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認識百無聊賴這個人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當時他已經不像早些時候那樣風光。不過是一個三十歲的平凡男子，微禿，不常開心，人們提起他或是介紹他的時候通常只說“這是國內第一個完全試管嬰兒賴伯勞。”“噢！長這麼大啦？”這是我——也許還有許多人——的第一個反應，我們終於看見一個存活三十年的試管嬰兒。
如果我的寫作事業不是這麼忙碌，以致經常讓我把故事裡的角色和身邊的人物搞混的話，也許我能更正確地說出百無聊賴這個傢伙今年幾歲，或者我們認識的這些歲月裡有多少深刻交往的經驗。所以一想到他，我只好從記憶中最清晰的數字——“30”——說起。
那個“30”是用一種老式的彎曲霓虹燈管製成的，發出刺眼的粉紅色光芒。它懸在省立聯合科技中心的大廳中央，四周圍繞著一圈食物，桌布是猩紅色的，和“30”調合成非常古典的節慶氣氛。桌外則圍繞著一圈吃東西的人，大部分是中心的研究委員、研究員、研究助理和研究助手。人群裡也夾雜著一些沒有什麼重要新聞可跑，而肚子恰好餓了的傳播媒體的記者——當然，不包括那些機關報之類的小單位所佈置的採訪機器人。我之所以會在場，好像是交一篇稿子或者藉提資料之類的事。結果我成為吃客之一，代價是鼓掌兩三次，表示對百無聊賴生命成長的祝福。我約的那個人替我介紹了這位壽星，百無聊賴略顯興奮地握著我的手說：“久仰了，張先生，我一直是您的忠實讀者。”
他一直是我的忠實讀者？當時我就想：他媽的試管好像真搞不出什麼新鮮玩意兒。百無聊賴竟然向我要一本“親筆簽名的書”，並且帶些羞怯地放肆要求：“是不是可以請張先生寫'把它送給我的朋友——百無聊賴'，那就是我，賴伯勞。”
他首次約我吃飯的那一天我正好拉肚子，原因是那些年我一直持續著接受類似的飯局邀請，順便送書給做東道的仰慕者，經常鬧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必須一面吃高蛋白食物，一面向仰慕者解釋我為什麼要在某部作品裡塑造某個角色，或者某個角色為什麼要演出某種情節，或者某種情節為什麼會變成一部作品。
不過那次的飯局很不一樣。我原本強打精神，準備迎接各式各樣來自一根試管的難題，以“文學家可以應付任何語言困境”的自信走進那個自助餐廳後，把“簽名的書”——一部張大春傑作精選卡匣——交給百無聊賴，他居然只說了這樣的話：“真是謝謝。張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實在是不習慣一個人吃飯。”
結果我輕輕鬆鬆地吃了一客丁骨牛排——噢，也許不是，《丁骨牛排》是我最新的一部小說的名字，寫的是一個屠夫如何成為素食主義者的故事。吃什麼其實不重要，倒是從那頓飯開始，我發現百無聊賴可以從一個“忠實的讀者”變成一個“輕鬆的朋友”以及“有趣的題材”。他喜歡我的作品，可是從不討論我的作品，到今天為止，他從來沒告訴過我：為什麼喜歡我的作品。而我喜歡他的原因也是個秘密——他值得我去寫。
我實在記不清那天吃午飯時的重要話題是什麼了。他很客氣，甚至客套，一種讓人在最初還以為是虛偽的謙和態度。他吃得不多，大部分的時候在玩弄餐具，同時談他生活裡一些非常瑣碎的經驗、感覺，並且一定加上一句腳註：“這真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東西。”可是他不停地把那些雞毛蒜皮塞進我的丁骨牛排（？）裡。直覺告訴我：他之所以如此，是長期以來在省立聯合科技中心任職所培養出來的習慣。作家往往相信這些；比方說一個人的職業會影響他的語言，決定他的聲調。我的作家朋友們大都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不過我堅決地相信。他們之所以如此，又不肯承認，其實也是職業使然，寫作使人的語言具有更強烈的歧義性和虛構性。好了，我扯遠了。百無聊賴在後來幾次和我見面的談話中經常提到他的職業，也印證了我的直覺。
“我的職業其實很無聊，不值一提的。”百無聊賴說，“中心不停地讓我換工作，就好像大多數正常的現代人一樣。通常都是在某個大機構里幹資料分析員。唉！其實也談不上分析啦，真的談不上。大概和別的正常人不一樣的地方只是我必須定期和不定期地向中心各學科做一些口頭報告，就像古人寫日記那樣的老習慣一樣，說真的，微不足道。”
