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已經覺察到，葉玉菡和蘇冠蘭都深深喜愛小星星。這小女孩可能成為兩人之間的一條紐帶，一種默契，一副“催化劑”。所以，他和阿羅都急著要把小星星弄到南京來。不料，卻發生了意外！
隨著戰線南移，小星星所在學校也離開延安，向東轉移。行進途中遭遇敵機轟炸，死傷十來個教師和孩子，小星星失踪了……
“什麼，失踪？”葉玉菡一听就哭了。
“你說真話，老魯，”蘇冠蘭喊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說的是真話，實話！”魯寧賭咒發誓，“死者和傷員裡沒有小星星，確實沒有。確實是失踪。所謂失踪就意味著可能還活著，也就意味著還有找到這孩子的希望！”
小星星的失踪使魯寧多了一項“工作”，就是查找孩子的下落，這成了軍代表跟葉玉菡、蘇冠蘭乃至阿羅之間，一個最揪心的話題。萬幸，現在有了答案——
小星星所在學校是在穿過一座小鎮時遭遇轟炸的。事後清點，死者和傷員中確實沒有她，確實是“失踪”了。全校繼續前行，查找金星姬的工作交給了地方政府。學校在開進北平後解散了，師生們被分別編入幾所中小學和“工農速成中學”。
小星星在轟炸中負傷昏迷。一對中年農民夫婦把她抱回了家。他倆沒有兒女，想收養小星星，並因此把她藏匿起來。但小女孩要治傷，這事瞞不過醫生，地方政府正是由此得到“情報”的。幹部上門做工作，讓他倆把孩子交了出來。小星星原來的學校已經解散，地方政府找不到“通知”對象，就讓她在那對農民夫婦家寄養了一段。
小星星最終被有關部門接到北京並送進一所學校。她還記得柳阿姨所在醫院和魯寧所屬部隊的番號。但醫院和部隊都在向南推進，日夜緊張工作戰鬥，沒法聯繫；後來總算聯繫上了，但魯寧夫婦又已調離。
好在魯寧一直在尋找小星星，並終於在一九五〇年十月查到了小女孩的下落，到L樓向葉玉菡和蘇冠蘭作了宣布。接著，他趁到北京開會之機看望了小星星，又帶著孩子的近照，還帶著孩子寫給葉媽媽、柳阿姨和不曾見過面的蘇伯伯的信返回南京……
“就是說，小星星很好？”阿羅問。
“你問了有二十遍吧？”魯寧不耐煩了，“我最後回答一次：是的，很好，很好。”
軍代表從北京回來後工作更加繁忙，明顯地瘦了黑了，還經常陷入沉思，憂心忡忡。眼前，他下班回家，疲憊不堪地躺在床上，蹙起眉頭，望著天花板吸煙。床邊一張椅子上坐著阿羅，一張方凳上擺著煙灰缸和阿羅給他沏的茶……
電話鈴響了起來。
“這麼晚了，誰啊？”阿羅走到書桌前，拿起電話一聽，朝丈夫使了個眼色，回頭對著話筒說：“哦，是您啊，茅政委。是的，他在家，請稍等。”
魯寧顯得十分疲憊，還很煩躁；但他仍然翻身起床，從妻子手裡接過聽筒，但並不說話，好像在等著對方開口。而對方也就開口了：“魯寧同志嗎？”
“是的。”魯寧望著窗外如墨的夜色，面無表情。
“我是茅政委。”
“聽出來了，首長。”
“哎呀哎呀，”茅政委打哈哈，“咱們革命戰友嘛，只是正副職嘛，什麼首長不首長的。”
“有什麼指示嗎？”
“我不是說了嗎，咱們革命戰友嘛，什麼指示不指示的，隨便聊聊工作吧。”茅政委拖長聲調，“哦，藥專的工作，怎麼樣呀？”
“還可以吧。”
“什麼叫做'還可以'呀？”
“就是說，各項任務都完成了，沒出大亂子，沒犯大錯誤。”
“那好嘛！你親自坐鎮藥專，連住都住在藥專……”
“已經搬出來了，”魯寧聲明，“現在的住處離藥專很遠。”
“但你畢竟在那裡住了很久嘛，嘿嘿！所以，藥專的工作應該是好上加好的嘛。”
魯寧大概是覺得沒什麼可說的，便默然以對。
茅政委連聲叫道：“餵，餵，餵！”
“我在聽著呢。”魯寧悶聲道。
“我說魯寧同志呀，”茅政委接著往下說，口氣簡直算得上親切，“上次跟你談的事，怎麼樣了呀？”
“上次談的什麼事？”
“你忘了？關於敵情的事嘛。”
魯寧沒忘這事。建國初期，形勢複雜；情報表明，敵特盯上了南京藥專，可能會有所動作。但僅此而已，怎麼“盯”，如何“動作”，均語焉不詳。
“我反复考察了，”魯寧說，“認為辦公樓、化學樓和L樓是三個潛在的薄弱環節，正在考慮採取措施，加強保衛。”
