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舅一直在搜尋那艘船，那艘1925年從清浦港灣駛出的日本“大和丸”。他認定是那艘命運之船，把他送上了一塊真理的土地，使他找到了終生不渝的信仰。一直到死，大舅舅還掛記著那艘船，當生命的最後一線光亮在他眼瞳中閃動的時候，他還喃喃著：“汽笛響了，要……要開船了……”
大舅舅是十年前到我家來的。那時候我還不是清浦師院的教師，只是個剛入學的工農兵大學生。我從學校回來，在家門口看見了他。是個初秋的傍晚，天色血紅。他穿著一件搞不清是什麼料子的舊西裝，手提一隻老式破皮箱，肩上斜背著個黃挎包，蹣跚著在我家門口張望，蒼老疲憊的面孔被血紅的天光照得很亮。我沒想到他和我們家有什麼關係，以為是個問路的人，走到門口時，順便問了聲：“哎，找誰？”
他抬起滿是白髮的腦袋看了看我，遲疑了一下，又看了看我家的院門，極恭順地哈著腰問我：“嘿嘿！同……同志，這……這裡是解放路42號嗎？”
我點了點頭。
“咋……咋沒門牌呀？”
“早銹掉了。”
“噢！噢！”他舒了口氣，把那隻破皮箱換到了另一隻手上，努力地挺了挺佝僂著的單薄的身子，要往我家院門裡走。
我攔住了他：“哎，哎，你找誰？”
他賠著笑臉，說出了我母親的名字。
我很吃驚。
母親和父親聽到動靜出來了。母親看到他就哭了，父親訥訥無言地在一旁愣著。他卻笑了，露出了一口殘缺不全的牙齒，臉孔上的皺紋顯得又多又深。
“到家了！到家了！”他說。
母親也含著眼淚跟著說：“到家了！到家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我母親的大哥，我的大舅舅。我母親叫季伯華，他叫季伯舜。他比我母親大二十二歲，1924年他從北京跑到清浦鬧工潮時，我母親還沒出生；1925年他乘日本“大和丸”到蘇聯去時，我母親還不到一歲。他當了托派，一生都不走運，盡坐牢，先坐國民黨的牢，後坐日本人的牢，解放後又坐共產黨的牢，直到最近政府特赦全部在押戰犯時，才被一起放了出來。他一輩子沒結過婚，出來後，無家可歸，只好到我們家來。據父親說，大舅舅釋放後曾就自己的定居問題給其他舅舅、姨媽們寫過信的，他們誰也不願意接納，大舅舅在安徽一個靠近勞改農場的小鎮上滯留了整整五十六天。
那日的晚餐很豐盛，還有酒，大舅舅卻不喝，他只顧說話，時而中國，時而蘇聯，時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時而列·達·托洛茨基，冷不丁還講幾句俄語。
吃過晚飯後，大舅舅和我一起到閣樓上睡覺。閣樓上放了兩張床，他一張，我一張。他卻不睡，推開窗子，望著窗外淡遠而朦朧的水色問我：“是海嗎？”
我說：“不是，是湖，東平湖。”
大舅舅嘆息了一聲，點了點灰白的腦袋說：“怪不得這麼平靜。”
我告訴大舅舅，海離這兒很遠，起碼五里路，站在我家這個閣樓上是望不到的。大舅舅不相信似的，愣愣地站在窗前看，一隻手叉在腰間，一隻手按著窗台，因為身子佝僂的緣故，腦袋和上身幾乎傾到窗外，帶暗格的舊西裝衣襟硬硬地翹著，整個兒像座塑像。
塑像打那夜開始，在閣樓窗前立了起來，一立就是九年，直到他軀體中的生命之火一點點熄滅，軟軟地倒下為止。就是他死了之後，骨灰盒也一直是放在這窗台前的，母親不讓任何人動。母親說，既然他喜歡這裡，就讓他在這兒安安靜靜地呆著吧！他一生總坐牢，夠苦的了，臨了，總得有個歸宿。
母親認為，這是命中註定的。
命這玩意，還由不得你不信。注意看看這間閣樓，再看看這只骨灰盒，你或許會驚嘆：這世界上有許多事還真說不清。閣樓這兩面抹了角，骨灰盒的這兩面也抹了角，簡直就是個縮小了的閣樓。骨灰盒是定做的，事先誰也沒告訴他們要做成這個樣子，他們偏做成了這個樣子，你說怪不怪？母親看到骨灰盒時差不多傻了。
沒有人給大舅舅送喪，也沒人給他開追悼會，我們只舉行了一個家庭式的簡單的火化儀式，在上海的小舅舅和在四川的三姨媽還沒來。當穿著白大褂的殯儀館工作人員推走大舅舅的遺體時，我哭了，第一次領略了悲涼的滋味。
大舅舅赤條條地來，又赤條條地走了，這喧鬧的塵世上沒他的骨血。他留下的唯一寶貝，是他趴在閣樓窗前桌上寫了九年才寫完的手稿：《忠於信仰的人》。
現在提起大舅舅，我的心裡還很不好受，也說不出是什麼感情。我和他在一個閣樓裡生活了九年，領略了一種不可思議的人生。如果不是親耳所聞，我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樣的人。