但是，作為一個像我這樣自以為滿有深度的作家，總對這種人生的經驗感覺好奇。每次我們見面，無論是去喝點酒、吃個飯、一同看有線電視台節目，或者到他最喜歡去的“自我演出舞台”——從前人們管這種舞台叫卡拉OK或伴唱什麼的——這些約會，我常會情不自禁地把百無聊賴當成一個小說裡的角色去揣想、去了解。至少我還記得，在最初的幾年裡，我一直想把他這個人寫成一種特定制度下最動人的犧牲。想想看：省立聯合科技中心把一個三十多歲的試管嬰兒塑造成多麼可憐的動物？他必須每週接受一次徹底的速成全身健康檢查。至少這個為時七分鐘的檢查可以讓歷史學家知道“賴伯勞”受孕時代的落後科技提供了多少文化遺傳學上的演進課題；也可以讓社會學家了解“賴伯勞”雖然是傳統科技時代的產物，卻可以和正常的現代人一樣自我調適成最恰當的角色，至於生物學家的“賴伯勞”、人類學家的“賴伯勞”、病理學家的“賴伯勞”、宗教學家的“賴伯勞”、靈異學家的“賴伯勞”、經濟學家的“賴伯勞”等等，都各有一套可信度相當高的觀察理論。對於文學家來說，我的“賴伯勞”又是多麼的悲劇性啊！我絲毫無須戒備地切入百無聊賴的心靈深處，洞悉他和這個時代的矛盾。
當然，我必須驕傲地說：文學家比其他的學者專家更可貴的是，我們——最重要的是我——不像其他人那樣現實。當爾後許許多多試管嬰兒陸續出現之後，我仍然願意以一種戀舊懷古的情意陪百無聊賴去“自我演出舞台”逗留幾個小時，聽他唱古老的歌曲，以示友誼。他唱了不少古老的歌曲，其中最乏味的就是那兩首《只要我長大》和《想起小時候》。我還記得有一年的耶誕夜，在永琦百貨公司頂樓的一家“自我演出舞台”上，他把這兩首歌至少唱了二十遍。他先唱《只要我長大》，接著唱《想起小時候》，然後互換旋律，又唱了一遍，這還不算什麼，百無聊賴更能隨意顛倒兩首歌詞的每一句，甚至每個字，最後他竟然倒著唱。誰都知道，歲尾年頭唱《耶誕老人進城來了》、《平安夜》、《耶誕鐘聲》之類的玩意兒可以來個千兒百遍的，沒有人會在意或厭煩，反正音樂打從耳邊溜過，倍增佳節的愉悅而已。可是百無聊賴那樣簡直有點惡搞，我至少聽到一打以上的客人在起身離座、整理圍巾，用力靠上椅子的時候說：“這個科學怪人完蛋了。”
“我真的完蛋了。”他精疲力竭地撐持著笑容，腦門上罩著的角錐帽使整張汗水淋漓的圓臉看來好像一團就要融化的冰淇淋，“中心又要給我換工作了。他們認為我比較適合到南門市場幹出納員，那邊又正好有一個缺。”
“為什麼'他們'認為你比較適合？”我立刻追問，我猜想答案一定很有趣；不管答案怎麼樣，作家總可以在他預設的悲劇角色身上敏銳地嗅出一點點悲劇氣息來的。不是嗎？瞧他那快要融化的臉。
“好像，好像，”他扶了扶角錐帽，“他們算過了我的年齡、心跳、血壓、智商、體液濃度和恆溫比，呃，還有一些什麼意志力、決斷力、自製力、情緒力、性能力、雜七雜八的性格積數，好像是說我最近這一段期間的積數和南門市場的容需質數最吻合——噢，對了，有位靈異學教授還算出了南門市場地理環境裡的氣數，據說和我的氣數不謀而合。”
我想當時我一定“喔”了一聲，並且沉思良久。因為滿巧的是：那年年尾我寫了一本神秘小說，談的是風水勘輿一類還算嚴肅的東西，以致將氣數奉為一本正經。如果百無聊賴的一切都真能在靈異學領域裡找到合情合理的依據，對我來說卻是件不無遺憾的事——氣數這種深刻嚴謹的學問無疑會削弱百無聊賴這個角色的悲劇性的。
不過我及時找到了他先前話語中的漏洞：“你剛才為什麼說你'真的完蛋了'呢？”“我對工作不挑剔的。”百無聊賴把角錐帽壓緊了些，“只是出納員太輕鬆了，每天八班制，一人只能輪三小時，那剩下來的二十一個小時該怎麼過呢？”
說起來百無聊賴過得還真不錯。出納員的待遇相當優厚（據說是因為高薪足以防止貪污這種已逐漸絕蹟的古老罪行複蘇），工作在穩定中有變化。百無聊賴和另外七個互相輪值的機器人同事可以隨時調整早晚班次，所以經常面對不同時間出入市場的人們。早九晚五的公務員總在晚飯前買汽化衛生紙回家；晚九早五的公共關係服務員則在吃過早飯后買汽化衛生紙回家——百無聊賴還跟其中一個“關係”了一陣子，對方的“服務”應該算不錯的，不會像她們古代的同業那樣，一面打毛線、看雜誌，一面催人“快一點”。可是後來出了紕漏，據市場當局調查說：百無聊賴原本要偷一瓶資本堂保膚液給她當禮物，結果錯拿了同廠牌同價格的生髮水，害對方長出滿臉的毛髮，摧毀了她擔任公關人員的美好天賦，最後百無聊賴被控以瀆職、侵占、過失傷人，以及妨害（她的）公務等諸多不大不小的違法款項，罰薪停職事小，還給關了進去。
他坐牢的那段日子經常寫信給我，錯字連篇，修辭草率，沒什麼文化。我沒有回信的原因一方面是太忙，一方面著實也害怕和他聯絡，萬一張揚出去，在風頭上恐怕有損我辛苦多年所建立起來的文名。不過，根據他的來信，我倒是發表了一個中篇歷史小說，敘述一名死刑犯在臨刑前的懺悔，以及被一位善良的女性社會工作者感化的過程，筆觸溫馨，情節感人，曾經榮獲該年的金墨水瓶大獎。
其實百無聊賴的那些信件一點都不溫馨感人。他常提到的不過是那個後來長了滿臉怪毛的前公共關係服務員——該死，我忘了她的名字，一時手頭又找不到那些信，這樣吧，我們就叫她“露露”吧——“露露”這個名字原來是《丁骨牛排》裡那個屠夫的老婆的名字。
