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首當其衝揪出來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畫家李濱聲、小品文家楊凡（即劉波泳，他在鳴放期間發表了雜文《灶王爺的小本子》，曾納入《掃帚集》出版）。美術組只有女畫家陳今言逃脫，其他幾個畫家：王復羊、駱拓、鄭熹、李濱聲皆戴上了右帽。農村組裡記者丁紫、編輯徐鍾師和我全軍覆沒，一律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張滬也被劃為右派分子。鳴放初期，她曾轉達過岳丈對我的忠告，她一沒有寫小說，二沒有寫雜文，三沒有報導過“煽風點火”的文章，四沒有向黨提出什麼尖銳的意見。但她也劃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裡，她對鳴放並不熱心，她是跑高校的記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採訪各大院校，晚上歸家照顧沒滿周歲的兒子。稍有閒暇，就打開那部被她翻爛了的。她酷愛，常常背誦幾句“夢”中詩句，並向我講述這部書的深厚藝術功力——因為我在年輕時不喜歡讀這部書。
也真是該著。那天，她去高校採訪歸來，穿過麻線胡同回報社時，一輛小臥車從她身旁風馳而過，輪下揚起滾滾黃塵（當時北京的許多條胡同，還沒有鋪柏油），使得她無法逃避黃塵洗面之災。回到報社文教組後，就彷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舊詩，在小黑板上謅下了這麼幾句：“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
這幾句歪詩，充其量不過是宣洩她對黃塵洗面的不滿，儘管其中摻雜了少許黑色幽默和反差度很大的對比，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含義在內。但是這幾句歪詩成了導火線，有人揭發張滬在黨內曾提出過“五一節搞大規模的遊行實屬勞民傷財”之類的意見，這些意見和黨外右派分子互相呼應。牛唇不對馬嘴的荒誕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確定成右派分子。她十足年齡16歲時，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在國民黨瘋狂大逮捕、大屠殺時，她曾經奉地下黨之命，參加學生“反繳費運動”，被國民黨抓穫後，國民黨特務看她個頭太小，實在不像個共黨分子，便脆脆地賞了她一記耳光，把她轟出特刑廳。地下黨為了保護她，把她送往了蘇北解放區。這場災難使她很傷心，但她外表又極其冷靜，她照常挺胸走路，沒有其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負罪之感，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廁所，在馬桶上仍然翻著，這一鏡頭被那位美術組裡惟一逃脫右派厄運的女畫家看在眼裡，在大樓樓道裡畫了她一幅漫畫，把她畫成一隻長著長長尾巴的狼，說她是死不認罪的右派。這下，可激怒了她，她氣憤地對我說：“我接受說理批判，可不接受這樣的侮辱，我要叫她把這張大字報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風浪面前更為膽怯，規勸她說：“吞下這口氣吧！這是政治運動！”
“她為什麼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許是怕把她也劃進右派圈子，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說，“這種心理狀態，和右派一樣可憐！”
“不是可憐，是可卑！”她高聲喊著。
她這種嫉惡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長的改造歲月中吃了不少虧，這是後話。但在當時，我還沒有被定成右派，權衡利弊關係，她還是吞下了這口氣。但她屢屢向我表示，要把侮辱過她的人，記上一輩子！
我沒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日子裡，我只希望像一隻被人遺忘了的土撥鼠那樣，在幽暗的洞穴裡躲過這場雷暴。但幻想終究取代不了現實，文藝界的泰斗們首先被報刊點名了：艾青、丁玲、馮雪峰、鐘惦棐、江豐……接著，北國的神童作家劉紹棠以及南京“探索者”成員方之、陸文夫、高曉聲等被點名示眾。雖然報紙上尚未直呼他們為右派分子，但在批判文章中，無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稱呼。按照50年代的階級分析法，龐雜紛亂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兩大營壘，“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聖的標誌，取締了“同志”稱呼，當然就意味著是敵對分子了——對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壇皆知，我和劉紹棠是孫犁的得意門生，又是性格相異但親密無間的文友，真是在劫難逃了。一天，領導報社反右鬥爭的五人小組成員之一、總編輯周遊同志，約我去辦公室談話。我以為給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冊的時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擊鼓，遲疑著不想去推總編輯的房門。
門開了。他嚴肅地坐在一張棕色的大寫字台後面，面色冷峻地對我說：“你最近怎麼樣？”
這句話問得很籠統，但我知道他所要問的是什麼，便回答說：“我正在考慮自己發表過的東西，是不是有……”
“應該這麼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臉上並無讚許的表情，“盡量避免摔大跤子！”
