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洁瓊又在寫信，仍是那種無法投寄的信：“冠蘭，我親愛的弟弟！給你的上封信是三天前寫的……”
你知道，佩里那句“日本完蛋了”，曾經被我認為是世界上最動聽的男低音；連他那老軍人特有的嘶啞嗓音，我竟也感到迷人！但是，短短一周之後的今天，我的情緒發生了很大、甚至可以說是根本的變化。七月十六日清晨看到那番情景後，我和在場的科學家們最初的感覺是振奮，是激動；想到我們多年的辛勤和勞苦沒有白費，我們的智慧和遠見終於被證實，正義將得到伸張，人類世界將恢復公理與和平，日本強盜將很快被打敗並受到應有的懲罰——特別是此中有我代表中華民族做出的一份貢獻……然而，隨著爆炸現場觀測結果源源不斷地傳來，我漸感不安。強烈的衝擊波可以使一切硬性結構被粉碎，高能量光輻射可以使一切有機物直接炭化——這是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兩種殺傷力；而我是研究放射性和粒子出身的，我更擔憂貫穿性輻射和放射性污染。鈾和钚發生核爆炸時產生的許多放射性物質的半衰期長達幾十天、幾個月或幾年，有的竟長達幾十億年！其中一些放射性元素很容易被人體吸收，沉澱在骨骼或某些臟器裡，從內部催人死亡。此外，還有一種破壞力是人們都還沒注意到的，即核電磁脈衝——所有這些大規模的、簡直是“斬草除根”的毀滅力，怎麼能用來對付同在地球上的另一個國家，對付同為人類的另一個民族？
遠不止是我一個人如此。在阿拉摩斯，物理學家羅爾德姆帶頭反對對沒有原子武器的日本使用原子彈；或者說徹底些，反對在戰爭中使用原子彈。他的舉動啟迪了人們，感動了人們。成立了一個名為“科學家起義”（簡稱“起義”）的團體，羅爾德姆被推選為主席，現在已有一百多人參加；參加者多是年輕人，但也有卡蒙、我的鄰居布朗和擔任過加州理工學院院長的弗雷格博士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科學家。我也參加了。奧姆因身份之故不便參加——他必須比其他人更加遵守“紀律”，否則有面臨軍法審判的危險；但他同情我們……
寫到這裡，門鈴響了。丁洁瓊停下筆，打開對講機：“誰？”
“我，亞倫·佩里。”將軍的嗓音還是嘶啞的，但顯得冷淡，不再是“世界上最好聽的男低音”。
女科學家舉目看看座鐘：可不，眼前是晚上七點四十五分整——老軍人歷來是非常準時的，今天也不例外。丁洁瓊只顧寫信，竟忘了約定的時間。她急忙起身：“對不起，將軍。請稍等。”
丁洁瓊將沒寫完的信收藏起來，略事收拾了一下，匆匆下樓，出門。將軍正在轎車旁徘徊，見了她禮貌地點點頭。在轎車後座，兩人都面無表情，直視前面，誰也不說話。汽車開了很遠，丁洁瓊終於忍不住了，輕聲道：“將軍！”
“請說。”佩里口氣冷淡。
“我有一個感覺，您，您……”
“往下說。”
“您跟科學家們的矛盾，跟我的矛盾，”丁洁瓊稍作停頓，接著說，“恕我直言，根子在於您太記私仇！”
“什麼意思？”
“您的獨生子死於珍珠港……”
“你知道這事？”
“奧姆早就對我說過，還談到您的夫人……”
將軍仍然望著前面，不說話。
“當然，我們都理解您，同情您，都悲悼那位英勇犧牲的青年……但是，面對歷史，面對全人類，面對如此規模、如此復雜的世界大戰，面對風詭雲譎的國際形勢，您……”丁洁瓊口吃起來，覺得自己成了個蹩腳的演員，在扮演一名政客。但是，還好，將軍錶情嚴肅，正在側耳傾聽，看不出蔑視、取笑或漫不經心的模樣；於是她接著往下說：“您怎麼能從一己私仇出發看待問題，做出決斷呢？”
“我做出的決斷很多，你說的是哪一個或哪幾個？”佩里仍然直視前方，微微瞇上眼睛，“是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嗎？”
“是的。”
“這是個大事，大到不是我有權決斷的。”
“但您可以對決策者施加影響。您的影響無疑是強有力的。”
“你希望我對總統、部長和參謀長們施加什麼樣的影響？”
“當然是反對對日本使用原子彈。”
“關於是否使用原子彈、對誰使用原子彈和怎樣使用原子彈，總統、部長和參謀長們從來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還有，你別忘了我是軍人；一旦他們做出'決策'，我只能服從，不能反對。”將軍終於扭過臉來，瞥了丁洁瓊一眼，“而且，我為什麼要反對？你知道嗎，如果算上工人，先後參加過'曼哈頓工程'的有幾十萬人——憑什麼把美國人民多年的辛勤勞動和可貴成果沉入馬里亞納海溝？憑什麼要把高達幾十億美元的巨額金錢財富變成一堆垃圾？如果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採用這樣的價值觀，這樣不講成本核算，這樣浪費人力和資源，這樣褻瀆人類文明，這樣胡作非為混淆是非，就不會有今天強大無敵的美國。”
