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有一座基督教浸禮會派教堂——福音堂。牧師查智善原是個英國修士，來忻州傳教四十年。他像所有被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一樣，穿中國衣服，說中國話，而且是一口地道的忻州話，還取了這麼個中國名字。他原名查爾斯，而“查爾斯”無論作為姓還是作為名，在英國都很常見。 “查”是中國“百家姓”之一；“智善”則來自基督教第一條教義：宇宙間有一個“全智、全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上帝。
光緒十六年即紀元一八八八年，福音堂附近出現一個年約十歲的乞兒，衣衫襤褸，骨瘦如柴；但相貌端正，眉清目秀，長著一個特別寬闊突出的額頭和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查智善與之攀談，得知小乞兒名叫蘇鳳麒：“鳳凰的鳳，麒麟的麒”——牧師想，這可不是一個尋常名字！
蘇鳳麒的家原在太谷，家境富裕，父親得過秀才功名。這孩子自幼對算學和星象感興趣。幾個月前一個夜晚，他拿著星圖和望遠鏡，邀小朋友葉楚波一起攀上幾里路外山頂的古烽火台，尋找一顆新出現的彗星。蘇、葉兩家是鄰居，蘇鳳麒跟葉楚波從兩三歲起就一起遊戲，後來又是私塾同窗。剛攀上烽火台，便天氣陡變，風狂雨驟，山洪暴發，道路阻斷。烽火台四周的泥土紛紛圮塌，形成峭壁，兩個孩子走投無路……
可怕的泥石流吞噬了許多村落和宅院，包括蘇、葉兩家；兩個孩子雖因外出而倖免於難，卻同時淪為孤兒和乞兒。為了生存，兩人分了手，蘇鳳麒流落往忻州，葉楚波則往汾陽方向去了。查智善是“聖靈降臨節”那天遇到蘇鳳麒的。也就是那天，他決定收留蘇鳳麒在福音堂充當傭童兼歌童，很快又“升格”為養子。聽著孩子叫“爸爸”，牧師飄飄然，彷彿成了天使！其時查智善已經六十三歲，與蘇鳳麒的年齡差距相當於祖父與孫子。
像許多傳教士一樣，查智善是個學者，通曉數學曆算和多種語言文字，熟諳中國文化。他一面送蘇鳳麒上私墊，一面將自己的學問悉心傳授給“兒子”。他很快發現了孩子在數學、天文、語言和音樂方面的天陚，記憶力驚人；短短幾年之後，塾師和牧師都已覺得力不從心。好在查智善對此早有準備。一八九二年他以六十七歲高齡動身回國，將十四歲的中國兒子也帶去英國。老人在倫敦北郊一所修道院居住，在一所大學兼著漢學課程，蘇鳳麒則被送進一所古老公學——這所男子學校曾栽培出許多著名學者和高官顯宦，這是第一次接收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男孩。一八九五年，蘇鳳麒以優異考績從公學畢業，進入劍橋大學——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個轉捩點。
劍橋位於英格蘭中部，在倫敦以北約五十英里處，是一座古樸典雅的小鎮，綠林掩映，瀕臨碧波蕩漾的劍河。紀元初，羅馬人入侵，在這一帶大興土木，築路架橋，通商貿易，遂成小鎮；紀元十一世紀中葉，不列顛被諾曼底人征服，這裡進一步興旺；不久，天主教勢力在此建立橋頭堡，大批傳教士蜂擁而來，一座座教堂拔地而起。蘇鳳麒到劍橋時，小鎮人口僅數万，清靜異常，滿眼是中世紀古建築，大小教堂尤多。私立劍橋大學創建於紀元一二〇九年，設有二十八所學院和三所研究生院。最早出現的是彼得學院，其他學院陸續創建，綿延近三百年才形成劍橋大學。這些學院的建築物各具風格，皇家學院彷彿尊貴的王公，彼得學院儼如滿頭銀髮的老人，皇后學院形似雍容貴婦，而聖克萊亞學院頗像一位俏麗少女……
西方的大學起源於修道院。大學的基本課目早先主要是神學、法律和醫學；最初的大學沒有單獨的建築物，教學活動就在教堂中進行——於是教堂就成了大學建築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劍橋大學也不例外。除校部大教堂外，各學院也都有教堂，給蘇鳳麒印象最深的是皇家學院那座莊嚴肅穆的哥特式教堂，特別是它那似乎能把人引回中世紀的悠然鐘聲……
蘇鳳麒在聖約翰學院攻讀數學和天文學；進入研究生院後，以天體力學和宇宙測量為專業方向；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聖約翰學院和東方學系任教，很快升為教授，並在格林威治夭文台任職……他認為，只有無限廣漠的宇宙才可容納他的非凡才華和卓越遠見。果然，後來他終於著作等身，成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天文學家，當選聖約翰學院院士，又先後成為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會員和皇家學會會員。
