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記憶力驚人，七個月大的時候就認識“的”“有”二字。第一個發現我這份能力的人是我媽。那天早上她問我：“有沒有做夢夢啊？”我說：“有。的。”我從小到大所有的夢都存放在我後腦的第三個儲藏室裡，和這些夢放在一起的大都是些別人不知道、不同意、不承認，或者不相信的事物。比方說，我的幼兒園男老師教我把小雞雞給他看、巷口雜貨店老闆娘身上冒出藍色的火花把她燒光了，還有一個長得和崔苔菁一模一樣的女人穿過磚牆抱走我的小貓等等。每當我把這些事告訴別人的時候，對方都會說“你在做夢”。或者“你又在做夢了”。於是我把這些事和所有的夢放在一起。
雜貨店老闆娘被人宣稱失踪以後的十七年十三個月又兩天，記者揭發了我的幼兒園老師褻玩幼童的罪行。我指著報紙告訴我的女朋友雷芸：“這人教過我。”“教你什麼？健康教育？”雷芸笑了起來。
雷芸是個作家，寫過很多小說、劇本，偶爾寫詩和散文專欄。她所有的作品我都能背（必要的時候我會倒背給她聽以換取她既驚訝又疼惜的笑容）；那些作品和我看過的七千八百零五份報紙、三千兩百八十九本雜誌，以及兩千四百四十六本教科書、參考書等放在夢的隔壁。雷芸和我同居的兩年裡經常要我把這第四儲藏室裡的東西讀給她聽，好讓她寫出來的作品更豐富或更有依據。我有一點不喜歡這樣，因為到最後我還是得把她的作品再放回第四儲藏室，這裡面就會有不少東西是重複的，佔有不必要浪費的空間，搬出來又搬回去也確實有點累。我討厭搬家也是這個道理，可是不得不跟著雷芸走，她和我互相需要，據她說這種需要是靈肉一致的，我也深深相信。不過我仍舊討厭搬家，而且愈搬就離我工作的地方愈遠。雷芸卻表示：她一點也不在意每天開車往返內湖區和大安區兩趟的接送工作。 “我開車的時候靈感最多。”她說。至於愈住愈遠的理由，雷芸是這樣說的：“我不能再和這些人相處了，再搞下去我會發瘋，要不就被他們殺掉。”
她所說的“這些人”其實都是她和我的朋友。第一位是我嬸嬸（她在我爸媽過世後撫養我長大）。雷芸曾經在住進我嬸嬸家的第五天告訴我：“我和嬸嬸會變成最好最好的朋友，她告訴了我好多她的故事。”三個月之後，嬸嬸看一出民初電視劇時哭了。劇中有個被張大帥強暴的賣唱姑娘的身世使她哭濕一整盒處女紙漿做的純美牌衛生紙，因為那賣唱姑娘其實就是她自己。但是她不同意劇中安排她淪落成風塵俠女的結局。 “我沒有賣過身，也沒有學過拳腳。”嬸嬸擤著鼻涕對我說，“她怎麼可以亂寫？”她就是編劇雷芸。雷芸和我勸說嬸嬸不要生氣也不要難過：“那些都是假的嘛！”可是嬸嬸知道劇中人有一部分是真的——當然，她更認為另一部分是假的。在矛盾中，嬸嬸表示：她不要活了，她再也沒臉見人了。
然後我們搬到雷芸的小學同學呂潔玉家。呂潔玉和我一樣學的是電腦，經常向我問一些程式設計的問題。一開始我還以為這個離婚婦人對我頗有好感（有一次我甚至在和雷芸做愛的時候幻想著呂潔玉肥膩白皙的屁股），後來才從雷芸那裡輾轉得知：呂潔玉和我談程式時側頭勾眼又臉紅的原因是她在憋氣——她受不了我嘴裡散發的胃火臭味。七月二十五號那天晚上，呂潔玉喝醉了酒回家，大吐特吐，又向雷芸哭鬧傾訴了一場，害我徹夜不能成眠；但是雷芸後來告訴我：她很有收穫。八月初她的小說《棄婦怨》刊登在一家晚報的副刊上。第二天我們就搬家了。
當時我的確不明白嬸嬸和呂潔玉為什麼會為一場戲或一篇小說而羞憤成那個樣子。對我來說，作家的input和output簡單又隨意，認不得真的。舉例來說，雷芸在寫她那篇得獎小說《水仙花的雨夜》時，曾經一度遺失了十張稿子。她傷心得不得了，好容易才恢復平靜，重新寫下去。那些稿子在半個月以後由報社轉來，據說是由一位好心的出租車司機拾獲的。我在那印有報社名稱的稿紙上讀到了和後來重寫的作品完全不一樣的情節。雷芸則對出租車司機和報社的“作業緩慢”而稍有不悅。不過她把那十張稿子發展成另一篇故事——《往事如煙》。