我一直忘不了百無聊賴在信上說過，他喜歡和“露露”在一起的原因是：他們都不喜歡交談，“露露”從來不會過問他的身世或興趣或觀念或者任何想法；百無聊賴也從不打聽她的私事或公務。他們喜歡彼此那種陌生的輕鬆感。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兩句話是：“我們都受不了熟悉的世界的方法。我們沒有辦法。”
我剛才說過，百無聊賴的文筆很差，這兩句話曾令我輾轉反側，百思不解。於是我把所有的信件打入中心的檔案電腦，希望藉由各學科專家的意見來解釋百無聊賴的意思。一開始的時候，情形頗為讓我沮喪——從研究助手到研究委員一致表示：“'賴伯勞'的個案已因進入司法程序而結束。任何後續的研究都可能損及中心的學術尊嚴和形象。”
但是對我來說，死刑犯那篇小說的格局太小，而百無聊賴這個人卻值得進一步用大結構的作品來詮釋。因此我至少花了一版五十頁小說版稅（不包括錄像權利金）的代價，請中心那票學者專家吃了幾頓飯，他們才勉強答應我：替我分析“賴伯勞這個角色”——而且限於在飯桌上閒聊一番，絕不列入正式談話記錄。
一位搞語意學和語法學的教授認為：
所謂“熟悉的世界的方法”至少有三種語意層次。第一，整個世界是“賴伯勞”所熟悉的，這個世界的“方法”意味著他存在和認知的主客關係。第二，“賴伯勞”所熟悉的世界其實不是整個世界，而是他所出身的特殊背景以及他所處身的特定環境，而這個小世界的“方法”表示他生活中那些一成不變的老套，甚至包括日常會話、無意義的語氣詞、反複使用的口頭禪……這些細節。第三，以上皆是。
“但是語言是個很複雜的東西。”這位語意兼語法學家打著飽嗝表示，“所以'賴伯勞'常說自己叫百無聊賴，因為他可能沒有能力去充分解析自己的語言。他會說'我們沒有辦法'就顯然表示他對自己的思考以及行為語言感覺無助。這一點或許該由他受教育的過程加以探討。”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另一位教育學家立刻插嘴。而我清楚地記得他差一點嗆住的表情。他說：“和一般正常的人一模一樣，他接受了完整的現代國民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十九年一貫作業的義務教育制度之下，人人可以了解自己說的是些什麼。”
語意兼語法學家聳了聳肩，把話題扯到“語言”和“說話”的本質關係上。倒是那位蛋頭心理學家看來稍有良知，他一面艱難地從智齒深處掏挖出一些纖維，並送到鼻尖前嗅嗅，一面用懇切的態度報答了我所請的客：“從我的角度去看，'賴伯勞'之所以會把生髮水噹成美膚液送給那個女人，和他信上所說的'受不了'有密切的關係。他受不了自己的出身，比方說他的父親是一個醫學院裡匿名出售精子的窮學生，他的母親是一個經常失戀而痛恨婚姻制度、只想當母親的獨身教授。這種上一代兩性之間的社會階層衝突——學生和教授——使'賴伯勞'成為夾縫裡的犧牲者……”
心理學家侃侃而談，至少說了三十分鐘；我不得不替所有的人叫一杯咖啡。不過他的話對我有不少啟發，尤其是他堅持的一個論點使我幾乎認為當代心理學比靈異學裡的氣數理論更能有效地計算人性。他說：“'賴伯勞'是一個'填充型人格'的人。你們看，他的父親、母親和其他那些試管嬰兒的父母一樣，都是陌生人，彼此完全不認識，他們的下一代必須透過一具陌生的身家調查電腦來劃定他未來的倫理生活範疇，以免影響國民質量。可是'賴伯勞'卻渴望去彌補或填補上一代兩性關係之間的空白，所以他投身到'陌生'裡去，這是一種典型的救贖行為，因此他才會說'受不了熟悉的世界的方法'。更重要的一點是，他是個有點禿頭的人，'填充型人格'的潛意識作用就讓他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拿了生髮水給那個叫什麼名字的女人。這一點在心理學上是太清楚不過的了。”他摸了摸蛋殼般光滑的頂門。
爾後，一位人類學家則強調：也許問題出在“熟”這個字的文化深度上。他認為“熟”表示“熟食”。 “熟食”和“生食”象徵著兩種不同文化的二元對立關係。太古時代人類發明的種種用途之前以及之後，就出現了野蠻與文明的種種衝突，“熟食”表示進步的傾向、制度的企圖、環境的控制以及秩序的鞏固。而“生食”則表示原始的渴望、情緒的宣洩、結構的突破以及現實的返古。 “如果我們足夠注意的話，”他把一塊切割完整的魚皮蓋迴光禿禿的魚骨上，接著說：“生髮水其實是關鍵所在。'賴伯勞'也許有意暗示他對茹毛飲血時代文化的興趣；而那個時代雖然沒有試管嬰兒，兩性關係卻一樣開放。”
我在餐巾紙上順筆劃了一個普通電腦卡的填充方格，又添上一叢毛髮，忍不住說：“問題真是越談越有意思了。”
