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近黃昏的晚年，在對燈獨坐的沉重時刻，郜明不止一次地嚴厲審視過自己的一生。在審視中，他時不時地問自己：在往昔，在那些置身革命鬥爭的非常歲月裡，他真的從未懷疑過黨嗎？真的像一個齒輪或一顆螺絲釘一樣隨著黨的機器轟隆隆運轉麼？他有沒有過迷惘的時刻？是否產生過讓齒輪停止運轉的念頭？
有過。有過這樣的非常時刻，也有過這樣的念頭。
1937年10月的那個早晨是不該被忘記的。當郜明和上百名政治犯站在監獄的天井裡，聽外面黨組織派來的代表作形勢報告的時候，深刻的懷疑第一次產生了。那位代表的模樣郜明至今還記得很清楚，高高瘦瘦的，約莫四十來歲，刀條臉，鼻樑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好像姓王。獄中有個難友認識他，說這位王代表確實是共產黨人，曾當過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王代表向他們宣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全民族抗戰的指示，要求他們服從組織決定，履行手續，出獄工作。
郜明記得，那是個陰暗潮濕的日子，看不到日頭，看不到陽光，四周一片灰濛蒙的，使人感到無比壓抑。高牆電網外隱隱傳來一陣陣轟隆隆的響聲，鬧不清是交戰的砲火，還是壓抑在低空中的悶雷。是秋天了，按說不該再有雷聲。
大家都沉默著，好長時間沒人說話，誰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外面的抗戰形勢，難友們多少是知道一些的，郜明被捕前就听說過中央有再度實行國共合作的意向。然而，此時此刻，當這種意向真的變成現實的時候，郜明和難友們又覺著難以置信了。出於高度的革命警惕，郜明第一個本能反應是：這很可能是一場騙局，那位姓王的可能代表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此人是要把他們拖下水。
王代表見大家沉默著，一個個無動於衷，有些著急了，紅著眼圈說，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為了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的大局，同志們應該相信中共中央，相信組織，應該無條件服從黨組織的決定，出來工作，為全民族抗戰作出新貢獻。繼而，一個穿西裝的國民黨官員也講了話。官員說，中共現在已具有合法地位，隸屬於中共的紅軍即將編入國民革命軍戰鬥序列，此後大家應該擯棄前嫌，為民族之生存，國體之維持而共同奮鬥。見下面仍是一片死寂，官員又說，獄中與世隔絕，大家也許會感到突然，這並不奇怪。從今天開始，大家可以多看看報紙，看看中共有關國共合作的文告。凡願意接受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履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之義務者，均可在草擬好的聲明上簽字，然後出獄工作。
報告會一散，各個號子沸沸揚揚亂作了一團。獄中的種種跡象證明，那位姓王的代表和國民黨官員講的話是真的。關押政治犯的號子從那天早晨開始不再落鎖，難友們串號來往不再被禁止。看守們的態度也好多了，有些看守還私下向自己的犯人道歉，講好話，要求日後給予關照。
當天，獄外秘密渠道的消息也傳來了，履行手續出獄，確是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不論感情上能否接受，能否理解，都要堅決執行，先出來再說。郜明和幾個謹慎的難友問，如果日後出問題誰負責？回答也是明確的，這是中央的決定，有問題中央負責。大家的思想這才統一了，第三天下午，當那位姓王的代表再次出現在監獄的時候，難友們不但履行了手續，而且和那位代表一起高呼起了“擁護領導抗戰的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三民主義”的口號。
誰也沒想到要呼這些口號，一切全是在倉促而激動的氣氛中自然而然完成的。那位王代表講完話，揮起手臂呼口號的時候，大家就不約而同把手臂揮了起來，跟著高呼了。就像主機運轉帶動了大大小小一系列齒輪，合理得不能再合理了。
