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剛入秋，王儒安的坐骨神經痛又犯了。他總是歪扭著身子走在路上，走幾步，就扶住路邊—棵樹，歇上—會兒。他不在小草房裡歇著，不是走，就是跪在地上弄那些樹木花草。他把疼痛的呻吟轉變成地方劇的唱腔。這地方劇裡，有一種曲調，叫“悲調”。這悲調又分“大悲調”和“小悲調”兩種。王儒安或用小悲調哼，或用大悲調哼。這悲調哀婉萬分，痛苦萬分，哼到高潮處，讓人覺得天昏地暗，頓生悲憫情懷。王儒安見有人，就小聲地哼。使人覺得這是—種節制住了的痛苦。無人時，他就—聲低—聲高地哼，讓人覺得這聲音一忽兒跌落於萬丈淵底，一忽兒又飛揚起來，越過高高的山梁，更使人直感到那哼唱的人正在痛苦中，正用了—顆堅韌而善良的心在忍受煎熬。每當夜晚降臨，整個油麻地中學都能聽到從那小草房里傳來的痛苦呻吟。這呻吟銳利地劃破了夜晚的平和與寧靜，把人抓到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這種呻吟，是我過去從未聽到過的，彷彿是王儒安最後的呻吟了。
這呻吟像荒野之端—尊老鴉的哀鳴，使汪奇涵手中的毛筆忽然變得毫無靈氣，半天不能落在紙上。他將門窗全都關上，如同在一隻漂泊的漏船中堵住水流進來一樣。
深秋，王儒安像這枯葉漂零的季節一樣蒼老起來。他常瞇著眼，站到河邊上，去望那輪落日。他有了一種步人荒涼老境、已然窮途末日的心態。但那眼中又分明透出一股要作最後—擊的強烈意念。他快六十了，留給他顛覆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病痛隨著節氣漸深而日甚一日，那夜晚的呻吟，變得更加銳利感人。它把我們帶進痛苦，也把我們帶進仇恨。對於汪奇涵，我還有著我個人的恩怨。高中錄取時最初我榜上無名，就是因為在敲定名單時他說了一句很陰的話。那次陶卉遭到父親陶國志的訓斥，也是因為陶國志領著醫生來給學生打預防針時，他不陰不陽地向陶國志開了個關於我和陶卉的玩笑。他還在邵其平鼓吹我的作文時把我的作文要過去，看後卻一言不發地還給了邵其平。
我不明白汪奇涵為什麼那樣不喜歡我。
這天深夜，王儒安的呻吟將我從睡夢中喚醒。我躺在床上，聽著這消消漲漲的呻吟，如同聽一支荒原的號角。第二天一早，我對馬水清說：“一定要找到那對母女！”
馬水清把照著鏡子的臉扭過來，“我早想到了這—點。”他打開抽屜，從—個牛皮紙大信封中取出一張發黃的大照片，“這是壓在邵其平辦公桌玻璃台板底下的一張畢業照。當時，老師與校工都參加了。你看這邊上兩個女的，就是那女倆。聽邵其平說，她倆當時不肯參加，是學生們硬拉她們進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