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里來人，鎮上出人，組成聯合調查組，重新核實當年搞的材料。當那母女二人在陳述筆錄上按完手印之後，王儒安從此跳出了地獄。
汪奇涵到處申訴，說他當年讓那母女倆走，確實是出於一番好意，但終究不能自圓其說，沒有幾個人相信他。汪奇涵的形象頓時變得十分醜陋。他覺得再待在油麻地中學必定無趣，就向縣教育局提出調到其他學校去工作的請求。
王儒安說：“想走？他有一屁股臟屎呢！”
上面問他：“汪奇涵還有什麼臟屎？”
王儒安說：“急什麼？我在小草房裡待了六年，也沒急過。
過些日子，你們自然會知道的，先等我把這學校整一整再說。他汪奇涵把好端端一個油麻地中學，弄成什麼亂七八糟的樣子啦！ “
汪奇涵就暫且掛在了那兒，像過年時吃膩了嘴而剩下的—長條肉掛在瞻口那樣掛著。
王儒安就在—個早上便換了人樣。他去鎮上，讓許一龍給他理了發，刮了鬍子，去浴室好好洗了—個澡，換了—套嶄新挺括的青呢中山裝，一副飽經風霜卻又青春煥發、雄風—振的樣子。
他的腰也忽然直了許多，只微微有點扭歪。他讓人把汪奇涵讓出的校長室重新粉刷了三遍，彷彿要除一除沉積千年的晦氣一般。
然後讓人將辦公桌、藤椅以及牆上的獎旗、獎狀之類的東西，絕對一律地恢復成他當年在位時的樣子。他帶著十幾個學生，在校園裡一遍又一遍地走，將汪奇涵留下的痕跡——擦去。他發動全體師生，花了三天時間清洗校園，就像清洗—場奇恥大辱。一時間校園裡到處閃動著水桶、鐵盆，到處流水嘩嘩，好似經了一場好太陽，那校園青春十八，呈給人—副生氣勃發的樣子。他召集全校師生在操場開大會，說：“從此我油麻地中學結束混亂！學校是唸書的地方，不是放牛場。從今開始，老師好好講課，學生好好聽課，不得無故缺席。若錯了，我王儒安自割腦袋！”
有人問他，河邊那間小草房，年久失修，是否拆掉？他答：“姑且留著。”
這天，他走到校門口，看了看那塊校牌，說：“他糟踏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手好字了。”隨即讓人將校牌摘下。隔了兩天，他親手寫了一塊。那字確實有功夫，不驕不躁，一副秀骨，卻又穩重如山。我後來見過很多高手的字，但至今想起王儒安的字來，仍覺得那是一手拿得出的好字。
待將他的“莊園”整肅—遍之後，他有了消閒時，才開始不緊不慢地重提汪奇涵的“一屁股臟屎”。他拿出一本用報紙包了封皮的本子來。那上面，是他六年的記錄，記的是油麻地中學的幾百筆賬目。大至數百元，小至幾毛錢，一筆一筆，皆記得清清楚楚。他請來縣里頭的、鎮裡頭的人，並叫上汪奇涵，然後，他拿著這幾乎要汪奇涵小命的本本，當著汪奇涵的面，也當著縣里頭鎮裡頭人的面，一筆筆地報出來：“一九六五年春學期，你汪奇涵通知各班班主任，要每—個學生補交五角學費。這學費收上來之後，根本沒有開收據給同學，且全都沒有入賬，留在了你處。你說，這留下用做校長經費。當時初中、高中加一塊，—共六百三十七個學生。其中有兩個學生沒交，—是初二班的董龍，二是高一班的王東輝。還有六百三十五名，每人五角，共三百一十七元五角。一九六五年七月，東邊五畝地，共收乾辣椒五百斤，西邊四畝地，共收乾辣椒三百五十五斤，合計賣得人民幣一千一百二十三元。入賬一千一百元。其餘二十三元，你說用於教師的夜餐費。但，後來這二十三元，並沒有用於教師的夜餐費。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學校賣藕，鎮上王副社長買藕十斤半，你讓人不要收錢，說這錢由你付。但你並沒有付。按當時市價，一斤藕為一角五分，十斤半藕，共—塊五角七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你們家來客，你妻子從學校又稱去鮮藕三斤，也—分未交，共四角五分……“
名牌大學出來的汪奇涵，聽著這只念過三年私塾的王儒安將那長如歷史的清單—一報出，早冷汗如豆，滾滾而下，嘴唇發紫又發顫。
王儒安卻神色不變，念那清單，猶如念—道道咒語，直念到天黑也未能念完。
這之後，汪奇涵被隔離審查。他所能做的，就是向工作組—筆一筆地交代賬目。他已不是能不能調動工作的問題了，而是能不能保住公職的問題。
大約過了半個月，汪奇涵不知是得誰的指點，突然強硬起來，對那些無法論證的賬目一概不認。這不認的賬目佔去足有百分之八十。他對工作組說：“他王儒安栽贓陷害！”
工作組把情況告訴王儒安，問他：“沒有旁人證明，定不了案怎麼辦？”
王儒安說：“有人證明。”
當天，白麻子突然出現在油麻地中學的辦公室裡。他對工作組說：“王校長記的那些賬目，都是實的。我當時管後勤，他汪奇涵貪污了多少公款，我是最清楚不過的。”
工作組問白麻子：“你能證明？”
白麻子說：“能。”
白麻子這一聲“能”，使汪奇涵從此進了地獄。
大約又過了半個月，白麻子重新回到了油麻地中學，重新做了校工，仍然給我們敲鐘、燒飯。那時，施喬紈已從油麻地中學調走快一年了，她的丈夫蘇鵬在教育局裡也已失勢，重新成為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那天，白麻子—邊敲鐘，一邊對我和馬水清說：“汪奇涵這東西，蘇鵬讓他解僱我，他連個屁都沒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