紀元一六七五年，查爾斯二世下令在大倫敦東南部泰晤士河畔一處高坡上建立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天文台周圍後來發展成格林威治公園和格林威治鎮。天文台的使命是從事應用天文學研究，測繪天圖，幫助海上艦船定位，確立記時手段和編纂天文曆書等，取得一系列當時世界上頂尖級的科學成果。一八八一年國際地理學家會議建議以通過格林威治的子午線為“本初子午線”，這條子午線同時還是地理經度起點和世界“時區”起點；太陽直射在這條子午線上的時間即所謂“格林威治平時”中午十二點，為世界標準時間的基準……
總之，蘇鳳麒就是在劍橋大學和格林威治天文台這樣的地方栽培和熏陶出來的。他在遼闊的領域中有過貢獻，但最突出的成就乃是在對小行星和彗星的研究。他對存在並運行於木星與火星軌道之間的“小行星帶”進行了長期跟踪觀測，對直徑一百英尺以上的小行星逐顆進行標定；他為此編制的“蘇氏星表”特別指出某幾顆可能“越軌”的小行星對地球具有毀滅性威脅——蘇鳳麒的警告引起嚴重關注，乃至這樣的小行星被一些人稱為“蘇星”或“災星”。
在彗星的起源和構造方面，蘇鳳麒提出了全新的假說，認為地球多次遭到彗星撞擊。他經過周密計算之後指出，存在一顆以約六十至七十“百萬年”為周期繞太陽公轉的“隱星”，此星每臨“近日點”便引發大量彗星的碎裂，其中一些碎片將撞向地球，從而造成周期性的地球災變……
同事們笑道：“您是怎麼啦，跟'災星'結下了不解之緣！”
不管怎樣，蘇鳳麒博士對小行星和彗星的研究得到很高評價。皇家學會和皇家天文學會就是據此授予他一九一七年度“伊麗莎白金冠獎”的——自諾貝爾獎設立以來，從來沒有天文學家獲獎，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似乎也沒有這種可能。於是，皇家學會和皇家天文學會才決定設立“伊麗莎白金冠獎”，以獎勵那些“有世界影響的或足以在人類天文學史上留下足蹟的”天文學家。每位獲獎者除證書和獎金外，還將得到一枚貴重的鑽石戒指，指環上用英文鐫刻著“伊麗莎白金冠”字樣，用拉丁文鐫刻著該戒指的“專有命名”，用阿拉伯數字刻著獲獎年度。而蘇鳳麒教授左手無名指上戴著的那枚戒指的皇冠狀鑽托上鑲著的是一顆重達三點三五克拉的淡紫色鑽石，白金指環上鐫刻著拉丁文“彗星”字樣和阿拉伯數字“1917”……
蘇鳳麒從此有了一個雅號——“彗星”。
這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天體名稱。本來就有很多人認為蘇鳳麒性格狷介、待人苛刻和不近情理。現在，從“蘇星”到“災星”，再到“隱星”和“彗星”，他的名字幾乎已經與“災難”和“不幸”聯爲一體……
蘇鳳麒有很深的國學根底，很注意在中國的歷史長河裡發掘本民族的文化精粹。天文學在這方面具有特別優越的條件。在劍橋大學，蘇鳳麒經常到東方學系去，開頭是聽講座，後來是開講座；他講得眉飛色舞，而大廳中也總是擠滿了人。他說西方人一直以為哈雷彗星的第一次目測記錄出自紀元前一百六十四年的巴比倫天文學家之手，實際上《春秋》中“魯文公十有四年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才是人類目測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魯文公十四年即紀元前六百十三年，比巴比倫人早了四百四十九年，比歐洲人更早了六百七十多年！他指出中國史籍對哈雷彗星的記載多達三十次——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他說他本人正是從上述記載看出了哈雷彗星每兩次過近日點的時間有四年多的變化，並據此推算出了“巨行星”木星對哈雷彗星的引力。蘇鳳麒還親自參加了哈雷彗星第三十一次出現的觀測，時間是一九一〇年五月，亮度一等，十八日經過太陽圓面，十九至二十一日彗尾長達二億公里，橫跨了半個天空，彗尾曾掃過地球，幾可與銀河爭輝——即使是這樣一次尋常觀測，蘇鳳麒也有世界上所有天文學家都沒有的重大發現——磁暴。
皇家首席天文學家、蘇鳳麒的朋友羅斯爵士笑道：“喏，看見了嗎？這顆'彗星'名不虛傳！”
