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忠良夫婦對郜明的情誼郜明確鑿沒敢忘記。逃出凶險的125號後，郜明即先後三次跑到瑪麗路75號錢甫人家，軟硬兼施，要求總商會出面保釋安忠良和賀恭誠。錢甫人一來懾於郜明在清浦工界的威力和影響，二來自己往日和安忠良的關係又確鑿很好，營救還是賣力的。後來，安忠良在上海的父親又捐了五萬軍餉給趙督辦，安忠良雖說在趙督辦的軍法處吃了幾個月苦頭，最終還是被放出來了。而無錢無勢，又頑強不屈的賀恭誠則在安忠良被放出之前就槍斃了。趙督辦在總商會交心交底地對錢甫人說：不殺一個不行啊！革命黨這麼鬧工潮，鬧了一百四十多天，荒了洋人這麼多好買賣，不斃上個首犯無法向洋鬼子們交賬。
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工人賀恭誠就這樣成了整個總同盟罷工的替罪羊。
賀恭誠的死，給郜明，也給安忠良的心靈帶來了極大的不安。尤其是死裡逃生的安忠良，在剛獲釋的一段時間裡，一提到賀恭誠就說：“老賀不該死！他是替我死的，是替三萬參加大罷工的勞工弟兄們死的！”安忠良還指天發誓，對郜明表示說，“國民革命成功之後，我並本市國民黨革命同志要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親自主持隆重的祭奠，給勞工英雄賀恭誠修建陵墓，以志永遠的紀念。”
這諾言後來由安忠良和清浦國民黨黨部履行了。而安忠良和國民黨人履行這一諾言時，國共關係已經破裂，郜明已經無法公開出面和安忠良一起向這位淳樸的工友表示自己應有的敬意了。郜明只是在忠烈陵修好後的一個濛濛雨夜，獨自一人到陵前走了一趟，伴著這位長眠於地下的工人朋友默默坐了幾個小時。
國共破裂和安忠良的急劇右轉，郜明事先是沒想到的。 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變發生後，清浦國共兩黨還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來自武漢國民黨中央的指令，安忠良和清浦的國民黨人依然堅決執行。就是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宣布分共以後，同樣處於地下狀態的清浦國民黨和清浦共產黨，也還在相互防範之中勉強合作了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安忠良的心理狀態和思想變化，郜明無法知道，永遠也不會知道了。但郜明能夠想像出安忠良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因為同樣的矛盾和痛苦他也曾經歷過。安忠良能夠狠下心來向昔日的同志和朋友舉起屠刀，決不僅是冷冰冰的政黨理論可以解釋清楚的。說安忠良是個冷血動物他不相信。郜明相信的只是，在感情和觀念的衝突中，作為人的安忠良被作為政治家的安忠良戰勝了，就像1925年那個早晨，安忠良忍痛認可鄭少白對自己妻弟的處決一樣。
在北伐軍開進清浦之後，由安忠良參與指揮的全面“清黨”開始了。許多共產黨人被捕入獄，不下二十人被槍決，就連剛剛從武漢跑回來避風的章小寒也被安忠良手下走狗抓住，判了十五年徒刑。那位章小寒似乎和安忠良還有什麼親戚關係，安忠良還是毫不客氣地對他下了手。
那年春天，郜明也差點兒被捕。幸運的是，安忠良的妻子唐娟不是什麼政治家，對自己丈夫的鐵血政治很不理解，悄悄託人將消息透露給郜明，才使郜明及時逃離了隱身之處，並在十幾天后離開了清浦。
離開清浦前，郜明召集永康廠的王壽松、劉建等幾個可靠的工人黨員組織了一個除奸行動組，決定了最後一件事：用暴力手段除掉安忠良。
做出這個決定是被迫的，1925年那個早晨躲在威廉大街125號天花板上的時候，郜明怎麼也想不到會有今天這麼殘酷的現實。怎麼也想不到會由他親自主持處決安忠良的行動。政治是無情的，在政治需要戰勝安忠良個人感情的時候，實際上也戰勝了他的個人感情。他郜明也是政治的人，而不是超政治，超階級的人，不論昔日安忠良對他如何，不論現在安忠良的妻子唐娟對他如何，他都要遵照他所屬政黨的政治利益行動，在行動中生存，或在行動中死亡。