“'褻瀆人類文明'，”丁洁瓊感到憤怒，“這樣的字眼竟會從您的嘴裡吐出來！”
“你知道我的一句名言：'我做的一切都是對的'——我現在要告訴你：我剛才說的一切，也都是對的！”將軍的面孔和嗓音都又冷又硬，“原子彈是什麼？是今天最高水平人類文明的產物——你是參加了原子彈研製的，你能說你為之效力的不是文明而是野蠻？造原子彈就是為了使用它，除非喪失了使用的前提，這前提就是日本無條件投降了——我們敦促它投降了嗎？是的，我們一再敦促了，警告了。你不會忘記，我們最近一次敦促和警告是《波茨坦公告》，三個簽署國之一就是你的祖國——中國。必須承認，我們做到了仁至義盡。但是日本投降了嗎？沒有。它不僅不投降，還至今在殺人，每天在殺人，成千上萬地殺人，殺得最多的恐怕就是你們中國人！我再說一遍：原子彈造出來了就應該使用，造了而不用，不用以轟炸日本並逼迫它投降，我們就會成為日本人的共犯，就成了每天都在發生的戰爭罪和殺人罪中的幫兇。”
“可日本人沒有原子彈，”丁洁瓊吃驚地望著佩里，口氣也有點不連貫了，“我們至少不該對沒有原子彈的國家使用原子彈吧。”
“你這是什麼邏輯？”將軍又扭過頭來打量了一眼女教授，“中國貧窮落後，沒有先進武器。可擁有大量先進武器的日本並不因此就認為它不應該侵略中國。它甚至也不認為它不應該進攻遠比它先進和強大的美國。”說到這裡，佩里聳聳肩：“說白了，丁小姐，対日本人不能曉以常理。他們根本不是人，而是一群瘋狗，一群紅了眼的瘋狗！”
丁洁瓊聽著，覺得無言以對。
“還有，你想等到日本人造出原子彈來，然後我們跟他們在對等條件下作戰？不，一旦他們擁有原子彈，他們就會不宣而戰，把原子彈突然扔到我們頭上——他們在珍珠港就這樣幹過，對此輕車熟路。”將軍說著，淡淡一笑，“真要那樣，很好，你我都在瞬間成了焦炭，也就不必如此廢話了！”
基地俱樂部快到了。他倆都看著前面，不再說話。
隨著原子彈的研製接近成功，反對使用原子彈的呼聲日益高漲。
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原子核物理學大師、諾貝爾獎獲得者玻爾利用自己的聲望先後遊說羅斯福和丘吉爾，力勸他們不使用原子彈。均遭拒絕。
總統顧問薩克斯曾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將“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信”面交羅斯福，促成原子彈研製被提上日程表；可同一個薩克斯卻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向總統提交備忘錄，反對“貿然”使用原子彈。他奮筆疾書，振振有詞：
西拉德是丁洁瓊和奧姆霍斯的好朋友。他曾經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為愛因斯坦代筆寫出那封“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信”。就是這個西拉德，在一九四五年春原子彈即將問世之際動員愛因斯坦給羅斯福寫信，反對使用原子彈。理由是戰局已經分明，不用原子彈德國也必將崩潰。羅斯福於四月十二日突然逝世，沒有看到這封信。看到信的杜魯門，卻對此不予理睬。
美國研製原子彈的初衷，是想“搶在德國人前面”。但早在一九四四年五月，盟國已經查清德國完全沒有能力製造原子彈；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國投降之後，更證實了這一點。現在的敵人只剩下日本，而日本顯然更沒有能力製造原子彈。羅爾德姆博士曾經對佩里嘿嘿笑道：“太好了，這樣我們就可以不造原子彈了……”將軍的回答斬釘截鐵：“如果日本仍未無條件投降，我們就要造出原子彈來；而只要我們造出了原子彈，就一定要扔在日本人頭上！”
羅爾德姆將情況告訴了在芝加哥的西拉德。於是，原子彈問世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西拉德等一批科學家向陸軍部長遞交請願書，反對用原子彈轟炸日本。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第一次核試驗所展示的可怕毀滅力，使阿拉摩斯的科學家們深感震驚。他們串聯，簽名，聚會，發表宣言，組織“科學家起義”，反對使用原子彈。 X基地、W基地、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很多科學家也積極響應，參加“起義”。這些基地和大學都曾派人觀看了七月十六日的試驗。他們贊同薩克斯的主張：在沙漠或荒島上爆炸一顆原子彈以顯示威力，屆時邀請中立國家和日本派代表到場觀看，以迫使日本投降……
