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郜老的革命生涯為線索寫點東西的想法由來已久了。剛調到北京給郜老當秘書時，就很認真地考慮過。不過當時郜老還在職，工作很忙，幾乎沒有可能坐下來和我一起回顧歷史往事。直到去年秋天，郜老徹底退了下來，要老人家操勞的事不是那麼多了，我才覺著時機到了，才拐彎抹角地把寫書的事提了出來。
郜老聽後呵呵笑了，說：“好！好！不過，我個人的意見，還是不要突出寫我，不要宣傳個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嘛，要多宣傳人民！”我說：“在年輕一代理想觀念淡漠的今天，重溫你們老一輩的革命鬥爭歷史，是很有意義的啊！”
郜老倚靠在沙發上久久沒有做聲。我能猜出他在想啥。他十有八九在想自己不爭氣的兒子振華。振華讓老人家操夠了心，在我看來，正屬於理想觀念淡漠的那代人中的一員。這年輕人為了發財，啥荒唐事都能幹出來，打著老頭子的旗號招搖撞騙，一忽兒開公司，一忽兒搞走私，不明不白的買賣做到了香港地區、美國。振華捅婁子我都知道，去年在廣州被抓，還是我帶著郜老的信把他領回來的。
郜老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兒子，凝目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長地說：“只怕晚了，只怕我們的歷史已經很難感動他們嘍！在他們看來，我們打下的江山理所當然屬於他們，我們的精神卻不屬於他們！他們若有我們當年的革命精神，亦不至於荒唐如斯！”郜老那陣子心境很不好，甚或有些淒涼，夫人凌鳳剛剛去世，唯一的兒子郜振華又紕漏不斷，我常見他一人對燈獨坐，默默發呆。
大約一個星期後，郜老說是要出去走走，要我和他一起去，邊走邊談。
第一站到了清浦市。清浦黨政軍一把手親自出面接待，很是熱鬧了幾天。幾天后，郜老不准清浦的同志前呼後擁地跟著陪同了。老人家對清浦市委書記和艦隊司令員說，他要清靜清靜，要把自己當年工作過戰鬥過的地方再好好看一看。
郜老要看的第一個地方是忠烈陵。據郜老說，忠烈陵是個很有名氣的所在，可清浦市的首腦們卻無人知曉它在何處。郜老說在華熒山腰上，說他1955年以前在清浦當市委書記的時候，忠烈陵一直保護得很好。說罷，很自信地帶著我和一幫隨行人員奔華熒山去了。結果，幾輛車圍著華熒山轉了兩圈，也沒發現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郜老很生氣，認定石碑和陵墓都被他的後繼者們搞掉了，車子一掉頭，直開市委，找到市委書記就是一頓訓，罵他不懂歷史。
第二天，市委書記誠惶誠恐地跑來了，聲稱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都還在，並沒被誰搞掉，只是被圈到山腳下的汽油庫裡去了。郜老和我們這才在市委書記的帶領下，穿過汽油庫，爬到了華熒山腰上，找到了那塊石碑和那座陵墓。
石碑和陵墓已經被破壞得很不像個樣子了。石碑顯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故意破壞的，碑上的文字全被刻意鑿掉了，碑的頂端也被砸裂了。陵墓因為長期缺乏修葺，龜裂成了幾大塊，像顆被敲開的老核桃，野草在陵區四處瘋長。
郜老拄著手杖站在陵墓前，用手指著石碑對那位市委書記說：“這裡埋葬著什麼人你知道麼？我們清浦1925年的總同盟罷工你聽說過麼？一個不了解自己城市歷史的人，怎麼能管好自己的城市呢？！”市委書記說，1925年的總同盟罷工他是知道的，市黨史辦正在編輯出版有關史料，他還寫了序。郜老一頓手杖：“既然知道，為啥不好好把這座陵墓修一修？為什麼允許汽油庫把它圈到大牆裡面去啊？”沒容市委書記答話，郜老轉過身子，用手杖往山腳下的汽油庫一划拉，“油庫不准往忠烈陵上方擴展，上面的圍牆給我推倒了，砌到下面去，還有，山那邊要重闢一條通往陵前的水泥路，否則，就給我把油庫挪走！”
郜老一時間似乎又回到了在職的時候，又大氣磅礴地對市委書記發號施令了，還一廂情願地要以忠烈陵為中心，修建一座山澗公園。市委書記極是虔誠地連連應著，還在筆記本上記了下來。可我心裡明白，這老兄十有八九不會真去辦的，這種事我見得多了，他們在位的土地老爺欺哄老頭子們的本事大著呢！
晚上，照例吃大宴，郜老情緒激動，多喝了兩杯茅台酒，失眠睡不著了，就和我扯個沒完。話題自然而然地從那座忠烈陵和1925年的總同盟罷工扯開去。
郜老帶著深沉的思索說：
“……1925年的總同盟罷工是終生難忘的嘍！那年我二十二歲，入黨只一年多，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就把我從北京派到了清浦。和我一起被派到清浦的還有一個叫季伯舜的同學，當時也是黨員，後來成了反革命托派。那時候，國共正合作，孫中山先生剛逝世，我們這些共產黨員接到組織指示，一起以個人名義參加了國民黨，是共產黨員，也是國民黨員。每次開會都對總理遺像鞠躬——總理是孫總理，不是咱週總理！還要背遺囑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那個時候，國共是真合作，不是假合作。上海'五卅慘案'一發生，清浦就在我們國共兩黨的共同發動下，鬧起來了！鬧到帝國主義干涉，反動軍閥鎮壓的時候，人家國民黨人也沒退卻！撤退的那個早晨，要不是忠烈陵裡葬著的賀恭誠和另一個叫安忠良的國民黨人的掩護，我可能活不到今天！
“那是1925年10月17日，我記得很清楚，是個陰雨天，水濛濛，霧濛濛的。該走的同志都走了，我們開會的威廉大街125號的客廳裡只剩下了我和安忠良、賀恭誠三個人。按說，我該和季伯舜以及另一個工人黨員鄭少白一起撤到旅順去的，可我不願意去！一個共產黨人怎麼能在這種時候離開正在流血的基本群眾呢？這不是共產黨人的作風嘛！我不能走！所以，就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