是暗示？還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盤算起來。周遊原是延安魯藝的學員，打得一手好橋牌。他很愛才，我被從郊區青龍橋小學調到報社，據說就是因為他讀了我發表在《文藝周刊》上的一篇小說，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關卡，讓我來當編輯、記者的。 1956年我寫長篇小說《南河春曉》時，是他批准的創作假；該年年底，我請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例地為我開的綠燈。當我請求當專業作家的報告遞到他案頭上時，他找我談話說：“你年紀太輕，經受的鍛煉還太少；專業創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關係還留在報社吧！”因此，我成了惟一一個身在報社卻以文學創作為業的編輯、記者。既是報社寵兒，又是同輩人妒嫉的對象。我很敬重這位前輩，常常越級找他去聊天，那時他談笑風生，完全是一個寬厚長者。但此時他坐在寫字台後面，卻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檢查自己的文藝思想。”我說。
“對。完全對！”他再次表示讚許，但依然蹙鎖雙眉。
“還有事嗎？周遊同志！”
“現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覺得上絞刑架的時刻到了，我等待命運的宣判。
“你暫時離開報社，到京郊農村參加'社教工作'去吧！馬上就走！”
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時反右鬥爭已開展得如火如荼，每個單位都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遊居然叫我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屬非常之舉。回到家來，我向妻子詳述談話內容，她說：
“這是有意保護你過關！”
“出於愛才？”
“可能吧！你是他調來的。”她分析著，“再說，咱們這個四口之家，已經有我這個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們或許不忍心再給你戴上這頂鐵帽子！”
“阿彌陀怫——”我暗自慶幸我身後有個保護神。
“但也未必能保護得了你。”她說，“他只是'五人領導小組'中的五分之一，其餘那五分之四，還是個問號呢！”
不管怎麼說，我在困境中看見了一線生機。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車去東郊高碑店鄉“社教工作組”報到。我被分配和東城區婦聯一個同志到農業社所屬的各個生產隊去調查。我拼命地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積極表現，還不如說是以繁忙的工作壓抑內心的忐忑不安的情緒更為準確。我最怕黑夜的寂靜，躺在床上總是久久不能入睡，就連水塘里的陣陣蛙鳴，都能使我聯想起批鬥右派時的激昂口號聲。還好，睡在同一頂屋簷下的同志，都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夢，並沒發現我這個輾轉反側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婦聯同志，對我白天連打哈欠表示不解。
“餵！夜里幹什麼去了？”她單純、開朗、活潑，對於我這個瀕於右派泥沼人的心情，毫無所知，“你聽早晨的新聞廣播了嗎？又揪出好幾個文藝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吳祖光，叫什麼'二流堂'小集團。”
我苦笑著應聲：“是嗎？”
“你怎麼不關心重大的階級鬥爭？這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大事！”她以戲謔的形式，向我袒露著一個女青年的心聲。
“只要聽不見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誠。
“不會。來工作組的都是機關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個右派，領導不會派你來搞社教。”她充滿信任地對我說，“不過，你們文藝界確實是右派的老窩，有個叫劉紹棠的膽敢反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是狗膽包天！”
哪壺不開她提哪壺，使我在尋求安寧中，失去心靈的安寧。其實，這並不是她的過失，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女學生，生活在她眼里永遠是藍天。她似乎沒接觸過農村，對這裡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鮮，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著，唱起50年代青年們喜歡唱的歌：
我騎著馬兒過草原，
青青的河水藍藍的天……
這支歌使我格外惆悵和茫然。據我所知，這首歌的詞作者馬寒冰同志，在鳴放乍起之時，曾與陳其通等四人，聯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捍衛文藝路線的文章，結果受到毛主席嚴厲的批評，指出文章是“左”傾，不利於鳴放，馬寒冰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但是彈指之間，也許那縷遊魂尚未飄進豐都城，毛澤東又反其道而行之，對鳴放中提出尖銳意見的知識分子（包括並不那麼尖銳，只是對鳴放中意見點頭或搖頭的人），進行全面的反擊。可惜，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氣短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話，反右鬥爭開始的本身就是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開了距離。她不再和我說話，並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審視我。我敏感地察覺到這是一個不吉祥的信號。果然，“社教組”下達了叫我返回機關參加反右鬥爭的通令。我揣摸到厄運要降臨到我頭上了。這反而促使我丟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緒，去迎接命運的賜予。當晚，妻子告訴我，報社揪出來的右派已滿十員，我雖然尚未被定性，但是樓道裡已出現了關於我的大字報。
範瑾、周遊同志：