郜明本能地拒斥著這一切，既沒有舉手，也沒有應和。他木然地在人群中呆著，一瞬間突然覺著這世界和身邊的這群人都十分陌生，他似乎不是在實實在在的土地上立著，而是在沒根沒底的半空中飄著。
怎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這樣？郜明問自己。難道這一切都是必須的麼？難道和國民黨蔣介石進行了十年武裝鬥爭的中國共產黨不擁護這個委員長和他的國民政府，就無法完成抗戰嗎？紅軍變成國軍，和當年共產黨變成國民黨又有什麼區別？誰敢保證1927年的血淋淋政治悲劇不再重演？
更令郜明難以接受的是，現實反差給他個人和難友們造成的屈辱感：他和他的難友們現在的身份還是囚犯，他們不是在自由世界裡，而是在監獄的圍牆電網下——蔣委員長監獄的圍牆電網下擁護蔣委員長的！這無論如何都顯得荒唐，甚至有些無恥。郜明認定獄中那些看守們正在暗中嘲笑他們，他們一定會說：瞧瞧這些共產黨分子吧！他們是喊著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口號入獄的，現在卻在擁護蔣委員長，擁護三民主義的高呼聲中走出了監獄，他們全都悔過自新了。
他沒有悔過自新，沒有，從來都沒有。他還是被捕時的那個他，當年他振臂呼出的“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中華蘇維埃萬歲”的口號依然在他腦海裡不斷盤旋，郜明覺得，他只要一張嘴，這些盤旋的聲音就會在這混濁的空氣中震顫。
可悲的是，黨不再需要這些激情的階級鬥爭的高亢聲音。黨的機器發生了變向運轉，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了，階級矛盾必須調和，而不是激化。他只要隸屬於這部黨的機器，就不能不隨著向同一個方向轉動，不管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不管他個人的感情能不能接受。說穿了，他個人的感情是微不足道的，黨的選擇則是至高無上的，他作為一個黨員，只能也必須服從於黨的利益選擇。
當天黃昏時刻，郜明強忍住悲憤的淚水，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出了監獄的大門，出去後根本沒按照規定找黨組織報到。他第一次面對著喧鬧的世界，面對可能出現的千萬種選擇問自己：離開了黨的機器和黨的決定，他能否活得更好一些？他生命的存在是否會更有意義？
在那短暫的幾天裡，郜明的思維離開了黨的軌道，在一片迷亂的星空中亂飛亂撞。其結果是不斷撞痛自己的心，也撞痛了凌鳳。他想做一個好丈夫，為凌鳳，也為自己好好活著，凌鳳卻不領情，偏說他病了——得了消沉病。凌鳳給他開的藥方是，趕快找黨組織報到，接受新的工作任務，在實實在在的工作中適應新的形勢，跟上黨的新路線。
在妻子凌鳳的一再催促下，郜明才找組織報了到，參加了三天的形勢教育和政治學習，然後被派到他所熟悉的清浦市從事國共合作的抗日救亡工作。於是，他帶著深刻的懷疑和憂慮，又和當年的老對手安忠良打上了交道。
這是1937年10月底的事。
十年不見，安忠良見老了，眼角和嘴邊已現出了深淺不一的皺紋，而且明顯地發福了，小肚子挺了起來，臉孔脹大了許多，兩隻手肉滾滾的，綿軟得很。和郜明握手時，安忠良神態坦然，充分錶現出了一個官場政客的成熟和圓滑。
這位老對手隻字不提十年中積欠共產黨人的人命賬，呵呵一陣笑，把那十年的時光一筆勾銷了，摩擦著郜明的手臂說：“郜明老弟啊，這許多年我好想你啊！知道你要到清浦來，我真高興！我對他們說了，郜明我了解，我們有過很好的合作經驗，和他一起共事，我有信心，若是換了別人，我就不敢說這個大話嘍！”
安忠良表情、語調很真誠，那樣子恍惚不是冤家聚首，而是老友重逢。
郜明卻分明從面前這位老友臉上看到了一張張蒼白失血的臉孔，總覺著握著他的那隻綿軟的手沾著腥濕的血。郜明當時還沒成熟到圓滑的地步，還不習慣於把真實的思想藏匿在心的深處，一開口就暴露了情緒：“是哦，老兄，十年前的合作你可沒賠本！我們卻吃了大虧，我可差一點連腦袋都貼進去了！”
安忠良一怔，隨即笑道：“哪裡！哪裡！你也沒賠麼，你的腦袋不是還好端端地長在你自己的脖子上麼？！我看呀，你老兄倒是賺了。”
“哦，我還賺了？賺了啥啊？”
“嘿，賺了我們一個女黨員同志嘛！把凌鳳賺到手裡做老婆了嘛！”
隨即又是一陣笑。
當時凌鳳也在場，凌鳳說：“哎，我可是讓你們硬推到郜明身邊去的啊！”
