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也跟大多數人一樣喜愛交際，任何血氣旺盛的人來時，我一定像吸血的水蛭似的，緊緊吸住他不放。我本性就非隱士，要有什麼事情讓我進一個酒吧間去，在那裡坐得最長久的人也未必坐得過我。
我的屋子裡有三張椅子，寂寞時用一張，交朋友用兩張，社交用三張。訪客要是來了一大堆，多得出乎意料，也還是只有三張椅子給他們支配，他們一般都很節省地方，只是站著。奇怪的是一個小房間裡竟可容納這麼多的男人和女人。有一天，在我的屋脊底下，來了二十五至三十個靈魂，外加上他們這許多個身體；然而，我們分手的時候似乎不覺得我們曾經彼此十分接近過。我們有很多幢房屋，無論公共的，私人的，簡直有數不清的房間，有巨大的廳堂，還有貯藏酒液和其他和平時代的軍需品的地窖，我總覺得對住在裡面的人說來，它們大而無當。它們太大，又太華麗，住在裡面的人彷彿是敗壞它們的一些寄生蟲。有時我大吃一驚，當那些大旅館如托萊蒙，阿斯托爾或米德爾塞克斯的司閽，通報客來，卻看到一隻可笑的小老鼠，爬過遊廊，立刻又在鋪道上的一個小窟窿裡不見了。
我也曾感到我的這樣小的房間不大方便，當客人和我用深奧字眼談著大問題的時候，我就難於和客人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了。你的思想也得有足夠的空間，好讓它準備好可以開航，打兩個轉身，到達港岸。你的思想的子彈必須抑制了它的橫跳和跳飛的動作之後，筆直前進，才能到達聽者的耳內，要不然它一猾就從他的腦袋的一邊穿過去了。還有，在這中間我們的語句也要有足夠的地盤來展開它自己，排成隊形。個人，正像國土一樣，必須有適度的、寬闊而自然的疆界，甚至在疆界之間，要有一個相當的中立地帶。我發現我跟一個住在湖那邊的朋友隔湖談天，簡直是一種了不得的奢侈。在我的屋子裡，我們太接近，以致一開始聽不清話——我們沒法說得更輕，好使大家都聽清；好比你扔兩塊石子到靜水中去，太近了的話，它們要破壞彼此的漣漪的。如果我們僅僅是蝶蝶不休、大聲說話的人，那未，我們站得很近，緊緊挨著，彼此能相噓以氣的，這不要緊；可是如果我們說話很有含蓄，富於思想，我們就得隔開一點，以便我們的動物性的熱度和濕度有機會散發掉。如果我們中間，每一個都有一些不可以言傳，只可以意會的話語，若要最親呢地享受我們的交流，我們光是沉默一下還不夠，還得兩個身體距離得遠一點，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幾乎聽不見彼此的聲音才行。根據這個標準，大聲說話只是為了聾子的方便；可是有很多美妙的事物，我們要是非大喊大叫不可，那就無法言傳了。談話之中當調子更崇高，更莊重時，我們就得漸漸地把椅子往後拖，越拖越後，直到我們碰到了兩個角落上的牆壁，通常就要覺得房間不夠大了。我的“最好的”房間，當然是我退隱的那間，它是隨時準備招侍客人的，但太陽卻很難得照到地毯上，它便是我屋後的松林。在夏天裡，來了尊貴的賓客時，我就帶他們上那兒去，有一個可貴的管家已打掃好地板，抹拭好家具，一切都井然有序了。如果只來了一個客人，有時要分享我的菲薄的飯食；一邊說話一邊煮一個玉米糊，或者註意火上在脹大、烤熟的麵包，是不，130·會打斷談話的。可是一來來了二十個人的話，坐在屋裡，關於吃飯問題就不好提了，雖然我所有的麵包還夠兩個人吃，可是吃飯好像成了一個大家都已戒掉了的習慣；大家都節欲了；然而這不算失禮，反倒被認為是最合適的，是考慮周到的辦法。肉體生命的敗壞，向來是急求補救的，現在卻被拖宕了，而生命的活力居然還能持續下去。像這樣，要招待的人如果不止二十個，而是一千個人的話，我也可以辦到；如果來訪者看到我在家，卻餓了肚子失望地回去，他們可以肯定，我至少總是同情他們的。許多管家儘管對此懷疑，但是建立起新規矩和好習慣來代替舊的是容易的。你的名譽並不靠你請客。至於我自己，哪怕看管地獄之門的三個頭的怪犬也嚇不住我，可是有人要請我作客，大擺筵席，那穩可以嚇得我退避三舍，我認為這大約是客氣地兜圈子暗示我以後不必再去麻煩他了。我想我從此不會再去這些地方了。我引以為驕做的是，有一個訪客在一張代替名片的黃色胡桃葉上寫下了這幾行斯賓塞的詩，大可拿來做我的陋室銘，
“到了這裡，他們填充著的小房屋，
不尋求那些本來就沒有的娛樂；
休息好比宴席，一切聽其自然，
最高貴的心靈，最能知足自滿。 ”