我們非常奇怪，從維熙在文藝界放了那麼多的毒，為何叫他去搞“社教”，讓他逍遙法外？我們強烈要求把他揪回來，審查並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後邊是一大串簽名，首籤的人是攝影組記者王一波。我理解群眾的心情，更理解領導小組的處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簽名的人中間多數不但是我的同齡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繼而，我連這點不理解也變成了理解，他們還不是怕受牽連而主動地劃清界限，並以此來向運動表態嗎？反右的鑼鼓敲響，知識分子人人自危，誰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並不太考慮該不該把某某人推上歷史的祭壇了。 “出頭的椽子先爛”，我在報社算得上一根出頭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張宗麟，他在鳴放時曾規勸過我，叫我注意社會影響。但反右鬥爭並沒有放過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僅如此，就連他的兒子張閩——清華大學機械製造系學生、黨支部組織委員，也被捲進了反右漩渦，再加上他的右派女兒張滬，一家四個解放前入黨的黨員中，有三個被定為右派分子，這個革命家庭在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餘，我想起歷史上岳飛被押上風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燒功臣樓。歷史拉開了長長的帷幕，但把帷幕撕開，現實和歷史出現了驚人的相似。因為在我的印像中，許多在報刊上被點名為右派的老前輩，不少是出生入死，為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流過血汗的人。看見有那麼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的掛冠，我這小小的蘿蔔頭，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種解脫。
這種近似於阿Q式的心理平衡術，倒能給我一些麻醉。因而，當那頂右派帽子在我頭上旋來旋去，並漸漸逼近我的腦袋時，我心裡反而平靜了許多。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8月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參加市文聯的揭發批判右派分子劉紹棠大會。會議室坐得滿噹噹的，但卻肅穆無聲。當我走過椅子中間的窄窄夾縫時，許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藝界的同行和各期刊的編輯，都知道我是劉紹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這種目光對我說來無異於一條條鞭子，從四面八方抽打過來。我難以改變昔日的舊習，仍坐在最不顯眼的邊座上。我發現紹棠早已到場，他端坐在我對面那條長桌的中央。他面前擺著一隻麥克風——那兒是被審判者的席位。近兩個月不見，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時他眼睛盯著面前幾張紙的檢查，雙手在用絨布擦著眼鏡。
去市郊參加“社教”運動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過他。那天晚上，他異乎尋常地激動，因為在“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的形勢之下，昔日那些紛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紛紛遠而避之，而我卻在這個時刻，叩門而進。
我告訴他我妻子已經先於我們劃為右派了。
他十分震驚：“為什麼？”
我簡述了一遍後，他連連搖頭嘆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對錯，還能找著點茬口，她……”
“你真認為你的文章反黨了嗎？”我認真地問。
“現在是從效果追溯你的動機，而不是從你的動機，判斷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談， “維熙，說句私房話，我認為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國投下的陰影，才對知識分子操動干戈。”
“被匈牙利事件嚇昏了？”我問。
“所以殺雞嚇猴。這真是中國的悲劇。”
連聲嘆息之餘，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紹棠愛人曾彩美，本來不愛說話。屋子裡靜得如同沒有人蹟的沙漠一般。
“你要丟掉幻想。”許久之後，他說。
“可是周遊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這不是他能力挽狂瀾的。”
“也許會出現一個意外吧！”
他苦澀地笑笑：“但願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倖免於難。”
我不敢久留。藉著夜幕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車站，握手告別。他的手大我一輪，致使我感到這次握別格外有力。說不盡的難言之隱，都在這緊緊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隻手在擦著眼鏡。不停地擦，可以判斷出那完全是潛意識的機械動作。
“從維熙！你坐到靠前一點來。”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歡坐後排邊座，沒有一個人過問。今天后排靠邊的地方，還坐著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呼喊我的意義。
呼喊我的是市文聯秘書長田稼同志。他有著敦敦實實的身體，白胖胖的臉龐，顯得非常健康。可能是勞心太多之故，過早歇頂，因而在健康的體魄上，點綴了微少的老痕。當找遵命往前挪動席位時，他兩隻大眼睛專注地盯著我，彷彿我臉上有什麼骯髒的東西似的——對了！這天早晨我心裡忙忙亂亂，只刷了牙，當真忘了洗臉。
