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亞的一個華僑家庭裡，看到同鄉好友——作家楊金遠繼《官司》(電影《集結號》)和長篇小說《突圍》被改編為影視作品之後，又創作出這樣一部反映老一輩下南洋的華人華僑的艱苦創業史的作品，感到非常的親切和高興。歷史上，很多福建人早在鴉片戰爭以前就遠走南洋，在馬六甲、新加坡、印尼等地謀生。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男耕女織的平靜生活。中國歷代王朝的更迭，大多伴隨著農民起義、民族紛爭和改朝換代後的權力清洗，一些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以及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係，東南亞便成了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此外，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也是國人下南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這其中既有在家鄉故土呆不下去的人，也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人。

南洋這一地理概念，範圍極廣，有菲律賓、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馬來西亞等地。二十世紀初的南洋正處於英國、荷蘭等國的殖民統治下，歐洲的工業化進程同樣也影響著東南亞殖民地的經濟發展。這些地區在加速開發的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為吸引華工，南洋諸國先後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如馬來西亞聯邦最大的州——沙撈越的拉者（國王）就曾頒布過一個特別通告：給移民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民；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撈越等。這樣的政策對於中國國內流離失所、喪失土地的無業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或攜妻帶子，或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來到南洋，我的父親就是這千千萬萬中的一個。

華工們艱苦創業，或做工或經商，或從事農業，世代相傳，對所在地區的經濟繁榮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時人有這樣的描述：“他們的經營大至極大的樹膠公司、銀行、飯店，小至街頭貨攤和小販，無不應有盡有，中小規模的商店自然居多，而擁有幾千萬資本的巨商也不在少數。”然而因中國當時是一弱國，即便在他鄉異國，經濟地位首屈一指，華僑也莫不備受欺凌。他們從無數切身的遭遇中深深感到，中國的政治非革新不可，熱烈地希望振興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與責任感，也使得他們在海外致富的同時，時刻關注著祖國的命運。 八年抗日戰爭中，有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應該說還有一個“海外戰場”。這一戰場是由世界各地華僑開闢的，範圍更為廣大。它不像前兩個戰場那樣炮火連天，與日軍短兵相接，然而鬥爭也極為激烈，是抗日戰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絕大多數華僑相繼投入了這場抗日救亡的運動中，是中國這一民族意識和文化背景，把他們和祖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們時刻關心著自己家鄉和國家的狀況，抗日戰爭更激發了他們固有的祖國觀念和愛國熱情，他們在為中國的獨立和自由而奔走呼號，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如東江華僑組成了回鄉服務團；三於餘名南洋華僑回國，在滇緬國際運輸線上運送抗日救亡物資；在南洋各州府、各山巴，華僑為了負責籌販會的工作而賣掉樹膠園，賣掉汽車，甚至於傾家蕩產的動人事蹟，在當地看來都是很常見的。

我初中讀書的集美中學校董——著名的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是南洋著名的僑領。其祖輩是宋末從河南逃到福建集美村的難民，父親陳如松赤手空拳到新加坡謀生，後來雖然經營工商業，但晚年經濟非常困難。陳嘉庚先生深知華僑的苦難，他的經濟事業也受了外國壟斷資本的排擠。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敗，痛感民族危機嚴重，所以毅然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並提倡力行興學救國；抗日戰爭期問，他為支持祖國抗日戰爭積極奔走，領導南洋華僑籌賑救亡，成為華僑愛國的光輝旗幟。 如今，中國人的腳步已經遍及全世界。而海外華人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東南亞華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幾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的開拓者的後代。我的童年，只知我的祖國叫“唐山”，後來回國以後我才知道“唐山”就是中國。現在，背靠日益崛起的中國，新一代華人正在續寫新南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