婚宴，具有兩重意義：一、歡慶有情人終成眷屬；二、喜劇在人生中永遠是短暫的，婚宴也是送別的宴會——崔振國為此情願去大西北，王復羊將隨她一塊去邊塞改造。
碰杯聲中，不知誰吟了一句古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復羊淡淡他說：“北京對我已陌生了。”
梁沙軍則用另兩句古詩驅走愁雲：“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王復羊微微一笑：“對！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動派！”
苦笑聲哄然而起，接著是一片沉寂。
離別的依依之情，蓋過了婚宴的歡快之情，給這個小小的擔擔麵館，蒙上了一層不可名狀的憂鬱之色。在這種氣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萬語要對他們傾吐，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這酒實在太苦了。
梁沙軍卻依然在開著令人心碎的玩笑：“……離開北京不要緊，等你們生了娃子，把娃子裝在信封裡郵來，我養活著，給他上北京戶口。”
“你有什麼權力？”駱新民問。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長期在北京落腳，還是個未知數呢！××不是講過了嗎，把北京變成透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於我剛才的話沒說。”梁沙軍嘻嘻地笑逍，“諸位，我請求你們別在這喜慶的日子，個個像林黛玉一樣愁鎖眉梢了，把杯中的殘酒干了它！”
“幹！”
這一天，我過得非常充實。因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發現了詩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駱駝草，在乾裂的、沒有水分的劣質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愛情若同衛生紙一樣廉價的年代，振國對複羊君的感情，可謂無價。它久久地震撼著我的靈魂，並如一座詩的豐碑矗立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車，終於把一對在苦難中結合的戀人，載往了關山萬里的青海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