“不過基本上我還是懷疑教育內容出了問題。”語意兼語法學家終於搶到發言權，“為什麼'賴伯勞'和那個女人都認不得資本堂化妝品上的世界語標識呢？”
長桌那頭的犯罪學家這才大聲說：“我倒覺得這和犯罪心理有關的。'賴伯勞'買得起任何牌子的資本堂化妝品，可是他要偷，這是一種抗議性的犯罪。他的心態和動機都有嚴重的問題；也就是說，他故意拿錯化妝品和故意偷竊都出自一種對現實狀況的不滿，對人際關係的不滿，他在他媽的向我們的社會示威！”
“我還想補充一點。”我身邊的經濟學家把我的咖啡糖包拿過去，撕開，倒在他杯子裡，說：“'賴伯勞'的女人很可能是那種阻街型的公共關係服務員。我們都知道，那種公關員的收入有限，又不穩定，但是消費卻不低，她們根本沒有時間、心力和充裕的財源去搞在職進修；尤其是學語言。現在要補習世界語的話，除非你有'國際友誼俱樂部'的會員身份，怎麼可能負擔得起？話說回來，公關員能進'國友'嗎？開玩笑！”
“這倒是不錯的。”社會學家擦了擦眼鏡上的油污，緩緩地說：“根據我以前的研究，凡是搞公關這一行的，幾乎都在求學階段不努力讀書，不認識世界語簡直太平常了。不過我倒不認為這一定是教育界的問題。說良心話，有的時候社會反而需要一些非知識從業員啦、認知障礙患者啦、意見附庸群體啦、廣告症候消費者啦等等的。這些大眾有一種使社會自然均衡的力量，也讓我們這個民主社會裡的一些精英分子可以從旁發覺一些真正屬於這個社會的問題。”
“不然我們還搞個屁啊？”犯罪學家說。
這個小小的結論使餐桌上的熱烈討論陷入一片停電的氣氛。大家很難——也很難不——同意這樣的結論。結果經濟學家率先對我說：“等你的大作出版吧！我們再來吃他一頓，嗯？”後來的幾個月裡，我一直無法專心於百無聊賴這個題材。說實在的，我太忙，一個獨身了四十六年的作家能不忙嗎？我通常只能在演講、座談、寫應景小品（如某大報百年社慶感言、某出版社叢書套書大系序跋、某學術討論會閉幕式之主席致辭等等），以及一大堆拖不完的公共電視或錄像連續劇腳本之間，找一點小小的空隙，想若干關於百無聊賴的事。其中最令我頭痛的問題是：我不知道該用哪一個學科的方法去敘述百無聊賴這個人和他的遭遇。到今天這個時代，試管嬰兒已經多如牛排（編按：'排'字可能有誤，原本疑作'毛'，姑且存真），如果還用科幻小說這種古老的文體去寫，我就太不愛羽毛了。如果用寫實主義的方法來鋪陳百無聊賴這個人和他的故事，又缺乏衝擊性的張力，必定淪沉於悶。如果用意識流的方法去呈現百無聊賴的內心世界，我又實在想不出像他這樣一個平凡的現代國民會有什麼驚人而深刻的省思。如果真把這個故事寫成一篇嘲諷社會（尤其是科技中心）的文章，很可能沒有哪個大眾傳播媒體或出版社敢發表。最主要的是：他入獄的消息早已經不是新聞了，誰還有興趣在清晨的廁所馬桶上看我炒這盤冷飯呢？ ——最後，搞到百無聊賴都出獄了，我還不知道該用什麼方法去完成一篇原本可能具有雄偉（sublime）質量的作品。
“我出獄了。”他來看我的時候我已經認不出他來了。百無聊賴成了個乾淨徹底的禿子，原本圓團團的臉瘦凹成長眉和尚的模樣。他聲音有些沙啞，不過仍舊保持著溫柔。
“真抱歉，我實在太忙了，沒能去看你，也沒……”
“喔——不不不，沒關係，不值得的。正經的人的氣數去那種地方不合適，你最好別去——呃，我是說您沒去最好。我倒是常看您的大作呢。這一陣子我迷上了您那部《神秘的魔宮氣數》，我們裡面還把它列為教材呢。”
這可不算什麼恭維，我立刻轉了話題：“你，你，過得還好嗎？”
“好的好的。”百無聊賴說，“我們在裡面很忙，要讀很多書，看很多影片。只有一點不太好——唉，其實微不足道的啦。”
“噢。”我想不出什麼話可以應酬他的突然來訪，只好順口說：“哪一點不好呢？”
“我們只能聽歌、聽音樂，不能自己唱，當然更不能合唱——噢，對了！現在外邊還有'自我演出舞台'嗎？”
“有啊！”我說，“現在花樣兒更多了，什麼特殊效果都有，你真該去看看。”
我真該後悔說了那句話。當晚他就在我無法自製的巨大同情之下登台了。還是那兩首歌，《只要我長大》和《想起小時候》。不幸中的大幸是他長期以來未曾開封的歌喉顯然撐不過幾分鐘，很快地就被一票來喜族（Lazzies）的小鬼給轟下台來。
我正為之而羞窘不已的時候，他那雙小眼睛裡閃動出興奮的光芒。望著一個搶走麥克風的小妞說：“她看起來好年輕，好快樂。很像我以前的那個女朋友。”
“噢！'露露'是吧？”我實在想像不出唱歌的那個小妞臉上長毛的樣子。
“誰？誰是'露露'？”