這麼做時並不是沒有矛盾，沒有惆悵痛苦。幾十年後回憶起來，郜明還說，在決定行動的那個晚上，對著油燈的燈火，對著王壽松、劉建幾位行動小組同志的面孔，他想了許久，也想了許多。他想到了安忠良對他個人的許多好處，想到了唐娟和她剛出生的女兒沒有丈夫和父親會怎么生活？甚至想到，如果不殺安忠良，局面會怎麼樣？局面顯然會進一步惡化。安忠良參加了清浦國共合作的全過程，對清浦共產黨組織的底細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殺安忠良，就等於鼓勵安忠良殺共產黨。
這麼一想，郜明又覺著怪不了他，從政黨方面說，進行反革命叛變的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從個人角度說，首先翻臉的是安忠良，而不是他郜明。他是在安忠良拋棄昔日的友情，以執政的國民黨的身份大肆捕殺共產黨人時，被迫代表他所在的共產黨進行還擊的。安忠良忠於國民黨的黨派政治，他自然要忠於共產黨的黨派政治，這是毫無疑義的。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郜明依然想盡可能地避免更多地傷害唐娟和她女兒，在最後具體佈置和安排刺殺細節的時候，郜明還再三強調說：“我們要除掉的只是安忠良，其他人員一律不准傷害，尤其是他的老婆孩子，我們要保證不誤傷！”
王壽松和劉建都很為難。
王壽松說：“兩黨拼命，咱誰也不會有意去向人家小孩、女人下手，只是槍彈無情，恐怕到時候難說得很！”
劉建也道：“就是嘛！咱們有個方案是扔炸彈，這炸彈一扔出去，誰敢保證只炸死姓安的一個人？”
郜明毫不含糊地說：“不能保證時就別下手！炸彈、短槍都是人使喚的！再說，也不一定非要往威廉大街125號扔炸彈，打黑槍麼，可以在安忠良外出辦公時干！也可在他辦公室幹！”
劉建手一攤：“郜先生，你說笑話了，在路上怎麼幹？125號門外就是威廉大街，人來人往的，怎麼下手？他辦公的地方你更甭想，門口天天都有兩個兵把崗。”
王壽松證實道：“是的，就是坐汽車外出，狗日的也帶著兩個隨從。我派人跟踪了幾天，回來報告說，那兩個隨從懷裡也揣著槍！”
郜明那時還沒主持過這種暴力活動，一點經驗也沒有，王壽松和劉建一反駁，他就沒轍了。他也不講假話，坦率地告訴他們：“對這種事我也不懂，你們問的這些話，聽起來也不是沒有道理。可我還是那句話：安忠良非盡快除掉不可，但是，絕對不能誤傷了他的老婆孩子！具體怎麼辦，你們再想想，事在人為！”
王壽松、劉建想了兩整天，也沒想出更好的辦法。而在這兩天中，又有七位黨員被捕。劉成柱等十二名黨員則在清浦的三家報紙上同時發表了反共聲明。上級黨組織嚴厲批評了清浦特支的右傾思想，並指示他們，丟掉幻想，果斷行動。
在這種形勢下，王壽松、劉建帶著兩個日航碼頭的工人同志動手了。他們半夜三更摸到了威廉大街125號，往裡面扔了兩顆炸彈。結果一顆炸彈沒響，另一顆炸彈響雖響了，卻沒炸著安忠良，倒把安忠良家的保姆和安忠良不到一歲的女兒炸死了。暴力行動完全失敗，郜明千方百計想避免的慘劇卻未能避免，這讓郜明既沮喪又愧疚。
更糟糕的是，此一舉非但沒有嚇倒安忠良，反而使得痛失幼女的安忠良發了瘋。許多被捕的共產黨人慘遭槍殺，一些同情革命的左派國民黨人也接連被逮捕。清浦大街小巷日夜佈滿密探，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樣籠罩著全城。清浦地下黨組織本來就元氣大傷，在這嚴重局面下，根本無法開展任何積極的工作了。省委被迫指示郜明和其他幾名黨員緊急撤離清浦。郜明和兩位支委撤往省城，王壽松等四位同志撤往維豐。後來，王壽松因鄭少白的出賣，犧牲在了維豐……
這是1928年4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