《水仙花的雨夜》和《往事如煙》分別得罪了我們的房東老太太和另一位房東老先生。他們指責雷芸不該因為他們催繳房租而把他們寫得“那麼壞”、“那麼笨”，而且“名字又那麼像”。
我清楚地記得那一次我和雷芸發生爭執的整個經過。
“我想，”我說，“我們這樣搬家不是辦法。房東先生和上海的房東老太太一開始不是和我們處得還不錯嗎？”
“我不能再和這些人相處了，再搞下去我會發瘋！”她掠一下額旁的長發，然後點了一支煙，“要不就被他們殺掉！”
“你可以不要寫他們嘛！”我知道批評她的作品是犯大忌的，可是一想到搬進搬出，我的後腦皮就會抽筋，“或者，不要這樣寫嘛。”
她果真惱火了，用力吸了好幾口煙，夾著下巴，把深褐色的眼珠頂到上眼皮下方瞪我：“請你尊重我的作品。Please！”
然後她告訴我：她要寫人的故事。文學脫離了人生就只有風花雪月、無病呻吟。她如果不寫人的故事，就辜負了作為一個文學家的責任，也辜負了上天賦予她的能力。可是如果她完完全全照實寫一個人的故事，那又失之平凡、瑣屑、缺乏張力、沒有創意、喪失戲劇性、不能吸引人。 “更重要的是——”她嘆了一口氣，“我不能讓那些沒有勇氣面對自己錯誤和不幸的人有告我毀謗的藉口。”
我不懂關於文學家責任的那些理論，可是我大概了解她不願意被告以及不願意辜負天賦的意思。我自己就不願意打官司；也對上天賦予我的驚人記憶力十分珍惜。所以整個爭執到此告一段落，我答應第二天請假陪她找房子。 “找一棟我們都喜歡，而且沒有討厭的人打擾的房子。”她說，“孤獨、流浪，啊！”
我們在垃圾山旁的內湖區找到一間房子。雷芸說她不介意垃圾山，她甚至喜歡垃圾燃燒時那種“獨特的香味”。 “我可不像莊家柔，一聞到煙味、酒味，一聽到打鼓就想吐。”她說，“那樣的人怎麼可能進入人的世界呢？真搞不懂。”
我在雷芸那篇《透明的女人》中搞懂了。 “透明的女人”名叫“張嘉柔”，是個曾經被養父調戲以致患有潔癖，一輩子抗拒異性，最後厭世自殺的角色。除了姓名相似之外，這個角色和原來的莊家柔只有兩點一樣：有潔癖，並且是女作家。然而讓我不太明白的是：“張嘉柔”的幼年時代使我感覺十分熟悉——她的父母在一次車禍中雙雙去世，由一位一看電視劇就會哭的養母撫育多年。養父調戲“張嘉柔”的細節更逼得我閉上眼睛——我幾乎不忍心看那故事裡沒有小雞雞的“我”。
當晚我照常和雷芸親熱，照樣把官能的快感存放在第二儲藏室裡。可是就在那一剎那，我發覺有一點點不對勁：第二儲藏室裡的東西全都消失了——不，不是消失，而是搬家了。它們統統搬到第一間去了，那裡原先存放著各種痛苦——我被一隻毛茸茸的大手撫摸搓捏的疼痛、被嬸嬸種的仙人掌扎刺的麻癢，和摔倒、燙傷、寒冷、餓飢等種種酸楚的感覺，全都混淆在性的亢奮與刺激裡了。我哭了起來。就在哭的時候，我離開自己的身體，走向窗口，看見冒煙的垃圾山透過玻璃疊映在我的臉影上。
“What's the matter？”雷芸抱著床上的我的頭，輕輕撫摸那後腦的部位，說：“搞不懂你。”
我一直沒把這天晚上的經驗和感覺告訴她，而且從此養成了隱瞞她一些事情的習慣。
三個月之後，她在一本娛樂雜誌的專欄中寫道：
我假裝沒讀到這篇專欄，並且把整本雜誌丟到垃圾山的某個角落去。我猜想她可能有意要用這篇文章逼我攤牌，那麼她顯然已經發現我在疏遠她了。我是在疏遠她麼？我好像沒有做得太明顯。每天晚上我仍舊告訴她她所需要的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醫學、法學、電子學和一切我所閱讀過的知識。我依然愛聞她的發香，欣賞她健美修長的胴體，聽她講述小說人物之間既風趣又犀利的對白，看她模仿一個半虛構角色的表情和動作。當然，我更誠心誠意一如往昔地品味她所烹調的每一道食物。另一方面，我只是不再提及我的童年、少年以及遇見她之前的種種往事，也沒告訴她我回去探視嬸嬸，還有偶爾在一家電腦公司門口碰見呂潔玉的情形。