“呃，”我半天答不出話來，轉念才想起《丁骨牛排》裡的屠夫曾經對虔誠的教徒妻子“露露”說：“不殺生？那麼殺蔬菜就不算殺生嗎？”後來這個屠夫在睡覺的時候被“露露”剪掉了命根子，從此放下屠刀，改行種菜。當然這是一部極有科學根據的作品。我還為此寫了一篇氣數理論的文章答辯一些宗教界人士的抗議，讓他們了解命根子真是罪惡之氣的淵藪，我也完全沒有嘲諷宗教的用意。屠夫之所以被“露露”閹割之後會種菜、吃菜，因為從此他失去“殺生”這個觀念了。至於有一位學過一點邏輯的神職人員說：“既然屠夫沒有了'殺生'的觀念，他又為什麼會改行種菜呢？”那可真是個無知的問題，他的教派裡可能沒有“頓悟”這個字眼，頓悟就是沒有理由、沒有解釋的行為轉變，不是嗎？屠夫改行的原因就是“頓悟”，問我，我怎麼知道？問屠夫去啊！ ——當我在進行上面這些聯想的時候，根本沒注意百無聊賴的表情。直到後來他說了聲“對不起”才把我從那幾篇《向張大春先生質疑》、《答复法師的幾點質疑》等筆戰的現場喚回來。
“對不起，我不該問的。”百無聊賴說，“剛才我只是想起了我以前的女朋友，她也最喜歡唱《只要我長大》，還有《想起小時候》。”
我點頭，想听下去，他又不說了，我猜他是看我說到“露露”之後臉上可能出現了一些扭曲的表情——我一想起聰明的批評家或愚笨的讀者向我爭辯“我的創作意圖”這種事的時候，整張臉就會變形，連自己都不認識了。我曾經在對鏡擠一顆粉刺的時候發現這個怪現象，當時想的是我早期有一篇談女馴狗師的文章，竟然被“微笑婦聯會”的保守分子懷疑我有被虐狂以及人獸戀——百無聊賴溫柔地望著我，以沉默致歉，他一定以為“露露”是一個曾令我心碎的情人呢。
我只得單刀直入地說：“百無聊賴，我想寫點你的故事。”
“我？”他猛地向椅背上一靠，“那怎麼可以？——我是說那怎麼值得？我？您？不可能的。”
“別忘了，你也是號人物啊！”我一半是為自己而得意地笑著說下去，“你雖然進去了這些年，可是你信上不是說：他們在裡頭還是照樣給你辦慶生會嗎？你是科技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啊！”
“什麼碑？”他低聲問。
“死墓碑？”其實我聽錯了他的發音，好半天之後才知道他沙啞的嗓子有表達障礙，然而我已經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你不該妄自菲薄的。我有一陣子考慮過你的新聞度和知名度，也許在題材上弱了一點，可是今天我看到你之後……”
我看到他之後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一根試管也許炒不熱的題材一旦經過牢獄的煎熬，一定會是個滾沸的、有大結構、大格局的東西，比我那篇《死刑犯懺悔錄》的小說可要高明多了。他顯然遭受過比不准唱歌更慘烈的非人待遇（也許像古代的黑獄那樣，他很可能被雞姦過），在今天這樣承平幸福、安和樂利的時代裡，犯罪、暴力、公害……這一類古老的邪惡的事物已經逐漸絕跡，我的犯罪學朋友也逐漸無所事事，整天口出髒話，瀕臨崩潰；的確需要一個講故事的人出來，滿足一下人們對罪惡這種事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監獄，我是說我所虛構出來的監獄——有如我在孩提時代聽來的遙遠傳奇中所形容的那樣——應該有高聳的灰色合金（或某種混凝石？）圍牆、密匝匝的堅固欄柵，洋溢著體膚、汗水與糞便的混合臭味的小房間，以及一點點毫無利用價值的自然日光……光想到這些場景，我就敢打一百萬個賭：《賴伯勞傳》已經佔有了市場點。無論是哪一種地位、身份、教養、心態的讀者——也許包括看免費贈閱的紙質日報的頑固懷舊分子，在早餐桌或馬桶上瀏覽錄像新聞及藝文咨訊的新進市民，四五十歲、屬於和我同一世代的叛痞族（Punkpies）中產階級，以及少年時代曾歷經藝文復興運動洗禮的義務教育畢業生，甚至那群一天到晚咋呼著平權解放口號的家庭主夫聯盟……各色人等，都會對我們這個社會中已然罕見稀有的經驗感覺有趣，不是嗎？
“可是，不值得的！”百無聊賴咳了幾聲，繼續說：“這種不名譽的事，對，對您不太好。”其實我何嘗沒想過？只是懶得告訴他：“罪”與“罰”和名譽有關係的部分很少，只有在罪行揭發和懲罰宣布的那一小段時間裡，人們會認為它們（以及相關的人）有傷名譽，在其他的時刻，人們不是一直期待著罪與罰的刺激嗎？而百無聊賴、我，還有科技中心的研究人員，不是都安然地度過或避過了不名譽的危險期了嗎？
從那天起，百無聊賴和我的交往有了重大的轉變。首先，他勉為其難地答應接受我的聘僱，為我口述他這一生——尤其是入獄後——的遭遇。我每週給付一筆錢，數額相當於一部公共電視台十分鍾文學教育節目的腳本費，或者他那一份可能要領一輩子的失業福利金月薪。我保證他：絕不把給付酬傭的事傳揚出去，也相對地請他不要把任何故事提供給別的作家（現在作家之間彼此套取題材情報、挖掘故事構想、剽竊人物造型、對白、動作……的情事真是層出不窮；我嚴正呼籲立法機關注意此一趨勢，最好是限製作家人數，免得搞得大家沒飯吃的地步）。