安忠良卻沒再就著這個話題說下去，收斂笑容道：“笑話，全是笑話！反正你們來得好！我和清浦黨部同志們真心誠意歡迎，真心誠意和你們好好合作！你們共產黨放棄了階級鬥爭，擁護蔣委員長了，我們就有了共同的語言，就有了合作的基礎。而有了我們兩黨的真誠合作，中國的抗戰就大有前途……”
這話真刺耳，就像獄中天井裡的口號一樣刺耳，屈辱感再一次湧上心頭，想壓抑也壓抑不住。郜明盡量平靜，但卻毫不退讓地道：“放棄階級鬥爭，是我黨出於民族存亡的大局考慮後作出的重要讓步，我們擁護的蔣委員長是領導全民族抗戰的蔣委員長，而不是當年那個對日妥協投降，光會搞安內的蔣委員長。”
安忠良道：“不好這樣講吧。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領袖，蔣委員長怎麼會對日妥協投降呢？怎麼能容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呢？蔣委員長一直是主張抗戰的嘛！過去蔣委員長無法實施抗戰大計，是因為你們搞階級鬥爭嘛，你們搞階級鬥爭，鬧得四鄰不安，國無寧日，蔣委員長當然要安內嘍！安內還是為了攘外麼！現在你們接受了蔣委員長的感召，不搞階級鬥爭了，就不存在安內問題了！”
郜明馬上反駁：“如此說來，對今日民族危亡的局面，倒是該由我們共產黨負責嘍？那麼請問：東三省是在誰手裡丟的？華北又是在誰手裡丟的……”
安忠良揮手阻止了郜明的話頭：“好了，好了，這些問題我們日後再討論吧！我看，咱們還是先去喝點什麼吧？市黨部的同志們要為你們夫婦接風呢！”
第一次談話到此結束。後來——大約是1950年，當他作為審判者站在安忠良面前時，才發現在1937年10月的談話中，他是虛弱的。他和安忠良進行的關於國共合作的爭論，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輸贏，但在心理上他是輸了。他背後既沒有一個強大的政權，也沒有一個和他的真實感情相吻合的政黨意志，因而也就無法用寬厚的形式表現出堅定的自信。
不過，當時他並沒想得這麼深遠，甚至連自己的虛弱都沒有覺察到。感受最深的只一點：安忠良還是安忠良，這個老對手並沒有因為形勢的變化而產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隨時有可能在合作破裂的時候，再次向共產黨人舉起屠刀。對此，郜明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幻想和他們進行真誠無私的合作是幼稚可笑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這個判斷是正確的。歷史的創傷的確是難以彌合的，要使清浦國共兩黨的關係回復到1925年的那個早晨去，是不可能的。當晚接風酒宴上的一件小事給郜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忠良的夫人唐娟出席了酒宴，當他喊著“唐姐”，真誠地向唐娟敬酒，為那個被拯救的早晨致謝時，唐娟卻冷冷地看著他，冷冰冰地稱他“郜同志”。而後說了一句話：“我真後悔救了你，不救你，我才一歲的閨女也不會被你派人炸死。”說罷，把一杯酒潑到了他臉上。
郜明滿臉是酒，舉著杯呆住了……
“郜同志”沒幾天就成了“郜主任”。清浦工人抗日救國團成立，他做了救國團政治部主任兼副總團長，凌鳳也在市婦救會做了一個什麼委員，夫婦二人雙雙住進了作為清浦市總工會會所和救國團總團部的威廉大街125號。安忠良和當年的許多老熟人、老朋友常到125號來，和他談工作。故人舊景時常誘起郜明無限深情的回憶，使他在下意識中覺著當年的總同盟罷工似乎一直沒有結束，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可也正是這些故人舊景，不斷地向他提出警告，要他事事警惕。高度的戒備自然造出許多過分的敏感。後來，上級黨組織不得不向郜明提出警告了，要他在堅持原則的同時，注意維護國共兩黨的團結，堅持統一戰線方針。
郜明口頭上接受了，心裡卻並沒有接受。甚至在安忠良們下令逮捕處決季伯舜和那些破壞抗戰的反動托派分子的時候，他都無形中感到驚異和不安。儘管他嘴上和心裡都不承認季伯舜那幫人是什麼共產黨，可潛意識中卻又那麼固執地認定特別執法隊射向季伯舜們的瘋狂子彈也擊中了他。有一次在睡夢中，他分明看到安忠良提著冒煙的手槍，一步步向他逼來。安忠良腳下就躺著季伯舜血肉模糊的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