和我並排坐在頭排的人物，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有鄧友梅、陳模。剩下幾個座位，上面坐著工人作家趙堅、高延昌、李維廉……還有《中國青年報》和《北京日報》反右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北京日報》的代表是小個子周鐵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詞，我今天已無法還原。反正緊緊圍繞劉紹棠篡改毛澤東文藝路線而興師問罪，是這次會議的主旋律我倒難以忘卻。老實說，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濟濟文壇，惟獨牛犢子劉紹棠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見，冒犯了神的尊嚴，豈能得到寬怒？ ！
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著實值得稱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從哪兒下刀最為方便，多數文友，是直指政治立場這根命脈。儘管他們心裡不那麼認為，但嘴、眼、手諧和統一的激昂表情，卻都表現得像是真的一般。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難辨的演員，他們扮演著令人腸斷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儘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點，但總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條劣根，遇事過多地為對方著想。那天，在會上我這個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發言批判之後，我游離開政治話題，給紹棠生活上提出揭發。我結結巴巴他說：“他在《田野落霞》這篇小說中，寫黨的干部風紀敗壞。我曾問過他是否有這等事？他說在運河邊上出現過大姑娘溺嬰，是生活的真實。”我又說：“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劉和我不拿工資靠稿費生活。有一次在閒談中，我和他都深感一邊寫作，一邊還要考慮飯碗，心神很不安定。劉說如果能有3萬元的存款當後盾，利息夠吃飯穿衣的，心就能踏實下來，有條件去長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裡總有後顧之憂，影響寫作的精雕細刻。”我還說：“有一次，劉患腸炎，考慮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潔造成的，便帶了些饅頭下鄉。”會議主持人當即指出我只說芝麻，不說西瓜；只談生活，不談政治。我落了個態度惡劣，包庇右派分子劉紹棠。但是，沒過兒天，這些“藝麻”在報紙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報導這個會議的記者，以《從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為題，妙筆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紹棠談及的有3萬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寫作之說，聳人聽聞地變成了“劉紹棠揚言要為3萬元而奮鬥”。把他犯腸炎，帶饅頭下鄉之事，寫成了“下鄉常常挎著一籃饅頭”。並說“他和從維熙等墮落到專門愛談'大姑娘在河邊生私孩子'云云”。這篇文章，後來變成對青年進行教育的活教材，四處流傳，殊不知這是下等記者斷章取義之劣行。至今，這位記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無對紹棠的負罪之感。
當時，儘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渦滅人的良知。讀報導後，我立刻給這位記者寫了一封抗議信，指出該文扭曲了我發言中涉及的事實。可以想像，這種“抗議”的聲音還不如一隻蚊蟲哀鳴，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後來批判我的會上，被指責為“這是兔死狐悲的沒落階級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鬥爭的反動行為”。奈何？事後，我將那份報紙保留了很長時間，我從字裡行間，嗅出八個大字：“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因為這篇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一版顯要地位的文章，不僅漫畫化了劉紹棠，更為荒誕的是，把幾個素昧生平，和我毫無接觸的人，都囊入一個右派反黨小集團之中。鄧友梅身在北京，我們只是在會上見過面，會下無任何來往，納入以“劉、從”為核心的集團首犯，已屬不實；至於天津的鮑昌，浙江的鄭秉謙和洪禹平諸公，我們既無書信往來，又無一面之識的緣份，怎麼會成了一個反黨小集團呢？ ！
形而上學的猖撅，並不是始於“文革”。 1955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已見端倪。 1957年反右派鬥爭形而上學成風。誰的調門最高，誰就是反右積極分子。 “四人幫”骨幹姚文元就是靠反右起家，從“形而上學”的“文棍”一躍而跨過龍門的。因而，就其實質來說，反右派鬥爭給極左的無限膨脹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預演，是“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序幕。當時，被批鬥的右派也沒有被戴上紙帽子遊街示眾，但究其運動本質，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藝》上的論文，充其量不過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學術討論，指出其不夠完備，不夠確切而已。但是自從劉紹棠定性為右派分子之後，一位老作家在著文批判這篇文章時，完全抹煞了其學術性質，而上升為政治立場問題。我在《長春》月刊發表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不過是揭露農村生活的真實一隅，卻首先被長春市文學界聲討，視為一株“大毒草”。此篇聲討文章被〈北京日報》文化生活版轉載，我尊敬的前輩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舉，老人為後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範。但為了尊重1957年曆史真跡，請原諒我寫上了這一筆）。