陸軍部則斷然拒絕了所有這些主張，幾乎是針鋒相對地向總統提出建議：一、儘早用原子彈轟炸日本；二、轟炸應“一箭雙雕”，選擇那些周圍有大量容易被炸毀和燒毀的民用建築物的軍事目標，以顯示威力，徹底摧毀日本天皇、政府和民族的精神，其被“摧毀”的標誌就是屈膝投降！三、實施原子彈轟炸時不必事先對日本發出警告；四、不必通報國會和要求授權。
代表軍方起草這份建議的，是佩里少將。
丁洁瓊對上述“建議”第二條中的轟炸目標“周圍有大量容易被炸毀和燒毀的民用建築物”深感憂慮，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鼓勵肆意殺傷平民。她還有一個深層次的、更加強烈的憂憤，即軍方非常欣賞並決定採納她的最新研究成果：關於原子彈當量與爆炸時“最佳高度”函數關係的計算表。她就是在從事這項研究時開創了全新的學科——“核爆炸空氣動力學”的。她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個“最佳高度”幾乎是“盡多殺人”和“最大限度地實施毀滅”的同義語。將軍們興高采烈地談論著“計算表”中諸如此類的文字：“如果原子彈在低於'最佳高度'百分之四十或高於'最佳高度'百分之十四的地方發生爆炸，地面受到的嚴重破壞將減少百分之二十五”，等等。將軍們拍著大腿嚷嚷：太好了！一定要為每顆原子彈設定準確的“最佳高度”，一定要最大限度地發揮破壞力和殺傷力！
在丁洁瓊聽來，這就像劊子手在叫囂“殺人”、“多殺人”、“更多殺人”——作為一位女科學家，事業和命運居然走到了這一步，是她始料不及的！她深感痛苦，難以忍受。因此，當羅爾徳姆教授和“鄰居”布朗博士前來游說時，丁洁瓊自覺義無反顧，在“宣言”上籤上了自己在阿拉摩斯的“法定姓名”——姜孟鴻，成為“起義者”。
這事肯定使佩里將軍很不痛快。不過，還好，他跟女教授沒有為此翻臉，仍然保持著來往；但是，尷尬乃至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在前往俱樂部的汽車上已經表現出來了。佩里跟十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起義者”約定在那裡開一個“座談會”。在原子彈試驗成功而尚未用以實施轟炸之際，據說這樣一個座談會很有必要，它甚至可能阻止轟炸……
將軍事先打電話邀請丁洁瓊前往，說屆時親自來接她。女教授欣然同意。她知道自己政治上的見解和口才都不出眾，根本沒法說服佩里；但她想，那些大名鼎鼎的男性同行們，也許可以做到這一點。
俱樂部樓上一間會議室燈火通明。桌子被擺成圓圈，像是開“圓桌會議”，但沒鋪桌布，沒有鮮花和其他任何擺設，每個人面前也沒有文件紙筆飲料。十二名“起義者”中最引人矚目的當數剛從芝加哥專程趕來的西拉德，也有未參加“起義”的費米和奧姆霍斯。加上佩里和他的助手貝爾納斯準將和格里芬上校，與會者共十七人。 “起義”給當權者增添了麻煩，佩里是奉陸軍部長之命前來會見科學家們的，說是開個座談會，盡力做到相互諒解和溝通。但是，他在這樣一個會議上的行事方式卻令丁洁瓊、和所有在場者大吃一驚——
“我先提一個問題。”不待科學家們開口，佩里便板起面孔，先聲奪人，“尊敬的'起義者'們，你們之中誰有親人正在對日作戰？你們之中誰有親人死在對日作戰的戰場上？”
嗡嗡嗡的會議室忽然變得闃無聲息。
“是的，沒有，一個都沒有。”將軍平抬的右臂像機關槍管，闊大的嘴巴像子彈般吐出一連串粗硬的音節：“可是這一時期，每天都有千百個美國青年死於對日作戰中——不錯，他們不是你們的親人；但是我要呼籲你們：不要忘記他們，不要忘了是他們在前線的流血犧牲，保衛了我們的安寧和幸福，保衛了我們之中一些人在後方一面飲著咖啡美酒一面滿口說胡話的權利——這些人說什麼樣的胡話我不管，但是，如果他們假模假樣，裝得那麼超脫瀟灑，反對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從而延長戰爭，把盡可能多的美國青年繼續推向死亡，我就要痛斥他們是日本人的幫兇，是殺人犯！”
會議室裡氣氛陡然緊張起來。
“請問西拉德先生，羅爾德姆先生，卡蒙先生，諾伊曼先生，甚至還有費米先生，”佩里目光如炬，環顧會場，逐個打量被他點名的幾位科學家，“你們幾位都是歐洲人，都有自己的祖國。你們之中有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還有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你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不遠萬里，到美國來？”
被點名的幾個人都不吱聲。有人避開佩里的目光。