“呃，哼，這個這個，”茅政委拖長聲調，“還有，那兩本外國雜誌的問題呢？”
“哦，那事，我做了調查，沒有什麼問題。”
“怎麼會沒有問題呢！”
“怎麼一定要有問題呢？”
“誰'要有問題'？你什麼意思？”茅政委似乎生氣了，“共產黨人最講實亊求是，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嘛。”
“'客觀存在'什麼問題？”
茅政委帶著濃重的鼻音：“那雜誌叫什麼來，魯寧同志？”
“叫《探針》。”
“對，我讓人翻譯出來了，是叫《探針》……”
“你讓人翻譯出來了？我不用別人翻譯。我能把那刊名直讀出來。”
“你很有學問嘛！”茅政委生氣了，“那麼，請問魯寧同志：那雜誌什麼名宇不好叫，偏要叫'探針'？”
“叫'探針'難道是個問題嗎？”魯寧愣了。
“叫'探針'難道不是問題嗎？”茅政委口氣嚴厲。
“我看不是問題。”
“你說什麼？”
“我說，《探針》這個雜誌和'探針'這個刊名都沒有任何問題。”魯寧決定耐心一些，“從技術上說，'探針'的種類、形制和用途很多。精密的生物學實驗，譬如細胞或細微組織的剝離，譬如將某種遺傳物質注入一個細胞等等，器械之一就是極細小的、必須在顯微鏡下操作的探針。你交給我的《探針》，是國際實驗生物學界一個著名期刊。這就像外科學界有個著名期刊叫做《柳葉刀》一樣。內行都知道，'柳葉刀'就是手術刀……”
茅政委打斷魯寧：“你上過大學，是嗎？”
“是的，上過大學。”
“所以你要給我這個'外行'講課，是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也沒關係嘛！”茅政委冷笑，“不錯，我是大老粗，沒文化，只上過一年半小學，等等。但這不是我的短處，而恰好是我的長處，我的優點，我的光榮！而且，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是組織的看法。魯寧同志，你應該也看得很清楚：雖然我文化比你低得多，我入黨比你晚得多，我的功勞戰績比你少得多，可事實就是我在領導你，我能領導你，我這個外行在領導你這個內行！”
魯寧無言以對。他當然知道對方說的是“事實”。
“不錯，魯寧同志，你上過大學，你有文化，你還懂英文，等等。”茅政委滔滔不絕，嗓音忽然變了調，從指摘、挖苦變成了痛心疾首，“但是我的同志呀，你認識到了嗎，你的問題，正在這裡！”
魯寧其實早就“認識”到了這一切。他嘴一張，正要搭腔，卻覺得耳朵被輕輕掐了一下；接著，一杯涼茶端到他面前，一條毛巾為他擦拭青筋直蹦的脖頸，一隻柔軟的手撫摸著他汗水涔涔的脊背。魯寧用滿是血絲的眼睛瞥瞥阿羅，接過涼茶來啜了一口，像要把滿腔怒氣連同茶水一起吞嚥下去……
魯寧曾經認為，全國解放了，我們執掌政權了，“一唱雄雞天下白”了，就一切都好了，一片光輝燦爛了！但隨著時間推移，他發現情況遠比原來想像的要復雜。像他這樣的干部，讀過書，有文化，就拖上了“一根又粗又長的小資產階級尾巴”；讀過大學，還是教會大學，懂英語，就是“深受帝國主義奴化”，“崇拜英美”；他負責教育和科學界的工作，很勤奮，就是“熱衷於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混在一起”；他想把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細緻、合情合理一些，卻成了“割捨不掉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在剛“解放”的知識分子們心目中，他代表共產黨，代表新政權；但那些知識分子不知道，在共產黨和新政權內部，他卻被一些人指為“老右傾”……
藥專的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們，包括蘇冠蘭和葉玉菡都不知道，軍代表魯寧就是在這種壓力下，被迫搬出學校，遷到“離藥專很遠”的光華門外護城河畔的一處部隊營房，從此很少來藥專了。