嬸嬸一再說：“那個女人會害你一輩子。”她還背了一段我曾經在廣播劇和電視劇裡聽過五百六十一次的台詞，“你現在大了，翅膀長硬了，能飛了，就不要嬸嬸了（然後她像盧碧雲一樣嗚嗚地哭起來）。總有一天，這個壞女人會離開你的……唉！到那個時候兒，唉！你要是肯回頭（嗚嗚嗚），這個家的大門永遠都是開著的！……”
我在電腦公司門口碰到呂潔玉的時間很不巧，她正在和一個年輕的男子熱吻。天色有些暗，但是我仍能清楚地看出呂潔玉至少比對方老十五歲。她趕忙偏過頭去，我卻已經喊出了她的名字。小男生看看我又看看她，抖著腿說：“你的前夫？”
呂潔玉夾緊了他的肘子，猛搖頭，又對我苦笑著點點頭。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就繼續往前走去。幾秒鐘之後，呂潔玉竟然跑來扯一下我的袖子，低垂著臉，喃喃地說：“請您幫個忙，千萬不要告訴雷芸。呃——不要告訴她你看見過我們，什麼都不要說，好不好？”
雷芸終於忍不住而在耶誕節的晚上對我說：“你很久沒跟我談談你自己了，Isn't it？”
“沒有什麼好談的嘛。”我說，喝了一大口佛跳牆湯。
“再說一次崔苔菁偷走你小貓的故事。我記不太清楚了。”
“噢。那也許不是崔苔菁，”我說，“只是一個長得和她一模一樣的女人，穿過嬸嬸家後院的磚牆，把我的小貓抱去養了。”
她疼惜地伸過手來捏一把我的臉頰，說：“我就喜歡你編故事的時候還那麼一臉認真的樣子。”
我很想告訴她：我沒有編故事，也從來不會編故事。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她站起身，走過來，開始吻我，在我耳窩裡說：“我們很久沒在一起了，是不是？”
耶誕夜所發生的事情被改編成《回首今夜路》的一小段情節。發表在次年二月初的一份日報副刊。我變成一個精神病患和性愛機器。雷芸給我起的名字叫“康比德”，我猜是computer的譯音。那段情節是這樣寫的：
《回首今夜路》是雷芸的作品中我唯一沒看完的一篇。我扔下報紙之後問她：“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是說，你到底活在哪裡？在這裡還是在那裡面？”
她看一眼我指的報紙，聳聳肩淡淡地說：“都有的。”緊接著她以吟嘆的語氣說，“孤獨，流浪，啊！”
我想我當時的舉止可能粗暴有如“康比德”了，我抓頭、跺腳，片刻之間想起了兩年來她的種種溫柔，同時也覺得我馬上就要把一個溫柔的她撕破掉。結果我撕碎了報紙。
“你知道，”雷芸說，“I stay aside．”接著她解釋：劇作家把劇本里的旁白叫“aside”。在這個如真似假的戲劇人生里，她只是個旁白者：“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作家生來如此。”
我的記憶力始終不曾衰退，多年以後我還記得垃圾山頭的迷霧、異味，和她道別時疊映在玻璃窗上的臉影。 “你知道，你才該來當作家的，你知道得那麼多，又從來不會忘，我嫉妒死了！”她笑笑，“真搞不懂你。”
我所能懂的只有一件事：我後腦裡有四個裝著痛苦、快樂、現實和別人都說是幻夢的儲藏室，我不會把它們混在一起；當然，我恐怕再也沒有勇氣把這些自我坦白出來讓人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