他每天不到五點鐘起床，起來後，不論冬天、夏天，都用冷水洗臉擦身子，而後，跑步。不到外面跑，只繞著我們住的這屋子四周轉悠，彷彿怕見什麼人似的。吃飯狼吞虎咽，別人沒吃完一碗，他兩碗都吃完了。也不出去走走，好像根本就不需要自由似的，吃完飯就爬到閣樓上寫，寫累了，手扶窗台在那兒站。有時，站著、站著，淚水會從他昏花的眼裡滾落出來。我悄悄告訴母親，母親叫我不要管他。母親說：他沒準又想起什麼傷心事了。晚上也寫，還抽煙，搞得整個閣樓像著了火。我去開門，開窗子，他就很不安地看著我，尷尬地笑。
稿子撕了寫，寫了撕，後來越寫越厚了。我問他要來看，他不給。他說，時候沒到，由於歷史的局限，我和我們這代人還看不懂他的書，也不能看他的書。他的書是寫給下個世紀、未來新一代共產主義者的。千秋功罪，要由未來評說。
大舅舅固執而自信，認定自己一生都在從事著一項偉大而神聖的馬克思主義事業。他承認自己是托派分子，卻從不承認自己是歷史反革命，不論在失去自由時，還是獲得自由後。他宣稱，他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過去現在都從不打算放棄自己的堅定信仰。因此，他寫的這部書才定名為《忠於信仰的人》。
他知道得很多，遙遠的莫斯科，瀰漫著歷史風雲的國際共運史上的人物和故事，經常出現在他嘴邊。他的記憶力十分驚人，能精確地說出自己幾十年前在遊行隊伍中一次次見到托洛茨基時的具體情景，能把三十年代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大會”時的許多托派代表的簡歷和臉孔描繪出來。
大舅舅最後一次見到托洛茨基，是在1927年秋天的莫斯科，是在蘇聯著名政治家、當時的外交部長阿·阿·越飛的葬禮上。越飛是托洛茨基的擁護者和好朋友，他的葬禮成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最後一次示威。當時，裝殮著越飛遺體的棺木停放在大路比揚卡大街蘇聯外交部大樓裡。大樓外的街道上擁滿了人，托洛茨基在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的陪同下，出現在自己的擁護者中間，人們唱起了熱情的歌，“紅軍領袖托洛茨基同志萬歲”的呼聲壓住了一切喧囂。共青團員們向列隊站在街上的紅軍戰士們高呼：“軍人同志們，為紅軍領袖和締造者托洛茨基同志高呼萬歲吧！”萬歲之聲就驟然響了起來，無數支槍舉過了頭頂。
大舅舅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他最後一次見到托洛茨基時的情景，所以，他的這段描述我幾乎能背下來。
從殯儀館捧回大舅舅的骨灰盒安放到閣樓的窗前，我就看起了他的手稿，他給我講過的許多東西，手稿裡都有，1925年的那艘日本“大和丸”，1927年莫斯科新處女墓地阿·阿·越飛的葬禮，全記載得很詳細。
為那艘“大和丸”，他專寫了一章，題目就叫：汽笛響了，要開船了。
在這一章裡，大舅舅寫道——
……清浦的總同盟罷工因軍閥督辦趙玉林的介入出現了殘酷嚴峻的局面。總工會執委會決意撤退，並在1925年10月17號的最後一次執委會上做出了決定。而我則在兩天前和安忠良、郜明的黨部碰頭會上就知道了撤退的意圖，並且知道安忠良已經為我、郜明和一個叫鄭少白的工人執委定了'大和丸'的船票。
當時，我並不知道那艘'大和丸'對我生命的意義，在那個緊要時刻，我掛記的不是那艘'大和丸'，不是未來通往真理的道路，而是一個姓錢的姑娘。
是的，在那個灰白的早晨，我一直在想那個姑娘，那個資產階級小姐。我不准備隱瞞這一點。我還要說，當時我並不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更不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曾被一個總商會會長的女兒，一個資產階級小姐搞得暈頭轉向。
羅莎·盧森堡說：“自我批評，無情的、尖銳的、深入到事物根髓的自我批評，是使無產階級運動能夠生氣勃勃的陽光和空氣。”我將堅持用自我批評的觀點來回顧一生的歷史。對過去的一切，如實地進行具有批評精神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