“我代替你們回答吧：你們是猶太人，或有猶太血統，或有親屬是猶太人，因此成了希特勒的種族滅絕對象。你們之中幾乎每個人，都有親人慘死在納粹集中營。美國接納了你們，幫助和關懷了你們，使你們不僅得以逃脫死亡，還過上了優裕的生活，創造了輝煌的事業。可你們之中一些人是怎麼對待美國的？這些人充分利用美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指手畫腳，自以為是，批評和反對美國，特別是反對美國反擊法西斯和拯救人類的正義之戰——如此所作所為，連起碼的是非感和判斷力都談不上，連最低限度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都不具備，憑什麼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模樣，如此假仁假義，喋喋不休？這樣做實際上是傷天害理，聽任千千萬萬人日日夜夜慘死在法西斯日本的屠刀下而無動於衷！”佩里略作停頓，放緩語氣，“希特勒消滅了，德國投降了，某些曾經深受滅猶政策之害的人眼中就沒有敵人了。他們忘記了還有亞洲，還有遠東，還有中國。他們對日本人恨不起來。他們不知道或是忘記了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的侵略和占領，不知道或是忘記了日本人對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新幾內亞、泰國、法屬印度支那人民的殘酷統治和大規模屠殺，並且在那些地方日夜折磨十幾萬英美荷澳籍戰俘，每天都在為他們製造死亡——當然，不是真的'不知道'或'忘記了'，而是極端自私，沒有人性，對別的人群、對別的民族的災難和死亡鐵石心腸，熟視無睹。”
丁洁瓊聽著，胸中發熱，心臟怦怦直跳，因為佩里提到了中國……
“各位先生，我剛才提到了中國——而今天恰好有一位中國人在座，她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們大家都很熟悉、都很喜歡也都很尊敬的丁小姐。她跟你們不同的是，她至今沒有加入美籍。但這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樣，因為丁小姐的緣故，今天在這個場合，關於中國和中國人，我想多說幾句，說一點點你們之中多數人也許不知道的史實。”
科學家們傾聽著，聚精會神，都望著將軍的黧黑的臉龐和闊大的嘴巴。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原是奧地利人；因此，在奧地利被法西斯德國吞併之後，那裡的滅猶政策特別瘋狂，惟一能幫助猶太人擺脫死亡的是前往那些願意接收他們的國家。但在希特勒的淫威下，設在維也納的五十多個國家的使領館都不給猶太人發放簽證。猶太人最嚮往的是美國。但美國拒絕修改移民政策，領事館宣布：赴美國的奧地利人名額已滿。英國政府為避免引起阿拉伯人反彈，乾脆拒絕接收猶太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駐維也納外交官頂住壓力，冒著危險，不分日夜地大量發放簽證，幫助千千萬萬猶太人逃出了奧地利。其中一萬八千多名猶太人抵達中國上海，還有十多萬人中途轉向其他國家——不管怎樣，他們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從三十年代前期到四十年代初，上海先後接納了三萬多猶太人；哈爾濱和天津也是這樣，接納和保護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他們在中國得以安身立命，甚至成家立業，還誕生了千百名猶太嬰兒——我說這些是什麼意思？意思很明確，也很簡單：人要有良心！”
說到這裡，將軍戛然而止，環顧了一下整個會議室。他的這種說話方式，使包括費米和奧姆霍斯，甚至包括貝爾納斯準將和格里芬上校在內的人們都感到意外。大家屏住呼吸，面面相覷；有幾個人的眼睛裡還閃爍著淚光……
“還有，不要忘了，二戰以來，正是中國以遼闊的領土，以千百萬人的奮戰和犧牲為代價，牽制並重創了大量日本軍隊——不然，就不會有今天已經可以看見的和必將到來的勝利。”說到這裡，佩里又停頓了一會兒。忽然，他起身擺擺手，口氣冷峻而果斷，“不管你們之中一些人說些什麼和做些什麼，都不可能動搖我們的決心，不可能妨礙美國政府的決策。我今天來到這裡，只是力圖做到仁至義盡而已。你們可以'起義'，還可以做你們想做的很多事，但請記住：一、是美國自由民主的製度給了你們這種權利；二、戰時法規和軍法審判是管用的——夠了，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