蘇鳳麒指出中國古籍《甘石星經》確定恆星五百十一顆，星座一百十八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恆星表；他斷言中國人於紀元前六四四年正月作出了人類最早的流星雨記載，於紀元前六八七年作出了人類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記載，於紀元一〇五四年在世界上最早記錄到“亮星”現象，即現代天文學上的“超新星爆炸”。蘇鳳麒認為伏義時代的“司分”、“司至”等是專司天文、季節和物候觀測的官職；紀元前五九四年確立的十九年七閏法則比西方同類曆法早一百六十年，在當時世界上居領先地位；紀元前六二六年至前五九一年，中國人用以確定季節和時辰的日晷是人類最早的計時工具；魯隱公三年二月己巳的日全食，是《春秋》所記三十七次日全食中最早的一次，比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古希臘塞利斯記錄的日全食要早出一百三十五年；蘇鳳麒確認《尚書·胤徵》中的“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是人類最早的日食記錄，比此前被公認為最古老的、《巴比倫年代紀》所載紀元前一〇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食早了整整十個世紀！
蘇鳳麒在每次講演和每篇論文中都強調：創造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明的人類都消滅了。居住在今天印度、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是“外來的入侵者”和“後來的征服者”，並不是創造過當地當年燦爛文明的人類，就像“盤踞”在今天中南美洲的西班牙人的祖先並非瑪雅文明的創造者一樣。他甚至說，即使他腳下的這片土地也是如此！ “野蠻的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血腥入侵並佔據大不列顛列島，才有了後來“所謂的聯合王國”。在地球上，在全世界，古代文明連同其創造者一起流傳至今乃至一次又一次同化了“蒙昧的入侵者”的亊實，只在亞洲東部的神州大地上發生過——這本身已經說明了中國文化無與倫比的博大精深！如此偉大的文明，必將最終征服並融彙整個人類世界……
蘇鳳麒的論調經常激起一片喧囂。一些記者和學者咒罵他是“黃禍”，是“瘋人”，是“漢武帝與成吉思汗的雜交種”，等等。在西方，這類論戰本來是沒有結果或是若干世代之後才能看到結果的；意外的是，這番論戰終於在中國國內引起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注意，那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比蘇鳳麒年長十歲，是光緒進士，當過翰林院編修。這麼一個人，卻先後組織光復會，參加同盟會，驅動辛亥革命的發生。他鑑於自己缺乏“西學”根底，特意於一九〇七年赴德國留學，在柏林期間結識了正在那裡講學的蘇鳳麒。蔡元培回國後跟蘇鳳麒通信，兩人的友誼持續下來，後來還在英國、法國和中國國內多次會面。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鼓吹科學民主，提倡學術自由，主張對新舊思想“兼容並包”。凡此種種，頗得深受英國熏陶的蘇鳳麒的讚賞。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不久便禮聘在歐洲被一些人視為“黃禍”、“瘋人”和“雜種”的蘇鳳麒為北大“外籍教授”。蘇鳳麒回信道：“我可以當'北大教授'，但不能當'北大外籍教授'——顯然，你不知道我一直保持著中國國籍。”
一九二四年五月，蘇鳳麒回中國定居並擔任國家觀像台台長和北京大學教授——前者是蔡元培舉薦的，後者是蔡元培聘任的。蔡元培是國民黨元老，德高望重，先後當過教育總長、北大校長和大學院院長；一九二八年大學院改為中央研究院，他是第一任院長。一九二九年組建北平研究院，蘇鳳麒亟望蔡元培能幫助他當上北平研究院院長。
國家觀像台台長相當於“欽天監正”。但用蘇鳳麒的話說，這官兒的權力只限於觀像台的南池子院內，經費無從談起，連職員薪餉都長年拖欠；下轄觀測台站在全國范圍內也只有十幾座，一律設備簡陋，舉步維艱。蘇鳳麒雄心勃勃，想藉重千年古都的文化積澱和學術環境，將北平研究院建成一座數學、物理學、天文曆法和光學儀器重鎮，並在北京大學或老朋友司徒雷登執掌的燕京大學內設立相應系科，或乾脆另立一所大學！他決心以這一切為依托，建成他夢寐以求的、有朝一日堪與格林威治天文台媲美的香山天文台。就像紫金山天文台的另一塊牌子是“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一樣，香山天文台的另一塊牌子當然是“北平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而蘇鳳麒將兼任所長。
蘇鳳麒已經跟英美兩國一些基金會、大學、學會和天文台談妥了，由它們提供資金；天文台建好後，讓它們參與觀測和研究，分享成果。為了實現這一切，他不辭勞苦，再到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