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受過良好教育的北京居民來說，2004年看上去就好像是新黃金時代的元年。雖然本國前一年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30，貧困人口在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出現增長，不過他們已經先富起來了，據說已經開始排隊進入中產階級。生活變得沸騰的標誌之一是，嶄新的經濟型小汽車在街道上多如蟑螂。另外，小狗們的面首化，我想也該算作時代巨變的新佐證。在我居住的這個以狗為本的小區裡，它們依偎在少婦的懷裡，噴著香水，甜蜜乖巧地穿著無袖小毛衣，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被打扮得像個白領帥哥。
籠統地說，這一切我都很喜歡。很多年前我們相信六億神州盡舜堯，政府亦認為黎民百姓大有成為聖人的潛力，因此空乏其身，曉以大義，搞得國家不成樣子。現在大義還在曉，但已經開始“小人喻於利”了。按照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的理論，後者正是現代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石。
不過，沒有沒有背面的硬幣，除了在博爾赫斯的小說裡。我們的中產階級後備軍的生活的背面，就我的個人體會而言，多少有點兒“言語乏味，面目可憎”。有幾次與準中產人士吃飯，對我來說都是滑稽而震驚的經歷。你很難相信，他們竟然在幾個小時之內反復開著完全同樣類型的玩笑。
按照國外通行的標準，年收入3萬美元是中產階級的最低線，6萬美元才是平均值，我國的所謂中產頂多算是比較大的小康。可是發展中國家的這一點兒微不足道的安逸，居然能夠把人們的生活視野變得如此狹窄。不僅如此，還能讓一些本來挺聰明的臉，變得時時謙遜地隱藏著滿足的表情呢。
與他們相比，我的一個朋友要有趣得多。他接到類似的人的電話就說，不成，最近我買了一台數字高清的大電視，所以不能跟你們喝酒了，得早點回家看電視去。我挺喜歡這個愛扮富農的朋友的幽默感。跟幾個30歲下上的準中產者吃一頓志得意滿的越南飯確實沒什麼意思，還不如去看高清的“超級女聲”呢。
詩人和評論家馬修.阿諾德在19世紀曾批評說，中產階級背離“美智”，相當於非利士人——在《聖經》語境中，約拿單和大衛王的敵人非利士人代表著自滿、庸俗和拜金。這個說法與美國“紐約客”派小說家們的觀點差不多。我們的準中產階級至今還算新銳一族，多少留有那麼一絲新鮮躁動的衝勁兒，不過在趣味上，他們快趕上國外的前輩們了。最溫和與最激烈的說法我覺得都是，實利主義已經主導了他們的人生觀。
哈佛大學的勞倫斯.哈里森等專家們認為，有時候文化比制度更重要。馬爾克斯在中寫得很生動，“現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唯一的區別，不過是自由派5點鐘去聽彌撒，而保守派是8點鐘去。”要是新銳階層與保守階層同質化，那麼任何進步都會變得很費勁，我不喜歡這個前景。
有時我想，如果把紐約整個兒地搬到北京，富豪階級的快樂值就會大大增加；而如果把巴厘島搬到塘沽，準中產階級的同學們大概就會認為這個世界完美無缺了。這大概說明了金錢多寡使人們大異其趣。我倒是喜歡把九寨溝搬到什剎海的主意，不過他們可能覺得不夠勁兒。
我覺得值得尊重的生活常識是，混到較高階層是件大好事，但是如果能夠保持活潑的趣味和獨立的自我，就會更好些。北京的東方廣場裡有個商店，售賣的琉璃鍊墜中有一塊名字叫“不會為你改變我的樣子”，我覺得有過青春的人都該想想這個句子，是不是什麼時候再混帳一下，對外面的功利潮流說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