魯寧動輒得咎，常常感到比打仗時還苦還累，比做地下工作時更危機四伏。凡此種種，除了能對阿羅說說外，必須壓在心底；到後來，連對阿羅也不說了，以免影響妻子的“進步”。情緒變化的外在表現，就是經常吸煙喝悶酒，就是在家裡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但只“在家裡”如此。一旦投入工作和鬥爭，他仍然是一位頭腦清醒、精明強幹的軍人，一個堅持原則、當仁不讓的共產黨人！眼前的魯寧就是這樣，或者說他想這樣。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氣截住對方：
“我的'問題'，以後再說。現在先請問茅政委：這'探針'，究竟有什麼問題？”
“這還用我說？你是真的不懂，還是裝糊塗？”
“我若不懂，請你點撥；我若裝糊塗，你戳穿就是。”
“好嘛！”聽上去，茅政委語重心長，“魯寧同志，'探'是什麼意思？就是刺探嘛；'探針'，就是刺探情報的敵特嘛。”
魯寧愕然：“怎麼能這樣說呢？”
“不是我這樣說，是文件上這樣說的。”
“我怎麼不知道？”
“都讓你知道？有些事情是組織上掌握的嘛。”
“可我細讀了《探針》，都是實驗生物學方面的……”
“我們不是經常揭露帝國主義披著什麼什麼外衣嗎？這就是典型的披著科學外衣嘛！還有，”茅政委清了清嗓子問道，“魯寧同志，那兩本《探針》呢？”
“我給葉教授了。”
“什麼，給她了？為什麼給她？”茅政委喊叫起來，“不是說'敵情'嗎？我不妨給你說透一點：敵特很可能就在藥專內部，就在那生物製劑室內部！”
“什麼意思？”魯寧一驚，“你是指葉教授？”
“我並沒那麼說。不過在徹底查清之前，誰都有可能是潛在的敵特！”茅政委振振有詞，話鋒一轉：“我把兩本《探針》親手交給你時怎麼說的？”
“你讓我做調查。我也確實做了調查，沒有發現任何問題。”魯寧盡力保持心平氣靜，“在這種情況下，雜誌當然應該交還人家。沒有任何理由無限期扣壓別人的郵件。”
“那是郵件嗎？”
“不是郵件是什麼？”
“是證據！”
“什麼證據，證實什麼？”
“我說了，是敵情和敵特的證據！”
“純粹是捕風捉影！”魯寧按捺住怒氣，“你的說法，本身就缺乏證據，本身就是需要證實的。”
“你你你……”茅政委咆哮起來，“難道我說的你也不相信？我的話也需要證實？”
“誰的說法都需要證實。”
奇怪，從口氣上聽，茅政委忽然冷靜下來：“那麼，魯寧同志，你跟那個身世非常複雜的女教授早在幾十年前就認識，你們的關係非同一般——這一點，是否需要證實呢？”
魯寧一時不知該說什麼。
“還有，魯寧同志，你為這位政治背景非常複雜的女教授的私事而在最近專程跑了一次北京——這一點，是否也需要證實呢？”
魯寧倒吸了一口涼氣，再一次意識到“堅持原則、當仁不讓”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他又一次產生了“無言以對”之感。趁他沉默，茅政委洋洋得意地哼道：“我說魯寧同志，不要再犯右傾啊！不能出大亂子，犯大錯誤啊！”
通話被突然響起的急促敲門聲打斷。
阿羅跑過去打開房門。夜空漆黑。兩名全副武裝的戰士大汗淋漓地站在門口，氣喘吁籲地報告：“魯副部長，您家這電話怎麼啦？總是佔線，總打不進來，足足打了一個鐘頭！沒辦法，派吉普車把我倆送來的。”
“怎麼啦？”魯寧似乎還沒從那“一個鐘頭”中清醒過來，還有點蒙似的：“發生什麼事情了？”
一名戰士雙手遞來一個印有南京市公安局紅色字樣的“特急”函件：“喏，給您的！”
魯寧撕開信封，抽出信紙匆匆掃了一遍，臉色陡變。這時，撂在書桌上的耳機中還在傳出呱啦呱啦的聲響，仍是茅政委在嚷嚷。魯寧大步跨過去，一把抓起電話，衝著話筒喊道：“我說，去你媽的！”
罵完，軍代表雙手捧起電話機，往地下狠狠砸去！隨著各式零件和碎片四處飛濺，魯寧從目瞪口呆的阿羅身邊擦過，取下掛在牆上的手槍往肩頭一挎，對兩名戰士一擺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