可是終於有一天，他的“勉為其難”爆發了。 “張先生，我，我很尊敬您，真的。”他透過視聽通訊告訴我，一面說話一面摸著他的大光頭，“可是，我現在感覺自己在欺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他沒有依照口頭承諾，而為他的故事添加了佐料，或者隱瞞了什麼。當下我立刻打開電腦自動檢測儀，可是沒有任何自相矛盾的情節資料出現，接著，我猜想他可能受到別的作家的慫恿而準備跳槽了：“您該不會把故事又給了別人——”
“噢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不能，不能又領福利金，又拿您的薪水。如果，如果您還是要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故事，我願意免費提供，我只是不能要您的錢。”
我到那時才的的確確相信：他在獄裡一定受過相當嚴酷的苦刑。這可憐的傢伙已經瘋了。和一個瘋子是沒什麼好爭執的，我於是慨然答應他的請求。他仍舊每週一三五向我的資料庫輸入故事，但是打從那個時候起，我們不太有機會見面——我忙著為一部傳記電影配寫其中一個人物（好像是個老套的社會主義改革者角色）的對白，而他，竟然連例行的視聽通訊都少了。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都沒再見過面。不過，我卻對他似乎越來越熟悉了，他的那些亂七八糟的資料，所謂“微不足道”的一生——佔用了我一整捲兩吋的磁帶，我一再抽空閱讀，經常邊看邊打盹兒。我甚至可以說被百無聊賴催眠般的聲音和生命洗腦了，以致現在可以完全不用翻揀資料便能寫下他四歲時有一次用右手小拇指在鼻孔內往復挖掘一千兩百三十四次的芝麻小事。 （他之所以如此做據說是和自己打賭，如果他能連續挖鼻孔一千兩百三十四次的話，他就能擁有較好的嗅覺，以便在茫茫人海中聞出那一個人是他的基因父親或者基因母親——我真無聊，說著說著就把這一段給寫下來了。奇怪。）
百無聊賴的芝麻小事多了，大部分都簡單、無趣、缺乏自省、沒有嚴重的衝突。強烈地反映出他受孕、成胎期間那個傳統科技時代世人無聊的局面。當然，我也因此而不時地想起當時的自己——那是二十世紀末，一九八五年左右，我還是個少年，梳著可能是紫色或金紅色油亮亮的土氣髮型，迷戀同性戀歌手，妄想成為航天員那樣的實驗工匠，最荒唐的是，我幼稚得居然認為氣數理論是迷信。我怎麼可能知道：三四十年後，我會成為支持氣數派的小說大師，而去寫一個科學怪人的故事？
我的科學怪人並沒有如我所預期的那樣，把監獄裡多彩多姿的慘酷情事告訴我，或者，監獄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慘酷而多彩多姿。他的牢獄生涯和日常生活幾乎沒什麼兩樣。事實上，監獄囚禁的窒悶頂多只是不准唱歌而已——大概所有在藝文復興運動之前通曉人事的人都知道：這個禁令的通過，是因為氣數理論家發現，人們經由歌唱來尋求解放與自由的傳染性與危險性高於語言文字的緣故。我曾經在一本著作裡舉證過流行音樂視聽形式造成政治與社會信仰的理論，在此不必細表。話說回來，百無聊賴也並不是多麼愛唱歌的人，資料上明明白白地顯示著：上個世紀末，咨訊社會成型的時期，百無聊賴和所有正常的現代國民一樣，在一貫作業的十九年義務教育學校裡上課。導師給他的評語一向是：“平和”、“平凡”、“平實”、“平庸”和“平平”，除了音樂之外，一律平常；音樂方面，他簡直無能。所以，我敢斷言：除非百無聊賴是個不誠實的人——比方說他故意免費提供故事給我以博取我的好評——而隱瞞了他在獄中所受的委屈；要不然，就是獄方真的用了什麼比禁止唱歌更隱秘的方法，使人瘋狂地拒絕金錢、迷信正義，甚至講究誠實而毫不自知。如果事實如後者，那麼我就該放棄早先所有的主意，把百無聊賴的遺傳背景資料統統洗掉（以免浪費磁帶），只需注意他入獄之後的經歷。如此一來，我所要寫的就是一部以揭發獄政黑幕為重點的小說了。
當我想到這一點，不禁興奮起來。多少歲月以來因為一直想搞懂百無聊賴這個人而為我帶來的困擾於是一掃而空——管他這根廢棄的試管做什麼？重要的是作品！百無聊賴只是一個平均壽命不超過一百零八歲的普通人而已，而我的作品卻可以流傳千古，不是嗎？百無聊賴的名字也會因此而為後世子孫所知悉，他的身價正建立在囚禁之中，他真該為入獄而慶幸的。