我的命運已經註定是“另冊公民”。本來，無需對宣布我為右派分子的那個批判會再費筆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樣不外都是“低頭”。 “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類的聲音。但是，我還是要寫下會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為在這個會上出現了與反右運動氣氛相悖的不諧和音：我記得那天中午，天開始淅瀝淅瀝地下開了秋雨。莫非是天為我哭？為那些承受命運嚴酷打擊的知識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著血，但眼中無一滴淚。但是，當我在會上，卻被閃光的良知催下了淚水……
“房樹民，你是從維熙的朋友！你們一塊在孫犁主辦的《文藝周刊》上發表作品！現在，我們希望你能和他劃清界限，對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揭發！”會議熱烈了好一陣之後，主持人點了房樹民的名。
這時，我才發現他瑟縮在會場的一角。
他為人極忠厚老實，和我同是師承孫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夠淋漓盡致地把我揭發批判一頓，因為此時的我，已成為一面萬人爭捶的破鼓，無論他怎麼“上綱上線”都已對我無損，相反倒能為他自己增加安全係數。
我期待著。會場也期待著。
他平日是個沉默無言的人，但此時被點名將軍，等於斷了退路，只有以重砲轟我才能為他打開一條出路。但他遲遲沒有站起來，以致惹惱了會場：
“房樹民！你耳朵聾了？”
“你到底說不說！”
“現在是你和從維熙劃清界限的最後時機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我說幾句。”矮矮的房樹民終於站了起來，紅頭漲臉他說道：“依我個人和他接觸來看，他只是文藝思想問題，不是立場問題。劉紹棠像個右派，他當真不像右派——”
話還沒容他講完，會場就炸了窩。
“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從維熙！”
“這是向黨進攻！”
“讓他也老實交代他的言行！”
還好，掌握會場的人，怕轉移了鬥爭大方向，宣布讓房樹民退場——他被“驅逐出境” 了。
望著他頹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樹民過去與我友誼甚篤，記得，當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南河春曉》出版後，他曾給我來過一封長信，讚揚小說泥土氣息之餘，指出書中有少許錯別字。他例舉魯迅先生的嚴謹學風，以此來批評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動，覺得人世間有這樣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時，他居然敢在這個場合直抒己見，更是難得。這不禁使我想起從這座樓中一躍而下的戚學毅，不要看一場風暴來臨時，大樹低頭，小草彎腰，落葉飄飛，冰河封凍，但在冰封雪蓋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層下靜靜地流淌……
我一直為樹民擔憂，但不知是哪個神靈的保護，他幸運地躲過了反右派鬥爭，一天晚上他無聲無息地推門而至，邀請我過幾天去便宜坊吃烤鴨。
我沒有推辭，也沒有理由推辭。在這人人自危的時刻，誰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離異？有多少友誼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對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鮮血染紅頭上盔冠的紅纓？因此，樹民對我之情可謂珍貴至極。主人有訓：困頓時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風暴中，我認識了樹民。
幾天后的又一個晚上，我和他在前門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見面了。他說：“約你出來散散心。”
“既來之，則安之。”我盡量裝作若無其事的神色，“聽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棄，只當是去體察社會，體驗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處改造還好，要是我倆都離開北京，家裡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連杯地喝著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媽好了！”
（後來，樹民沒有忘記自己的許諾，直到“文革”年代，在親朋好友皆遠而避之的時候，樹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親和孩子。1985年之後，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總編輯一職其間，常常退掉文壇權貴的不及格的書稿，這種剛直不阿，是他青年時代精神的延伸。在中國作協，他被認為是最正直的人）。
“也許我的命運還沒走到頭呢！”
“為什麼？”
“報社近二十個右派，我是第十三個被揪出來的。'十三'這個字眼很不吉利。”酒喝多了，我毫無遮掩地說。
“別胡思亂想了。”他奪下我手中的酒杯。
記憶本身就帶有篩選的功能，那些淡而無味的平庸東西，都從時間的篩孔裡漏掉了；而留下來的都是十分珍貴的，使你終生難忘。當然，我提及“十三”這個數字，只不過是宣洩內心的憤懣之情，但是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個不吉利的數字，正是我和妻子命運的預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