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依然下雨。藉著這雨幕的掩護，附近的農民和過路的船隻，哄搶了—個散了的木排。雨幕裡，人影憧瞳，急急如打家劫舍。那些木頭，有的被扛到了麥地裡，有的被扛到了某個人家屋後的樹林裡，有的被縛在船旁隨船遠去了……沒有多長時間，—個木排就從大河上徹底消失了。
哄搶木排，情節嚴重，縣公安局呼啦啦幾乎連窩端到了油麻地鎮。木頭很快被收繳回大部分。但眾人都拒絕承認他們的舉動為“哄搶木排”：“那木頭在河上到處漂著，有的都漂到了我家水碼頭上了，我撈上來，怎麼能叫哄搶？”“我看到那木頭漂到蘆葦叢裡就順便將它扛回了家中。”……總而言之，他們沒有搶木排，而是撈木頭。他們中間還有人說：“不是我撈上來這幾根，它們早順流淌走了，你們大概連這幾根還找不著呢！”那樣子，彷彿要讓公安局的頭頭出面，專門向他致謝才是。
事件重大，卻沒有任何理由處罰那些人，更無理由抓人。公安局的人挺惱火。到現場去檢查的人報告，那捆木排的鐵條，是用鉗子掐斷的，大概是在眾人哄搶的頭天黃昏至晚間所為，經過一夜的風浪，那木排就被沖散了。既然如此，公安局就把關在鎮委會大院的幾十個撈木頭的人狠狠訓斥了一通，然後將他們都放了，開始追查那個解木排的人。他們拿了小本子，四處查訪，或把人叫到鎮委會去盤問，不久，就從一個漁民那裡獲得一條線索：那天傍晚，有四個小伙子從停靠木排的那個方向過來，打了兩把雨傘，一把為黑布傘，一把為紅油紙傘，兩人合用一把，看樣子，像是學生。於是，就有五六個公安局的人來到了油麻地中學。排來排去的，就排到了我們四人頭上。其實也不難排，因為油麻地中學就馬水清有一把紅油紙傘。公安局照例採取那個行之有效的老辦法：突然單個盤查。
我被叫到了校長室。公安局的人問“四月四日下午五點鐘左右，你去哪兒了？”我們幾個早商量好了：不隱瞞那天去了大河邊，但要咬定什麼也沒有看見。於是，我裝著回憶的樣子說：“好像去大河邊了。”“就你一個人。”“不，還有馬水清、謝百三、姚三船。”“下大雨去大河幹什麼？”“想吃魚，去買魚。”“你看見大河裡有—個木排嗎？”這—問，我心裡就有點慌亂了，因為我們商量著“攻守同盟”時，並沒有考慮到如何統一對待這—細節。公安局的人就用也們那種令人心裡發虛的職業性目光看著我的眼睛。我立即說：“看見木排了。”（事後，我們幾個又碰到一起時，我才知道，謝百三在被盤問時，卻一口咬定，他根本沒有看見什麼木排。）我被盤問了好幾個小時，吃晚飯時，他們讓人端來飯菜，讓我就在校長室吃。吃完了，我不再是接受盤問，而是接受審問了。到了深夜，他們發火了：“如果是你們幾個乾的，我們想，你們反正也不是偷木頭，是胡鬧了玩的，說出來，批評教育也就過去了。如果你們看見了是別人幹的，不說，這就叫包庇壞人。但不管是那一種情況，都得老實說出來，不說是萬萬不行的！”這天夜裡，我沒有能回宿舍。 （事後，我才知道，他們三個人也被關在不同的小屋裡審問，也都未能回宿舍）。第二天，公安局的人讓王儒安來對我做了很長時間的思想工作。但我還是那句話：我什麼也沒有看見。於是，我只能在校長室裡繼續待著。 （事後，我才知道，公安局的人從審問我們幾個的當天晚上，就已從我們的回答中找到了許多互相矛盾的地方，從而判斷出我們幾個—定隱瞞了什麼詭秘）。
我們四人有兩天兩夜未能見面。第三天上午，公安局的人突然全部撤走了，我們彷彿成了被人吃完的空罐頭筒，被棄置一旁，再也無人問津。我們就又走到了—起。
當天下午，就有消息從鎮上傳過來：趙一亮被逮捕了，現在被戴了手銬，關在鎮委會武裝部的屋子裡。
我就趕忙往鎮上跑。
武裝部的窗前圍滿了人，正搶著往屋裡看。我就拼命擠進去。也不知哪兒來的那麼大力氣，把前面的人全都推到了一邊。
我擠到了窗口：昏暗的牆角上，趙—亮腦袋低垂，彎腰坐著，雙手相合，擱在膝上，手銬在昏暗中發著幽冷的亮光。我雙手緊緊抓住窗條，將腦袋抵著，擱在兩根鐵條中間，眼淚便順著鼻樑流淌下來。
第二天上午，公安局的小輪船來了。
油麻地鎮的居民以及鎮外聽到消息的人，都擁到街上，等著看公安局的人把趙一亮押上水邊的小輪船。
許—龍在鎮委會大門前歇斯底里地叫喊：“放了趙—亮！放了他！不就扛了幾根木頭嗎？我賠，我龍二爺賠，我龍二爺拆房子賠！”他嘴角上淨是白沫，眼中淚光閃閃，“你們把他抓走，那兩個老的也就活不成啦！”
很多人在落淚。
上午九點鐘，公安局的人押著趙一亮從人武部的後門出去，穿過一條小巷，避開了圍觀的群眾，把趙—亮押到了小輪船上，隨即發動馬達，將船開離河岸。這裡，許一龍等人聽到了消息，發瘋一般跑向河邊，沿著河岸追著那小輪船。大概是八蛋先朝小輪船扔了磚塊，隨即，河兩岸就有很多人用泥塊、磚塊去砸。當小輪船即將出了河口而進人大河時，許一龍一下撲進水中。然而那小輪船不是—般的輪船，一加足馬力，船屁股幾乎埋進水中，船頭一昂，快艇—樣從水面上飛過，許—龍只趕上船尾翻起的漩渦。他掙扎著，嗆了幾口水，徒勞地在水中叫喊著：“放了他！不就扛了幾根木頭嗎？”
趙—亮就這樣被帶走了。一連幾天，我總躺在床上，呆呆地望著他那把留給我的胡琴。我總不能將從前的趙一亮與他今天的結局聯繫起來。
我去鎮上看他的父母時，只見他母親拄著拐棍站在大河邊上，目光茫然地望那大河，白髮飄飄，嘴裡喃喃自語，卻總讓我聽不清她到底在說些什麼。
不知為什麼，打趙一亮被帶走之後，我、馬水清、謝百三，就與姚三船有點生疏起來了。四人在一起時，就不太想說話，即使說話，也顯得不太自然。有時候，找些話說，可是越找話就越沒話說，索性就不說了。
隔了—個月，姚三船轉學了，轉到離他家十多里地的一所新建的高中。他走前，我們請他下了一次館子，還是吃一大盤豬頭肉。吃時，也是沒有太多的話說。
晚上，他說：“我明天就走了。我們同學五年多，讓我最後為你們吹—次笛子吧！”
那個夜晚很安靜。姚三船的笛子吹得極動情。從前吹笛子時，我們總嫌他牙齒漏風發出的噗噗聲，但這天晚上，卻覺得這噗噗聲也很動聽。吹了兩曲，他不吹了，握著笛子，忽然哭起來。我們就都勸他：“別這樣。以後，我們還會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