接下來，我只要向科技中心調回當年百無聊賴寄自監獄的信件資料，再加上他口述的回憶資料，就可以正式展開寫作了。也許就套用《神秘的魔宮氣數》的敘述方法，以復合人稱的語調，經營那種一群膽小鬼一起看恐怖影片的氣氛，帶領我的讀者參觀一處隱藏著無數謎團、殺機和洗腦危險的監獄。而且根本無需白費力氣解開什麼謎底（現在的讀者簡直把推理小說之類的玩意兒當成聽過一百次的老笑話），以免矛盾性、衝突性、虛構性以及豐富性不夠。百無聊賴的角色嘛，就是一個永不懺悔的死刑犯好了。他謀殺了親生的母親，娶了親生的父親——這很符合最新的氣數理論；至於為什麼安排這樣的情節，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反正藝文復興運動以來，讀者解讀作品的花樣兒越來越多，他們是多數，多數人的頭腦永遠比作者一個人的頭腦好，他們總會想辦法再創作出百無聊賴為什麼殺母娶父的動機來的——寫到這裡，我忍不住要再一次歌誦我們這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和諧的社會體制，它至少使藝術和文學在取得大多數人諒解的情形下有了生機。是的，每一個讀者都可以透過他的認知來幫助創作者解釋作品的原意，那可真替我們省了不少事，以便我們有精神從事更複雜而詭秘的創作。至於讀者，不也正像自我演出舞台上的歌者舞者一樣，獲得了自我偶像的滿足嗎？讓我們齊聲為三十年前本世紀初那群以投票方式發起藝文復興運動的讀者致敬。 （我準備在下個月該運動三十年紀念會上發表一篇謝文，追思那一代可敬的讀者，他們曾經在運動之初被許多頑固分子斥為“鼓勵無知與卸責創作者的藝文叛徒”，然而歷史證明他們的投票行動是明智的。）
好了，我又離題了。我現在要說一說上個月我為表慎重而親自到科技中心去調回當年那批信件資料的情形。最近中心的人事有變動，據說我那幾個老朋友大都不在了。語意兼語法學家被一票來喜族的學生罷免，理由是不能按月提出相對於課程進度的新發音基準——這是老套；他也改了行，掛名擔任一部世界語視聽教學材料的什麼顧問。教育學家倒是晉升了，也已離開中心，到教育部幹督學，前途看好；有點像我早年一部得獎電影劇本里主角的遭遇。心理學家在去年出國，投資第七代智能型超小集成電路，聽說這種新產品採用針劑形式，先進國家正在研究它對人體有什麼副作用。人類學家作古了，死因不詳，所以我相信他的晚年可能是一個好題材，改天可以蒐集一些資料，花它三兩天工夫磨一篇什麼東西出來——對了，就叫它“博士的最後一夜”吧！ （這個題目很耳熟，我得去查查，有沒有那個同業已經寫過；要不然就是我自己寫過了。）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雙雙退休，成為不折不扣的消閒階級，不過，以他們過去那種勤於發表高見、勇於針貶（編按：“貶”字應作“砭”，疑系筆誤，或有他意，請讀者解讀）社會的積習看來，我猜他們不是競選議員，就是參加“國際友誼俱樂部”所屬的世界文化交流協會去了。這可好，只剩下我們的犯罪學家了。
我在中心地下十八樓的超級市場找到他，依照那鬚髮皆白（雖然他偷偷染成時髦的藍色，還是看得出來）的樣子看來，他早該退休了。 “他媽的！誰說我退休了？”他挺了挺脖子和胸脯，從一台機器人手裡接過去一瓶古柯維他露，說：“誰在傳播謠言？”“我只是說我以為你退休了。”
他跟我夾纏了五分鐘，竟然告訴我他從來沒聽說過賴伯勞這個人，他甚至忘了我請他吃飯、討論的事。 “有正式的談話記錄嗎？”他說，“如果沒有，就是沒有這回事——你又在寫小說了？嗯？”他聳聳已經不再年輕的眉毛，笑著，一副懷疑我在套取情報的樣子。我只好替他付了古柯維他露的錢，他答應我借用他的資料電腦，索回那批百無聊賴的信件。
可是一切都徒勞無功。資料早在前年就註銷了，原因是“無任何利用或參考價值”。犯罪學家表示無可奈何。這可讓我再也顧不得一個知名作家應有的修養，我用我知道的所有的髒話罵這個情況，當然，我一定沒忘了告訴犯罪學家：“我這是對事不對人。”對方勸我息怒，並表示其間一切程序均屬合法，要怪就怪我當初只顧輸入資料，後來自己不在意，以致沒能於限期內領回。 “不過，如果這個什麼賴皮條入過獄，就表示他犯過法，我倒可以給你他的違法紀錄，怎麼樣？”他一面喝那瓶滋養液，一面主動開啟了操作系統。
結果確實出乎我的意外——百無聊賴的違法紀錄也註銷了。原因是，他出獄前不久，一份南門市場地區教堂的告解監訊報告上顯示：有個變了性的男性公共關係服務員以視聽通訊的便民手續進行懺悔，說他在擔任女性公共關係服務員的期間曾經基於“長期渴望變性而無力繳交手術費的焦慮”、“對異性交配並發生愛戀關係的厭惡和抵制”，以及“對同情之倦怠與仇視”而誣陷了一個老式市場的收銀員——賴伯勞。報告上說：“該公關員先與賴伯勞交往，利用對方'因熟識而疏忽'之弱點，竊取資本堂生髮水及保膚液各乙瓶，又將預藏而購自一流攤販式銷售機器人之資本堂保膚液乙瓶置諸貨架，央請賴某代為購取，以便乘隙刪削收款機賬面與該保膚液等額之數字。其後，該公關員要求賴某以保膚液相贈，賴某不察，慨然應允，並私墊現款入賬。該公關員乃於返家後將生髮水抹於臉頰和腮部，致生毛髮，因以（一）指控賴某傷害；（二）向南門市場詐領賠償金，使得遂行變性手術。附錄部分（一）該公關員曾取得法定合格精神醫師之檢驗證明，其人於變性前有合理之變態傾向，誣陷刑責部分可免予追究；（二）已知會市府當局轉飭各舊式小型市場加強管理與督導，嚴禁非機器人（含第四代以前之完全試管人）擔任直銷、收銀、監訊（及其他）職務；（三）建議增加與各地區教堂告解業務之連線作業，俾便有效偵防諸多疏失問題之發生。”
“無論如何，”犯罪學家嚴正地表示，“這個叫賴什麼皮的還是有問題，至少他犯了傳統科技時代那種濫情疏失的錯誤——欸！依你看，這算不算遺傳工程上的毛病？”我搖搖頭，帶著失望的心情離開犯罪學家位於中心地下十九層的辦公室。臨出門時還聽見他嘆息著說：“唉！現在人的生理質量越來越精良了，像這樣有趣的案子不多見嘍！”
我最後一次面對面看到百無聊賴是在昨天晚上。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約見他。我們還是到老地方——那個好像已經易主幾十次的自我演出舞台。聽他唱那兩首老掉牙的歌的時候，我盤算著黑獄加上冤獄的情節，不知該照原計劃虛構一個殺母娶父的百無聊賴，還是該照實寫一個被變性人誣陷的賴伯勞？仔細想起來，後一種選擇其實有些不智；像這類嘲諷現代宗教的小說、影片、流行歌曲還有笑話已經氾濫得一塌糊塗，一不小心就有仿冒同行的嫌疑，盛名如我者可拉不下這張老臉皮。至於那個“露露”（不知道他變性之後叫什麼名字？）由於“在有效期間內自行懺悔”而倒賠給南門市場一筆數目並不驚人的錢，這也算不得新鮮。我除了寫篇小品，彈一彈“男性公關人員收入仍嫌偏高”的老調之外，還有什麼文章可做？再說，最新的氣數理論已經確證：宗教的道德指數和法律的道德指數正在日趨吻合之中，我要是為了那一點點陳腐的冤情悲劇感而寫出整個事件的話，豈不是擺明了和自己賴以成功的氣數理論唱反調麼？即使讀者不這樣想，這種作品一旦發表，難保不會挑起幾個好事的意見領袖的狗屁意見，說什麼有重新檢討教堂懺悔形式的“存在之必要”啦、“宗教的歸宗教，法律的歸法律”啦，如此一來，勢必得得罪一些難纏的神職人員。 （我當然還記得那個罵我的法師，想起他我就有氣，他懂什麼解讀作品？懂什麼文學或《丁骨牛排》？）雙方打起筆仗，更是勞神傷財的事，劃不來的。
百無聊賴唱完歌走回來打斷了我的思緒。然後，我們有好一會兒不曾交談。他忽然湊近我，端詳了一陣，又坐回去。
“怎麼？有事麼？”
“不，不，沒什麼。”他說，“我在想——唉！算了，沒什麼值得談的。”
“你說說看罷，嗯？”
他又遲疑半天，好容易才說：“您是大作家，後來又變成我的朋友。可是後來我坐牢了，又覺得：您還是作家，不會把我當朋友。我以前是資料分析員——微不足道的；後來，後來又當您的資料員，給您分析，那您還是作家，也不是我的朋友。您給我薪水，把我當朋友，可是要我拿不該拿的錢，又不是朋友。後來，呃不，今天，今天您約我，好像又是我的朋友了——”
我時間不多，用手勢打斷了他的談話。然後要求他答應我多講述一些監獄裡的情形——而不是他和牢友如何用腳掌拍打蚊子，如何捏一下螞蟻屁股（好讓它逃回去通報同類以觀賞整窩螞蟻逃難），如何用脫落的毛髮角力等等打發時間的、百無聊賴之極的方法。 “我希望你告訴我一些監獄裡的待遇問題，比方說：你們吃什麼？喝什麼？飯菜裡有沒有藥味？看什麼影片？讀什麼書？聽什麼音樂？牢房的陳設如何？有些什麼顏色？會不會造成幻覺？……反正越詳細越好。”我湊近他，“你知道，畢竟我是個講究資料完整性的作家；也是關心你遭遇的朋友。”
他點點頭。
“對了，”我不得不在他那感動的表情尚未消失之前緊追一步，說：“關於你坐牢的事，我最近聽說是個冤獄，你當初為什麼不辯解呢？我真是替你生氣！”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我期待著百無聊賴可能的反應——驚愕、憤怒或悲哀，其間我還補充了一句其實有幾分冒險的話：“我要替你討回公道！”
“哦不不不，不值得。”百無聊賴趕忙說，“我，我一直記得您在那本傑作精選卡匣的第一幕上特別為我簽名勉勸的話。您說：'愛是犧牲；作品是獻祭，兩者都毋須辯解。謹以此書獻給我可愛的朋友百無聊賴。'對我這樣的小人物來說，這話真的可以受用一輩子呢。”
我聽了十分受用，頓時發覺文學教化的影響力深遠廣大。片刻之後，我滿懷興奮地告訴他：我已經想好了寫作“百無聊賴”的方法。
他顯然也被我草創的構想打動了，聽得入神，居然流下口水。 “可是，”他吸回口水，說：“應該是'殺父娶母'比較對吧？”
“百無聊賴！”我的臉一定像平常接受質疑時那樣扭了一下，“到底是你寫百無聊賴，還是我寫百無聊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